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系苏联“解冻文学”最著名的代表作，六十年代在苏联出版后立即引发一场激烈的争论，其译本在整个西方轰动一时，七八十年代其节译本在国内列为高层阅读的内参资料，流入民间后被圈内人士私下传阅，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文中爱伦堡对世事人情冷酸、深刻的感叹，更是让人如醍糊灌顶、猛然警醒。有人说，没有经历痛苦的人生不深刻。爱伦堡就是在一种痛苦的时代中一步步走了过来，才有了这一句句精炼、睿智的至理哲言。对于法西斯，他“所有丰富的语言中只剩下一个字‘杀！’”对于艺术，“我确信，只有一条腿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明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幸福”。还有他对人类和平的热切期盼和四处奔波，他对斯大林时代的“个人崇拜”的超然处外不以为然，都构成了这本回忆录的独特魅力。

　 这将是一本写自己多于写时代的书。当然我将谈到我认识的许多人——政治活动家、作家、艺术家和冒险家，他们之中某些人的名字是人所共知的。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既不知道“暴风雨般的掌声继而转为欢呼声”，也不知道我们如何在深夜倾听楼梯上的嘈杂声的一代，正在成长起来。人们从迷信到具有科学思想的过渡延续了很久，然而那些在新的年代诞生的少年，却在一天之内就从盲目地信仰被引导到批判地思考。

对于我在一部回忆录里为艺术提供了这么多篇幅，这不仅同我的职业有关，而且同我的人生观有关——我确信，只有一条腿走路是不能前进的，没有人的精神美，任何社会变革，任何科学发现，都不会给人们带来真正的献礼。

中译本序

第一部

 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难忘的1891年

 童年和少年

 童年时代的莫斯科

 中学时代

 15岁的地下工作者

 年轻的女诗人娜佳

 狱中生活

 从波尔塔瓦流亡巴黎

 初识巴黎

 列宁要我去找他

 侨居巴黎的革命侨民

 与诗结缘

 巴黎就是一所学校

 结识诗人巴尔蒙特

 初进罗浮宫

 法国人与俄国人——有趣的误解

 爱玩小孩游戏的沃洛申

 伯爵兼公民阿·尼·托尔斯泰

 洛东达咖啡馆与末代名士

 两位法国诗人

 画家莫迪利亚尼的悲剧

 战争爆发了

 应征入伍遭拒绝

 战时的巴黎

 画家莱热从前线归来

 初次当记者的遭遇回对

 神秘可怕的萨温科夫

 梦游症患者——墨西哥画家迪埃戈

 1916年记事

 我认识的毕加索

 沙皇垮了

 重返俄国

第二部

 1917年的莫斯科

 启蒙者勃留索夫

 钟情而坚贞的女诗人茨韦塔耶娃

 1917年的旁观者

 马雅可夫斯基和他的塑像

 1917——1941帕斯捷尔纳克肖像

 左翼艺术的“第一号命令”

 无意中掉进作家的圈子

 基辅，我的故乡！

 受尽折磨的基辅

 在基辅结识的艺术家

 逃离基辅

 在考特贝尔的艰难日子

 生来不是蹲监狱的曼德尔施塔姆

 坐盐船逃难

 第比利斯的“天蓝色之角”

 让开，这是外交信使！

 请您证明：您不是弗兰格尔的间谍

 梅耶霍德和戏剧

 我非常需要一条裤子

 这是整整一个诗歌的时代

 杜罗夫和《全世界的野兔，联合起来！》

 叶赛宁和他的诗

 泰罗夫和室内剧院

 1921年我心中的怀疑

 重访巴黎遭驱逐出境

 我的第一部长篇《胡利奥·胡列尼托》

第三部

 1921年柏林之秋

 在柏林：俄国侨民的出版物

 诗人杜维姆“冰冷的睡梦”

 古怪的天才——安德烈·别雷

 列米佐夫及“伟大和自由的猿猴院”

