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之藩是科学家，在美国、台湾、香港育人无数。陈之藩是散文家，作品影响了几代台湾和香港人。从二十多岁满腔热血的知识青年，到成为走过二十世纪最光灿的科学岁月的智慧长者，陈之藩一直用独特的、兼具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知识份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即使早期文章相隔已有半个世纪，现在看来仍经得起时间检验，历久弥新。

“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本书为系列的其中一册，收录了《时空之海》和《看云听雨》两部作品。

“陈之藩作品系列”共四册，收录了作者已结集的八本散文集，是一代“科学文学达人”在大陆最完整的作品呈现。

作者兼具科学家及文人两种身份，作品风格一方面有科学家不同角度的看法、说理透彻的剖析，另一方面呈现出文人清新淡雅的诗意，别树一帜。作者用独特的、兼具理性与感性的笔，记述他对当代、对科学、对文学的见解，文中处处流露出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却不盲目的人云亦云。他在撰文纪念胡适先生时曾说：“并不是我偏爱他，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在春风中不陶醉的。”读作者的散文，也很难不沉醉在他文字的“春风”里，体会着氤氲在字里行间的深情与智慧。

大陆版序

 萧规曹随与房谋杜断

时空之海

序 一百与一百二十五

 谈爱因斯坦致罗斯福的一封信

进步与保守

时间的究竟

 序《爱因斯坦的梦》

三部自传

 哈代、温纳与戴森

时空之海

 布莱克的一幅画

铅笔与钉子

莫须有与想当然

数学与电子

作家与版税

塞万提斯吃什么

谈忠荩

今日朝廷须汲黯

谈典故

 雪夜灯前，作书答问

河边古屋

驾快车与开飞机

闲云与乱想

山色与花光

香港观感

看云听雨

辑一 昨海今田

二十世纪的二十个人

宋人及楚人平

 由美国总统大选想起中国的老故事

陈省身与爱因斯坦

 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年在普林斯顿

两不立，则一不可见

 从杨密方程式谈到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潮头上的浪花

 李国鼎与科学园区

畴人的寂寞

谈谈陈省身的诗

智慧与偏见

 由富兰克林的演讲谈到美国的制宪

世界第八奇观

 胡适在美国时对政党政治的体认

辑二 思与花开

池边吟思与花开

大哉问与小哉问

保守与进步

笑与啸

远见与危言

电视三十年

米勒与老舍

师生之间

东湖与西湖

兄与弟

泰勒的回忆

荣宁二府

奇迹年的联想

李约瑟难题

帕华洛帝与郝寿臣

铅笔与钉子

去年年尾，我在台南一个自助餐厅去拿最后的一些点心时，成功大学一位生物工程的同仁从后面轻轻拍我左肩。我大概是略惊，他随后用很小、很柔和的声音说：“陈教授，让我给你介绍冯教授。”我转过身来，木在那里。

“我是冯元桢，看过你的《剑河倒影》，近来有新作吗？”这位冯教授说。我却没有听清楚他的名字。

“喔，还记得《剑河倒影》，那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了！现在也有时写散文，大多时间是陷在‘小波’的研究里。”我答。

冯教授大概看到我还是在迷惘的状态，于是掏给我一张打字的临时名片。我一看，“啊，冯教授！喔，冯教授！我是久仰了。”我把左手中的餐盘先放在桌上，重新与冯教授握第二次手，其实那手我刚刚握过。

冯元桢教授的故事，在学术界说来，类似传奇，令人不太容易相信的。他早已是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的教授，是的，就是房卡门、钱学森那个加州理工学院。冯教授在他四十多岁时，忽然想改行，不教航空工程了，却到加州大学改行生物工程，一切均从新开始。而他这四十多岁才开始的事业——生物动力学——几年之后变为享誉世界的权威；他所写的巨帙成了医学工程的典范，已近二十年了。

