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边瞻日本，云里望云端。
远游劳远国，长恨苦长安。
辨正作《在唐忆本乡》，收在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中。诗前有汉文小传：
“辨正法师者，俗姓秦。性滑稽，善谈论。少年出家，颇洪玄学。大宝年中，遣学唐国。时遇李隆基龙潜之日，以善围棋屡见赏遇。有子朝庆、朝元。法师及庆在唐死。元归本朝，仕至大夫。天平年中，拜入唐判官，到大唐见天子。天子以其父故，特优诏厚赏赐。还至本朝，寻卒。”
此诗引人注目之处是“日本”二字。日本宪法定国号为“日本国”，日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叫日本的呢？
“大宝”是文武天皇的年号。701年，三田五濑谎称在对马提炼出黄金，天皇大喜，改年号为“大宝”。日本正式采用年号是645年，即孝德天皇的“大化”，此后断断续续，自“大宝”才制度化，以至于当今的“平成”。大宝元年，参照中国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从此确立中央集权体制，小帝国像模像样了。信心满满，于是时隔三十三年重新派出遣唐使。翌年6月，遣唐使船从与大陆交通的门户筑紫启航。因为跟朝鲜半岛的新罗打过仗，关系紧张，不能走北路，只好冒更大的风险走南路和南岛路，驶向长江口岸。《续日本纪》里记载：执节使粟田真人一行到了唐国，有人过来问：
“你们是哪里来的使节？”
“我们是日本国使，这是什么地方呀？”
“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
“原先是大唐，现在叫大周，国号怎么改啦？”
“永淳二年皇帝驾崩了，皇太后登基，叫圣神皇帝，国号大周。常听说海东有一个大倭国，是君子国，人民活得富足快乐，讲文明，懂礼貌，现在见到你们，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看来真是那么回事哩。”
问话的人聊了几句，“语毕而去”，不会是海关人员。大概他认为改朝换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铁则，无须问一句“原先是大倭，现在叫日本，国号怎么改啦”，径把大倭国和日本当作一回事。可是，遣唐使到了长安却有点麻烦。《旧唐书》记载：“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边，故以日本为名。或日：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名不正则言不顺，中国对于国号很重视，但问来问去，日本人支支吾吾。大唐朝廷做出三种揣测，最终认为“日本国”与“倭国”是两回事，以至分别列传，把真人来贡当作日本国第一次通使。虽疑焉，但圣神皇帝也不以为怪，还赐宴德麟殿，吃“中华料理”，并且给粟田真人封了个司膳卿。
《续日本纪》是797年纂修的正史，接续《日本书纪》，记697年至791年之间的史事。从上面引述的文字来看，13本使臣觉得中国改变了国号很奇怪，至于本国的国号，明知中国人如堕雾中却不辩一辞。究其原因，恐怕是那时13本对国号并没有明确的意识。607年小野妹子出使隋朝，国书的抬头写得蛮浪漫：“日出处天子，致书13没处天子，无恙云云”，没有国号。“多自矜大”，与大隋天子平起平坐，炀帝读了就不悦。后世当作摸老虎屁股的壮举，很喜欢渲染此事，但隋炀帝不过对外交部长说了句以后不要再给我看这种无礼的东西而已。小野妹子再度使隋，国书的写法改为“东天皇”、“西皇帝”，还是没国号。
粟田真人的遣唐使团中有一位山上忆良，日后大大的有名，回国前写了一首和歌，其中有“早日本边”的字样，这个“日本”读若yamato，即“倭”。粟田真人于704年回国。720年编就的日本第一部正史《13本书纪》是面向国外的史书，书名使用了“日本”。13本人创造“日本”这个汉语词，读音和“倭”字相同，实质上只是改变了对外的汉字表记。可能正因为这一点，日本人不认为国号有变，却教习惯于易姓革命的中国人难以理解。尽管莫名其妙，但名从主人，大唐很快就叫开了，似乎没有人反感其美称，偏坚持叫倭国或倭奴国。