 我是“现代虚无主义者”吗？

 1924年的柏林：幕间休息

 奈兹瓦尔的诗——它进人我的生活

 又见莫斯科：《贪图私利者》被拒绝

 莫斯科寒冷的一月：关于列宁的回忆

 1924年的意大利马泰奥蒂事件

 《1925年夏天》：新作品和新观念

 马尔基什：小笛子和干燥的嘴唇

 时代的后门：《在活水胡同里》

 戴眼镜的巴别尔和《骑兵军》

 庞马尔角——渔民、沙丁鱼和全世界

 《冉娜·涅伊的爱情》

 对悲惨结局的恐惧

 巴黎的作家群体

 德斯诺斯与“死亡营”中的情诗

 肥乳牛、瘦乳牛与西绪福斯的传说

 梅尔：一只飞来飞去的白鸦

 巴尔干的高尔基——伊斯特拉蒂

 持《时代的签证》旅行欧洲

 约瑟夫·罗特和《拉德茨基进行曲》

 画家帕斯金

 从摄影镜头里看《我的巴黎》

 1931年秋首访西班牙

 从诗歌走向革命的托勒尔

 两访柏林——怪诞不经的梦境

 写了19本书的40岁

 出任《消息报》驻巴黎记者

 震动巴黎的戈尔古洛夫案件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热情”

 《第二天》，大地和深渊分开了

我早就想把我生平遇到过的一些人、我所参与或目睹的一些事写出来；但我一次又一次地把这个工作搁置下来：或为情势所阻，或因心中犹豫——我能否成功地再现那些因年深日久而逐渐暗淡了的人物形象呢？自己的记忆又是否可靠呢？如今再也不能因循拖延，我终于坐下来写这本书了。

35年以前，我曾在一篇游记中写道：“今年夏天，在阿布拉姆采沃，我眺望着园中的几棵槭树和几张安乐椅。想当年阿克萨科夫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一切。他和果戈理的往来书简对心灵和时代作了从容不迫的勾画。而我们将在身后留下什么呢？无非是一张张的收据：‘今收到一百卢布(签名)。’我们既无槭树，又无安乐椅，只不过是经过在编辑部里和贵宾席上那一阵阵使人精神空虚的瞎忙之后，在火车单间里或甲板上休息一下罢了。这大概也有它的道理。如今时代宛若一辆高速汽车，对汽车不能大喝一声：‘停下，我要仔细看看你！’只能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只能不知不觉地落在它的车轮底下——这倒也是一条出路。”

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在时代的车轮下了。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是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种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局象棋，而是像抽彩。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我们的时代没有留下许多生动的记载，看来我说对了：很少有人写日记，书信也写得简短、讲求实际——“我活着，还健康”；回忆录也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我只提出其中也许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一点：我们为了要好好思索一下我们的过去，却过分频繁地和它发生争执。在半世纪内，多次变更对人对事的评价。完整的语句说了一半便戛然而止；思想和情感不由自主地屈服于环境的影响。人们得从荒野里走出一条路来；有的人从悬崖上跌落，向下滑去，挂在枯树多刺的枝丫上。健忘有时是出于自卫的本能，因为怀着对往昔的记忆是不能前进的，它捆住了双足。我儿时就听说过这么一句谚语：“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后来我又深信，这个世纪太艰辛了，所以不能背上回忆的包袱。甚至连两次世界大战这样震撼各民族的大事件，都很快变成了历史烟云。世界各国的出版家们如今都说：“谈论战争的书现在不吃香了……”对于过去的事，有些人已记不得了，另一些人又不想知道。大家都朝前看；这当然很好；但古罗马人崇拜雅努斯(罗马神话中的门神)并非毫无缘由。雅努斯有两副面孔，倒不是因为他是人们常说的那种两面派，不，他是睿智的：它的一副面孔回顾过去，另一副展望未来。雅努斯庙只有在和平的年代才关闭，而在一千年问只关过九次——和平在罗马是极为罕见的事。我这一辈人虽然不像罗马人，但我们所度过的多少还算得上平静的岁月也是屈指可数的啊。不过看来和罗马人不同，我们认为，只有在完全的和平年代才宜于缅怀过去……

当目击者沉默的时候，野史奇谈便应运而生。我们有时说“攻打巴士底狱”，虽然谁也没有去攻打巴士底狱——1789年7月14日只不过是法国大革命的许多事件中的一件而已；巴黎人轻而易举地进入了监狱，原来那儿只关了很少几名囚犯。然而正是攻打巴士底狱的那天成了共和国的国庆节。

