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裘丽宁女士根据意大利籍工作者唐云在中国20余年的生活工作经历为素材组织编译出版的，是目前国内出版的第一套中意双语丛书。旅居中国20余年的唐云女士，与她的同胞马可·波罗一样，游历了中国大江南北，在书中纂写了数百篇新时代下的中国见闻录。向读者展现的不仅仅是她所游历的山山水水，还有她对中国社会的深度观察和深刻感悟。

　　《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一书，体现了“中国立场、世界眼光、人类胸怀”的传播理念，这将会成为中意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又一见证。

700年前，一位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了多年后回到威尼斯，之后便诞生了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的热烈向往，对以后新航路的开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700年后，马可·波罗的同胞，一位意大利都灵人因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热爱，在这片她那伟大旅行家同胞涉足过的土地上留下了她的足迹，同样撰写了几百篇新时代下的中国见闻，不仅仅是那山山水水，更多的是她对中国社会的深度观察和深刻感悟。她就是《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一书的作者唐云。

《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凝聚了唐云20多年来在中国的记忆的书收录了唐云的中国见闻录精华，涵盖了中国文化、传统民俗、社会民生、人物故事、中意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内容。她从唐玄奘西行的故事，讲到亲赴元上都，追寻她的祖先马可·波罗700年前游历中国的足迹，讲到她对中国胡同文化的喜爱及其保护工作的担忧，她漫步圆明园、游历桂花之城—杭州、探访楠溪江古村落、重返西藏、亲历震后一年的汶川、游走内蒙古大草原和黄土高坡的窑洞；她给我们讲述了她的中国朋友的故事；她记录了关于北京奥运、残疾人事业、Sars生活的难忘经历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唐云以一个西方人的视角观察着中国，观察的不仅仅是东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还观察着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民生。

唐玄奘史诗般的印度之行

沿着马可波罗的足迹

永别了，我的胡同

胡同偶遇

一个拯救北京门墩文化的日本人

一个意大利人眼中的中国当代建筑

一位德国人相机里的老北京

漫步圆明园

 清晨圆明园的杜鹃、喜鹊和猫头鹰

 春游圆明困遗址

 农民、皇帝和我

 圆明园观鸟

中国的物种多样性保护

悦宾饭馆，第一个吃“私有化”螃蟹的饭馆

玉泉路的花鸟虫鱼市场

切雷萨教授的荣说

风筝

中国足球编年史

桂花之城——杭州

熊猫与意大利皮埃蒙特犬区的故事

汶川震后的大熊猫拯救行动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村落

一次中国古村落的探访之旅——浙江楠溪江之行

 在岩头过春节

 与“孙悟空”一起过春节

 中国村庄的结构

 文人之星

 古老的职业

江南古镇的保护

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皇城村古迹保护和农村社会变迁

震后一年的汶川记忆

重返西藏

传统藏医

探访崖尧村，见证黄土高原变绿洲

黄土高原民间手工艺者的生活现状

走西口：河曲之行

探访米脂：追寻毛泽东的足迹

内蒙古草原行

 蒙古草原漫游记

 蒙古包、牧民和手机问的渊源

 游走蓝旗蒙古包与蒙古医学的奥秘

临沂之行：徜徉在洋槐花，粟子与花生树丛中

尤老板和“红色法拉利”

阎振岳的九十载乐观人生

张汉钧的过年故事

张祖道，胶片中见证历史

阿尔瓦罗 徐祥颇的传奇

执著的女记者薰月玲

女作家冯良的故事

王卓茹的艺术人生

长春第一汽车厂的八旬老人们

盛开在舞台艺术中的金婚之花

白氏家族的京剧情结

卢国文——热爱意大利的中国男高音歌唱家

生命的留言

杨二车娜姆——闻名世界的女人

洪志坚一位将数学围棋化的老师

叶星生西藏文物的收藏家

与张承模教授漫步星空

与山西民间艺匠的偶遇

苏内德拉的中国情缘

小提琴家嘉丽娜海菲茨的中国西方音乐印象

北京奥运印象

年轻志愿者们谱写的奥运文明序曲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青年

关注残疾人系列

 心目看世界

 视·觉

 金钥匙工程

 中国残疾人的意大利朋友——鸟尔巴诺斯丹达教授

在Sars的园子里

“三·八”妇女节

中国婚礼

逛书店

京城的宠物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在南教堂过圣诞

道的哲学与当代管理

重修古典文化的尝试

邂逅贾樟柯

相声、赖声川和他的表演工作坊

道家画叟孙明瑞的故事

伟大的画家齐白石

参观上海博物馆中国绘画精品展

布朗华莱士和他的“红门画廊”

