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汉味十足的小说。民谣、方言、行话、排路歌，风生水起，簇出一张张老武汉俗日子的风情片，江水里晃动着码头、木排、青砖黑瓦马头墙的疏影，木商、太平军、革命者、宣统皇帝，喜丧、“百子堂”、牌坊、清匪反霸、革命大串联，一行行脚印种在白沙洲，种出了小人物的恨、苦、乐。罗时汉在为城市底层立传，为城市的昨天留言，为正义寻找传承者，为民俗、风情、历史、文化提供一个出口。

这是反映中国“拆迁之痛”的长篇小说。

它以沉郁平和并不乏反讽的笔调，通过历史与现实的时空交错，叙述了白沙洲芦家的发展史及老宅最后的拆迁，展开了武昌城南厢一百多年的历史画卷，触及了平凡人物的命运沉浮和当下社会的矛盾；中突，从而提出了一个紧迫而严峻的命题：如何保护城市的文化遗产

文中在主线叙述之外还有大量的闲笔和趣笔，再现了汉味方言、典故、民谣及民俗风情，表现了作家浓厚的乡土情怀以及对这座城市已逝风物的怀恋。

陈应松：

城市历史的良心和代言人

张良皋：

改“旧城改造”为“老城完善”

白沙洲芦家

附录城市拆毁备忘录

叫我怎能不歌唱

后记

新闻媒体总是惟恐天下不乱。芦家老宅半夜遭人暗算、墙上被砸出两个大洞的消息，第二天就在《快报》上独家披露。见习记者段莎莎凌晨在现场打手机抢在截稿时间以前发回消息。接着她又在第二天回报社写出深度报道： “白沙洲历史建筑群黯然引退”，其他报纸积极跟进，发出“明清老街即将消亡”等报道，网上也很快热议此事，立即在三镇掀起轩然大波。

绝大多数不明就里的市民对此漠然置之，他们没听说乌家巷正街这个地名，听到了也从没来过，故不知者不为过，无知者无畏，也就无所谓可惜或可恨。再说这样的事早已司空见惯了，到处都在拆，武昌的粮道街、水陆街，汉口的汉正街、花楼街那有名的热闹位子都拆了，你白沙洲算个么事?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特别冲动的倒是那些人文地理俱乐部的好事者，时髦的称号是“志愿者”，他们闻知此讯如丧考妣如坐针毡，用各种现代化通讯工具马上串联起来，赶到现场，竭力阻止芦家老宅的拆除，挽救江夏民居的代表作。

自段莎莎率先报道以后，前来乌家巷正街参观或凭吊芦家老宅的人接二连三，让芦家应接不暇。不过不光是芦起柏夫妇在应酬，还有个中年人在充当解说。这个脑壳圆圆的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民问民俗文化爱好者人称“武昌通”的胡谦和。

近年来，武昌通的形象和名字频繁出现在媒体上，众所周知。他原是粮道街办事处的一名干部，在武昌城里土生土长。其爹爹胡裕海是汉阳兴隆城头山人，辛亥革命中跟着李鹏升在塘角烧起了武昌首义第一把火，并参加了攻打总督府的战斗。光复后落籍凤凰山雄楚楼附近，靠卖灯笼水饺和臊子面为生，人称胡胡子。北伐军攻打武昌时胡裕海被关在了城外，在西城壕买了房子。抗战时他被抓过苦力，被赶到八铺街难民区。一九六七年胡裕海八十岁时去世，留下辛亥首义同志会会员证书和“首字第727号”铜证章等。武昌通小时候经常听爹爹婆婆讲老武昌发生的故事，每个礼拜天跟他们一起到武昌汉阳门的生命堂做礼拜，由此对城市文化产生兴趣。这个人非常之怪，不打牌不下棋，不抽烟不跳舞，独一个爱好是玩老街老巷老房子，搞边缘学科城市地理研究。有时间就在城里城外到处转悠，对每条街巷每问房子的来龙去脉都刨根问底，钻牛角尖，几十年如一日。上世纪九十年代武昌通所在的粮道街率先擂响了旧城改造的战鼓，他开始还为之高兴，但看到那些装满故事和文化符号的老民居纷纷倒下，他忽然感到剜割之痛。这种痛在他心里越积越多，由此而染上了郁闷型恋旧癖，对老古董一味痴迷，而对日新月异的新陈代谢一百个看不惯。尤其荒诞的是，他再到焕然一新且面目全非的粮道街去上班时，像掉了魂一样。领导批评他工作不安心，他干脆提前办了退休手续，专事家务之余，一心一意做他的城市人文调查。

