什么是香格里拉？通往香格里拉的路在何方？

为了寻找神秘的香格里拉，龙安志踏上了中国云南的茶马古道，途中穿越昆明、大理、丽江、泸沽、中甸和卡瓦格博(梅里雪山)。在那些已发展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的城市里，他了解了日渐衰微的少数民族文化，遇到了许多为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和特质而与现代化发展的冲击进行抗争的人，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他们与他一起分享屹立在“云之赢”这块土地上的神山的故事。对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来说，这些神山是多么的神圣啊！

为了寻找神秘的香格里拉，作家兼电影摄制者龙安志踏上了中国云南的茶马古道，途中穿越昆明、大理、丽江、泸沽、中甸和卡瓦格博(现被人们称为梅里雪山)。在那些已发展为备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的城市里，他了解了日渐衰微的少数民族文化(如白族、傣族、彝族、纳露族里的摩梭人)，遇到了许多为保留本民族的文化和特质而与现代化发展的冲击进行抗争的人，其中包括中国著名的舞蹈家杨丽萍。他们与他一起分享屹立在“云之赢”这块土地上的神山的故事。对居住在云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来说，这些神山是多么的神圣啊！

跟随龙安志旅行你可以认识到，只有与神山对话才能真正发现它们的神圣所在。

前言

昆明

 幻灭般的失落

 孔雀

 阁楼梦想

大理

 湖上的玻璃屋

 大山的梦

丽江

 寻找约瑟夫·洛克

 寻找宣科

 无梦

 最后的梦想

泸沽

 虎民

 女儿国

 马会说话

中甸

 白水台

 茶马古道上的街道

 白马佛

卡瓦格博

 飞来寺

 看到神山

 寻找钥匙

 飘动的云

 走进大山

 攀登神山

 盲人和寺庙

 与石头对话

 与空行母对话

 到达冰河

我出生在纽约。我猜，你一定会说我是在纽约长大的。其实，我在那里只待到10岁，后来便搬到了康涅狄格(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坐在纽约公寓铺有地毯的地板上，翻阅着《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那些图片格外着迷，情不自禁地就想翻看它们。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放声大笑的孩童、头包印花手帕的妇女、以古银币点缀的部落头饰，以及在亚洲某山建在高桩上的岌岌可危的木屋。这些木屋隐藏在薄雾缭绕的山谷里，依山腰而建。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地方满怀憧憬，向往能够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遥远。有时，我能在下午五点由沃尔特·克朗凯特(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台柱——译者注)主播的晚间新闻里看见它们，在绿色贝雷帽巡查村落时看见它们，或是在沙沙作响的一个电影镜头中，拨开灌木丛看见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士兵想炸掉建在高桩上的房屋，人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拯救那些裹着头帕的妇女和儿童。

从孩提时，我记得自己就流连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巨型恐龙骨骼、巨足以及熊和藏羚羊的标本面前感觉自身的藐小。我曾几个小时地盯着美洲印第安人长形的独木舟。那里还有身穿熊皮、头戴萨满面具的人物展，整座屋子都充斥着他们的力量。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凝视这些萨满面具，想弄清它们到底像什么。

这家博物馆令我着迷。巨穴形的走廊通往一间屋子，那里摆设着许多身着爱斯基摩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统服装的模特。年幼的我凝视着这些模特，很想知道真正身穿这些服饰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后来有一天，博物馆开放了亚洲屋，于是我前去参观。

山地部落的影像又回来了：从无人攀登的群山中的融化冰川里流淌出一条河流，幽谷用这条河流切断层层梯田。我无法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再次想知道，在山腰上的木屋里居住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木屋周围一无所有，除了风中摇曳的罂粟花和深谷中回荡的缥缈回声。我想要攀登那些群山。

后来，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

在高中时，我曾上过一堂有关印度和东南亚的课程。十分有趣的是，关于两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内容被缩略为仅仅半学期的课程，而且是以“印度和东南亚”的科目教授美国高中生。这听起来有点像拉拉队长在足球场上讲的话。

他们忘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这些强大的文化源于恒河、澜沧江和长江。它们汇集在无法攀登的神圣的西藏雪山前面。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寻找旧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发现了它们，实际上我是在一本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标示了位于东南亚大陆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云南省。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云南，它也没有出现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的新闻报道中。地图对苗族、傣族、彝族和长颈喀伦族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子高桩上的木屋里，皆裹着印花头帕。

我记得，我展开了这张旧地图，用胶带将它贴在我做作业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我告诉母亲我将记下所有这些部落的名称，我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忘了那张地图，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将它留在了早巳离开的那个儿时卧室的白灰墙上。

1981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当时，人人都穿蓝着绿。我没有看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见过的那些色彩丰富的山地部落的装束，只看见在北京火车站游荡的目光阴郁的藏族人，还有许多坐在塞得满满的蓝绿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们躺在布包上等购一张火车票，以返回离别不久且并不急于返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在等购车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当时即便是买一张火车票，你都要有关系才行。