意大利在洛阳的文物修复工程

中国诗歌新趋势

在荧宝看道情戏

和平饭店的老年爵士乐队

马可·波罗最钟爱的酒

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

唐玄奘史诗段的印度之行(2008年)

像中世纪的欧洲朝圣者在欧洲各地游历，翻越雪山，侥幸躲避土匪强盗的抢劫和疾病的困扰，去朝拜那些宗教圣地一样，同样时期的中国和印度的僧侣也经常来往于中国和亚洲南部，翻越座座高山，穿越在中亚广袤无垠的土地上。无论是陆路上的还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在这几百年里将亚洲地区的不同文明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在唐代的时候达到了顶峰。帝王明君的开放思想使唐代的文化、商贸与外界的交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最有名的穿越了陆路丝绸之路的朝圣者，佛教徒玄奘，秘密地离开了当时的中国首都——长安，今天的西安，出发前去印度，去寻求原始的佛教经文。因为当时在中国流传的翻译经文自相矛盾，佛教界一片混乱与无序。

为我们讲述这位传奇人物故事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玄奘研究中心的主任——黄心川教授。他是一位印度和亚洲哲学、宗教研究的杰出学者，除了精通英语、俄语和日语，还精通梵文，曾经在印度和日本讲学多年。黄教授今年80岁了，但依旧精神矍铄。我在他装满了书的家中见到了他。他家里的书如此之多，以至于要拨开堆成山的书卷，才能找个地方落脚，那些书架已远远不够用了。

黄教授介绍说：“中国文化中，儒学、佛教和道教三者本质上是互联的，就像朝鲜、日本和越南文化间的联系，所以说对任何一个个体的理解不能完全撇开另外两个。比方说，玄奘从小受到了父亲的儒学教育，之后又跟随他大哥在洛阳的一所寺庙里研修。因为天资聪慧，13岁的时候，也就是公元613年，他要求剃度出家，因为他非同寻常的天分和佛教修养，寺院住持破格给他进行了剃度。公元618年的时候因为躲避两朝替换的战乱，他转迁去了四川，然后又到了长安。在那里，他跟随长安寺庙里的印度僧人学习梵文。这些印度僧人是经由丝绸之路来到长安的。玄奘对瑜伽师地论哲学很感兴趣，但是他发现那些圣书经文中常有自相矛盾之处，于是在公元629年时，玄奘决定出发去印度寻找原始经文以作比对。”

玄奘绝非是第一位跋山涉水，不远万里地穿越帕米尔高原去印度求佛的中国僧人。事实上，在他之前，已经有过99位中国僧人去过印度。他之所以如此出名，首先是因为他那伟大的翻译著作，更因为他给当时时的皇帝写了一部他西行的游记，那就是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也由此给后人灵感，诞生了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当然其他的西行僧人也曾写过各自的游记，但最终却都遗失了。侥幸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游记中有一本是著名的法显大师所著，他曾经于公元4世纪去过印度，并撰写了《佛国记》。后来到了宋代，当朝帝王们开始有计划地派遣僧人前往印度求佛取经，所以当时翻译过来的经文是非常及时的。然而在玄奘那个年代，印度的经文都是在过了几百年之后才被认识和翻译过来的。

关于玄奘的形象描述，最经典的是他赤足芒履，身负满载佛经的竹笈，顶部的一块圆形遮挡正好为他护头遮阴，上面还悬挂一盏油灯，当作黑夜里的照明。他身穿一件长至膝盖的僧袍，脚蹬布鞋，就像是已经到了印度，因为那里的天气非常炎热。黄教授继续介绍道：“我在印度讲学的时候就总想，在如此恶劣的天气条件下，玄奘是如何背负这沉重的经文和生活必需品行进的呢?他肯定是有个随从跟着，不过那里的环境的确是非常恶劣。记得有一天晚上大约五点的时候，我从大学出来准备散散步，校长立刻命人把我给叫了回去，因为害怕我被响尾蛇给咬了，那个地方的响尾蛇是很常见的。至于交通工具，我曾经问过当地人，他们告诉我，那里曾经有矮脚马，可能就是玄奘当时使用的坐骑了。当然，晚上的时候，他可以留宿在当地寺庙中，但也不是经常可以找到寺庙，这也和中世纪欧洲朝圣者的境遇相似，那时的寺庙不仅可以提供食宿，还可以为途经的僧人指路，所以说这些寺庙除了具有宗教意义以外，还是非常重要的文化和商贸交流中心。”

