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清先生于编纂学术性散文集《文心雕虫》后，现又再次编《儒林心史》，集子里的不少散文，无论述友谊，叙交游，谈理想，议时事，个性鲜明，虽篇幅短小，而不拘一格，为叙事说理与抒情述怀相结合的富有色彩的散文。

本书分为对话名家、走读山水、感受沧桑、留痕岁月、叩问生命等七编，收录了也说文怀沙、访谒霍松林、贵阳的记忆、负笈南京读博路(南园杂忆十二则)、元旦短信乐、一哭三叹怀姨娘(三则)、亦史亦稗话庄谐等众多的文章，思想深刻，不容错过。

序

第一编 对话名家

 也说文怀沙

 访谒霍松林

 感恩赵逵夫

 我给陈建功当主持

 缅怀黄永年

 追忆陈良运

第二编 走读山水

 贵阳的记忆

 情醉蒙古包

 海枯石烂的守望

 寒假里的“钟秀”

 重修谯楼记

 文天祥祠重修记

 义马坟凭吊

 访英散记三篇

第三编 感受沧桑

 负笈南京读博路(南园杂忆十二则)

 我的两次“冤狱”与“平反”

 房子

 红校徽的辉煌

 青春之歌

 我的放牛生涯

 乡村系列(二篇)

 妈妈啊妈妈

 我的国色，我的天香

第四编 留痕岁月

 元旦短信乐

 买壶记

 童年趣忆二则

 我喝咖啡的名气

 黑板的永恒

 心路

 开学意味着开始吃面条

 想我那37个学生

 神奇的超短裙

 雾遇

第五编 叩问生命

 一哭三叹怀姨娘(三则)

 送文蔚老

 关于祖父的回忆

 父亲的“非物质遗产”

 难遂父愿

 老之至兮可奈何？

第六编 闲聊阅读

 亦史亦稗话庄谐

 拐弯的眼睛

 戏谑的品位

 富贵还乡的感觉

 也谈“猛虎嗅蔷薇”

 韩剧的两面

 “拯救”感言(二则)

第七编 学林书话

 姜光斗的“人”“文”权衡

 王美春：心灵的回声

 先专一端而容众长

 痴情侯方域

 鲍君《悼亡》序

 相知方人杰

附：作者简介

后记

此次是我第二次到西安，像我们这些以学术为生的古代文学学人，来西安除了踏访名胜古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议程就是拜访霍松林，即那位被呼之为“西北虎”的霍先生。

霍松林先生在学界名望甚高，因为他五十多年工作和居住在西安，被学界戏称为“西北虎”或者“西北王”。霍松林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其时一代国学大师云集该校如汪辟疆、胡小石、陈匪石、朱东润等。霍松林在弱冠之年即有诗名，上中学时就有《卢沟桥战歌》、《哀平津，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赋》、《八百壮士颂》等脍炙人口的抗日“战歌”。也许是他早早就显示出诗歌创作方面的突出才华，在南京中央大学读书时又勤奋好学，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故而很受名重一时的大学者汪辟疆的爱重。受汪辟疆先生熏陶，霍松林早年就确立了知能并重的治学思想，研究与创作相辅相成。他认为研究者不搞创作，其研究未免隔靴搔痒，难有真切体味。因此，他通过写诗体认诗的精神，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诗的研究。如今，每有感发即有诗出，霍老的诗词创作似乎比理论研究还要旺，他幽默地说：“写诗有利健康，不写不痛快；但是，写不出硬要写，不但写不出好诗，还会损害健康。”霍先生的经验之谈，我也深有同感，深受教益。

我去拜谒霍老，还多了一层感恩的意思。1993年第一期西安的名杂志《人文杂志》发我第一篇王维研究文章，1998年霍松林教授题写了“纵横论王维”寄赠我，2001年即以此题为书名出版了我的王维研究论著(吉林人民出版社)。

霍先生记性真好，到西安后我给他老人家挂了一个电话，他还回忆得出来我是南通的。到西安的第二天，他急于要见我，就叫刘锋焘教授来催我，热情相邀。

我第一次去霍先生家拜访是2000年的春天，他的居室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仅仅居室狭窄，采光也不太好，房间里也没有怎么装潢，好像还是水泥地。

