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本解(修订版)》包含对《论语》的注释、今译和附论。本书虽然没有钱穆的《论语新解》和李泽厚的《论语今读》名气大，“但优点是注释比较精炼，也比较准确。特别是，它很注意辞语互见，常用《论语》本身解《论语》，对互见关系注得细，这对理解《论语》很重要”。作者孙钦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献研究所所，目前是“《儒藏》编纂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专家之一。

《论语本解(修订版)》包含对《论语》的注释、今译和附沦。注释和今译是作者在《论语注译》(1990年)的基础上增订完善而成的。不同于目前通行的各种《论语》注译本，本书的注释更加精当，尤其十分注意运用《论语》自身的语词互解互证，这对于理解《论语》本意非常必要，而且更有举一反三的好处。加上简洁的译文和通过附论对孔子及《论语》的全面解说，凡是希望了解《论语》的人，这是一本合适的入门书；对于《论语》研究者，《论语本解(修订版)》也有相当的参考价值。作者孙钦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古文献研究所所，目前是“《儒藏》编纂工作小组”主要负责专家之一。

引言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日第二十

[附论]

 一 孔子的时代和生平

 二 《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

 三 《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现实意义

 四 《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

 五 《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语》史料的文献价值

公田、私田之分的井田制，是西周封建领主制经济的基础，封建领主制的衰亡，正是从这个基础的动摇开始的。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奴有馀力开垦荒地自己占有，使计夫授田的制度受到破坏。同时农奴经营私田所获不断增多，积极性越来越高，而对公田上的无偿劳动则消极怠工，甚至逃避，以致造成“公田不治”的恶果。这就迫使封建领主不得不改变剥削方式，将劳役地租改为实物地租。《春秋》宣公十五年所载鲁国“初税亩”，就是这种改变的一例。“税亩”就是按亩收税，古时租税统一，收税就是收实物地租，这是剥削方式的一次大的变革，故同年《左传》说：“初税亩，非礼也。毂出不过藉，以丰财也。”所谓“藉”，就是上面所说的“藉(借)田以力”的劳役地租。其变革的原因，正如宣公十五年《公羊传》何休注所说，农夫“不肯尽力于公田”。随着剥削方式的改变，人与土地的关系也开始变化。诸侯以下的领主对封地的关系由占有变为所有，从而转化为新兴地主，用实物地租代替劳役地租剥削农民。农奴对份地(私田)由使用变为占有，从而转化为自由农民；或租用地主的土地耕种，变成佃农。于是分封制和井田制便受到根本破坏。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关系的变化。旧的封建领主上对下层层控制的等级关系逐渐崩溃，权力不断下移。关于这种情况，《论语·季氏》中有一段孔子的话作了生动的说明，他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代)希(稀)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16·2)这里说的“陪臣”，就是大夫的家臣，由士来担任。在天子、诸侯、大夫、士的贵族等级下，制礼作乐、号令征伐均属最高权力，为天子所专有，下级贵族不得僭越。可是从西周到春秋，这种权力的失落，如江河日下。如果用孔子这里的话来划分，西周是“礼乐征伐白天子出”的时期，春秋前期大国争霸是“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期，而到春秋末期，大夫专国政，甚而家臣操权，就是礼乐征伐“自大夫出”，乃至“陪臣执国命”的时期了。孔子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论语》中记载鲁国大夫季孙氏僭越专权的情况令人发指，同时也反映了季氏家臣阳货(即《左传》中的阳虎)的专横。对此孔子耳闻目睹，难以容忍；有时还不得不与他们周旋，招来不少麻烦和恼怒。

