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讲述战争、灾难和幸存的回忆录；一份对15年新闻生涯的总结回顾报告；一段向离逝的父亲与兄长的深切追思；一次为依稀可辨历史碎片的重新拼接！

本书由美国家喻户晓的金牌新闻节目主持人安德森·库珀为你讲述一部战争、灾难和幸存的故事，讲述的是他走访世界各个边缘、充当信使的经历和感受。

库珀在这本书中讲述的是他走访世界各个边缘、充当信使的经历和感受。更为读者感兴趣的是他作为美国主流媒体的金牌主播，也是世界著名媒体人回忆了自己踏入媒体界前后的鲜为人知的重要成长经历：大学毕业后，凭着对新闻媒体事业的满腔热情，曾以一个自制的假记者证和借来的小摄像机走遍世界，将采访见闻发送给美国一频道；成为正式媒体人，先后供职于ABC和CNN的他，更是从未停歇走向边缘的脚步，他的奋斗为他赢得了“21世纪新闻人的典型”的称号。

库珀在CNN的新闻报道一改过去的冷静客观模式，渗透进自己强烈的个人情感，他的成功改变了世界观众看新闻的方式。如今他在美国的知名度不逊于任何一个好莱坞明星，这本书在中国的引介出版必然会对中国媒体界的报道方式产生新的影响，从而使中国观众对西方乃至世界著名媒体人的报道有更多更深刻的了解。

前言

海啸：洗劫一空

伊拉克：血迹斑斑

尼日尔：闷热之夜

卡特里娜：面对飓风

灾难过后

尾声

后记

作者的话

鸣谢

有时感觉最危险的地方其实并非那么糟糕。在巴格达有时你会觉得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穿着凯夫拉防弹衣，臃肿得就像二流动作影片里的机器人。透过双层防弹眼镜观察外界的灰尘与污浊，还有水泥防爆路障。注视着街上的行人，琢磨着他们中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谁能活下去，谁将死去。周围都是些胸部发达，衬衣下藏着防护陶片的家伙。他们手里握着机枪，保险栓已被打开。谁知道他们的包里还有什么东西呢？

人被困在安全的泡沫中，在警卫和枪弹下，根本无法从中逃脱，没有时间在街上溜达，很难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虽说防弹眼镜能保护你，可它也会令你产生错觉。恐惧能改变一切。

2005年1月底，我只身来到伊拉克为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临时政府选举的情况。我们从巴格达机场开车进城，沿着被陆军称为“爱尔兰路”的快速道行驶。

“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条路。”我的司机说。

“他们总是这么说。”话刚一出口，我便觉得后悔了。

任何战争都有一条像这样的路——最危险，陷阱最多。我不知道该如何去判别。

巴格达的爱尔兰路连接着机场与绿色区域。公路长13公里(8英里)，其中有3公里的路段特别糟糕。枪手、临时炸弹、伏击者、自杀性袭击等等，只要你能想象得到的，都在这条爱尔兰路上发生过。尽管美国士兵会在这条路上和周边的居民区巡逻，可袭击事件依旧发生。

自从《华尔街日报》记者丹尼尔·珀尔2002年在巴基斯坦遭绑架并被杀害后，新闻机构开始越来越重视安全问题。在巴格达，多数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都与私人保安公司签订了合同。大块头，粗脖子的家伙会在机场迎接你，甚至还顾不上与你握手，就先把一件防弹背心塞进你手中。

与美国有线新闻网签订合同的公司所提供的保安人员是英国特种部队的退伍士兵，是一群非常强壮的硬汉。他们所做的事，你简直难以想象，他们所去的地方你恐怕连听都没听说过。他们并不过多谈论过去的经历，但他们会立刻告诉你，巴格达是他们所曾见过的最糟糕的地方。

城市里到处都是保安合同兵，一支拥有上万私人保安的魔鬼部队。在其他时候，在别的地方，他们被称为雇佣兵，可在这儿，人们更喜欢称他们为合同兵。

“你看那个当兵的，”我的一名保安说，用手指着一个正在弄路障的合同兵，“可真是全副武装呀。”

