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产生于它自己的本质、它自己的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儿般模仿其他民族的东西，才是好的……想把不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内在本质、不适应自己民族需要的外国革新引进来，这种企图总是愚蠢的。

总的来说，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内心思想的忠实写照。所以一个人如果想写出简洁明白的风格，他首先就要心里明白；如果想写出雄伟的风格，他首先就要有雄伟的人格。

艾克曼著的《歌德谈话录》有助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全面了解歌德，走近歌德，提高文学修养，陶冶思想情操，领略人生真谛。

《歌德谈话录》是由歌德的助手艾克曼辑录整理而成的，对歌德作了细致而深刻的描绘，真实地记录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思想和实践经验，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创作实践，日常生活，处世态度，以及与席勒，黑格尔，司各特，伏尔泰，拜伦，拿破仑等人的交往，内涵非常丰富。艾克曼著的《歌德谈话录》有助于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全面了解歌德，走近歌德，提高文学修养，陶冶思想情操，领略人生真谛。

歌德谈话录

歌德与索勒的谈话录

译后记

1828年10月23日星期四

歌德今天高度评价了首相所写的那篇以大公爵卡尔·奥古斯特为描写对象的短文，它简短扼要地叙述了这位罕见的公爵的富于业绩的一生。

歌德说：“这篇短文的确写得很好，它不仅材料全面，而且字里行间充满着作者对大公爵的最真挚的爱，此外，描述非常简洁扼要，大公爵的业绩一个接一个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当我们看到大公爵的这一系列的丰功伟绩的时候，我们感到心情愉快，仿佛陷入陶醉之中。首相也把他的这篇文章寄往柏林，并在不久前收到了亚历山大·封·洪堡从柏林寄来的一封非常值得注意的信。当我读这封信的时候，内心里深受感动。洪堡在其漫长的一生中和大公爵结成最真挚的友谊。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大公爵生来就好学，需要获得新的知识，而洪堡恰恰是能够满足他的求知欲的人。洪堡博古通今，能够对大公爵提出的任何问题做出最好的和最彻底的回答。说来也奇怪，碰巧大公爵在柏林逝世前的最后几天，几乎总是和洪堡在一起度过的，他在逝世前不久还就某些他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请教他的朋友。另一方面，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大公爵这位德国历史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公爵之一，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有洪堡这样的人作为见证人。我已经让人寄来洪堡这封信的抄本，你马上就会知道这封信的一切内容。”

歌德站了起来，朝他的书桌走去，从那儿取来了洪堡的那封信，然后又坐到了我的身边。他把这封信默念了一会儿。我看到他眼里含着泪水。然后他说：“你自己去读吧。”他把信递给我。他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我则读那封信。

洪堡在信中写道：“对已故者的突然逝世，有谁会比我更加感到震惊呢，三十年来他始终关心着我，经常给予我嘉奖，我可以说，我受到了他的真诚的偏爱。在这里（柏林），他也希望我能随时在他的周围。在与他相处的最后的日子里，死神似乎在召唤他，这死亡的预兆像雄伟的被白雪覆盖的阿尔卑斯山顶的亮光一样清楚明确。在我们相处的最后的日子里，这位伟大而仁慈的公爵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活跃、风趣和宽厚，他始终关心着人民生活的进一步发展。

“我充满预感地和忧心忡忡地多次对我的朋友们说，大公爵身体虽然非常虚弱，但是生气勃勃，头脑非常清醒，我觉得这是一种恐怖的现象。他自己显然摇摆于希望康复和等待大的灾难之间。

“当我在吃早饭时看到他的时候，也就是在大灾难发生前二十四小时，他由于生病不想吃东西，但是他还关心地问起那些从瑞典运来的波罗的海东岸三国的花岗岩卵石，问起那些可能对我们的大气起干扰作用的彗星带，还问起所有的东海岸的冬天寒冷的原因。

“当我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和我握手告别，说了几句轻松愉快的话：‘洪堡，您相信特卜里茨和所有的温泉都是像水一样可以用人工加热吗？这不是厨灶之火！要是您和那位国王来特卜里茨，我将和您争论这个问题。您会认识到，您的古老的厨灶之火必将再次把我和您聚集在一起。’真怪！在这样一位伟人的身边，一切都变得有意义。