冯教授要在成功大学讲学，但只有两个星期。虽然我来成大已快三年了，这种幸会，实属难得。于是如久别重逢的朋友，坐下来，大谈起来了。

“从航空工程改为生物工程，这需要多大的决心；而学术事业竟能从四十多岁开始，这是破釜沉舟啊！”我说。

“破釜沉舟也许是事实，可是心情却是兴趣盎然的。”冯教授答。我却忽然想起什么，接过话题，说：

“兴趣如到了欣喜的程度，什么艰难与困苦都不算回事了。这真是科学史上的大喜剧。”

我把喜剧这两个字说出后，却立时想起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个悲剧来：

“冯教授，你认识赵忠尧吗？”

“怎么不认识，我们在一起……”

“我问起赵忠尧是因为杨振宁与人合作了一篇考据文章，讲赵忠尧在物理学上的贡献；也即是与中子的发现擦肩而过，诺贝尔奖交臂失之的事实。杨先生专爱为人打抱不平，尤其是物理界中，尤其是有关中国的物理学家的事！赵忠尧的故事是他考证得很详尽的一篇科学史文字，而后面却蒸腾着又骄傲、又喜悦、又惋惜的热情火焰。”我说。

“杨振宁先生这篇文章，你有吗？我想看一看。”冯教授忽然眼睛一亮，继续说下去：

“杨先生知道赵忠尧自加州回国后做什么事吗？”由冯教授的这一句像沉吟似的反问，我猜一定更有天外飞来的下文。让他接下去说：

“赵忠尧先生回国后，在后方是做铅笔！”

“我没有听错罢？”我追问。

“是的，就是做我们平常用的铅笔，小学生用的铅笔！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国家眼看就要亡了，回国的学者们，不知道能贡献什么可以挽救危亡于万一。当时有人向赵忠尧说：后方最需要的是铅笔。

“当你能买到铅笔时，你不觉得那算什么重要的东西；但当你没有铅笔用时，就知道铅笔之重要了！于是赵忠尧，这样大的物理学家，就以做铅笔为业了。”

“台湾大学曾有位校长名陆志鸿，是工程材料学家，在重庆时，他的专业是做钉子。”

“钉子？”  “对，就是我们钉在墙上挂画，把木板凑成椅子所用的钉子。”

陆志鸿是设法把破铜烂铁变成后方急需的钉子！

“国家就要亡了，大家能做点什么对国家才有贡献，不仅是毫不迟疑的马上卷起袖子去干，而且是欢天喜地的郑重其事的去做。赵忠尧的做铅笔，陆志鸿的造钉子，只是成千上万的这类故事之一二罢了。”冯教授语气非常平静的说。

我却不能像冯教授那样平静，我只觉得眼睛越来越模糊。

翌日，我把杨振宁选集，是他六十岁时编选的论文集；朋友们为杨先生写的七十岁的祝寿集，还有选集的中文节译等等，珍重的找出，抱来借给冯教授，那里面有杨先生为赵忠尧抱打不平的物理考据文章。

P35-38

在北京的《万象》杂志新主编王君忽发奇想，要把我在台北出版的散文集重新组合，定为新册，也就是发行全新版。我的小学教育是在家乡霸县受的。霸县与北京、天津是等距离。中学在北京念的，大学是在陕西城固古路坝与天津的北洋大学。我当然有许多同学与朋友，他们想知道我这段时光是怎么过的，正如我想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对于王君的提议稍加考虑后就答应下来。这是一年多前的事了。

二○○八年六月，我忽然病倒，住进了医院。一觉醒来，四大本、近千页的校稿已在床边。元方正坐在我身旁，微笑地说：“这是你的大作，北京的新版清样。我校对不止五次了，错字或误植的字大概没有。至于百科全书式的向深处探讨与一般的资料查对，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就是吹毛也不易求出疵来。”这部校稿，我无精力再看一遍，就让他们去印罢。

把我的文集拆散重编，需要全盘的眼光。元方说她要以读者的身分提出几个问题。她的第一个问题是：“假如你是王君，你是否也采取与他相同的策略？”

“虚拟的问题答案可以多至无限，我就是可以答，也答不了。”