那么哪一段行程是玄奘西行路上最艰难的一段呢?奇怪的是，答案并非是印度，而是在当时的中国境内。据黄教授介绍，玄奘在新疆的沙漠地区遇到了最艰险的困难，因为当时的皇帝传口谕给那里的附庸国，要玄奘回来。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与西方以及中亚地区的关系非常微妙，唐代也因此想关闭国门。不过勇敢的玄奘没有气馁，他继续前行，晚上在沙漠中行走，白天休息。据他的游记记载，他被随行的向导偷去了行李，并且被遗弃在沙漠中，正当他快要渴死时，他又奇迹般地到达了一片绿洲，那里的信奉佛教的国王热情地款待了他。国王非常敬重他，想留他在那里做宫廷佛师，玄奘就用绝食来拒绝，以此换得继续前行。吐鲁番国王赠给他一队骆驼和一个全副装备的随从，还给了他未来将要途经王国的引荐信。就这样，他从一个孤独的无名僧人变成了皇家特使。在此遇到的趣闻也在玄奘的游记中被一一记录，其中也记录了新疆沙漠女子的美貌，也许她们也帮助了他行走在这段艰险路上……

困难是不胜数的：翻越帕米尔高原的雪山时，他的一大半随从(包括骆驼)都死于严寒，但是玄奘历尽艰辛，终于抵达了著名的撒马尔罕和布哈拉，那是当时的佛教中心，然后他又往南来到了现在喀布尔，当时的卡披萨，那里遍地是佛教和印度教寺庙。他参观了巴米扬大佛，他还拜访了周围的佛教寺庙，到了非常古老的城市——巴尔赫古城，斯瓦特河谷和古老的古希腊佛教艺术中心——犍陀罗，即现在的白沙瓦。然后，他来到了克什米尔，在那里停留了两年(公元631～633)，师从一位僧人学者，随后又到了马图拉和印度的其他一些城市，最后玄奘来到著名的佛教研修中心纳兰达，在那里跟随著名的孟加拉僧人——戒贤大师潜心研修了两年，修习了梵文，逻辑学、语法学和瑜伽师地论的佛教理论。

纳兰达大学的氛围如何呢?绝对地热火朝天!黄教授介绍说：“印度教徒与佛教徒之问，各派别之间的争论很激烈。十八位印度国王聆听了他们的辩论。玄奘也做了演讲，但他遭到了包括印度教徒，乃至小乘佛教派系和物质主义论的支持者们的反对。尽管如此，在开放的辩论和比较中，玄奘最终还是胜出了。根据当时的惯例，战败方应该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宽宏大量的玄奘并没有要求他们这么做。”

黄教授领衔的玄奘研究中心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赞助重建了位于印度北部比哈的纳兰达大学。在那里，黄教授得以亲见了玄奘在成名前住过的小房间和成名后住的大房间。作为交换，印度政府投资了一千万元人民币在洛阳的白马寺建造一所印度佛殿。白马寺是两千年前建造的，据说是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

社科院的中国玄奘研究中心成立于1992年，会定期举办一些国际性学术会。1996年、1999年和2006年的学术会分别在十堰和西安、铜川、成都举行。黄教授说，下一届会议将于2009年在南京或是西安举行。届时，他很希望能见到意大利学者的参与。事实上，在杜齐(Giuseppe TUCCi，著名意大利藏学家)去世以后，他再没有和其他意大利学者接触，所以他非常愿意邀请意大利学者来参加明年举行的会议。几年前，黄教授认识了意大利藏学家伯戴克(Petech)，现在已是年逾九十高龄，他熟读了杜齐的作品，对其非常崇敬。

在《大唐西域记》中，玄奘详尽描述了中世纪印度和他所到过的城市的风土人情，这为现代印度人了解自己的国家历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为什么这么说呢?由于印度气候炎热，许多古籍早已流失，另外由于印度缺乏现实主义的史料记载，史学内容大多依附于文学作品当中，玄奘的著作自然就成为记载中世纪印度史料的基础，他也因此得到了印度学者的高度评价。玄奘还把现如今早已失传的印度宗教典文从梵文翻译到中文，所以这些中文版经文也就成了现存的绝唱。