“在波茨坦的时候，我单独和他在长沙发上坐了好几个小时；他交替地喝酒和睡觉，他重新喝酒，然后站了起来，为的是给他的夫人写信，接着又睡。他很快活，但是非常疲劳。在那些时间里，他逼着我和他讨论有关物理、天文学、气象学、地球构造学、彗星核的透明性、月面上的大气层、彩色的双星等等极为复杂的问题。此外，他还逼着我和他讨论日斑对温度的影响、史前世界中有机体的表现形式，以及地球内部的地热这样一些极为复杂的问题。他在和我交谈时睡着了，常常变得心神不定，然后温柔地和友好地请求我原谅他表面上的不专心，一边对我说：‘您瞧，洪堡，我完蛋了！’

“突然他把话锋一转，谈起了宗教问题。他抱怨正在蔓延的虔信主义，因为它在政治上为专制主义辩护，主张镇压一切更加自由的思想运动。他大声地叫了起来，‘那是一些不诚实的家伙，他们以为通过虔信主义就可以取悦于诸侯们，就可以获得职位和带绶带的勋章！他们对中世纪的诗歌情有独钟。’

“他的怒气很快就平息了，现在他又在基督教里找到了不少的安慰。他说：‘基督教是一种博爱的学说，但是从一开始人们就把它丑化了。最早的基督教徒是激进分子当中的自由主义者。’”

我让歌德觉察到我对这封精彩的信的由衷的喜悦。歌德说：“您瞧，大公爵是个何等重要的人物啊！而洪堡做得多么好啊，他寥寥几笔就勾画出大公爵的性格特征，他用象征的手法反映出这位杰出的公爵的整个性格。是啊，大公爵就是这样！我最有理由这样说，因为实际上除我之外别无他人如此彻底地了解他。不过，如果世界上不存在区别，如果大公爵这样的人不得不过早地离开人世，这岂不是一件憾事？只要再过短短的一百年，身居如此高位的他就会使他的时代突飞猛进！不过您知道他为何不能实现他的愿望？世界不会像我们所想象和所希望的那样如此迅速地达到自己的目标。世界上始终存在着阻止历史前进的魔鬼，它们到处插手，到处与世界作对，所以世界总的说来虽然在前进，但是很慢。您还要继续生活下去，您会发现我所说的话是对的。”P325-327

我们面前的这个文库，其前身是“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或者说，现今的这个文库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前一个书系为基础的，对此，有必要略作说明。

原来的“外国文学名家精选书系”，是明确以社会文化积累为目的的一个外国文学编选出版项目，该书系的每一种，皆以一位经典作家为对象，全面编选译介其主要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资料，再加上生平年表与带研究性的编选者序，力求展示出该作家的全部文学精华，成为该作家整体的一个最佳缩影，使读者一书在手，一个特定作家的整个精神风貌的方方面面尽收眼底。“书系”这种做法的明显特点，是讲究编选中的学术含量，因此呈现在一本书里，自然是多了一层全面性、总结性、综合性，比一般仅以某个具体作品为对象的译介上了一个台阶，是外国文学的译介进行到一定层次，社会需要所促成的一种境界，因为精选集是社会文化积累的最佳而又是最简便有效的一种形式，它可以同时满足阅读欣赏、文化教育以至学术研究等广泛的社会需要。

我之所以有创办精选书系的想法，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专业是搞文学史研究的，而搞研究工作的人对综合与总结总有一种癖好。另一方面，则是受法国伽利玛出版社“七星丛书”的直接启发，这套书其实就是一套规模宏大的精选集丛书，已经成为世界上文学编选与文化积累的具有经典示范意义的大型出版事业，标志着法国人文研究的令人仰视的高超水平。

“书系”于1997年问世后，逐渐得到了外国文学界一些在各自领域里都享有声誉的学者、翻译家的支持与合作，多年坚持，惨淡经营，经过长达十五年的努力，总算做到了出版七十种，编选完成八十种的规模，在外国文学领域里成为一项举足轻重、令人瞩目的巨型工程。

