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精)》由世界著名军事史学巨擎李德·哈特执笔，详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与各方战略战术的运用，是李德·哈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深远地影响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国际格局与冷战二极化的世界形成。欲了解今天的世界为何如现今所见，就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意义深远的战争开始谈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史(精)》是世界著名军事史学家、现代战略大师李德·哈特的重要代表作之一，详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过程与各方战略战术的运用。

1914年，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引爆了整个世界。欧洲列强集团纷纷全面动员，倾其全国之力，投入这场前所未见的残酷血战。

绵延千里的铁丝网壕沟阵地，成为列强意志拼搏的角力场。数以百万计的军人在破片四溅、血流成河的泥泞战场，试图打出世界新秩序的黎明。

兵灾遍及亚欧非三洲，炮火烟硝中，旧帝国纷纷解体，欧洲的权力格局亦随之改变，然而这场号称将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造成的结果，竟是下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大战……

译序

序言

《大战真相》原序

第一篇 战争缘起

第二篇 各方实力

第三篇 各方战争计划

第四篇 1914年——情势胶着

 第一章 改变情势的马恩河会战

 第二章 传奇的坦能堡会战

 第三章 奥军终结者康拉德与伦贝格之战

 第四章 第一次伊普尔之战

第五篇 1915年——一团僵局

 第五章 达达尼尔计划的诞生

 第六章 功亏一篑的加利波利登陆

 第七章 毒气弥漫的伊普尔

 第八章 不必要的卢斯会战

第六篇 1916年——不分胜负

 第九章 凡尔登浴血包围战

 第十章 布鲁西洛夫的攻势

 第十一章 索姆河攻势

 第十二章 多灾多难的坦克发展

 第十三章 罗马尼亚的沦陷

 第十四章 攻占巴格达

 第十五章 日德兰海战

第七篇 1917年——战局紧绷

 第十六章 打打停停的阿拉斯攻势

 第十七章 梅西讷之战

 第十八章 通往巴斯青达之路

 第十九章 坦克奇袭康布雷

 第二十章 卡波雷托之战

 全景：空中战争

第八篇 1918年——胜利的曙光

 第二十一章 最初的突破

 第二十二章 弗兰德斯地区的突破

 第二十三章 突破马恩河

 第二十四章 第二次马恩河之战

 第二十五章 德军的“黑日”

 第二十六章 美吉多之战

 第二十七章 圣米耶勒之战

 第二十八章 默兹河-阿戈讷之战

后记

让欧洲走向爆炸，花费了50年。引爆它，却仅需5天时间。我们所要研究的这套爆炸材料的制造，也即形成冲突的基本原因，其实在这段短暂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史范围中是找不到的。事实上，一方面，我们应当回顾普鲁士对于开创德意志帝国(Reich)的影响，俾斯麦的政治构想，德国思想深刻的个性倾向，以及当时的经济状况——德国曾企图以商业出口为主，不过目的并未达成；此外，加上一些其他理由，使德国从原本的商业大国理念改变为世界强权观。我们还应分析蕴含各色各样中世纪遗风的奥匈帝国，认识其复杂的种族问题，做作的统治机制，暗藏在肤浅野心底下、令其烦扰不堪的内部崩解的恐惧，以及其狂乱寻求苟延残喘的行径。

另一方面，我们应检视那令人称奇的，支配俄国政策的野心与理想主义的混合物。它致使靠近俄国边界的邻国，特别是日耳曼邻邦间，弥漫着一片恐怖感。这也可能是最终引爆战争的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种。我们还应了解自1870年以来，法国因遭受侵略而对新侵略所发出的持续警报；我们更应研究法国重建的自信心。它强化了法国抵御进一步外侮的力量。还有，我们应牢记德国攫取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对法国所造成的伤害。最后，我们应回顾英国从孤立政策转变为参与欧洲，成为欧洲系统成员的做法，以及当它面对德国的敏感现实时，所展现的缓慢觉醒。

在对半世纪欧洲历史作出上述的研究之后，我们所获得的整体认知，应比绝大部分记载巨细靡遗的历史更详实。这场战争发生的基本原因可归纳为三点：恐惧、饥饿与傲慢。除此之外，发生在1871年至1914年之间的国际事件，也是征兆。