随着老城区消亡的步子加快，老武昌的“三台八井九湖十三山，外加一个黄河湾”风貌难觅芳踪，武昌通的失落感紧迫感日益加剧，他在屋里的时问越来越少，在外边的时间越来越多，大街小巷总能看到他推着一乘破自行车明查暗访的身影。他的抢救性新发掘包括：林则徐第一次销烟在武昌阅马场；孙中山一八九四年以悬壶济世的游医身份“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曾打算面谒李鸿章，还要在归元寺晋见张之洞；贺龙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住进高家巷圣约瑟学堂酝酿“八一”南昌起义；诸如此类的独家史料他烂熟于心，却既不形成文字见诸报章，也不主动跟人神吹武吹。但凡有人求教于他，把点颜色就开染坊，他如数家珍娓娓道来，叫别个听得过瘾，自己从中也获取无比的满足。要是略备酒菜，不管在厅堂还是排档，只要是高的桌子低的板凳，酒过三巡，他便口若悬河，把武昌城的骨头渣子都嚼了出来。

这里人把这叫“夸天”也叫“尿谈”。蛮长一段时间，人们视武昌通为吃饱了饭没得事做的宝气，从不正眼看待。直到最近武昌通才被验明正身让人刮目相看，承认他做的是第三百六十一行，认定他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活宝。去年春天，昙华林一片要整体拆毁推倒重建的消息传出后，武昌通借助媒体把潜心研究多年的昙华林系列报道端出来，介绍了那里三十多栋老房子的历史渊源。如美国基督教圣公会创办的文华书院圣诞堂、文华大学翟雅各(James Jackson)健身所(又名杰克逊纪念体育馆James Jackson MemorialGvmnasium)、英国人杨格非兴办的仁济医院、基督教崇真堂、瑞典人办的行道会教区、意大利天主教教区、嘉诺撒仁爱修女会教堂等等；还包括恽代英项英石瑛夏斗寅徐源泉伍修权刘家麒等人的旧居。这些风格各异的老建筑有的被人为毁坏盖了楼房，大部分还保持原貌，透出历史的高雅之气。

人们走进昙华林，那几条普通的街道上老教堂、老学校、老民居、老花园、老公寓、老医院、老领事馆、老城墙等数十处百年以上的老建筑历历在目，有着丰富的历史底蕴。中国近代教育发端于此；中国第一座公共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科诞生于此；辛亥革命的火种孕育于此；让江城人第一次听到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演讲在这里；抗战时期全国的“文化首都”也在这里；还有陈旧的医院、古朴的教堂、异域风格的小楼、历尽沧桑的老城墙……这些隐没于市井的“没落贵族”，忽然像出土文物似地令人刮目相看，充满了自然、宗教、建筑、教育、卫生等文化内涵。有人说，昙华林走一遍，等于温习一遍近代史。

P11-13

我跟时汉兄有点宗亲关系，我本姓罗，为豫章(南昌)罗氏，时汉高我两辈，不过我们这一支和他们那一支已在第十六代分叉了。老祖宗当然还是一个。他这次写的这部长篇《白沙洲芦家》中的芦家，也是从江西余干迁来的，与我为同一县邑，又是老乡。因此，我也十分乐意拜读这个小说。写芦家当然也是出自时汉对祖籍的一种情怀罢，我猜想。

尽管在汉口土生土长，但时汉兄喜欢自称是沔阳人，他对沔阳被改成俗不可耐的“仙桃”嫉恶如仇，这是他的怪诞，也说明他对传统的信笃和对往昔的怀念。在写长篇之前他写过散文和中短篇小说，我曾经对他的散文集《一意孤行》给了许多溢美之辞。我说我对他的生活态度与选择升起过一股羡慕。我尤其感动的是他以第二人称所写的一些散文，显得十分严厉、急迫，甚至有一种宗教的仪式感，是一次人为挑起的精神升华与洗礼，颇有激情。他的《东荆河纪事》，无论在创作方式和切入方式上都让人感到惊讶。他素描的本领似乎并不在一些名家之下，倒是更显得有生气，有力量，丰富摇曳。他并不遵循某种传统或时兴的创作原则，可又能表现出相当完整的才华。那些野苇般的人群和野苇，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就算进入了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把他们活画出来，这需要本领，也需要勇气。