在这，你能看到各色人等：从深谙世事却毫不张扬的原海军陆战队员，到令人避尤不及的周末武官。后者会穿着一身花哨蒙人的武士服招摇过市：突击队背心，护膝，胯上别着手枪，靴子里插着匕首，手里端着子弹上膛的机枪。这帮人体态发福，运气欠佳。对于他们来说，伊拉克来的太是时候了。在这里呆上一年。他们就能挣到20万美元。最令我不安的是那些南非人，那些南非白人，高个子，黄头发，小平头，腿像树干一样粗。他们为了金钱和边境自由而来。我的一名保安抱怨说他们在此横行霸道。

“我看见几个南非人朝他们后面行驶的小汽车的散热器护栏开枪，”他一边摇着头，一边对我说，“没有任何理由，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从机场到城里一路上我们没有说太多话。我想拍摄一个在爱尔兰路上开车的故事，想把我的保安也拍进去，还有进入巴格达一路所发生的一切。可当我掏出摄像机时，他们强烈要求我把它放下。他们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他们是谁。

即使是在装甲车里，我们也必须穿上防弹背心。如果我们中了埋伏，叛乱分子可能会捣毁我们的车子，我们就不得不暴露在车外。那时防弹衣就可能派上用场了。保安不时向美国有线新闻网总部报告我们目前的位置，以便一旦我们遭绑架，美国有线新闻网至少知道绑架在哪里发生。  成千上万的伊拉克人每天都要经过爱尔兰路。这儿的车流时动时停。汽车往往从看不见的转盘上突然出现，那便是袭击多发地带。

我们的车开得很快，不时地对周围的车辆进行监控。一辆小汽车忽然间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并迅速在我们的后面加速。我们的目光一下集中在它身上，身体也转了过去。

“四个年轻人，留着胡子。”其中一名保安冲着对讲机说。

“阿里巴巴。”另一个保安说。这是人们对坏家伙的统一称谓。

我们都很紧张，准备迎接一场袭击。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那辆车突然拐弯走了，另一辆车跟了上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将注意力从身后那些车子上移开，而防弹背心后那颗加速狂跳的心也才渐渐恢复了平静。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条路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路。”给我开车的司机笑着说。

“是的，我知道。”我说，“谢谢你提醒我。”

这是在另外一次去萨拉热窝的路上。我记得那是在1994年。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这次我得到了一辆路虎装甲越野车。机场已被关闭，因为经常遭受炮击和狙击手的袭击。进出萨拉热窝的唯一一条路从伊格曼(Igman)山盘旋而下，那是条狭窄、布满尘土和碎石的小道，而且之字形弯道很多。我不得不承认，我当时被吓坏了。我们不时会看到被遗弃在路边的锈迹斑斑、弹痕累累的卡车残骸，这给采访增加了一种《现在启示录》般的意味。[译者注：又译《战争启示录》(Apocalypse Now)，是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在1979年拍摄的一部反映美国越南战争的经典之作。]

起初，在每个转弯处我都会不停地问司机：“后面的地段还这么危险吗？”

他只是笑笑。过了一会儿，我便不再问了。这整条路都是如此危险，没有必要问这些问题。你只需坐在后座上，希望晨雾散去得慢一些，以便掩护你，或者希望塞尔维亚族枪手喝多了，无法再瞄准目标。福气、命运、上帝，只要能保佑你平安下山，你愿意相信任何东西。我还是满怀信念，但以防万一，还是向上帝许下几个誓言，做好最坏的打算。我的司机好像有点疯狂，也许是精神太压抑的缘故，在萨拉热窝，这不算反常。他是一个大个子，秃顶，相貌英俊的波斯尼亚人，任何一个跟我们接触过的女人他都想与她做爱，而且似乎最后总能到手。早上，我坐进装甲车时，总能在我的座位上看到用过的避孕套。

“老天，你非得在车里做爱吗？”这是我见到他时，最常说的一句见面语。

“我知道，”他常会这样说，“可我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做爱最安全的地方了。”

他这种逻辑让人很难与之争辩。在其他地方我会非常厌恶与这种人一起工作，可在萨拉热窝，特别是在伊格曼的山路上，他正是我所需要的人选。他总是把车子开得飞快，当路况很糟时，他又会减速慢行。有时，他也会诅咒那些塞族人，称他们的母亲是豺狼，他们的女儿是妓女。这时我便会知道我们行驶在一段特别危险的路段上。当他开始吐痰时，我就会把安全带系紧。