第二次进霍先生的家门，从外表看就够气派的，专家楼，陕西师大里最派头的那幢。

我按响了门铃。是霍先生来开的门，他满面春风地迎了出来。嚯，精神抖擞的霍先生出现在我的眼前，让我真切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一种雄风，真想不到这是一个年且九十的老者。还是那个样，高大魁梧，身板硬朗，似乎比八年前还要年轻了些。霍先生语带甘肃天水口音：“欢迎远方来客噢！”

进门就是霍先生宽敞的书房，正对门是偌大的一张画案，上铺羊毛毡，一个红木的巨型笔筒插满了大大小小的毛笔，砚台里的墨好像还是湿润的，看得出来，霍先生兴起时，随时都可以泼墨挥毫的。霍老的书法曾得书法巨匠于右任先生之真传，笔力遒劲，墨色酣畅，老到而简净，雄浑而奇崛，看到桌上墨迹未干的一副行草，在我的脑海里跳出黄庭坚的两句论书画名句，“胸中元自有丘壑，故作老木蟠风霜”。那《题子瞻枯木》诗，是评论苏轼的古木画的。我非常庆幸索得霍老“纵横论王维”的墨宝，这让好多的文朋诗友羡慕不已。

霍老的博古架上摆满了各种奇石雕木，于满目琳琅的最突出处，摆放有于右任先生的照片，上书“松林老弟——于右任”。哇，霍老之书艺得于先生之真传！那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由汪辟疆先生的引见，霍松林拜识了于右任先生。于右任很器重这位甘肃天水来的青年才俊，曾向陈颂洛夸奖霍松林，便有了陈颂洛诗赞的美谈，绝句发表在当时《中央日报·泱泱副刊》上，诗云：“西球何必逊东琳，太学诸生熟善吟。二十解为韩杜体，美才今见霍松林。”于先生不仅在书法和诗词上点拨霍松林，还从自己的薪水中划出一部分资助他。大学毕业后，霍松林曾一度在于右任属下的监察院工作。

霍老热情地招呼我坐下，风趣地对我说：“是我霍家军的哪一个弟子把你引进来的？”P10-12

王志清先生于编纂学术性散文集《文心雕虫》后，现又再次编《儒林心史》，约我为序。我曾为王先生学术专著《纵横论王维》(修订版)作序，这次拟为南通大学几位学者散文作品抒谈读后感，应是难得的机缘。但我自己甚有难度之感，因此书诸文有十一位学者，而与我有学术交往的仅周建忠、王志清两位先生。周建忠教授多年与我有书信来往，现又应邀为大规模丛书《续修四库全书》撰写楚辞类著作提要。志清先生于书中为姜光斗先生专著所作的序(《姜光斗的“人”“文”权衡》)中，引有《孟子》“知人论世”语，认为是“重要的研究手段”，谓：“写序，最合适以‘知人论世’的方法”，即“由先‘知其人’，而后才‘颂其诗，读其书’”。由于我对书中大部分学者为人、治学，并不熟悉，故觉得难于著笔，以致虽阅稿数遍，仍未能及时写就。