我在《芳草》杂志时编过他的短篇小说《志愿军轶事》，这个小说直到最后才点出：“历史铭刻着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一黄继光。”他写的是一个普通农民参军的过程，可写的又是一个英雄，一个伟大的英雄，构思独特，也十分亲切感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他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中篇《翻身农奴把歌唱》，被《小说选刊》头条转载了，风光了一把。这个小说是以一个进城农民的视角来写的，让他无意间参与了一个众所周知的重大拆迁事件，从而写出了城市的拆迁之痛，也写出了小人物的戏剧性命运，构思独特。时汉兄在那部小说中表现出了少有的勇气，有“一声断喝”的快意，我想这是他的性情使然，是世俗里太多的荒诞不经以及假丑恶让他从“游历者美文”中跳出来，忍无可忍地以小说的形式和春秋笔法渲泄了一次。

而今天这部《白沙洲芦家》又是关于拆迁的，而且是一次更为疼痛的拆迁，简直可以说是对历史街区的一次毁灭性浩劫。这个充满着痛感的小说，记述了竹木码头白沙洲近两百年的历史，也记录了武昌城的历史，同时也是整个大都会的近代史。这需要极大的胸襟和眼界。由此我们看到作者作了充分的准备，不光只是对历史的掌握，还有大量的民俗，必须了如指掌，烂熟于胸，撤得开，收得拢。写完这部小说，可以说时汉兄也就成了很专业的民俗专家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对逝去历史的深情关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深情投注，是保证这部小说成功的关键，也是它的亮点。热爱自己生活的城市，热爱、探究它被时光掩埋的美丽，它即将消失的动人部分，在废墟里徜徉，捡拾被人粗暴遗弃的珍宝，这应该是一个有良知的文化人必须做的事。为正义立传，为一个城市的昨天立传，为逝去的美好而唱着心中难平的挽歌，这可能就是罗时汉在这部小说里给我们的印象。在夕阳流金的大江畔，时汉兄的温情浩叹长吟，迎风悲歌，虽不免有些悲壮，但却是我们这个毁灭传统的时代最需要的。他无意间成为了我们这个城市历史的良心和代言人。

正如有人所说，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中国城市全都经历了一场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拆迁运动，旧城在短短的时间内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罗马家园”，是“加利福利亚阳光小区”，是“巴黎近郊”，是福斯特的高技派的商业大厦，是安德鲁的蛋，是扎哈·哈迪德的前卫歌剧院……随着土地交易的进行、土地性质的改变，现代化的剃刀正把一座座丰富多样、充满着传统意味、有着自己漫长历史的城市修剪成了千人一面的“青春小白脸”、“暴发户”，显示着它们轻浮的富裕和浪名。

与此同时，当下中国城市最普遍的现象是，生活在老城区的居民逃脱不了边缘化的命运，他们一夜之间变成了城市现代化的阻碍和遗留物。如果拆迁还没有降临，他们就只能呆在世世代代生活于斯的地方，呆在注定要被拆迁掉的老屋里，等着下一场拆迁运动。狂热的大拆大建之中，必然掺和着官商勾结和逼迁民宅的严重事态，必然把城市文脉的保护置诸脑后。往往是一个官员、一个房地产商的决心，胜过政府早已通过的规划和法令，胜过多少个专家的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良知。

时汉兄显然是时下的一个忧心忡忡者，他曾经到垃圾场去找回被抛弃的牌坊柱，他曾经为汉阳城根凤凰山的被开发大声疾呼，他曾经提出过很多保护城市文化遗产的建设性意见。但是，他最后的命运只能是一个大战风车的唐·吉诃德式的人物，成为城市狂躁拆迁胜利者们的嘲讽对象。向隅而泣的时汉兄在悲愤难禁之中终于写出了这部丰满、生动、有滋有味的小说——用他的温暖、宽容、无奈、深情、欲哭无泪。

这部小说可能是记录中国拆迁之痛的第一部长篇，它为保护民族传统文化发出了“盛世危言”。我钦佩作者的勇气。我相信这种声音虽然很微弱，但，它用文字终于留下了那个被彻底消失了的江夏民居，而老宅以及有关的一切：民俗、风情、历史，将随着这本书永世长存，万古流芳。它也是老武汉心中永远的痛!