知人论世，要了解孔子，还必须了解他的身世。传世的孔子传记，以《史记·孔子世家》为最早，影响也最大，但是司马迁援据和运用材料均不够谨严，甚至有错误，并且不乏附会之辞、小说家言，故难以尽信，仅有参考价值而已。清人崔述的《洙泗考信录》，系为孔子所作近于年谱的考证传记，明显针对《孔子世家》的疏误而为，在材料的选择和运用上严谨得多(如主要依据《论语》、《左传》、《孟子》，不信《史记》、纬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考证也颇为翔实，有重要参考价值。但是崔述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迷信、回护孔子被神化的“圣人”偶像，为此竟不惜怀疑、抹杀史实，否定可信的史料，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关于《孔子世家》和《洙泗考信录》的问题，“附论”第五节有所辨，可参看。因此，了解孔子的身世，只能以《论语》、《春秋》、《左传》、《孟子》等书为主要依据，《礼记》中也有一些比较可靠的材料可取；其他则不可泛滥无择，甚至猎奇，因为先秦诸子文献和汉代杂书中，对孔子不仅附会、歪曲(包括神化和贬损)之辞众多，而且不乏出于异派攻讦的毁谤、调谑之言。

孔子(前552—前479，生年据《春秋公羊传》和《毂梁传》，《孔子世家》不足为据，详见“附论”第五节)，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孔子的祖先本是宋国的贵族，其五代祖因躲避宫廷纠纷，由宋奔鲁，定居在鲁国。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个武士，虽跻身于贵族之列，但地位较低。孔子三岁时，父亲死去，他跟着母亲过着较艰苦的生活，因此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9·6)鲁国是一个礼乐之邦，完整地保存着西周的文化传统。孔子自幼就受到周文化的熏陶，成年以后又以好礼、知礼闻名于鲁国。P285-287

《论语》是记录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一部书，为儒家的原始文献，是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经典，具有思想价值、语言价值、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产生过深远的历史影响，并存在积极的现实意义。

《论语》是一部思想著作，此书在古文献中看似语言平实，但含义深奥，各条语录的具体语境又多不明确，必须对语言文字、思想内容，乃至历史背景作全面注释、考述，才能有助于真正读懂。古往今来，解释《论语》的书很多，有不少积极的成果，但科学性、准确性又不尽如人意。古代的《论语》注释之作多如牛毛，具有广泛的参考价值，但又存在历史局限性。今人的《论语》注释、翻译之作也不少，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仍有缺陷：或偏重于语言文字的解释，缺乏思想内容的阐释；或在进行思想内容阐释时，不以语言文字的准确解释为基础，不以时代背景具体考述为依据，难免主观臆断，随意发挥。本书之所以名为“本解”，旨在参考前人的积极成果，在个人独立研究的基础上，力求做到语言文字的解释与思想义理的辨析相结合，思想义理的辨析与时代背景的考述相结合，尽量对《论语》做出符合原意的解释，进而对孔子和《论语》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以避免由于主观附会而“诬古人，惑来者”(清代朴学家关于古文献校释的戒语)。

为贯彻上述宗旨，本书分“注译”和“附论”两部分：

“注译”部分，逐篇逐章对《论语》进行注解、今译，此为理解《论语》的基础。《论语》正文以清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所刻邢昺《论语注疏》(即阮元校《十三经注疏》本)所据《论语集解》本为底本(有的分章及个别文字参校他本而定)。每章仿杨伯峻《论语译注》的做法，标以篇章序号(圆点前一数字表示篇次，圆点后一数字表示章次，如2·5，2表示第二篇《为政》，5表示第二篇《为政》的第五章)，以便查检(按，此法实始于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所编《论语引得》)。对古文献的解释，应该是紧扣原文，而不可游离于原文，故只能以随文所作之注为主，以相对独立的翻译为辅，也就是说，只能在注释的基础上进行今译，阅读原文时应主要借助注释；译文也是阅读原文的辅助工具，宜用直译方式表达，配合注释，起到串解原文的作用。这里之所以称为“注译”而不称“译注”，正是为了体现古文献的这种解释规律，而不是故意颠倒其字以标新立异。