最后一次走伊格曼山路时，我从侧面的反光镜中瞄了一眼自己。“查理别冲浪”的歌声从车上放的录音带中传出。我面无血色，眉头紧锁，嘴角僵硬地咧着。当我们终于平安地进入市区时，我终于松了一口气，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放声大笑。司机像看着一个疯子一样看着我。但紧接着，他也开始大笑起来。

从报纸的标题和照片上看你一定认为伊拉克完全处于混乱之中，可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我是在第一次来这里为美国有线新闻网采访时才了解到这一点的。那是在2004年6月，我来报道联合部队临时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伊拉克临时政府这一活动。我随同掌管爱尔兰路的美国第一骑兵师乘坐布雷德利战车和军用悍马进行例行巡逻。

“这里不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那么糟，”一个年轻士兵对我说。“当然，有时会有人挨枪子儿，可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挺无聊的。，，

在电视上他们总是快进到最富有戏剧性的画面来播放，却极少提及和平时期。巡逻时却正好相反：时间滴答滴答过得很慢。让人很容易变得自满。那里的温度有华氏110度，那些年轻的预备役军人都是汗流浃背。他们穿着迷彩背心，戴着防护眼镜，身上全湿透了。在巴格达，你看不见任何人的眼睛。

“我比一个使足吃奶的劲读书的六岁小孩还辛苦。”赖安·彼得森跟他的陆战队上士开玩笑地说。他的手从不敢远离放在悍马车后座上的那挺机枪。两个月前彼得森在一次巡逻中中了埋伏，他深知这类事情很可能会再次发生。卡车的装甲钢板只到他的腰部，所以当我们一起站在后面时，我的身体有一半是露在外面的，毫无办法。

“你对伊拉克怎么看？”我问他。

“这个地方吗？”他说着，耸了耸肩，又环顾了一下四周好像他刚刚第一次注意到这里似的。“在这个时候，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我没问他是否在乎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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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时我十岁，对此之前的事情，我没有太多的记忆。这突如其来的无声的打击将我生命的时钟进行了重新调整。只剩一些支离破碎的记忆，就像锋利的玻璃碎片，片断地留在脑海中。我记得就在我床边的桌子上曾摆着一个古老的地球仪。当时我大概有五六岁。这个地球仪是母亲送给我的礼物，而她最早还是从《走出非洲》的作者伊莎·丹尼森那里得到的。

每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旗会摸着那个地球仪，在黑夜中追寻着大陆的板块轮廓。有时，我的小手指能攀上珠穆朗玛峰的山脊，或艰难地登上乞力马扎罗顶峰。有好几次，我绕过非洲之角，而我的船不止一次地撞在好望角的礁石上。地球仪上标记着的一些国家的名字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了，比如坦噶尼喀(译者注：原非洲中东部的一个国家。它在1920年以后成为英国的一个托管地，在1961年独立，1964年与桑给巴尔合并形成坦桑尼亚)，暹罗(译者注：泰国的旧称)，比利时刚果，锡兰(译者注：斯里兰卡的旧称)。我曾梦想着要游遍所有那些地方。

我不知道伊莎·丹尼森是谁，但我见过她的照片。照片镶嵌在一个精致的金色相框中，放在母亲的卧室里。照片中，她的脸被一顶猎手帽所遮住，身边卧着一条阿富汗猎犬。在我的眼里，她是母亲过往众多神秘熟识者中的一位。

我的母亲名叫格洛里亚·范德比尔特，早在我步入新闻界之前很久她就已经登上了报纸头条。母亲于1924年出生在一个富豪之家，但她在很小的时候便体验到了家庭的不尽完美。在她15个月大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随后几年她不停地辗转于各地之间，她的母亲总是躲进别人看不见的房间里，准备去城里参加晚上的聚会。我的母亲十岁时便成了一场众所周知的监护权争夺战的焦点。母亲有权势的姑妈格特鲁德·范德比尔特·惠特尼最终使得纽约法庭相信我的外祖母并不适合照看她的女儿。在大萧条时期，这场审判成为了八卦小报争相报道的内容。法庭把我的母亲从她妈妈和她十分喜欢的爱尔兰保姆身边带走，交给了惠特尼，不久，惠特尼便把母亲送进了一所寄宿学校。