流传到下一代人耳目中的作家的形象是真真假假的，有时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反。直到不久以前，司汤达在读者的心目中还是一个利己主义者，也就是说，是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心境的人，虽然他是平易近人的，而且憎恨利己主义。人们通常认为，屠格涅夫喜爱法国，因为他在那儿度过了许多岁月，又和福楼拜相契；事实上，他并不了解，也不大喜欢法国人。有些人认为左拉是一个熟知各种诱惑的人，因为他是《娜娜》的作者；另一些人却回想起他在为德雷福斯(19世纪末法国总参谋部一名犹太血统的军官，曾被诬告为德国间谍)辩护时所起的作用，因而认为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热情的政论家；但是这位肥胖的眷恋家室的人却是异乎寻常地贞洁，而且除了晚年之外，他一直置身于那震撼法兰西大地的内战风暴之外。

每逢我路过高尔基大街，总要看见一个十分傲慢的人的青铜铸像，而我每次都感到十分惊讶，这竟是马雅可夫斯基的纪念像，它跟我所认识的那个人是多么不同啊。

从前，传奇性的人物形象，往往需要几十年，有时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形成；而现在，不仅飞机可以迅速地掠过大洋，人也能在瞬息之间脱离大地，忘却熙熙攘攘、陵谷变迁的花花世界。我有时觉得，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几乎是普遍存在的文学上的某种衰退，跟昨天的现实迅速转变为社会习俗有关。作家很少描写实际存在的人——某某伊万诺夫、杜朗或史密斯；小说的主人公是合金，其中既有作家遇到的许多人，又有他自己的内心体验，还有他对世界的理解。也许，历史就是一位小说家？也许，活生生的人们对它来说便是原型，而它，把这些原型加以熔炼，然后写成一部部好的或是不好的小说？……

大家都知道，目击者们对某一事件的叙述，常常是极其矛盾的。无论证人有多么善良，归根结底，法官们在多数场合下，总还是应该信赖自己的洞察力。回忆录的作者们再三声称，他们是在不偏不倚地描述时代，但几乎总是在描述自己。幸亏司汤达留有日记，否则，如果我们相信司汤达的密友梅里美所塑造的司汤达的形象，那么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理解，一个具有上流社会风度的、敏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怎能描绘出人的巨大激情。雨果、赫尔岑和屠格涅夫都描绘过1848年5月15日巴黎爆发的政治风暴；但当我阅读他们的札记时，我却觉得他们所写的是不同的事件。P3-4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俄苏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译成中文。二战期间他所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中国这位老朋友。

作家对自己创作的评价往往同读者不同。爱伦堡自认创作中诗占第一位，其次是小说，第三位是政论。那时他尚未写回忆录，所以没有提到。我没读过他的诗，没有发言权。请教俄国朋友，他们最肯定的回答也仅是：“作家年轻时都写过诗嘛！”这种回答不过是推理，说明他们也没读过爱伦堡的诗。他的长篇小说我倒都读过。吸弓J我的是小说的内容而不是它们的表达形式。今天已无重读的愿望就是因为艺术上过于粗糙。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说：“他的小说《暴风雨》今天已无法卒读。”老作家扎米亚京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她太爱自己未来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9个月，6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生孩子。”

1960年爱伦堡开始写回忆录《人·岁月·生活》，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1964年发表完，后结集出版。爱伦堡的回忆录在读者当中引起热烈的反响，人人争读，就像当年争读他的政论一样。没有政论的报纸一到战士手里马上卷烟了，有政论的报纸一直读到报纸破碎。苏联再次掀起爱伦堡“热”。1990年莫斯科作家出版社还出版了装帧精美的三卷集，每页下角都有配合该页内容的图片，随便从哪一页读都读得下去，可当作史书读，也可当作随笔集读。苏联作家当中没人写出过类似的回忆录，因为谁也没有他那样的经历。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后写诗歌、小说成为作家。19岁赴法国深造。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重返巴黎。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二战后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几乎都接触过。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里维拉(墨西哥画家)、阿赫玛托娃、莫里亚克、马尔罗、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李维诺夫、伊巴露丽、曼德尔施塔姆、杜维姆(波兰诗人)、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一居里、梅耶霍德、爱森斯坦、沃洛申、伊利夫和彼得罗夫、法尔克、孔恰洛夫斯基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但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想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情绪。莫洛托夫让部下罗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道，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拨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0”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但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30年代不杀爱伦堡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把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因此抓到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