1981年底，我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那时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确，它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而商业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们都在长时间地谈论生意。的确，我忘记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谈判及讨价还价的刺耳声中，在开放的、发展的及处于困境的市场运作和币值跌升中，我渐渐淡忘了他们。在紧张的早间咖啡、午间茶及晚间的酒精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全是关于市场。

20世纪80年代，我从事律师职业，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草拟合同。我在香港的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工作。每天都身着黑色的西服，内穿带有白领和袖扣的蓝色衬衫。有时，我感觉自已已无法呼吸，仿佛被塞进了这套西服里，每天乘电梯上上下下，穿梭于楼层之间，就连晚上做梦都在影印文件。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贸易的律师在香港的生活。事实上，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通”都不能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但那并不重要，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可以非常从容地在中心金融区乘坐豪华办公大楼的电梯上上下下，谈论着实际上你并不理解的事情。对律师、会计、顾问和夜总会的女招待来说，讨论的事情都是按小时计账的，其价格与你微微点头、用双手递给潜在客户的名片上所印的真实身份相符。

当要离开办公室去度假的时候，大多数的律师同行会选择去马尼拉、普吉岛、芭堤雅的海滩和酒吧，或者去打高尔夫。对律师、银行家及他们的客户来说，打高尔夫非常重要。用完全不合适的工具竭力将小球打入无数的小洞中以消磨时光，我从不加入这些高尔夫式的休假队伍中。

相反，我更愿去那些山地部落区，去寻找建在高桩上的木屋。它们建在无法攀登的山边，位于薄雾笼罩的山腰上。我穿越泰国北部的罂粟地，经过艰苦跋涉，终于找到了住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哈尼族及彝族的部落。他们佩戴着用银币制成的华丽头饰，与我在《国家地理》上见到的如出一辙。我开始为他们拍摄，我不停地拍，就像《国家地理》上的那些照片一样。

令我惊讶的是，这些部落有一共同之处，即他们讲的都是云南方言。部落的长者解释说，很久以前，他们都来自一个叫做“云之南”的地方。它位于神山之间，一座座神山由过去运茶的一个马帮通道连接起来。他们在山边、木屋旁种植茶叶，直到后来在内战期间被逐到泰国。于是，他们在泰国定居下来并开始种植鸦片。而茶叶凭借马匹运输，沿着与座座神山相连的线路，最终抵达拉萨。这个故事令我感到困惑，我真的无法理解，我只是忙于拍照。

我在背包里装着几个魔术道具，晚上坐在壁炉旁进行表演，哈尼族人和彝族人看得着了迷。妇女们深信我是巫医，把生病的孩子带到我面前，请求我治疗。男人们问我，我的魔法是否可以避开他们黑火药猎枪射出的子弹。我坦言说自己并非巫医，这件事情令我心烦意乱。我渐渐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类似组织的表演也是简单的骗术。许多处在不同的社会、处在经济转型时期的少数民族族群也同样被诱导去相信巫医们的虚幻力量。P4-9

在中国生活了20年并当过律师和投资顾问，这使我亲眼目睹了一个国家如何从完全以计划经济和意识形态为支撑转变成自由市场式的经营者的乐园。在工。年间，西方品牌逐渐充斥着首都，物质主义逐渐取代了社会中的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要位置。有人将此称为发展的等价交换。身陷北京拥堵的交通中，我渐渐萌生疑惑。

我想知道，多年后这种情形会走向何方？面对社会面貌的巨大变革，中国能在时钟的摆尖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吗？意识到中国的社会“板块”正濒临漂移，我决定查明真相。

当中国的一些人正被拜金主义所迷惑时，一小部分人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乍看起来，人们可能无法发现在艺术家、环境保护者、摇滚歌手和时尚设计师之间会有什么相同点。但是，想一下那些在云南和西藏创办工作室的艺术家们，想一下昆明那家致力于保留传统歌舞的少数民族舞蹈室，再想一下为游牧民创办互联网学校的僧侣们及从广州和北京来到中国西部的徒步旅行者吧！只要再看上他们一眼，或许你就能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

在这些不同的群体中，我发现有几条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线。首先，他们都向着云南和西藏这样的西部地区行进，这代表着对物质主义的一种逃避；其次，他们都坚守着自己的民族性，寻找一种独立的、非西方化的特性；第三，他们绝对注重环境保护和文化保存；第四，佛教的价值正在复苏并且迅速传播。

2002年，我突然结束了在北京的法律和投资顾问的工作，成为一名独立的媒体制片人，开始制作多媒体作品《寻找香格里拉》，在许多人眼中这是疯狂的举动。当时，中国著名的音乐人三宝(蒙古族)也加入其中。对他而言，这个计划是对他的“根”的再发现。