不过我抓紧时间阅读后，随即又有志清先生所说的“再经由‘颂其诗，读其书’，于是更加‘知其人’”之感。如志清先生记有访遇霍松林先生之文，我与霍先生于1982年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建立后，即共同主编《唐代文学研究年鉴》，八十年代时共任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屡次共商会务。书中又有吉定先生怀念黄永年先生之文，我于1979年在西安参加唐代史学会议时即已与黄先生相识，后屡次交往，有两次到陕西师大参加他与史念海教授共同指导的研究生论文答辩；高校古委会召开会议时，我与他曾合住于一个房间。另王志清先生又有哀悼、追记福建师大陈良运教授一文。我与良运先生也有深交，他于1994年就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申报《周易与中国文学》课题，当时我任古籍规划小组秘书长，经专家讨论，同意此列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丛书》；但后来将此稿转向出版社时，稿件佚失，于是他与我商议，重新撰写，并约我为此书作序(后此书由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我对他执著于学术的坚贞之情与刚毅之气深为钦佩，这次读志清先生所作追记之文，亦深起悼念之情。又如王育红先生《负笈南京读博路(南园杂记十二则)》，细记他于1998年至2004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博士学位，住宿于南京大学正门对面南园。按：我于九十年代任古籍规划小组秘书长，当时组长为南京大学名誉校长匡亚明，匡先生年已高龄，不便于来北京，就由我每年好几次到南京大学向他汇报、商议工作，就住于南园的南苑宾馆；1996年冬匡先生病重并谢世时，我在南苑住了一个多月。因此我后来每次到南京开会，就一定去南园行走，这次读王育红先生之文，又起怀念匡老之情。正因为阅读上述蕴含深情诸文，确如志清先生所说，“通过阅古人的诗书而达到与古人为友的精神交流”，我也由此达到与南通大学诸位学者难得的学术交谊，因此才能写此序文。

中国古代散文浩如烟海，佳作如林。传统古文，被认为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字载体，曾有“中国古代散文美学”的学术构想。日前，《中华读书报》曾刊一文，引有当代一位小说、散文作家的话，称“中国仍是散文的国家”。可见当代创作界对散文在中国文学发展、流变中的高度评价和重视。中国古代散文，包括骈体赋文，其艺术风格确是多姿多彩，丰富多样的。但可能受儒家传统“经世致用”的影响，对散文作用多以“文以载道”为评价，这就如志清先生在本书“后记”中所说，“故而抑制了文学散文的发展”。

譬如韩愈，为古代散文名家，传统多以“文以明道”为其文学创作理论要旨，即宣扬道统与儒家思想，其《原道》、《原性》等为“大有功名教之文”(清吴楚材《古文观止评注》)。实则韩愈之文，不仅题材多样，文笔活跃，其主要特点则是有为而发，不平则鸣。韩愈“文以明道”之“道”，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着眼于突出现实矛盾，寻求社会变革。如其《与崔群书》中云：“自古贤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见贤者恒不遇，不贤者比肩青紫；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者虽得卑位则旋而死，不贤者或至眉寿。”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时任国子监四门学博士，低级官位。此数句尖锐指出英才沦落，而不肖者高官富财，确为社会突出的现实矛盾。清人林云铭就谓韩愈此文“感慨淋漓，能令千古失意人，读之伤心欲绝”(《韩文起》卷四)。又于翌年(贞元十九年)秋，朝廷下令，谓今年上半年关中久旱，经济不利，停止明年春初科举考试。韩愈时仍任四门学博士，自称“虽非朝官”，但“苟有所知，不敢不言”，就特上书(《论今年权停举选状》)认为虽已有旱情，但京师之人已逾百万，人口众多，不会影响各地应举来京就试之读书人，现在突然停试，“是使人失职”。更值得注意的是，韩愈于此文后篇，提出“有君无臣，是以久旱”，认为当代君主固可称“圣明在上”，但群臣“不能尽心于国”，以至“有君无臣”。实际上，朝中之所以“无臣”，其责任当在于“君”；所谓“有君无臣，是以久旱”，虽仅二句八字，实则其指责之意非同小可。可能正因此，韩愈于本年冬又因另一状文(《上论天旱人饥状》)，而远贬广东阳山。

我之所以详举韩文二例，一是说明我国古代散文确不能仅以“文以载道”、宣扬儒家道统为主，二是有感于王志清先生《难遂父愿》中自称“我生性率真，且嫉恶如仇”，可与韩愈之说古今融通。这确使人同意《儒林心史》有真切质朴之特色。