我和哥哥当时还是孩子，对此根本一无所知。但有时我们从母亲的眼睛里，从那微微张大的瞳孔中，仿佛能看到一丝隐痛和恐惧。直到父亲去世后，我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凝视着镜子中的我，看到同样的目光在回视着我。

看着那个地球仪，我渐渐地长大，就像大多数人相信地球是圆的一样，我相信经过千百年的进化和旋转，地球已被磨得像石头一样圆滑平坦。时间的打磨，宇宙的碰撞，我以为所有的国家和海洋，河流与山川都已被绘制在地图上，有了名字，都已被探索过。然而，事实上，这个世界，从形状到大小，从位置到空间，都在不断地变化。它的边缘和裂缝，多得数不清。它们时而开，时而合，有时又会在别的地方重新出现。地理学家可能已经把这个星球的构造板块绘制出来，那些隐藏的岩石架相互碰撞挤压从而形成了山脉，创造出陆地，但地理学家却无法绘制出贯穿于我们脑海的分割以及心灵的断层。

世界地图总在改变，有时发生在一夜之间。快得就像眨一下眼睛，扣动一下扳机，或者突然的一阵强风。醒来后你会发现自己已身处危险境地；一旦睡去，它将把你整个吞噬掉。

没有人愿意相信人类的生命是如此脆弱。但是2005年所曾发生的一切却告诉我们人世间的变化是多么的迅速。这一年以东南亚海啸的到来开始，以卡特里娜飓风的悲惨后果告终；这其中还有战争、饥荒和诸如此类的天灾人祸。

作为CNN的记者和主持人，2005年我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前线采访报道斯里兰卡的海啸和新奥尔良的飓风，以及非洲和伊拉克的新闻。本书记录了我所曾目睹和经历的一切，我在过去久已忘怀的年代所曾看到的冲突和去过的国家中的体验和经历。

几年来，我都在试图把我的生活从我所报道的那个世界分隔出来并远离它。但是，在2005年我意识到这根本不可能。在悲剧当中，瞬间的记忆，遗忘的情感接踵而来。我渐渐明白这些不同的碎片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过去和现在，个人与职业，它们交替往复，一遍又一遍。人们都被共同的基因链所连接。

我做记者已经有15年了，曾经报道过一些地球上最糟糕的事情，如发生在索马里、卢旺达、波斯尼亚和伊拉克的那些事。我见过不计其数的死亡，还有更多无法一一记述的恐怖和仇恨，尽管如此，我还是会对在地球另一端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震惊。真相在晨光中公之于众，一切的伪装都被撕开、曝光，鲜活得就像一条刚刚捕获的躺在渔人码头上的鲨鱼。你走得越远，就越难回头。这世界上有许多边缘，一不小心就会坠落下去。

父亲去世后的那个星期，我看了一部雅克·库斯托’拍的老纪录片，是关于鲨鱼的故事。我从中了解到鲨鱼必须要靠不停地游动来维持生命。这是它们得以呼吸的唯一方式。向前游动，不断地将水从腮挤压出去。我也想生活在卡利普索号船上，成为红帽子水手中的一员。我想象着自己在一条大白鲨旁边慢慢游动，我的手轻放在它冰凉的银色钢铁般的皮肤上。我曾梦见过它圆滑的身体在黑漆漆的海水中微微地摆动，永不停歇。现在我有时仍会在夜里梦到同样的场景。

匆匆地飞越大洋，从一个冲突到另一个冲突，从一场灾难到另一场灾难。有时我甚至相信就是这种运动在维持着我的生命。从飞机着陆的那一刻起我便开始奔跑，卡车呼啸而过，摄影机不停地运转，正如一个在伊拉克战场上的士兵曾对我说的：“锁定，装弹，瞄准，开火”。没有什么比这个感觉更形象了。卡车一个急刹车，人便从车上跳下来，肩上扛着摄像机，朝着大家都在逃离的方向狂奔，你坚信你的摄像机会保护你，却并不真的在乎它是否果真如此。你一心只想着捕捉信息，感受它，置身其中。图像定格，行动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移动，保持清醒，充满活力，把空气猛吸进肺里，将氧气带人血液中。不停地移动，保持清醒，充满活力。