总而言之，《白沙洲芦家》是一部能够满足我们怀旧和反刍生活的有趣文本，同时那拆迁背后的历史真相，会让我们头脑清醒，知道冤头债主，爱憎分明。

2006．3．25于武昌东湖畔

我第一次到白沙洲去见到卢家老宅，就对同行朋友说：“这是一部长篇小说！”

不知为什么，一见到老民居，我就有说不出的亲近，就像回到母亲的怀抱，心灵一下子变得恬静、怡然，并满怀感伤。卢家老宅的天井、木雕、和耸入空中的风火墙，无不唤起我的古典诗意和田园情怀。尤其是它后门的那塘、那树、那菜畦，让我马上联想到故乡沔阳的老屋。

百年老宅就是这样令人轻轻地触动心灵深处。它是一首诗，是一篇散文，也是一部小说。如果想象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在这里的生息繁衍，风雨沧桑，不是小说又是什么？

但是，我并没有想过由我来写一本卢家的小说，因为惮于自己的才力。我听说不仅有众多记者，还有著名作家和史学家也光顾了卢家老宅，我想这部小说由他们去写吧。毫无疑问，这是一处极好的文学矿藏。

直觉告诉我，写出一个家庭的盛衰，其实也是纪录一座城市的沧桑。天赐我武汉三镇，两江四岸，山川灵秀，各有地域特色，也各有文化蕴含。我曾经在文章中说，我们的城市是一座诗意笼罩的城市。世界上很少有哪座城市像武汉这样大气豪迈，富有诗情画意，真可谓“看天下奇观无有过于此者”！有句俗话说，“武昌的衙门多，汉口的铺子多，汉阳的故事多。”这是究其特点的点睛之言。汉口的码头文化、汉阳的木商文化，写的长篇短篇不算少了，武昌这边呢？孤陋寡闻的我还没有看到。清人顾祖禹在其《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湖广之形胜，在武昌乎？在襄阳乎？抑在荆州乎？曰，以天下言之，则重在襄阳；以东南言之，则重在武昌；以湖广言之，则重在荆州。”“城头黄鹤楼，城外鹦鹉洲。”独具风流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唐宋时的武昌就名扬天下。武昌的历史文化含量远远大于汉口汉阳，本土作家们对武昌似乎没有足够地注意，或者说暂时尚未动笔著述吧。

那次从白沙洲回来之后，我在我主持的《长江日报》“黄鹤楼·城”周刊上推出了“白沙洲上卢家”，图文并茂的一版，也算了却了一种心愿。一直想着再到白沙洲去作些采访，但总抽不出时间。后来不断听到卢家老宅的坏消息，终于是拆了，心里隐隐作痛。乙酉年春节长假，没出远门的我又琢磨做点案头上的事，就约卢家第九代惟一的儿子卢忠扬在宾馆里长谈，了解卢家的一些情况，从而产生了创作的念头，开始利用闲暇鼓捣起这部小说来。

小说中的芦家从江西迁鄂的一百多年，正是近代风云变幻最剧的时期，历史重大事件频频发生：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风云、抗日战争，武汉屡屡成为全国关注的重心。而武昌作为省会，在这些历史动荡中首当其冲。我感觉芦家作为城市的一员，或多或少会参与其中。于是在写作中自然而然地动用了积累的历史资料，作了大量的虚构，让芦家跟这座城市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写着芦家的家史，实际上是在写着武汉的城史，尤其是发生在武昌的故事，尽我所知的，也就穿插进来。同时，对于我所感兴趣的江夏民俗都有必要的掺杂，以求再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在叙述方式上，我把现实和历史交叉推进，让读者错位阅读，于时空转换中得到调剂，既不让现实过于沉重，也不让历史过于沉闷吧。因为是写历史，我这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汉味方言，认为它是历史的组成部分。

这部小说写得非常艰难，这其中有技能上的制约，更有心理上的折磨。我知道我写了人所共知却都不愿触及的内容，我在跟自己出难题，引火烧身。但有一种念头始终支撑着我，那就是要跟作为弱势群体的芦家作传，要记下一段消亡的历史文脉，要在一个日渐淡漠城市个性的时代发出不同的声音。尽管它是微弱的、笨拙的、杞人忧天的，也算不甘于泯灭自己的良知吧。