753年以藤原清河为团长的遣唐使团返日，李隆基赋诗送行，题目是《送13本使》。诗云：“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此诗见于《全唐诗逸》。江户时代汉诗人市河世宁从日本存留的中国典籍中搜辑唐诗，成《全唐诗逸》三卷，于1804年付梓。其中八十二人是《全唐诗》里没有的，中国在1823年翻刻。“矜尔畏途遥”正是《旧唐书》所谓“太宗矜其道远”——考虑到道远途遥，九死一生，太宗告诉下边管事的，不要叫日本年年来朝进贡，但日本人似乎从古到今也不曾领会这种外交气度。P4-7
我是昭和末年东渡的，见过平成的天皇登基，昭和天皇出殡，当然都是看电视。1989年是昭和六十四年，但只有七天，过完新年就响起了哀乐，改元平成。昭和元年也只有七天，掐头去尾，这个年号长达六十二年。今年是平成二十四年，历史已超过只有十五年的大正。大约从平成元年始作文，一晃竟写了二十余年。
学无所专，为人又漫羡而无所归心，舞文弄墨也只是随性。兴趣之所至，什么都拿来写，合成集子就好像杂货铺。杂货铺的说法似乎已过时，如今是超市，而且越开越大，我的集子自不能拿它来比喻。常有人劝我专注于一题，譬如我好酒，那就写一本日本酒，说不定能当上日本酒专家。但我这个人，凡事浅尝辄止，见异思迁，只好强辩说，我的专题是日本。倘若给杂货铺挂一个招牌，那就叫“贩日”。这么说也未免把话说大了，好些事物不感兴趣也就从不涉笔。
记得好多年以前，上海某出版社编辑曾约我写书，我写来写去，净是些短小的小文，零零碎碎，不如他所愿，结果就废了，徒然耽误了他的选题计划。
可我就喜欢写小文，颇有点向往废名的那种境界，他说：“就表现的手法说，我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绝句二十个字，或二十八个字，成功一首诗，我的一篇小说，篇幅当然长得多，实在用写绝句的方法写的，不肯浪费语言。”也许拿俳句作比更轻松些，像川端康成说的．十七音的俳句比耗费千万言的风景描写更有力。不过，如某友所言，我写不来长文，这也是真的。大概首先是禀性使然，我没有耐性，一鼓作气千把字，再而衰，三而竭。这要是抗日．可就打不了持久战。一个人应该像石榴一样，里面塞满子，却也不妨像莲藕，里面有很多空洞，才能活在淤泥中。 再是我作文好似幼儿园的老师，哪个孩子都必须看在眼里，文章一长，就觉得满纸的字照看不过来了，惴惴不安。这就像是玩文字了罢。评论家桑原武夫说：“相对于日本式的情绪性，中国和法国是理性主义。而且，占典主义的国家也只有中国和法国。两国有这种想法：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比内容优先，语言的修炼形成价值。日本是实践躬行的国家，没有那样的古典主义。”可是近两年，好像被人说的，竞不能免俗，像当年练酒量一样，文章见长，已觉得醉话连篇了。
止庵先生说：李长声写日本有一种俯视的态度。倘若真是在俯视，可能得益于读书。日本在地图上很小，但走进日本，去哪里还是有距离的，因为人更小得画不上地图。人在生活中．视线总会被遮挡，况且又常戴着中国眼镜看一切，而日本人写的书，写他们自己，能够为我们的观察提供一个高度。俯视也是把事物置于历史之中看。抗战胜利第二年，钱歌川时隔二十年随盟国管制日本的中国代表团重游日本，在随笔里写到战败之初的日本：“我们都知道日本的政治上轨道，人民是极守秩序的，可是现在上电车火车时，都争先恐后，你挤我拥，甚至从窗口爬进去，和我国在战时逃难的情形没有两样。店家下午四时就关了店门，晚上街上时有抢劫，以前乡下的强盗破门而人，至多只带一把刀子，现在他们都带的是手枪，所以有人说，日本受美国管制，连强盗都美国化了。”去年东日本发生地震及海啸，惊动世界，而他们临危不乱，井然有序，令全世界交口称赞，但历史地俯视，这种美德也并非天生。
小说家中上健次说：“愚蠢的作家忘了自己是妓女，以为自己干着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呢。”我没觉得自己干着了不起的事情，但可以坦然说，虽然有败笔，但每篇都不曾偷工减料．此刻也绝不说什么时间有限云云。未必有灼见，但是在真知上尽了力。冷冷看，闲闲说，也请你轻轻松松读。
