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波卒于1990年，司马和藤泽也相继于1996、1997年去世，当今武士小说及历史小说尚未出现足以与他们比肩的大家。1988年池波获菊池宽奖，理由是“创作出大众文学之真髓的新形象，在武士小说中活写了现代男人的生活方式，赢得读者的绝对支持”。日本战败后他就职于东京都卫生局，到处喷洒滴滴涕，业余写剧本，得到小说家、剧作家长谷川伸的知遇，这位恩师又鼓励他写小说。五次入围直木奖，被吉川英治赏识，但反对者认为池波未突破吉川英治们定型的模式。1960年终于以《错乱》获奖。莫非出于成见，前一年大捧司马辽太郎获奖的海音寺潮五郎仍然不赞成，说池波很会编故事，但冗长乏味，有点像老城区的小话剧。川松太郎力荐，说：直木奖的目的不在于颁奖，重点是培养后进作家；也许还是三流，但给了奖，将来就可能成为一流作家。一语言中，池波进入1970年代，何止一流，而是超一流。不过，每个月挥洒稿纸(四百格)五百张，似也难免小说匠之嫌。
手捧菊池宽奖，池波还想起四十年前，他见过菊池宽一面。池波出生在关东大地震的1923年，土生土长的东京人，小学毕业后学徒，还当过炒股行的伙计。一日，在高级餐厅门FI瞥见一美女，因为从小就爱看电影，甚至成为流行作家以后也每月看十五部，所以知道那是长得很洋气的某女优，但更让他兴奋的是旁边的男人，五短身材叼烟斗，竟然是从杂志上见识的文坛大老菊池宽。似乎这场景也成为预兆，池波不仅是小说家，还是美食家、电影评论家。
关于美食的随笔，结集有《食桌情景》《昔味》《散步时想要吃什么》等。谈电影也时常谈及吃。池波小说有三大系列，即《鬼平犯科账》《刀客买卖》《杀手梅安》，并不用一种史观来把握大局，而是具体地描写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日常。或者自炊，或者外食，随处写到吃，细致而巧妙。譬如天大黑以后，杀手梅安就和搭档彦次郎把砂锅架在火盆上，用蛤仔和萝卜丝煮汤，一边趁热吃，一边漫不经心似的讨论怎么杀人。平常的庶民生活，温馨的人情味，把杀人的残酷也朦胧了，这是池波小说的魅力所在罢。
池波爱吃，冬天里几乎天天吃小火锅：浅底小锅里倒上用海带香菇等煮好的汤，把蛤仔和白菜略微煮一下，捞到小碟里蘸柚汁吃。他爱吃荞面，据说《刀客买卖》里写了二十多家荞面馆。以池波小说的印象为背景，便恍惚觉得他随笔中的美食有一种江户情趣，而小说借真实的随笔记述仿佛也有了某种现实感。从随笔能窥见池波的生活，也可以领略他的人生观以及美学。受其诱惑，我去过银座新富寿司店、神田松屋荞面馆，味道确实好，价钱也不贵。但他说不喝酒就不要进荞面馆，可我虽好酒，也信奉敝乡的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却受不了荞面馆酒菜的俭啬，即便是若水的清酒。
对于池波来说，吃是一个乐趣。吃的快乐在我们知道的快乐中占一大部分，主要是因为我们知道不吃则死。吃是生的快乐。医生让人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那就是最后享受一下生。说来只要有材料和手艺，老店的味道就能够一如既往，但吃客难以保持口味不变，美食总是在记忆里。池波时常写记忆中的美食，例如：“这也是小时候母亲经常给做的，就是炸茄子。不同之处只是把土豆换成茄子，喝生啤很对路。”我也不禁想起小时候母亲给做的炸茄盒，中间还夹着肉馅呢。就吃来说，通常有三种人：一是做，艺术创作者；二是吃，欣赏艺术；三是品，充当批评家，可能是美食家，但也可能只是妙笔生“味”，把吃批评得没法吃。池波在小说里写吃不离谱，好像谁都做得来，吃得来。吃喝追求高档或稀罕是一种猎奇心理，吃自己爱吃的才真是幸福。池波写的吃也有颇贵的，但好像多是被当作传统要价了。
池波写男人，也爱用老东京人的禀性对男人说教，写有《男人的系谱》《男人的做法》等随笔。但他说“如果松阪牛肉是精心饲养的处女，那么，这里的伊贺牛就是厚厚上了一身肥膘的半老徐娘”，恐怕对女人就有点失敬了罢。池波的三大系列是一系列短篇，此外他还有一个真田系列，取材于信州(今群马县)的松代藩藩主真田家三代的历史，如获得直木奖的《错乱》。《真田太平记》是长篇小说，在周刊杂志上连载了九年之久。池波死后，由长年帮他收集资料的旧书店老板倡议，信州建立了“池波正太郎真田太平记馆”。P34-37