总之，要找出点燃这次战火蛛丝马迹当中最重要的转折点，是有可能，而且容易看到的。这些蛛丝马迹事实上贯穿了1871年之后俾斯麦所建立的同盟结构中。讽刺的是，俾斯麦原本并非将这同盟结构当作火药库，而是将它视为保护伞，以便他所开创的德意志帝国能和平成长。虽然俾斯麦的想法，早浓缩在他1868年的一句话——“弱国终被强国吞噬”之中，而他自己的胃口，却在1870至1871年战争的三顿饱餐之后，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不能谴责他，认为他的野心比胃口大；就像他所说，他感觉德国现今是一个“心满意足”的国家。他的统治理念自此之后并非是扩张，而是团结。为了争取足够的时间与和平，使新德国保持稳定，他企图抑制法国国力的发展，使法国维持在无法进行复仇之战的局面。但是结果证明这些做法对德意志帝国并无好处。

俾斯麦并未对法国实施经常不断的直接胁迫。他只准备切断法国与友邦或支持者之间的关系，以便间接打击令人困扰的法国快速复苏。俾斯麦首先拉拢奥地利与俄国，使他们和德国结为普通的结盟关系；同时努力促成巴尔干半岛的和平，以防后者对结盟关系造成任何危机。有好几年时间，他的政策是，在欧洲外交利益交换上，不对任何一方作出承诺，仅做一名“忠实的经纪人”。然而，他与俄国首相戈恰科夫(Got‘tchakov)之间的不和，以及由于1877年俄土战争(RUSSO-Furkish war)的纷扰，使他不顾年老的德皇威廉一世的反对，与奥地利在1879年订定了防卫联盟。德皇原本将这种做法视为“出卖”俄罗斯，甚至曾威胁说自己要退位。不过这纸明确的承诺，后来并无明确的结果。尽管如此，俾斯麦在1881年以巧妙的外交手段，经由俄、奥、德三国所签订的“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Alliance)，暂时取回主导地位。这著名的“三帝同盟”，原先目的在于干预所有巴尔干半岛事务。虽然该同盟稍后在1887年废止，德国与俄国之间的关系，则另以秘密订定的“双重保障条约”(Reinsurance Freaty)作为补偿，并获加强。经由该约，两强同意除非德国攻击法国，或俄国攻击奥地利的情形发生，双方各自与第三国交战时，彼此将维持善意的中立。在这两次巧妙的、具有惊人欺瞒效果的外交手法下，俾斯麦避免了当时迫在眉睫的俄法联盟。

同时，德奥之间的结盟，由于1882年意大利的参与而扩大。其结盟的目的是：如果德国与俄国作战，可以提防俄国从背后暗算奥地利；意大利如遭法国攻击，德奥将出兵相助。不过意大利为保护与英国老友的关系及其本身海岸线的安全，却在条约上附加一段特别协议，阐明绝不直接与英国冲突。1883年，罗马尼亚(Rumania)经由该国国王个人与一些秘密运作过程，也加入了这新的“三国同盟”(Triple Alliance)。后来甚至连塞尔维亚(Serbia)与西班牙也分别短暂与奥地利及意大利，以另缔条约的方式结盟。P3-4

李德·哈特的一次大战史，首版于1930年。照此推算，当初动笔时间当在更早的20年代中期。这距离一次大战结束尚没几年。如今这本中译本则是根据他多次修订后的最终版本所译。虽然最终版本出版的时间距离初版相隔一甲子，但其至今仍是研究一战历史的经典之作。我曾在国外书店与图书馆中见过其原始版本，名为《大战真相》(The Real War)。至于原作者在早期为何将他的一次世界大战史定名为《大战真相》，请见李德·哈特的《大战真相》原序。

李德·哈特是20世纪的军事史学巨擘，笔意锐利深刻，读其史，宛如小说般传神。李德·哈特才学渊博，但在行云流水般的思维与笔触之间，仍会将一些战事细节、人、地名等轻轻带过。再加上一般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节，究竟不如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般熟悉。因此在翻译过程中，本书的某些细节必须细查其根源，并予加注，否则译文文意无法连贯。另外在地名方面，八九十年来，不少一战前后的重要地点，如法国村镇乡野、东欧、巴勒斯坦地区，乃至两河流域的山岳河川等，在今日地图中，不是更名，便是沧海桑田般消失。因此，单为求证这些地点之今日位置，就颇费功夫。所幸国外图书馆的一战资料充足，求证不难。翻译过程另一难处是对人、地名译音的斟酌。我虽对于意、德文人地名发音较不担心，对于法文人、地名则小心翼翼，深怕译出笑话。由于不愿囫囵吞枣拿英文发音来译法文，因此书中每一法文人、地名，均用法文辞典对照过。到了翻译后期，我甚至找到一本由刘毅先生编著的《KK音标专有名词发音辞典》，此书对本书译名的确定，助益甚大。但这并不表示在最后出版时，书中所有人地译名都正确。审稿者为配合约定俗成的一般念法，对译名作出了最后修正。