若说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可谓久矣。
初，编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结识了前辈沈公昌文，当时他主编《读书》杂志——沈公也曾主掌三联，但结交几十年，和很多人一样，从来只把他当师友。后随潮东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公嘱我写写日本事，这就是我今生作文之始。
藉编辑及写作，与三联交往至今，算来已亲近三四代编辑了。这么持久地扶植一位作者，大概是三联的传统，却也像是我偏得。三联给我出版的第一个集子《东居闲话》，责编是卫纯，翩翩少年。其实，更早些年在辽宁出版《东游西话》，收在《书趣文丛》里，那就是沈公和吴彬策划的选题。扬之水审编过拙稿，有了大名之后还为我拨冗作序。《读书》也曾约董炳月兄写过关于我的书评。
郑勇是卫纯的头儿，酒桌上有人说项，他慨然要给我这个三联老作者出文集，总编李昕兄也另加青眼，幸甚至哉。后来郑勇带着卫纯接手《读书》去了，这事儿就完全由韩冰打理。也真是有缘，她在日本读书时就相识，那种日本式认真，从申报选题到选目定稿，令我感动不已。
我写的是随笔。年轻多幻想，正好写小说；年过不惑，就应该写写随笔罢。又自我规定为知识性与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无趣，难以读下去；有趣而无益，不读也罢。还需要点淡泊，对于热血的读者来说却近乎泼冷水。在东京或北京偶遇私所仰慕的名人，提及上大学或研究生院时读过我在《读书》上的专栏，每每令我感叹当年世无英雄，也不禁暗喜自己不枉为过客。
我写作向来是认真的，很有点处女座性格。所写内容局限于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读来似乎也并无过时之憾。这种写作大概客观上也算是一种文化交流。或许有助于了解，但关系的好坏未必取决于了解或理解。兄弟阋于墙，彼此很了解；理解万岁，并非万能。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也带来过战争，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与中国么？
几乎每次进京都要和沈公等人聚会，只要有他在，满座皆欢。那情景掠过脑际，不由得“山寨”一首我爱读的马悦然汉俳：
老手点了菜
面前孤立一瓶啤
要说玄宗啦
李长声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
记于东瀛高洲
李长声创作的《系紧兜裆布》为《长声闲话》第二册，收76篇。兜裆布即“犊鼻裈”，在中国早已不传，在日本却至今犹见，一句“系紧兜裆布”，颇能为大和精神传神。这一册从较为宏观的角度谈日本的精神与文化，前半部大致依时间顺序谈起。从“君从何处来”的史前、到有了“国号”、“年号”的时代，到“日之丸、君之代”，一路解读“单一民族是怎样炼成的”和“万世一系的尴尬”。从《古事记》到《源氏物语》、从遣唐使到镰仓大佛、一路谈到明治维新与大正浪漫。后半部或从空间贯穿着谈起，如“东与西”、“表与里”；或拈出国民性特征立论，如“缩小”、“夸张”、“道歉的习惯”、“揣着明白装糊涂”等等。至于“葬礼上的笑颜”、“吃骨灰”等篇，别辟蹊径指向日本文化的特异性。篇末立足当下，以“混浴的复兴”和“日语将消亡”作结。
李长声被誉为当今“文化知日第一人”，《长声闲话》是三联书店为他首次推出的精选作品集。从作者迄今发表的随笔作品中甄选佳作、厘清脉络、堪称定本。
李长声的随笔以日本为写作对象，而所涉范围极广。从历史、文学、艺术到饮食、风物、民俗，从阳春白雪到大众流行，从文坛掌故到社会百态，几乎无所不包。
《系紧兜裆布》为《长声闲话》第二册，收76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