玄奘最主要的贡献之一还是将在印度搜集回来的佛教经文翻译成中文。在搜集了千万册原始的佛教经文后，玄奘打道回国，于公元644年来到了新疆南部的绿洲——和田。在那里他向当朝皇帝发出回国的请求，皇帝应允了，就这样，玄奘于公元645年年初回到了长安。他受到了如同凯旋而归的常胜将军般的礼遇。皇帝还封了他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不过他还是喜欢留在寺庙。这样，他留在了慈恩寺，在那里开始潜心翻译那些从印度带回来的经文。他翻译了1335卷梵文、巴利文和藏文的经书，很快，他的译作就被刻成木制印模印刷出来了。他还把中国道家经典《道德经》翻译成印地语捎去了印度。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黄教授是如何评价玄奘的译作的：玄奘翻译的方法和译作的风格现在称作“新译”。一位学者通读和解读了经文，之后这些经文被别人记录、翻译及修改，其中包括当朝丞相等高级官员。他的工作团队由151位译者构成，其中71名印度人。以前，中国佛经的翻译是基于鸠摩罗什的著作基础之上。鸠摩罗什是印度籍的僧人，后来到了新疆的库车，在四世纪名噪一时。不过教授对他评价却不高。而玄奘的翻译则被认为是精确和流畅的，他去掉了其中的重复语句，将经文用中文清楚地表达出来，且文风十分严谨。他制定了非常严格的工作规定，每天晚上记录所作的翻译，不过这里应该也有当朝皇帝苛求翻译质量的因素!这里，我也顺便提一句，18世纪乾隆时期的意大利宫廷画师，包括郎世宁，曾经也都说过当时画圆明园时宫中对工作时间的严格规定。

玄奘是瑜伽师地论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是基于瑜伽的实践基础上的，认为现实其实是一种纯净的意识果实，并有着对人类心理的深度剖析，认知达到80个层次。玄奘创立了法相宗，但在他死后，法相宗被冷落了，因为它的理想主义不被实用主义的中国人所衷爱。但是到了宋代，它又重新焕发活力，靠近禅宗，到了20世纪初，它被直接用作对抗西方思想入侵的武器。

由于慈恩寺缺少一个专门用作珍藏这些从印度远涉重洋搬回来的经书的地方，皇帝接受了玄奘的建议，下令建造一座砖塔来收藏经文。这就是现在著名的大雁塔。其实那个时候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木制的，很容易引起火灾。在最近一次去西安的工作旅行中，我看到寺庙被精心地翻修了，还有周边地区，那些唐代风格的建筑和花园都被很好的翻修了。不过大雁塔好像也受到了那场骇人的汶川大地震的影响，有些损坏了。

在这里逗留了好些年之后，玄奘向皇帝请求一更僻静之处，于是皇帝赐给了他玉花宫。这曾经是皇家夏宫，位于长安城北部，隐藏在一座美丽的山中。玄奘在那里度过了他最后的四年，于公元664年二月初二逝世，享年64岁。

在最近的一次参观中，我看到了那个年代宫殿和庙宇的遗址。一家博物馆收藏了在那里寻找到的唐代文物和明清时期玄奘译文的临摹本，在那旁边矗立着一株树，那就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幼枝长大成的。在旁边的地方又修建了一座唐代风格的塔，远一点有玄奘生活和工作的地方。岩壁被围着，里面还可以看到那些建筑物的基石。岩壁还有一些连着的穴洞，曾经用作佛龛。有趣的是，不远处，另一边岩壁的顶部也矗立着一些佛龛洞，那里住着一位孤独的僧人，他负责照看佛庙。

玄奘死后被葬在了长安。皇帝每天看见他的葬礼塔，心中悲痛不已，下令将其搬到远一点的寺庙——兴教寺里，不过还是在长安城附近。看起来，他们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互相崇敬。皇帝从玄奘那里获得了许多外国的信息和关于人类心理的复杂性的指点，但到最后，还是和许多先帝们一样，选择了不同的，最中国的方式，向炼丹师寻求长生不老药，寻求肉体的永存。不久之后，另一位皇帝全盘否定了佛教，将道教崇尚到了极致，进行了中国文化中两种伟大思想体系的替换和融合。

P3-8

我非常高兴在中意建交40周年之际《当代女“马可·波罗”的中国日志》一书得以问世，它是意大利汉学家加博列拉·波尼诺多年来在中国工作和“实地”考察的成果，因而弥足珍贵。

使我更为欣喜的是此书不仅呈现了作者多年旅行、访问中的经历和亲身感受，更为重要的是它以重拾并向公众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为目标，这类信息对于那些想要走近中国了解其文化的人来说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反映中国近30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内容。

作者在简介中提到了马可·波罗的游历，这使我不禁追忆意中交流的往事，这种联系远早于1970年，事实上它源于两国几个世纪的交往，起点就是威尼斯商客马可·波罗的中国之旅，其问还有许多其他人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比如利玛窦、郎世宁，是他们共同架起了两国文化沟通的桥梁。

历史走进20世纪下半叶，一批意大利汉学家接过了先人的事业，继续维持两国活跃的交往，推动相互间的交流，就像本书的作者加博列拉·波尼诺一样，他们怀着先驱的使命感来到中国，学习并了解她的语言和文化。我认为这本著作同样也是献给他们的。

最后我想提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所做的重要贡献，他们不仅对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负责了双语版中文部分的翻译，更为重要的是50年来始终致力于中意两国和两种文化问的对话。

意大利驻中国大使

里卡多·谢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