注解除了注明生僻字词及人物、史实、典制、名物等具体内容之外，还多方取证，据以分析思想内容，力求做到训诂、考证和义理辨析相结合，尤其注意运用材料互证，特别是以《论语》前后互证的方法，以求准确阐明孔子话语和思想的本意。

对于分歧的异说，首先，力求辨明是非以存其是。如2·16“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里的“攻”字有两种解释，一是治，一是攻击；“异端”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异端邪说，一是事物的两端；“已”字也有两种解释，一是实词“止”，终了之意，一是语气虚词。由于几个字词的不同解释，相互搭配，又使整句可以有几种不同的理解：一是“攻治异端邪说，这是祸害啊”，一是“攻击异端邪说，则祸害就会终止”，一是“攻治事物有两端的学说，则祸害就会终止”，一是“攻击事物有两端的学说，这是祸害啊”。以上几种解释，都符合孔子的思想，究竟哪一种符合孔子这句话的本意？关键在于对“已”字意义的确定。通观《论语》，凡“也已”二字连称，均为语气词连用，如1·14“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可谓好学也已”。6·30“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已”。8·1“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8·20“周之德，可为至德也已矣”。9·11“虽欲从之，末由也已”。9·24“说之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12·6“可谓明也已矣”，“可谓远也已矣”。19·5“可谓好学也已矣”。只有一处似为例外，即17·5“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这里“末之也已”，似乎是说“没有地方去就算了”，“已”解释为“止”；但是“已”字作语气词解，与前面所举9·11“末由也已”句型结构相同，是说“没有去处了啊”，则为穷途末路之叹，亦通。如此看来，对上面孔子话的四种解释，只有第一、第四两种可以成立，而在这两种中，又以第一种为优，因为孔子对是否承认两端学说，还没有放到势不两立的地位，故不至于说出第四种那样严厉的话。又如9·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一般把两个“与”字解作连词，意思是说孔子很少谈利、命和仁。(杨伯峻《论语译注》同此。)但是，孔子很少谈利是事实，很少谈命则不符合孔子的天命思想，很少谈仁更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论语》讲仁的地方随处可见，因此这里的“与”字不是连词。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从句法上得到内证，《论语》中连词在几个并列成分之间的用法，跟现代汉语一样，没有在几个成分之间连用的情况，总是用一个连词放在最后两个成分之间，如9·10“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2·20“使民敬、忠以(连词，同“与”)劝”，均可证。实际上这里“与命与仁”的“与”字是一个实词，义为赞同，则整句应断作：“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与”字作“赞同”解，《论语》亦有内证，如7·29“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与其往也”，如11·24“吾与点也”，皆是。其次，对于于义两通而尚难定其是非的异说，则不强行取舍，并存以供参考。

译文力求做到“信、达、雅”。坚持准确的直译，避免添枝加叶的解释或拖泥带水加括号说明的做法。在准确、通达的基础上进一步锤炼，以求译文语言的典雅。

本书注译部分以拙著《论语注译》(巴蜀书社1990年出版)为基础，进一步作了补充、修订。

“附论”属于宏观专题分析论述的部分，对于思想类著作的阐释尤其不可或缺，以达到与注译部分密切配合、互相参照的目的。内容包括五方面：为知人论时、知人论世(身世)，撰写“孔子的时代和生平”一节；为介绍《论语》的成书、传承源流和历代主要的版本、整理成果，撰写“《论语》的成书流传和整理”一节；为以《论语》为主并结合其他史料论述孔子的思想及其影响和评价，撰写“《论语》和孔子的思想内涵及其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一节；为探讨《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揭示《论语》中孔子及其弟子活生生的人物群像，撰写“《论语》的语言价值和文学价值”一节；《春秋》及《左传》、《公羊传》、《毂梁传》中含有大量可靠的孔子身世及生活时代背景的材料，为发掘有关材料并印证《论语》的史料价值，撰写“《春秋》及三传中有关孔子和《论语》史料的文献价值”一节。

本书内容，参考、吸收前人的成果，并多有本人研究所得，如有不当甚或错误之处，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