我并不总是有这样的感觉。当我24岁开始采访的时候，我并不介意在非洲昏暗的旅馆里等上几个星期。我一个人手持一台家用摄像机和一个假记者证。我想当一名战地记者，但却找不到这样一份工作。在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我搬进比较便宜的大使饭店。它就在希尔顿饭店对面，可是二者却判若两个世界。白天，二楼的大厅里挤满了基督教新教派的教徒，高声唱着“基督啊，上帝如此的伟大”，而在外面的大街上，一个带着闪亮的钢手和塑料假肢的人在疯狂地舞动着双臂尖声地朗诵着旧约的某个章节。夜晚，酒吧开门迎客，身穿红上衣，大汗淋漓的男招待端着盛满了肯尼亚塔斯克啤酒的高脚杯穿梭于黑衣商人和身穿亮闪闪翠绿色衣裙的妓女之中。我独自一人，迷茫，无所事事。每天例行公事般地在中午去吃午饭，六点吃晚饭。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依然在等待着。

到了25岁，情况终于发生了转变。我得到了一份支付薪水的工作，受雇奔赴前线。我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去拍摄，辛苦地旅行，最终成为了一名驻外记者。我看得越多，就越需要去看。我在洛杉矶的家里尝试着安定下来，可我怀念那种感觉，那种忙碌。为此，我去看了医生。医生对我说，我应该放松一段时间，休息一下。我只是点点头，起身离开，当天就订了一张机票。对我来说，似乎根本不可能停下脚步。

在海外工作，穿过战区前线，我感到空气都在震颤。中子和原子相互碰撞。我能感觉到它们在我的体内游走。生死之间没有障碍，只是一小步，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仅此而已。我不是那些在第三世界的角落里遇到过的鲁莽分子，我并非自饮枪弹，也非机会主义者。我只是不想让危险成为我的障碍。我愿意前往这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回家就意味着停滞下来。还是保持战斗状态更容易些。回到家中，等待我的是一叠叠的账单和空荡荡的冰箱。去超市买日用品，我会完全迷失，太多的货架过道，太多的选择。陈列的新鲜水果散着冷气，是纸包装还是塑料袋装？要收银台找回现金吗？我想要得到情感，可在这里根本无法找到。于是，我选择漂泊。

深夜，我跑到街上，在车流中穿行，自寻麻烦，在人群中我会迷失自我。一群女孩一边喝着水果颜色的饮料，一边谈论着化妆品和电影。我看见她们的嘴唇在动，看见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挑染的头发。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会低头看看自己的靴子，然后看到上面的血迹。

我在外面待得越久，情况就越糟。回来后甚至无法开口说话。在外面，痛苦显而易见，连呼吸的空气中都带着痛苦的味道。而在这里，没有人谈论生与死。似乎也没有人理解。我会去看电影，去见朋友。可几天后，我就发现我又在看飞机的时刻表，寻找可以前去报道的事件和地方：阿富汗发生了爆炸，海地在发洪水。我变成了一个捕食者，不停歇地在海水中遨游，追逐血腥的味道。

最近我在探索频道上看了一部关于鲨鱼的纪录片。科学家发现了一种深海鲨鱼，它无需不停地游动以维持生命。它能够一动不动地躺着呼吸。它可以休息，我觉得这简直难以置信。

我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几周开始动笔写这本书，而实际上，几年前我就已经开始在脑海中开始了这本书的写作。我在一个充满着文字和创造力的家庭中长大，写作一直以来都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当我还是孩子时，每到无法入睡，我就会悄悄地潜入父亲的书房。我会发现他独自一人坐在书桌前，一台电动打字机在他身前轻声地敲打着。我当时个头还很小，于是便会蜷缩在他的大腿上，将头靠在他的胸前。我就这样伴随着他的心跳声和打字机键盘敲打在纸上的声音，进入梦乡。