元方接着又问第二个问题：“那么，对于王君重编的陈之藩文集，你有什么感想？”

“我发现自己最初的概念有许多在后来又再详加解释，如欧威尔的《一九八四》我在《旅美小简》的《前记》中曾经提过，而在《一星如月》的《天堂与地狱》中详述原委。如我在《蔚蓝的天》中说了布莱克的诗，又在《时空之海》中说他的画。我想起最初在台湾就读过欧威尔的《百兽图》，同时读海耶克的《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匈牙利的反暴政涌起时，于一夜之间我写出来《悠扬的山歌》。因为海耶克的分析使我折服，欧威尔的洞见令人勇敢。《百兽图》及《民主社会的内在敌人》，我读的中文本为梁实秋所译，到美国后再读英译本，他们的快人快语，成了我的防身武器。”

元方再问第三个问题：“你说的多是外国人物，最好也用中国故事，把中外的例子加以比较。”

“你常听说萧规曹随，房谋杜断罢？汉之兴，是由于萧何的规划及曹参的发扬；唐之兴，是由于房玄龄的筹谋与杜如晦的决断。此所谓萧规曹随，房谋杜断。开国的规模若不属于彼，即属于此。主要的是司马迁与欧阳修都是大史家兼大文学家，欧阳修的《新唐书》我没有看过，而司马迁的《史记》拿起来就不能放下。尤其汉初的故事后人多改编为戏剧，大家多能唱在嘴里，记在心中；如楚汉相争的《鸿门宴》、《萧何月下追韩信》及《霸王别姬》等。”

元方又问：“你说的这些与办杂志有什么关系？”

“办杂志虽系小道，与国家大事不能相比，但也有相互发明之处。就创业精神而言，实属大同小异，都需要昂扬的斗志，都需要大笔的金钱，都需要仔细的计划，都需要把犯错误的经验化为正面的努力。以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为例。甲向孙中山说：‘乙的革命是假的。’孙中山说：‘没有关系，假着假着就真了。’因为革命是有钱的出钱，还出力；无钱的出力，给他钱。办杂志虽不是革命，但要有人玩命。人只有一条命，而不惜舍身一试的原因，是此人有向善的决心，只待种种失败的锻炼，这要比吃饱了蹲在那里强多了。外国的任何事业之成功，都可以找出类似的例子，而美国的革命是只要看富兰克林传记就知道他们开国时的复杂状况了。”

说理文字我最喜欢，孔门之中，孟子神完气足的滔滔雄辩(如以羊易牛的矛盾论点力辩为儒家的治平之论)与荀子清澈澄明的委婉解说(如《劝学篇》的开宗明义：“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即为佳例。白话文表面看来非常笨拙，而所概括的内容非常广泛者，是冯友兰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的立论。王君接办《万象》杂志，以“照着讲”的内容为主，而他的专业训练是科学，科学的精神却是以“接着讲”为内容。不论“照着讲”还是“接着讲”，都是以知识的积累为最重要。王君想把科学的专业训练扩充到出版事业，自然是一种冒险。换句话说，把冯友兰所论的“照着讲”变成“接着讲”，不仅是研究古今传统之有别，也是探讨中西文化之不同。

王君是勇汉，是闯将，才会做此冒险之事。他想以马上得之的经验大展为马上治之的鸿图，说服自己已经不易，说服同事更加困难。比如业务经理说这些设计虽然美好，无奈精打细算之后，开办费用即需款若干，这么多钱从何而来？这些问题均是王君所不能不顾到的。如果只是赔钱，那是小事；无钱可赔时，就不会赔了。倒是初出茅庐的新主意，不得一试即烟销火灭，为年轻人最不幸的挫折。出版王云五的集子及重印齐如山的著作，均是不小的投资，事先也不知赔不赔钱，或赔多少钱，而乾坤一掷，未计后果。

我最近着迷于冯友兰的新论：“照着讲”与“接着讲”，也许王君有更深的觉悟，以此出版大部头的书。我万分期望他的尝试成功！

二○○九年四月四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