写小说对我来说并非“新人”。二零零二年的春节我就是在写小说中度过的，若孔子闻韶乐“三天不知肉味”，写那个以汉阳外滩花园爆破为题材的中篇。这个名为《翻身农奴把歌唱》的小说经刘醒龙推荐在《上海文学》发表后，被《小说选刊》、《作品与争鸣》转载，还收进了王蒙、林建法主编的《2002中国最佳中篇小说》。拙作为什么得到如此反响？从小说技巧上说肯定是不够的，但是或许正如评家所言，是“独立不倚的文学立场、感时忧国的赤子之心、不遑闪躲的思想锋芒、与民冷暖的人文情怀，使这部小说在不动声色的讲述中显出了重量”。

对《白沙洲芦家》这部小说我并没有多少自信，再改下去也为时间和功力所不济，权当如此吧。相信史学专家会指出它的许多纰漏，文学大家会指出它的许多“业余”，这都是叫我惭愧的。但是，我把我的心血之作献给这座城市了，尽管它粗糙如石，当它从天空殒石般滑过的时候，也许会留下悲壮的闪光。

卢家老宅终究是拆了，这个在事后宣布的“一级优秀历史建筑”像烈士一样阵亡了。评论这件事的谁是谁非并不能使它死而复生。有很多事情，我们试图淡忘，试图抹去，但人间自有公道，历史会有定论。应该反省的是，这多年来，我们受经济利益的冲动做了多少愚蠢事、荒唐事啊。我们心目中的圣殿一一中苏友好宫的拆除，把经典沦为平庸，留下的是永难磨灭的城市伤痛；汉阳外滩花园从违建到炸毁，几个亿的资金打了水漂……有多少胜景可以重来？有多少环境可以破坏？一个失去文化魅力的城市是没有持久竞争力的。我在本书中附录了“城市拆毁备忘录”及上述中篇小说，相信关注城市命运的读者们会理解我的良苦用心。

在初稿形成之后，我的朋友刘谦定一这个对城市历史遗存的消亡忧心忡忡的人、这个率先考察发现昙华林历史文化街区的人，对小说的过去进行时部分，从史实角度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我的亦是省作家协会会员的大哥雄才，以他广博的文学闻阅，提出了小说现在进行时部分的几个技术问题，从而指导了我的较大改动。我还要感谢很多人，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鸣谢名单。包括为拙作撰写评论的市名城委员会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张良皋先生和著名作家陈应松先生，还有给我提出精到意见的小说大家方方女士，是他们的支持和关注，才有了本书现在的样子。

最后，我还要特别提一提：当事人卢起柏、万德枝、卢忠扬一家，经历了这一场劫难，他们却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初衷，不为金钱和权势所动，在人文地理俱乐部的支持下，作出了不自量力的抗争，这种精神可歌可泣。正是怀着对他们苦难的同情，我的挚友一一湖北爱华集团董事长艾学蛟博士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鼎力支持。他是中国研究企业危机的方家，此举何尝不是对城市文化危机的关注？在此，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敬意。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感谢生活，当你有所作为的时候就会有人出来帮助，这是一种很好的状态。在苦心修改小说的过程中，我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寄来的入会通知书，真可谓“有为就有位”，这是对我的安慰和激励。我想，此生痴情文学，它不能使我轻松、不能使我富有，却使我充实、使我纯粹，使我努力保持作家的那份责任和勇气。

就在这部小说问世之前，传来了一个不祥的消息，白沙洲一在建小区发生两处塌陷，其中一处深达十米，位置恰恰在卢家老宅附近。事实证明，这里历来是塌陷多发地段，地质条件并不适合修建什么高楼大厦。

天意尚可违，民心岂可侮！

作者

2006年6月10日

中国第一个“文化遗产日”

这个老屋的最终被拆，显然是官商勾结的结果。亲情之间而临利益，所产生的矛盾，亲情在金钱面前的软弱，官商利用芦家其他人想要分钱的心理而最终获得了拆迁协议。

在社会更替时期，将文化粗痞和否定、将历史遗弃和曲解，实在需要有识之士来反思。

——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