这本书出版后的反响着实令我感到惊讶，同时也备受鼓舞。我收到了许多读者的来信和电子邮件，想与我共同分享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感受。许多来信非常感人，如果说他们之间有着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长久以来的悲痛以及想要摆脱这种痛苦的巨大决心。我从这些给我来信的读者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衷心感谢他们愿意对我敞开心扉。

在这本书的简装本出版时，离我最初开始坐下来动笔已经快有两年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我想2005年所发生的那些事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而对于那些曾经经历过这一切并幸存下来的人，以及我们这些曾报道过它们的记者来说，它们从来没有被忘却过。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在2006年和2007年间发生了更多的故事，爆发了更多的战争，世界地图一直在不停地改变。对我来讲，2006年并非像前一年那样成为多事之秋，至少在上半年并非如此。做报道通常都是这样，一个月过去了，却使人感到几乎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没有一个事件可以占据头版头条的位置。随后，有什么事情便发生了，新的危机出现，然后你便开始匆匆收拾行装，登上飞机。

7月，当许多人开始策划为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进行采访报道时，两名以色利士兵在黎巴嫩边界被俘。以色列的反应迅速而强烈，于是，在一天之内，我便动身前往中东地区。结果，我在中东呆了一个月。

在以色列和黎巴嫩采访与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作都不同。“这里就像一个高压锅，”一名以色列摄影师曾对我说，“从来没有开盖的时候。”他已经厌恶了这一切，几年前便离开了。此次他又回来报道这场战争，却厌倦了那些争执与愤怒，每天拍相同的照片——倒塌的房舍，为死去的孩子哀悼哭泣，轰隆隆地奔赴前线的坦克。

无论以色列的大炮和飞机摧毁了多少目标，他们都无法阻止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实际上，在你还没看见那些火箭之前就先听见了它们的声音。当然，警报器也会预先示警，但却往往不够及时。每当我们听见爆炸声，便会立即跳进面包车，以最快的速度赶往事发地点。

火箭穿过空中时所发出的声音让你无从准备。一天早上，在以色列的海法市，我们刚刚赶到一个被袭击的地点，空袭警报便又一次响起。我们急忙躲到一幢大楼的旁边，等待随后发生的爆炸冲击波。我那天恰巧没穿防弹衣。当我闭上眼睛的那一刻，感觉自己又回到了萨拉热窝，等待着看下一个被击中的会是谁。

没有人知道火箭会落在何处，榴散弹会飞到哪里。这一切完全属于掌控之外，唯有听天由命。除了等待，别无他法。突然，警报器停止，几秒钟后，一个巨大的冲击波袭来。这一次爆炸发生在八百米开外。我们迅速跑向面包车，警察无法再阻拦我们。那颗火箭击中了居民区里的一座小公寓楼。

当我们赶到时，救护人员正将一位老妇人从瓦砾中抬出。她显然受到了巨大的惊吓，但伤势并不很严重。有人把她抬上一张医用轮床推走了。警察封锁了街道。消防员向冒着烟的瓦砾上喷水。摄影师频频按下快门。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角色，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不久之后，一切惊恐便趋于平静。你不得不与之抗衡，将每次袭击都视为全新的体验，必须关注所有的细节，至少为了那些受害者。

几星期后，你会开始忘掉所看到的场景，忘掉曾去过的地方。只有那些照片让你回想起曾经到过那里。战争就是如此，每天都是新的一天。过去的已经消亡，被忘却。唯有现在，此时此刻。

起初，你能看见炮弹和火箭，那也是你所能听到的。射出之后很快便会消失，就像你的脉搏一样，不会停息，或许是耳中的一下跳动，而你却几乎觉察不到。

战争中的很多场景是我们所无法看到的。我前往贝鲁特，看到燃烧的废墟，但是激战发生的场所却在我们的镜头之外。我能看到坦克在移动，士兵们来来往往，却无法近距离地目睹战斗的场面，可那里才是我们都渴望前往的地方。

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的确，耀眼的火花，一闪而过的亮光，回响于山谷的炮弹爆炸声听上去都很美妙。可走近后，却发现这一切没有任何的美丽可言。大地在震颤，脊背在颤抖，热浪和尘土灼伤着皮肤。