这部散文集，确甚有特色，一为所记广，如第二编‘‘走读山水”，远记北方之内蒙，西南之贵阳，又记国外(英国)之游；二为情致深，所记家人及个人学历，极有情致。又第六编“闲聊阅读”，视野至为阔略，如徐乃为先生所撰三文，叙及三国故事赤壁之战，又评议《红楼梦》中“戏谑”、“玩笑”情节。张祝平先生二文，一评《史记·项羽本纪》之楚汉相争，一论英国现代诗人西格夫里·萨松诗句之中译。周建忠先生《韩剧的两面》更以欢愉的笔调记他于夜间观看电视剧，谈及韩国的好几个戏剧。这是当代学术界人士(也即“儒林”)很少有此佳例的。

集子里的不少散文，无论述友谊，叙交游，谈理想，议时事，个性鲜明，虽篇幅短小，而不拘一格，为叙事说理与抒情述怀相结合的富有色彩的散文。这不禁使我想起书法圣家王羲之《兰亭集序》所言：“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当是此书出版后文化界人士的读后感。

这里我想再提一个建议，即继《文心雕虫》、《儒林心史》后，可能还陆续编纂学术性散文集，鉴于南通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我希望南通大学学者们着意于地域文化研究，多方面地抒写南通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地域特点及当前文化发展的生态环境。这就不仅增进对南通本地的认识，也能突出显示江苏文化的丰富内涵，江苏文明的历史成就，为区域文化独创性与中华文明整体性的和谐结合研究，确有进一步扩展与深入的意义。

2009年春，于清华大学文献研究中心

己丑正月，乍暖又寒，阴雨连绵，心里却春光烂漫，陶陶然于《儒林心史》之成编，诚“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

周勋初先生曾序人书云：“散文之中向以说理性的文字为重，写作这类文字，古人认为必须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才能在文字中申述微言大义，所谓‘气盛言宜’云云，即寓此意。”勋初先生精准地概括了中国古代散文的特点。此是优点，也是缺点。古代散文的缺点在于过分强调了经世致用、扶正祛邪的作用，明确要求“文以载道”，发挥其“美刺比兴”、“补察时阙”的作用，故而抑制了文学散文的发展。而读古代典籍多了的学人们，如果写作散文，一般而言都会偏向“传统”，将散文负荷上过多的社会责任，突出文本的政治作用和社会意义，注重作品对个人道德品质修养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选择了社会人生的题材，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了艺术技巧。如果说我们所编辑的《文心雕虫》(齐鲁书社2007年版)有什么教训需要记取，那么就是：文学性还不太强。

此编《儒林心史》，注重了散文的文学特性，也强化了散文创作的艺术形式和技巧，尽可能远离说教，以清新自然为优，以真切质朴为上，追求“善美兼济”的文学的审美的境界。

书中的散文作者，长者年近花甲，少者尚未而立，半数教授，半数博士，其人生经历、生活储存、知识学养、情性意趣，学术背景等等各不相同，自然形成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进而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评判和审美创造。因此，这些散文文本，各具风采，也各具魅力。每个作者都有自己的独特的审美追求，都有自己的用语习惯，都是其特定情态心态下的灵性创造。以表现内容看，或偏重情意类，或偏重知识类，或偏重理趣类；以表述特点看，或传统，或新潮，或什么都不是；而在语体风格上，或本色天然，或自由真率，或新奇曲宛。即使是同一作者，其不同散文文本也呈现出各不相同的个性形态。

南通大学古代文学专业，是文化、教育大省——江苏省的重点学科，江苏省教学优秀团队，这些饱读古籍的学者们，这些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执教鞭的文人们，也富于才情，勇于创作，而且，感觉并不迟钝，一有感触，便形诸笔墨。笔者在编辑的时候，特别重视情性，突出情氛。这种文本，是散文作者真我的真实袒露，其中必然包含着作者的道德、价值体认，以及其对生活的独特理解和深刻感悟，非常易于让读者作心与心的交流，而生成一种美情美意的情感体验。本学科带头人周建忠教授十分珍视这种情感记录的散文文本，责成笔者文心再雕。《文心雕虫》反响颇佳，以此种形式出版散文集的，于全国范围也许属于首创。笔者不胜荣幸又受命全权负责收集、编辑、出版联系的工作，而再有效命之努力，于是有此《儒林心史》奉出。