有关一次大战的两大阵营——同盟国与协约国，简单说，中文译名所称的“同盟国”，约来自“三国同盟”(Triple Entente)。而书中所谓的Allies，则泛指所有参加“三国协约”中的盟国，加上塞尔维亚、比利时、日本、意大利，以及后来的美国等诸国，甚至连未放一枪的中国都是协约国一员。这就是广义的协约国。协约国既可称之AUies(盟国)，Allied Forces自然就是盟军或联军了。然而混淆的是，中文的盟国与盟军，在一次大战中，可不是指“同盟国”与“同盟军”。附带一提，二次大战的Allies，中文正式名称也是“同盟国”，不过此时是指以美、英为首的盟国阵营。

至于中国与一次大战的关系，中国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一战受害者。一次大战发生前后，正值清末民初。局势之混乱，无以复加，因此这刚诞生的共和国无暇兼顾世局。中国对世界大战，非但无兵可出，尚被列强藉大战之名，进行另一次的侵略，特别是来自日本的侵略。

1914年(民国三年)大战爆发之后，日本随即以日俄战争模式为据，要求中国将黄河以南划出，为日、德交战区。继之登陆山东，准备取代德国的势力。1915年秋，胶州湾德国势力被日本逐出之后，德国即以支持袁世凯帝制为饵，引诱中国加入同盟国。英、法、俄等协约国见状连忙反制，也开出条件，答应借款给中国，企图让中国扩充兵工厂，以便将军火供应协约国作战。

袁世凯为疏解庚子赔款之苦，阻止日本对中国的扩张，当然想加入协约国。不过在他在世之时，并未做到。到了大战第三年，也即1917年3月14日，段祺瑞政府继袁世凯的想法与政策，宣布与德断交，并在当年8月14日正式对德宣战，占据停泊在中国港口的德舰，发起反对无限制潜艇示威。不过，这时大战已快进入后期了。

中国尽管宣战，却苦于内战而不曾派兵。不过根据1992年出版，菲利普·J.海索恩思韦特(Philip J.Haythornthwaite)编著的《一次大战史料》的说法，派兵似有其事，唯数量甚少。该书指称，有少量身着中国军队制服，头戴法式阿德里安式头盔(Adrian helmets)的中国战士，曾在欧战前线值勤。

中国参战过程中，最应强调的则是对欧劳工的输出。该书称，所谓劳工(coolies)一词，当时颇具欺敌涵意。中国劳工其实也包含若干兵工厂的工程师与技师在内。中国劳工团赴欧始于中国宣战前。1916年5月，中法即组成惠民公司，专司招募劳工赴欧助战。等中国加盟协约国之后，赴欧劳工人数剧增。到1918年初，西线的英、法军阵前已各有10万中国劳工服勤；美军部分也有5000名中国劳工。其他中国劳工尚有被派赴东非、美索不达米亚战区者；英军中，更出现过中国医务人员。总之，单在英帝国军队(British and Em-pire forces)中服勤的中国劳工的总数，即达17.5万人。中国劳工勤奋乐观，颇受盟军欢迎。中国除输出劳工之外，对于协约国的支援，还包括粮食等物资。为此，当时中国政府的农商部，曾设置战时粮食出口筹备处。

1919年1月，为一战善后的巴黎和会对中国影响尤大。除了日本在和会中，对于中国所提出的包括收回德国在山东省的权利等要求加以阻挠之外，英、法、美更屈从日本，同意在对德和约中，将山东的前德国租借地等权利一概让予日本。此举立即激起中国知识分子与青年的爱国怒潮。5月4日，爱国怒潮转变为学生与群众的爱国运动。这就是影响中国近代思潮至巨的“五四运动”的开端。中国后来并未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而对奥的和约则在1919年9月签订，自此取消了《辛丑条约》中奥国在中国的权利。中国一直到1921年5月才与德国订约恢复邦交。