在海法的一个火车站有六七个人死去，我注视着被火箭炸开的一个洞，希望能看到或了解到些什么。然而，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有变形的钢铁、弹片和粉碎的混凝土。

你只能从你不希望看到的事物中获得信息。地上的血迹，自杀性行动，这些是你最不想看到的情景。在以色列他们将死者的肉体和骨头、心脏和大脑都捡拾起来。所有的一切都需要保存起来。

我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耶路撒冷时，在一个汽车站发现了一个被人留在那里的可疑包裹。整条街立即被封锁。爆破小组前来引爆了那个包裹，所有的路人都鼓起掌。几分钟后，这条街又恢复了生机。

“你还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对我说，“除此之外，你还能做些什么呢？”

以色列之行后的几个月，我经常在外面跑。我回到新奥尔良参加卡特里娜飓风一周年的活动，接着去了阿富汗和非洲。我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原来的扎伊尔呆了一个星期。我第一次去那里时，才17岁，如今那里的情况变得更加恶劣。

在卢旺达那场有计划的种族屠杀之后，成千上万的胡图难民涌向扎伊尔东部。卢旺达一路追杀他们，派遣军队，资助民兵来协助战争。其他非洲国家也派兵前往，有的是来恢复秩序，有些则是来掠夺刚果丰富的自然资源。

自1998年以来，战争已经夺去四百多万人的生命。这是二战以来死亡最惨重的冲突。但是没有几个美国人关注这件事。这场战争于2003年结束，但许多组织仍拒绝放弃他们手中的武器。如今，联合国向当地派驻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维和部队，试图促进民主的发展并建立可靠的领导政权，但这一任务却异常艰难。

在刚果有时你简直无法相信，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个地方，地下富含黄金、钻石、锡和钽矿石，你只需用简单的工具就可能挖出宝石，有时甚至只用双手，但那里的财富却被浪费，被人盗走了，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几代人。一个比利时国王曾经从刚果的部落首领手中抢走了这个国家。他肆意掠夺那里的橡胶和象牙；数百万人死亡，可世界却并没有给予关注。如今，腐败的官僚饱肥私囊，来自国家矿山的成百上千万的财富不知去向。那里没有公立学校，没有公共医院，也几乎没有任何平整的柏油马路。

有些所见所闻，可能无法准确用言语表达。在这个国家东部的一所医院里，我们发现一个小女孩。她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一个字，甚至几乎不敢看我们的眼睛，而当她注视我们时，那双眼睛却在讲述着什么。

“她从不跟男人说话。”医院里的一个顾问向我们解释道。随后，她告诉了我们其中的原因。

这个小女孩曾被强奸过，是轮奸，那是一帮士兵干的。她现在5岁。而她被强奸时才只有3岁大。但愿我可以对你讲，这只是一个罕见的事例。但愿我可以对你说，她只是唯一一个被袭击的儿童。但事实是，这所医院里住满了遭受强奸的受害者，医生曾见过的其他儿童受害者有几万人。十几万名妇女曾在过去几年中遭受过强暴。据她们中的大部分人讲援助人员也都曾被轮奸过。

由于施暴者的行为过分粗暴，往往致使妇女患上瘘疾，身体内部系统遭到破坏使得她们无法控制躯体的功能。一个名叫救治非洲的慈善组织在经营这所医院，那名医生说大约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瘘疾病人可以获治，但有些伤口将永远无法愈合。救治非洲已经为那些患有瘘病而无法回家的妇女提供了住处。这些妇女因为被强奸过，而被她们的丈夫拒之门外，因为她们是被人糟蹋过的人。在这里人们很注重名誉。

我遇到一位名叫安吉拉的妇女。我无法忘记她。她在自己的小孩面前被三名男子当场强暴。然后他们开枪射击她，还用火烧她襁褓中的女儿。那个女孩如今已经4岁了，胸前还留着一大片伤疤。

安吉拉的瘘管被修复了，可她的一支胳膊却因枪击而留下了残疾。而心理上，她依然是伤痕累累。更糟糕的是，她的丈夫一脚把她踢出了家门。

“他一听说我被强暴了，”她低声说道，“就说，‘你走吧，我不再需要你了。你现在可能已经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如果我们再住在一起，说不定会传染我。…我没有问安吉拉她是否因此而感染了艾滋病毒。我觉得这与我无关。也许，我应该问，但她并没有主动告诉我，而我觉得自己已经问的够多了。