出书写后记，是要对读者有一个交代，也不免替自己做一些辩解。
——在电脑上打出两行字，座椅猛地摇晃起来。侨居二十余年，对地震习以为常，继续往下写，却愈摇愈烈，而且有一种扭动的感觉。吊灯摆荡，书从架上噼里啪啦掉下来，这可是头一遭。几年前发生豆腐渣设计事件，所居楼房也特意检查了防震程度，应该扛得住，但这么强烈的震动接二连三，不由得心惊。
时间是2011年3月11日，太阳已偏西。
看电视才知道震灾之严重。引发的海啸把船舶涌上岸，飞机浮起来，房屋浩浩荡荡地漂移，遇到障碍便碎为齑粉，足见那浪潮冲荡的力量，停车场上的汽车犹如被大手划拉的满桌麻将牌。走下八层楼，查看住居周围：地面喷泥沙，信号灯不亮，道路寸断。寸断是日本说法，他们常说中国人爱夸张，白发三千丈，但寸断也未免言过其实，充其量丈断。这一大片地方是从东京湾里填出来的，据说下面被震成液态。上水道损坏，断水，海上自卫队用舰船送水，这是我第一次跟“鬼子兵”零距离接触。去商店买水桶，售罄，看来很多人家像我一样未防备。又去买手电筒，只剩下一种最贵的，这种时候买不买，价钱仍然是一个考量。上楼下楼打了十天水，深感生命在于运动。最闹心的却是人为的，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束手无策的模样令人惶惶不可终日。人们往西逃，外国人蜂拥离开日本，据统计，3月12日至4月8日之间出走五十三万人。走了厨师，走了跑堂的，好些中华料理店歇业，只剩下老板为房租叫苦不迭。
日子过得胆战，胆战的日子也得过，过着过着事情就开始过去，不远处的迪斯尼乐园重新响起了欢乐。
日本人重视天气，见面少不了今天天气哈哈哈。有这类寒暄的套话很便利，避免了相视一笑或者被问及行踪的尴尬。人类如今也只能预测用各种手段看得见的天气，像这次东日本大地震，说是“想定外”。地震、海啸是造化要修改自己的作品罢，基本结构没有变，天照样暖，花照样开。东京都副知事说：不妨赏花，不妨喝酒，自慎过头就冷却消费，但也要想想东京的火葬场正烧着从灾区运来的尸体。这位副知事是作家，而知事石原慎太郎作为文学家更著名，他说海啸是天谴，好好涤荡一下日本人横流的私欲。
那么，辩解点什么呢？
以前某先生读了我的作文，说我“颇有经过文革的人士所惯有的行文的‘痞子味’”。这个批评是对的。说话作文有腔调，人所难免，也许即所谓文体。日本电视上有一位战地摄影家走红，不是因摄影，而是他说话慢条斯理的腔调，听多了就觉得装腔作势，引起了反感。村上春树说过，重读自己写的东西好像闻自己脱下来的臭袜子，我重读确实闻到了一股痞子味。我不唱卡拉OK，文革年代也不跟着唱语录歌，简直像元祖“宅男”，地道逍遥派。之所以逍遥，有一点天生，有点学魏晋人物，也曾为自己不革命而忐忑。我对于横扫什么的，作壁上观。仿佛阅尽了人类从上至下的全部丑态，有了点虚无，凡事都觉得无聊，疑神疑鬼。毕竟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烙印了这一代的集体记忆与共同语言，说出来有一种认同，一种会心。把历史放在谐谑中记忆，可减轻心灵的负担，若无其事地前行。或如文化评论家桑原武夫所言，中国和法国有这样的观点，即在某种意义上，语言比内容优先，语言的修炼形成价值。其实，可能同代人并不是我的读者，真不该下意识地跟他们说话，满纸痞子味。有人把一首古诗贴上网：“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年轻朋友笑道：洗巴洗巴睡罢。这该是现今痞子味。读年青一代能增加活力，读年老一代能圆滑世故，读同代人的东西呢，很可能同声相求，臭味相投，一起发牢骚，一道走下坡路。
称我为学者，这是编辑乱扣大帽子，以壮版面也。我够不上学者，只是对日本文化有一些观感罢了。譬如有人说，对日本文化的入门认识，文学从谷崎润一郎的《阴翳礼赞》，电影从《槽山节考》，摄影从荒木经惟开始，然而我没看过这部电影，也不喜欢荒木其作，且讨厌其人。由于福岛核电站事故，电力不足，东京一下子昏暗，我也没看出阴翳之美。我行文有一个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话，得便总提醒一下，事情还有另一面，况且写的是人们常说具有二重性的日本，点到为止，却常被读成了讥讽。