此书匆匆译毕，疏失、谬误与译辞不达原意之处尚多，尚盼专家学者不吝指正，但愿此书能为国内的一战论述园地尽一分心力。

林光余 谨识

每一年的停战纪念日，都激起我无限的情感与追忆的涟漪。好像一年之中，没有一日是具有如此魔力的。曾分享这四又四分之一年奋战经验的人，不会为重复的纪念感到厌烦。但是纪念的心境已历经了微妙的变化。在最初的停战日子中，大家主要的语调是宽慰的叹息，无尽的叹息。只是，最应感到宽慰的，大部分人情绪压抑而最不了解宽慰者的，大部分人却精神奕奕。

早期的周年纪念集会，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主导。一方面有人为自己身旁的空位子感到悲痛，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觉。如今，这种激烈的伤痛已过。另一方面是一种成就感，一种仅在少数场合出现的得意感，但也是一种强调敌人已倒下的胜利感。这种情绪也已消逝。

停战日已成值得纪念的日子，它取代了欢庆的意义。消逝的时光已将早年的情绪琢磨与融合。致使我们能一面缅怀故人，沉默感恩，一面能证明我们拥有源源不绝的力量，可以面对比历史上任何事件更严重的危机。我们如今尤其感到战争对世界与文明的整体影响。以这样自省的心境，不仅使我们认知过去敌人的成就与观点，更使我们了解这场战争的成因与过程——与其说，它肇因于人性故意之恶，不如说是起于人性之愚蠢与脆弱。

这场战争虽已步入历史，但它可供后人鉴往知来。其好处是，不论是在国内或国际间，它能深化我们的敦亲睦邻感。好坏皆具的则是，它粉碎了我们对于偶像的信心，我们的英雄崇拜主义——所谓伟人与凡人并不相同的观点。虽然我们仍需要领袖，也许比以前更需要，但是，被唤醒的认知告诉我们，领袖也是凡人。这个认知，是我们对领袖寄于过度期望，或过度信任的一道防护墙。此外，过去10年间大量出现的证据与新发现——文件与传记，对于历史与未来世世代代是有裨益的。仍在世的大部分战争中的重要角色，对于证据真伪的分辨，提供了珍贵的意见。同时，由于历史学家们非常热衷于研究这场战争，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可免作理论的空谈，也使50年以后，戮力于大战历史的研究者可轻易省却一些抽象性推论。我们已了解最近所有应了解的证据与发现。有一项缺点是，这些证据多到唯有专题研究者才能应付此种繁重的调查工作。

是什么原因使德国突然令人惊异地崩溃与投降，并且如同奇迹般将战争梦魇从欧洲挥除？若要获得满意的答复，光分析1918年11月11日之前数周，双方忙得人仰马翻的谈判、交涉，以及联军的军事成功是不够的。即使从纯战争观点，我们也须回到8月8日——德军统帅部确信失败的日子，以及7月18日——可明眼看出形势大逆转的日子谈起。但是，如果我们要回顾，就应进一步回顾到3月21日。德军在1918年春天所展开的一连串伟大攻势中，曾缔造军事巅峰，但也因此耗尽军事资源。因此，若要分析德国军力之衰退，就需论及德军登峰造极与耗尽资源的过程。

然而，我们仍须作出更久远的回顾。事实上，如果未来的史家必须挑选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决定性落幕的日子，他可以选择1914年8月2曰。这是战前，当时英国甚至尚未行动。这一天凌晨l时25分，丘吉尔下令动员英国海军。虽然英国海军在大战中，不曾缔造与特拉法加海战相提并论的战绩，但是比起任何其他因素，它为协约国赢得战争营造了更多的可能性。英国海军是封锁中欧同盟国的工具。当战争的浓雾在战后岁月中逐渐散去，真相益明之际，海军封锁行动已愈加显示其分量，它在抗敌奋战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日益彰显。封锁就如同美国监狱动用在倔强犯人身上的“外套”，它会逐步钳紧犯人身体，使犯人先无法任意摆动，然后呼吸困难。“外套”加身愈紧，时间愈长，犯人的抵抗力愈弱。收缩感愈强，屈服感也愈强。

无助引发无望。历史曾证明，丧失希望，即使未丧失生命，战争也即可拍板定案。历史学家不会低估德国人民处于半饥饿状态之后的直接影响力。它促成德国“大后方”最终的崩溃。且先撇开德国革命影响军事失败，或军事失败造成革命的程度不谈，不可捉摸、又无所不在的封锁，确实渗入军事成败的每一考量中。