这样一套大规模的书，首尾时间相距如此之远，前与后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平衡、不完全一致、不尽如人意是在所难免的，需要在再版重印中加以解决。事实上，作为一套以“名家、名著、名译、名编选”为特点的文化积累文库，在一个十几亿人口大国的社会文化需求面前，也的确存在着再版重印的必要。然而，这样一个数千万字的大文库要再版重印谈何容易，特别是在人文书籍市场萎缩的近几年，更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出版家都会在这样--d'；kN~面前望而却步，裹足不前，尽管欣赏有加者、啧啧称道者皆颇多其人。出乎意料，正是在这种令人感慨的氛围中，北京凤凰壹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老总贺鹏飞先生却以当前罕见的人文热情，更以真正出版家才有的雄大气魄与坚定决心，将这个文库接手过去，准备加以承续、延伸、修缮与装潢，甚至一定程度的扩建……与此同时，上海三联书店得悉“文库”出版计划，则主动提出由其承担“文库”的出版任务，以期为优质文化的积累贡献一份力量。眼见又有这样一家有理想追求的知名出版社，积极参与“文库”的建设，颇呈现“珠联璧合”、“强强联手”之势，我倍感欣喜。

于是，这套“世界名著名译文库”就开始出现在读者的面前。

当然，人文图书市场已经大为萎缩的客观现实必须清醒应对。不论对此现实有哪些高妙的辩析与解释，其中的关键就是读经典高雅人文书籍的人已大为减少了，影视媒介大量传播的低俗文化、恶搞文化、打闹文化、看图识字文化已经大行其道，深人人心，而在大为缩减的外国文学阅读中，则是对故事性、对“好看好玩”的兴趣超过了对知性悟性的兴趣，对具体性内容的兴趣超过了对综合性、总体性内容的兴趣，对诉诸感官的内容的兴趣超出了对诉诸理性的内容的兴趣，读书的品位从上一个层次滑向下一个层次，对此，较之于原来的“精选书系”，“文库”不能不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与变通，最主要的是增加具体作品的分量，而减少总体性、综合性、概括性内容的分量，在这一点上，似乎是较前有了一定程度的后退，但是，列宁尚可“退一步进两步”，何况我等乎?至于增加作品的分量，就是突出一部部经典名著与读者青睐的佳作，只不过仍力求保持一定的系列性与综合性，把原来的一卷卷“精选集”，变通为一个个小的“系列”，每个“系列”在出版上，则保持自己的开放性，从这个意义上，文库又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容与拓展。而且，有这么一个平台，把一个个经典作家作为一个个单元、一个个系列，集中展示其文化创作的精华，也不失为社会文化积累的一桩盛举，众人合力的盛举。

面对上述的客观现实，我们的文库会有什么样的前景?我想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一个自称继承了世界优秀文化遗产，并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中华大国，一个城镇化正在大力发展的社会，一个中产阶级正在日益成长、发展、壮大的社会，是完全需要这样一个巨型的文化积累“文库”的。这是我真挚的信念。如果覆盖面极大的新闻媒介多宣传一些优秀文化、典雅情趣；如果政府从盈富的财库中略微多拨点儿款在全国各地修建更多的图书馆，多给它们增加一点儿购书经费；如果我们的中产阶级宽敞豪华的家宅里多几个人文书架(即使只是为了装饰)；如果我们国民每逢佳节不是提着“黄金月饼”与高档香烟走家串户，而是以人文经典名著馈赠亲友的话，那么，别说一个巨大的“文库”，哪怕有十个八个巨型的“文库”，也会洛阳纸贵、供不应求。这就是我的愿景，一个并不奢求的愿景。

2013年元月

我根据柏林建设出版社1955年德文版的((歌德谈话录》所译的中文全译本得以问世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过朱光潜前辈的节译本。由于朱先生是位美学家，所以他“个人的知识和见解在选择中也起了作用，所以涉及哲学、美学、文艺创作实践和文艺理论乃至当时欧洲一般文化动态的就选得比较多些，而原书中许多关于应酬、游览和个人恋爱之类家常琐事以及关于颜色、植物变形、地质、气象之类的自然科学方面的争论，都只略选少数样品，其余就只得割爱了”。现在的这个译本是我国出版的全译本，上述的局限自然避免了，它使读者可以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歌德。