“我唯一需要的是一块地，那样我就能盖一间房子。”我走之前，安吉拉对我说，“我也许会死，我想让我的孩子们能拥有那座城堡。我在期待奇迹出现。”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没有任何奇迹。这不是童话，有些故事不会有圆满的结局。这里的男人强奸后不会被送上法庭接受惩罚，而像安吉拉这样的女人只能承受所有的痛苦。

“请不要忘了我们。”每次我去新奥尔良，总有人这么对我说。这总使我感到很难过。我想有的人已经继续向前，已经将此遗忘，可我希望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在2006年多次回到海湾海岸一带，那里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但还远远不够。

新奥尔良有些地方已经清理完毕，打扫如新。注视着会议中心，超级穹顶运动场，那里已找不到任何迹象可以表明曾经发生的一切。在埃塞尔·弗里曼的尸体被抛弃的地方，没有丝毫痕迹，没有纪念物。游客可能会从这里走过，却浑然不知。埃塞尔·弗里曼当年91岁。她是被儿子何伯特带到会议中心来的。她坐着轮椅，当她到达那里时，已经严重脱水并且疲惫不堪。他们以为在会议中心能够得到帮助，然而，那里根本没有人去帮他们。埃塞尔‘弗里曼死在轮椅上。何伯特用一条毯子盖住她的头，并按照指示把她推到大楼的一侧。她就在那里呆了几天。一个死去的妇女，一个母亲，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就这样头上蒙了一条毯子，被抛弃在一旁，被众人所遗忘，只除了她的儿子。

驱车穿过下九房，或者圣伯纳德教区，卡特里娜便不只是一段回忆。人们的物品依然躺在地上。这里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规定应该重建什么，什么时候重建，或者如何重建。但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却依然继续生活下去。

新奥尔良一直就是个复杂之地，一个用坚韧黏土垒造的城市，无法给予它一个准确的定义。现在看来，更是如此。2006年我在新奥尔良度过了狂欢节大游行，尽管我一向不喜欢人群或大型活动，但那一次我却发现这个大游行格外振奋人心。

人们一想到狂欢节大游行，就会联想到波旁街。一群群大学生年龄的孩子——或者那些自认为仍处于学生时代的人们都会去参加这个闹哄哄，从早折腾到晚的嘉年华狂欢活动，在一堆垃圾中尽情狂欢。当然，大多数都是游客，当地人只偶尔前往看一看游人们都在干些什么。  然而，波旁街并不是狂欢节大游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在人们心里，这其实是一个家庭的节日。我是在乘坐一辆彩车行进于恩底弥翁游行队伍中的时候了解到这点的。那种经历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几万人排列在游行线路两旁，他们中的很多人在飓风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他们当中有年轻人也有年长者，有黑人，也有白人。上万张面孔，如海浪般的微笑。看着他们，我发现无法不让自己也保持微笑。几小时下来，我的脸已经变得僵硬。

我在彩车上呆了至少4个小时，但不一会儿，尖叫声便消失了，人群也不见了。我的眼前全是一张张对立的面孔，一个接着一个。

在彩车上的任务就是抛撒珠子，上千颗珠子，每个人似乎都在尖叫，想要获得更多的珠子。这本是一项面对所有人的活动，但在抛珠子的一刻却牵涉到一种强烈的个人感受。这是我所没有预想到的。你会与他人的目光相接触，向他们抛出一串项链，他们会说谢谢你，然后再继续往前走。

如今当我想到新奥尔良时，我依然会想到卡特里娜，但我也会想到那次游行，以及它所代表的那种希望。人们想要的只是他们接住的那些珠子。而那些落到地上的，几乎无人捡拾，因为它们缺少人与人之间的联系，那种纽带已经断裂。狂欢节的大游行其实是在试图建立一种联系，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昨天与今天的相互联系。就像伸手去接那些彩珠一样，狂欢节本是一种信念之举，一种幸运之举，是一个飞逝的瞬间，而我们都能够伸出双臂去追求更加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