尽管我们是在寻找香格里拉这个詹姆斯·希尔顿(James Hilton)在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述的传说中的“王国”(据说在中国西部的某地)，但实际上，这种探索旨在通过写作和电影的形式，揭示并记录中国新的反文化运动。这场运动集中在昆明、大理、丽江和拉萨，这些城市正迅速地成为弥散着20世纪60年代忧郁气氛的艺术汇聚地。

2003年至2005年，我在中国的西部旅游、摄影和写作。我们从拍摄丽江举行的一场摇滚音乐会开始。现在，我们正着手主办一年一度的世界民族电影节。北京的艺术家们正在奔往大理这块艺术家的聚居地。在那里，我遇到了一个由艺术家转为佛教徒的人，他曾在洱海湖畔建造了一个玻璃屋，以便临水禅修。

为了与中甸的大开发者进行抗争，环保积极分子们已在那里(世界上200个未遭污染的生物多样带之一)建立了生态旅游的饭店。那里的党支书(藏族)颁布了禁令，禁止公众使用塑料袋。

少数民族的声音无处不在，已经融入到以朱哲琴为领军人物的中国新世纪的流行运动中。少数民族服饰，这个中国最新的社会时尚作品亦是如此。在这片区域内随处可见规模较小、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创意。

三个独特的个体深深激励了我，我是在寻找香格里拉的途中得知他们的故事的。

第一个故事讲述了藏族画家昂桑。他在拉萨创建了一个艺术社，利用所有闲暇时间为一家藏族残疾人工厂设计藏族服装和艺术图案。工厂是一名僧人开办的。为了保持传统，工厂只生产藏族工艺品。工厂不仅维持着50名残疾工人的生计，还供养着100名孤儿(他们中有许多是残疾人)。这位僧人既是工厂的厂长，也是这些孩子们的父亲。

工厂艰难创业了几年，在2003年“非典”爆发之时，意外地赚得一大笔钱。当时，很多大城市如北京和广州的人都遭受了“非典”的打击，人们纷纷抢购藏香，认为藏香可以祛除细菌和疾病。后来，藏族朋友指出，中国的大城市遭受“非典”最为严重，而西藏、青海和云南地区甚至没有发生过一起病例。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吉美坚赞喇嘛。他在青海省偏僻的山区开办了一家奶酪厂，他通过每天收购牦牛奶使当地牧民的收入不断增加，以此鼓励了他们保持传统的生活方式。牦牛奶酪的收入被用于修建学校，从而使牧民子女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并能24小时地使用互联网。

第三个故事尤为令我感动。杨丽萍(白族)是中国最著名的舞蹈家，她放弃了在北京中央民族歌舞团舒适的生活，返回云南，在昆明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她深入云南腹地，发现在那些原生态的村寨里歌舞仍是人们交际不可或缺的部分。杨丽萍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几年之后，原生态的事物都将消失。正是这一点促使她将云南偏僻村寨里的年轻人招收到她在昆明的工作室，用视频录下他们的歌舞，精心编排，进行演出，以使传统歌舞存活下来。目前，杨丽萍生活简朴，她的工作室靠零星捐款和个人积蓄供养着80个少数民族的孩子。这表现出这位名人为保存本民族的特性所做出的痛苦而有力的承诺。

这些创意并没有得到政府财政上的支持。少数人正推动着这一运动，他们努力要做的是说服并吸引有良知的知识青年参与其中。尽管受到全球化的冲击，但是这些行动正迅速地变成一种趋势，具有促成另一场价值观运动的潜力。

但是，这并不是一场对立性的运动。中国迥然不同的“选择性全球价值”群体对小而有意义的基层创新活动给予了积极的态度，而不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经济论坛这样的组织那样对其进行攻击(这些组织常被视为是清除民族特质和文化个性的)。

2003年，当我跋涉在云南茶马古道继续寻找香格里拉的时候，我目睹了来自上海和广州的年轻的徒步旅行者是如何挑战传统价值观(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西方的“用户至上”主义)的。在寻找西藏高原源头的途中，很多人成了佛教徒。我渐渐弄清楚了藏传佛教是如何在中国传播并在北京、上海等许多大城市扎根的。在宗教哲学中，“革命”，不一定意味着用暴力实现社会政治变革，而是通过一种循环来完成，通过一种自身的转变。可能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一切吧！

要想找到香格里拉，就要沿着茶马古道走，它将指引你从大理到丽江，穿越虎跳峡抵达中旬。沿途有许多神山。如果你想听到灵魂的话语，那么我建议你去寻找那座山。

——舞蹈家 杨丽萍

香格里拉不仅是从哲学角度来看的理想，而且是人与环境和谐相处、精神超越物质的地方。

——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齐扎拉

香格里拉在心中。实际上，香格里拉就是香巴拉。在藏传佛教中，香巴拉王居住在人们心中日月之间的王国。

——贝鲁钦哲活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