因此，战争最后一年的情况，让大家充满了许多假设空间。如果德国在1918年未投注所有的军事资源，大搞一连串的巨型攻势，继续在西线维持防守角色，在东线强化所赢得的一切，它能避免失败吗？以军事角度视之，似乎不怀疑它能。按照1915年的经验，当时联军与德军在西线的军事力量比为145师对100师，当时德军堑壕系统如与1918年的相比是脆弱而浅陋的，联军在那种情形下尚且未赢，遑论现在情形下就能击溃德军。即使联军等到美军如潮涌般到达欧洲，重获在1915年拥有的数量优势之后再发动攻势，也将无所作为。

如果联军在为无用的攻势付出不少代价之余，双方真出现上述状况，联军最后是否会走上达成妥协性和平之路？协约国说不定为了使德国对比利时与北法松手，而让出东线的部分或全部权利给德国。当我们论及这种问题，并且发现协约国在军事上获胜不容乐观时，我们自然会想到协约国是如何利用海上优势了。当协约国见到和平欠缺重大进展之后，其实是英国海军这股强大武力逼迫德国进行自杀式的1918年攻势。这慢慢败亡的阴影，后来如梦魇般一直纠缠着德国，直至它崩溃。

如果德国在1914年马恩河会战后，对西线采取防守策略，对东线采取进攻策略，甚至1915年仍继续这种重东轻西的策略，它无疑可能达成征服中欧之梦。另一方面，当时协约国封锁尚不严密，只要美国置身冲突之外，封锁即无法达到效果。但到了1918年，德国获胜的最佳时机已逝。  另一个经常引起争论的重大假设是，即使到了1918年秋天，德国是否可以避免投降？如果战争在11月11日之后仍继续进行，德军防线是否会崩解？投降是否可以避免，或者，德军是否可以成功撤至自己的边界上站稳脚步？大部分德国人对于最后一个问题说“可以”，并且抱怨德军在“本土防线”投降的做法。协约国中，许多无偏见的学者，也从军事观点认为最后问题的答案是可能的。但是我们又要谈到海军封锁了。即使德国军队与人民尽力进行重大的国土保卫战，企图将联军困住，德国投降的结局仍是指日可待的。历史可能仅承认，德国人会勒紧裤带进行长期抗战，使早已疲惫不堪的联军在厌恶这种作战之余，在条件上对德国作出比凡尔赛和约更有利的让步。

历史上，许多国家曾以海上武力作为其终极武器。前文已强调英国海上武力——英国的历史性武器，乃促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的基本原因。在谈论过许多“如果”，与英国海上武力的关键性之后，让我们审视促成停战的近因。协约国的胜利是如何获得的？自然，(陆上)军事行动占其大部分原因。但除了海军因素之外，另有一个因素我们尚未论及。即使我们不完全接受这种因素的说法，我们不应轻视德国对于协约国，特别是对英国的宣传力量所做的不情不愿的赞扬。在战争后期，协约国曾熟练而积极地发展宣传攻势。

然而战时的激情已逝，某些曾被政府利用过的宣传性“事实”，却正困扰我们的“公平竞争”感。这种记忆横亘于我们的心头，令人不快。我们同时了解到，这种宣传方式既不曾鼓舞协约国的人民，也不曾使德国人气馁。事实上，德国人民所领会的，是一些更重大问题的实情之内涵。事实上是这些事，方使德国人民质疑其领袖的诚信，以及成功的希望，并且削弱了德国人民继续为国牺牲的意志。

尽管如此，虽然我们应当承认那些较易区别真伪的宣传的价值，它们的效果其实仅使协约国军事行动的收场更加圆满，而非为军事行动开道。这也是现在德国政府发言人所经常争辩的。在此，我们可以从马克斯亲王(PrinceMax of Baden)的回忆录中，发现一些重要证据。马克斯亲王人品高洁，他的爱国情操与真诚，为敌友双方所尊敬。他的战争回忆录是迄今最具价值的战争回忆录之一。他无意间在字里行间淡淡透露一些容易被忽略的信息，诸如德国军事力量暂居优势时，德国人如何在欢腾中忘情，即使情绪较沉稳者亦是如此。