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所收入文章一般未作修改，题目倒是改了好几个。多稿多收入，老少无欺。全书分为七编，大体归类；每编多少不等，大致相当。收入的文章多短小精悍，也有的文本属于系列构成，或二三章，多则十二章，从外形到内质，都有其特定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整体。

对于散文，表达的内容，永远比方式更重要。这里面没有为一花陨落而泪洒千行的文字，也没有高谈阔论或高步阔视的篇章，这些散文文本展示的是创作主体的率真天性，直面生活，直对人生，深情倾注，自然展露当下真实的情感世界，是学人心灵的真实历史，故取名为《儒林心史》。此编中不少文字自然天成，张扬着人格的力量，往往千字篇幅，却容量极大，读后回肠荡气，或者让人咀味再三。尤其是文本所提供的文化内涵，可以真切地作用于读者的感性知觉和理性思维，给鉴赏者带来审美的愉悦。较之其它文学样式，散文尤其需要真诚。由于真诚，散文写作甚至可以放弃任何附设的形式，而倚仗天然的质朴。如果说，《儒林心史》在风格上有什么总的特点，那就是：质朴。

诚然，这些散文作者虽说有过广泛的阅读经历，也具有较深的文学、美学修养，了解一般的文艺创作规律、文艺鉴赏规律，但毕竟在散文创作上不多操练，他们中有的甚至还不能够熟练地进行文学性表述，所收入的作品的水平自然也有参差。然而，这些散文文本中对生活意义的感悟，对人生价值的诠释，对生活苦难的反刍，对文化现象的解读，对新生事物的发现，则定然能够给读者带来独特的精神享受而激发其兴奋点，赢得他们人文精神的契合。达到“其人人心也深，其化人也速”的文学审美功能。

作者“修辞以立诚”。读者“披文以人情”。期待读者们走进文本，走近作者，而通过文本以复活我们的情性心志，继而评头品足，以致使再雕、再再雕的编辑出版愈加精彩。

《文心雕虫》由著名散文理论家兼散文作家林非先生作序。此再雕《儒林心史》则谨请国学大师傅璇琮先生为序。于此编者谨颂谢忱！

惊蛰未到，已有雷鸣，我的案头早已春色纷披，愿这份绿意分享所有的热爱生活也热爱文学的朋友们。

编者2009年2月24日

又记：

《儒林心史》付梓在即，却生出了一种莫名的牵挂，就像是面对一个即将远行的孩子，真想千叮咛万嘱咐的。其实，最要说的话，还是“谢谢”。

在书稿编审而三校、四校的日子里，不少人与我一同操心，一同忙碌。我的老朋友赵发国博士，责任编辑，特事特办，有求必应；又承蒙我的研究生杨吉、史薇各读了一遍三校稿，严查出不少文字上的缺漏；公冶繁省先生拿出多种封面设计的方案，虚心征求意见，不厌其烦地再三修改；光朗堂主尤灿兄，不仅对封面装帧贡献计谋，还贡献了其爷爷尤无曲先生的画作，以大师之小品而点缀封面，何其幸也。编者于此一并深表感谢。

特别需要再谢的是国学大师傅璇琮先生。先生年近耄耋，且手脚微有残疾，行动不便，而接到书稿后的第二天即出差上海，旋即宁波，复归北京。先生将书稿带在身边，沿途有暇时便随即翻阅研读，写成三千字之序文。傅先生右手不便书写，而手书竟达十页，且字迹清晰，秀朗而不失遒健，诚可作硬笔书法之杰作收藏也，然而，其艰难程度也可想而知。先生之隆情厚谊，炙我深刻矣。

最要感谢的还是我所在的那个集体，感谢领导和同志们对我编辑工作的信任和支持。

最后不能不一提的是我的贤内，她见我如此投入而大惑不解，几次动问：“你图过啥？”可是，她依然好我所好，让我几无一点“后顾之忧”，心无旁骛而专注文字。于此，我也只能顺便以一个“谢”字了得。

后记又记如此，而已而已。

编者 2009年5月8日于三养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