《歌德谈话录》的编者艾克曼曾在该书的卷首附有长篇自我介绍，现撮要摘译如下：

艾克曼出生在汉堡和吕内堡之间的一个小镇。家里只有一间茅棚、一块菜地和一头奶牛。父亲是个货郎，母亲是个纺毛能手，他童年时帮着种地、拾柴和看牛，偶尔也跟着父亲当货郎。就这样，他半耕半读，到十四岁的时候勉强学会看书写字。一天晚上，从汉堡回来的父亲带回了一个烟叶荷包，上面的商标上画着一匹马。当父母在灯下谈天的时候，艾克曼拿过烟荷包，试着用铅笔临摹商标上的马，临摹得很像，受到父母的表扬。从此他从邻居(一位陶瓷匠)那里借来一本画册，有空就临摹。他临摹的两本素描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地区长官迈耶的手里。这位要人看他很有才能，就问他要不要到汉堡深造。考虑到绘画这一职业不符合他的兴趣，他婉言谢绝了迈耶的推荐。就在这时，他引起了其他要人的注意，他们资助他上学，他学了一点法语、拉丁文和音乐。

到了1813年，艾克曼报名参加了反对法国占领的志愿军，随军在家乡附近打游击。后来又随军跨过莱茵河，进入佛兰德和布拉班特。在那里，他看到了一些出色的荷兰油画，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个新世界在我眼前展开了，我整天在教堂和博物馆里度过一些日子”。他又开始临摹。1814年志愿军解散，他步行到了汉诺威，求教于当地一位知名的画家兰堡，还同兰堡的一位学生结成了亲密的友谊。此人介绍他读了温克尔曼、克洛普斯托克、席勒、歌德、克尔纳等人的作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克尔纳的诗集《琴与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德的短诗、((威廉·迈斯特》和((浮士德》一再地吸引着我”。读了歌德的作品以及自己也尝试写了一些诗之后，他借助翻译阅读了莎士比亚、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主要作品。为了提高和充实自己，他于1821年进哥廷根大学学法律，在此期间，他按歌德写诗的风格和习惯创作了一些诗，并把它们结集成诗集出版献给了歌德。歌德对他的诗集反应冷淡，但他并没有因此泄气，反而振作精神，鞭策自己要更加深入地研究歌德。他中断了学业，躲在汉诺威附近的一个地方潜心写他的((诗论》。1823年5月，艾克曼把这部所有的观点和论据均来自歌德作品的《诗论》寄给了歌德，这一次真的打动了歌德的心。当艾克曼1823年来到魏玛时，歌德不仅接见了他，而且建议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艾克曼在自我介绍的结尾写道：“这次魏玛之行对我今后的生活将产生重要的结果。”

艾克曼留在歌德身边的主要任务是编辑由歌德亲自审订的《歌德文集》，为此，他从头到尾仔细阅读歌德的全部作品。此外，他还直接参与了歌德晚年的全部创作，尤其是((浮士德》(第二部)的创作(在((谈话录》中，艾克曼不断敦促歌德完成((浮士德》(第二部)，还经常和歌德就每一幕的内容认真地讨论)。由于工作关系，艾克曼还和歌德就各种问题进行交谈。因此，艾克曼辑录的《歌德谈话录))，尽管其中有的谈话并不是歌德的原话，但是由于艾克曼和歌德朝夕相处，心心相印，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谈话就是歌德的原话。

在艾克曼这部谈话录之后，我附上了索勒与歌德的谈话录。索勒是生活在日内瓦的瑞士人，一位自由思想的共和主义者，1822年受聘于魏玛，负责教育大公爵的继承人。从1822年至歌德逝世(1832年)，索勒和歌德一直交往密切。他是歌德家里的常客，而且是他家一位颇受欢迎的常客。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他和歌德的持久的交往提供了思想和感情上的活力。作为功底扎实的矿物学家，他为歌德整理形形色色的晶体。他的植物学知识使他成为歌德《植物的蜕变》法文本的最佳译者，使这部重要的著作得到进一步传播。此外，由于他在宫廷里的特殊地位，他有时陪太子、有时受大公爵及夫人的委托去拜访歌德。这部著作虽然篇幅只有四万字，但却是艾克曼的谈话录的补充，且是有机的，极有价值的补充，现在并在一起出版，这就成为歌德自1822年至逝世期限间的一份完整的谈话录，它为我们鲜活地展现了诗人晚年生活和精神世界，成为我们后人认识歌德和研究歌德的一部不可或缺的著作。

译者在翻译《歌德谈话录》的过程中参考了朱光潜先生的译文，保留了朱先生的一些神来之笔，在此谨向已经去世的朱先生表示敬意。

我的作品是不会家喻户晓的。谁要是认为我的作品会受到群众喜爱，而且致力于在群众中传播它们，他就会大错特错。因为我的作品不是为群众写的，而是为少数想法和志向与我相似的人写的。

——﹝德国﹞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