对1918年3月的德军暂居优势的战事，他引述一段话，显示甚至一名和平主义者也欢呼道：“不必再担心了！……好一个作战经验！……让德国支配这世界。”从这一位温和派代表者在沉思中，所不经意露出的，与布里埃(Briey)与隆维(Longwy)两地有关的说法，更透露了德国人在精神上对于支配世界的迷醉。这种精神层次的迷醉，比不良意图更应为德国的战争罪行负责。

面对德国如此普遍的战争狂热，协约国的宣传比起军事行动当然只能算是第二线的力量了。因此，我们可以确定地下结论，协约国在军事上的成功，才是德国在11月11日投降的诸多近因中最主要者。

不过这样的结论并不必然表示停战协议达成之时，德国军队正濒临崩溃边缘。但停战协议也不是一项错误的让步。有些经常靠嘴作战的协约国成员，抗议让步声倒颇大。

反倒是关于最后“百日”的记录，经过彻底筛滤之后，证实了亘古不变的教训——战争目标并非敌之军队本体，而是敌军高层与其政府之心智；胜利与失败之分际在于心智，而非肉体。诚如拿破仑所言：“影响战局的是个人，而非群体。”此言福煦也说过。

这句伟大的真言，就重现于战争最后阶段。1918年7月间，鲁登道夫虽因联军反攻马恩河显著成功而受到刺激，却仍计划进行他的新攻势。即使他为此感到懊恼，也不如他在4月间的表现。当时，他在发动表面看来成功的利斯河攻势之后，几乎万念俱灰。

但是英国第四军团在8月8曰对亚眠的奇袭，对德军是一记失序性的心理打击。马克斯亲王将8月8日定义为“转折点”，是从心理角度解释的。即使如此，若要从坚信自己失败到最后走上投降，除了深信自己无望的心态之外，尚有外在的助力。这助力并非来自西战线，而是被轻视的萨洛尼卡。此地的军事地位，不但联军长期非难，德军更曾不屑一顾称之为联军的“最大集中营”。然而，当保加利亚战败之后，这道通往奥地利与土耳其的后门，以及经奥地利通往德国的后门已经敞开。

到了9月29日，德军参谋本部的心智已决定这场战争的何去何从。鲁登道夫与他的参谋群已经不支倒地，悲声回荡，最后响彻整个德国。其崩解之势莫之能御。参谋本部或许可恢复镇定，军事态势或许可以有所进展，但如同其他战争，心理法则决定了一切。

但是，让我们再次强调，决定德国战败的基本潜在因素，多于实际造成战败的行为。

真正情形是，没有一项原因具有决定性，或可能成为决定性。西战场、巴尔干战场、坦克、封锁与宣传，皆可称协约国制胜的理由。虽然“封锁”这一项在制胜理由中排名第一，也最早发动，其他所有说法却都言之成理，但也没有一项是全对的。在这场许多国家参与的战争中，胜利是累积而成的。在此，所有武器包括军事、经济以及心理皆有所贡献。胜利的获得，唯靠善用与整合现代国家中一切既存资源。成功则需依赖各种行动的圆满协调。

此外，问谁赢得这场战争更是空话。法国未赢得战争。但当英国准备派兵，美国出兵仍是梦想之际，如果法国未曾坚守岗位，那么从军国主义梦魇中解救文明是不可能的事。英国未赢得战争，但如果缺乏英国的制海权、财政支持，以及1916年之后，英国未曾接下主要战争重担，协约国战败是无可避免的。美国未赢得战争。但如果欠缺其经济援助，未派兵使联军在数量上居优势，尤其，在精神上使联军受到鼓舞，胜利亦复不可能。我们更不能遗忘多次牺牲自己，拯救盟邦的俄国，他们为其国家最终胜利所做的准备，正好使自己走向解体。最后，不论历史如何审判德国的政策，我们对其无与伦比的耐力与本领表示无限敬意。因为德国以远超过自己的能力，在逆境中对抗数量占优势的敌人而保卫自己达4年之久。

一如我们所期待的，本书条理清晰且富含文学意境，不仅还原了一战中的陆上和海上的战争交锋，还针对1914—1918年的军事思想作了中肯的评论。

《纽约时报》

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方面，(本书)都堪称最好的一战史，布局合理，篇幅紧凑。

《外交评论》

读基史，宛如小说般传神。从一个抑郁的主题出发，引发扣人心弦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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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哈特的作品，总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而愈见其价值!本书的卓越之处不仅在于对军事方面的精辟分析，更包括了从政治、经济，甚至心理学方面出发的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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