年轻多梦想，正好写小说；人老了，若返璞归真，那就写随笔为好。我虽然写随笔，却尚未归真，这一番交代和辩解无非要推销自己。我向来以为，作者不单为文学，不能把自己当上帝，而要与读者同在，娱乐读者。书畅其销，如一位日本出版商所言，文化就跟在屁股后来了。
若说我和三联书店的交往，可谓久矣。
初，编一个有关日本文学的杂志，结识了前辈沈公昌文，当时他主编《读书》杂志——沈公也曾主掌三联，但结交几十年，和很多人一样，从来只把他当师友。后随潮东渡，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沈公嘱我写写日本事，这就是我今生作文之始。
藉编辑及写作，与三联交往至今，算来已亲近三四代编辑了。这么持久地扶植一位作者，大概是三联的传统，却也像是我偏得。三联给我出版的第一个集子《东居闲话》，责编是卫纯，翩翩少年。其实，更早些年在辽宁出版《东游西话》，收在《书趣文丛》里，那就是沈公和吴彬策划的选题。扬之水审编过拙稿，有了大名之后还为我拨冗作序。《读书》也曾约董炳月兄写过关于我的书评。
郑勇是卫纯的头儿，酒桌上有人说项，他慨然要给我这个三联老作者出文集，总编李昕兄也另加青眼，幸甚至哉。后来郑勇带着卫纯接手《读书》去了，这事儿就完全由韩冰打理。也真是有缘，她在日本读书时就相识，那种日本式认真，从申报选题到选目定稿，令我感动不已。
我写的是随笔。年轻多幻想，正好写小说；年过不惑，就应该写写随笔罢。又自我规定为知识性与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无趣，难以读下去；有趣而无益，不读也罢。还需要点淡泊，对于热血的读者来说却近乎泼冷水。在东京或北京偶遇私所仰慕的名人，提及上大学或研究生院时读过我在《读书》上的专栏，每每令我感叹当年世无英雄，也不禁暗喜自己不枉为过客。
我写作向来是认真的，很有点处女座性格。所写内容局限于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读来似乎也并无过时之憾。这种写作大概客观上也算是一种文化交流。或许有助于了解，但关系的好坏未必取决于了解或理解。兄弟阋于墙，彼此很了解；理解万岁，并非万能。文化交流在历史上也带来过战争，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与中国么？
几乎每次进京都要和沈公等人聚会，只要有他在，满座皆欢。那情景掠过脑际，不由得“山寨”一首我爱读的马悦然汉俳：
老手点了菜
面前孤立一瓶啤
要说玄宗啦
李长声
二○一四年七月一日
记于东瀛高洲
李长声创作的《吃鱼歌》为《长声闲话》第四册，收73篇。主要收入关于饮食、记游的文章。文人谈吃一向是好看的，仅举吃鱼一例，作者从《日本书纪》中就载有钓法的香鱼、谈到臭味绕梁的滋贺名产腌鲫鱼，再到鱼的吃法“脍与炙”，点明时下流行的日本料理不少是传自中国，乃至“说鱼解字”，通过象形的汉字指点中日鱼类的异同……堪称不遗余力、余味十足。记游诸篇是更富动感的日本文化论：作者坐而读，读得兴起，起而游，率性而游中贯穿着对文化的观察和对历史的思索。在鸿胪馆遥想遣使隋唐的历史细节，在隅田川追思江户迁都的沧海桑田，在奥之细道看到日本诗歌史“细细的一脉”，在东京的胡同里发现永井荷风的“阴翳之美”。此外如各地民俗祭事、八月里来跳阿波等等，皆有益有趣。
李长声被誉为当今“文化知日第一人”，《长声闲话》是三联书店为他首次推出的精选作品集。从作者迄今发表的随笔作品中甄选佳作、厘清脉络、堪称定本。
李长声的随笔以日本为写作对象，而所涉范围极广。从历史、文学、艺术到饮食、风物、民俗，从阳春白雪到大众流行，从文坛掌故到社会百态，几乎无所不包。
《吃鱼歌》为《长声闲话》第四册，收73篇。主要收入关于饮食、记游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