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第一药人·何晏
魏晋·何晏 【言志诗】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何氏“独立人格”
何晏，字平叔，现在的河南南阳人，魏晋玄学创始人之一。汉灵帝时大将军何进的孙子。《魏略》认为他是何进的弟弟何苗的孙子。
话说他爷爷何进被张让等十常侍干掉后，何家衰落。何晏他爸叫何咸，很早就死了，因为新寡之妇的常态是梨花带雨颇为动人，再加上曹家有收寡妇的优良传统，曹操就将尹氏纳为妾，因此当时还是胚胎的何晏一出生就成了魏武养子。
在《世说新语》中何晏是个主要角色，在“言语、文学、识鉴、赏誉、品藻、规箴、夙慧、容止”各章节中都有露脸。“夙慧”里的何晏年方七岁，明慧若神，曹操有意收其为子，随曹姓。某日有人见何晏蹲在地上划了个方块，把自己圈在里头，就问他何故，何晏说：此乃何氏之庐也。潜台词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可以说很小的时候何晏就怀揣拥有私密空间的梦想。这个想法拿到今天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甘当房奴，宁可喝风拉烟也要在京城买套房。那时候少年何晏或已知寄人篱下的滋味不好受，他那个何氏方块在数学上可以叫做“独立人格”。
曹操的智商就不用说了，听说此事后就礼送何晏至府外居住。有人因此判断曹操看出何晏有篡权自立的想法，纯属扯淡。一个七岁男孩的终极梦想最多是抱抱娇俏可人的邻家女孩，说他胸怀天下不是扯淡是什么。靠谱的说法是，曹操见何晏小小年纪如此不俗，才尊其意，足其愿。
长大后的何晏不仅不俗，还开了风气之先。饮酒沟女开办文学沙龙，还率先服用五石散，算是中国历史上嗑药第一人。苏轼说嗑药肇始于何晏，此话不假。因为他是大名士，当时的天王级人物，时人才趋之若鹜争相效仿。至于吃了这种药的效果，何晏自己说“非惟治病，亦觉神明开朗”，看来服了五石散还有兴奋中枢神经的作用，若放在现代，吃了这药的人一定过不了兴奋剂检测关。
另有人说，五石散的作用不止提神，还可壮阳，可称古代伟哥，服后夜御数女若等闲。五石散在文人圈子的普及，还赖学者皇甫谧的广告，谧曾经曰过：“晏耽爱女色，服五石散体力转强。”有关五石散的毒副作用，苏轼的考证是：“凡吃过这药的，背生痈疮并伴随呕血，等于服毒，当世之人不可能不知。”从魏晋时举国知识分子集体服毒现象之广泛，可窥这一时代颓废、变态之一斑。有史家将世人多嗑药列为末世景象之一，是很有些道理的。
死得像个冷笑话
弱冠之后的何晏越来越招人烦，曹丕就骂其为“假子”，因为何晏经常故意和他穿一样的衣服招摇过市，被屡屡撞衫的曹丕严重不爽。到曹叡继位，人皆言何郎傅粉，曹叡想看看这何晏是不是扑了粉，就在某个夏天的正午召其入宫，赐热汤饼，也不安排人摇扇送风，何晏吃完满头大汗，以袖揩面，曹叡一看，还是粉白滑嫩，真是纯天然啊！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依附曹爽的名士尽入司马狱。《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以一个轻松的手腕就摧毁了何晏本来就不怎么样的名节——下令由何晏司审，这个决定让何晏产生了错觉，以为此乃苟活之机，这位魏晋谈玄第一人此时务实得令人发指，“穷治曹爽一党，不惜株连”。案件审结后，何晏呈上乱党名单，司马懿不动声色，问：就这些？何晏连忙又数了一遍，诚惶诚恐地答，对，就这七姓。司马懿又问：不是八姓吗？这时何晏方醒，问：莫非还有我？司马懿笑：恭喜你，答对了。不日何晏三族被诛，死得像个冷笑话。
仕途就是凶途，做官就是坐棺。今天锦衣玉食，明天就箪食瓢饮；方才断人生死，转瞬头就为人所断。何晏叹息命如转蓬，却不知抽身，更学不来阮籍的“至慎”，岂止评论时事臧丕人物那么简单，不“怵惕惊”才怪。何晏赐爵列侯之后，愈发骄矜，主持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何晏的老婆是曹操的女儿金乡公主，公主去问母亲，说何晏为恶日甚，将来上哪寻条活路啊！老太太笑答：何晏死了，你不就放心了吗？省得天天担惊受怕他被别的女人抢走了。事实证明，这位何夫人是有先见之明的，不久何晏被夷三族，司马师派手下去抓孤儿寡母，公主一手搂住孩子，另一手“搏颊”，自抽嘴巴血染粉腮，泣求放条生路。司马懿听完汇报后，觉得这女子有些远见，主观上也想尽早与何晏划清界限，加上他与公主兄长沛王曹林的关系还不错，就把这对母子放生了。
对何晏的命运做出准确预警的，除了他媳妇，另一个就是三国第一神人管辂。某次何晏做了个梦，梦中有几十只青蝇趴在鼻子上，怎么轰都轰不走，就请来管辂解梦。管辂占了一卦说，鼻子在人脸中所处地势最高，相当于山，苍蝇逐臭，聚集在阁下的鼻子上，说明位峻者颠，轻豪者亡。管辂回家后跟他舅舅聊起这事，老头觉得管辂的话太重了，怕外甥触怒何晏惹来祸端，管辂则幽幽地说：跟一个死人说话，有什么可怕的……
第二天洛阳西北就起了沙尘暴，遮天蔽日飞沙走石的，人皆掩门闭户。十几天后消息传来，何晏被宰了，管辂的舅舅才知外甥不是人，是神。哦，买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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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不能确保良善
写下这些字的时候，是2011年的第一天，就在24小时之前，作家史铁生离世。这个消息有如巨石，就那么突如其来地、沉重地压在内心某处，血脉为之不畅，不得不化作某种液体排出体外，非此不足以纾解。
我是受过他的惠的。
“知识并不能确保良善”——多年前，我在他的书中读到这句话，像是被重重打了一拳，头晕目眩，好一阵才清醒，感觉脑袋里凉飕飕的，仿佛碰巧击中了某个穴位之后的反应。现在想起来不免脸红，这句话无非是常识，并不需要一颗多么睿智的脑袋进行多么缜密的哲思才可得出结论，信手翻翻中国历史，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假如厚颜无耻地硬要代表一些人，那么我的这段阅读经历说明，常识这种东西，在国人的脑袋里是何等稀缺。而之后的读史，又说明了常识从来就不是长埋地下的文物珠宝，需要掘地三尺才能发现。它一直浮在历史的表面和思维的浅层，只是，人们的脑子已经不大习惯思考，眼睛已经不大习惯阅读，仿佛独立的思考和自由的阅读反倒是脑和眼的副业，主业成了接受他人意识的清洗。
而在1774年，托马斯·潘恳就已成书，这本小书的大名叫《常识》。该书行销50万册，那时，随便一个卖菜大婶的口袋里都装着一本皱巴巴的《常识》。牛逼烘烘的英国媒体服气了，说，“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改变了态度，哪怕在一个小时之前，他还是个反对独立思考的人”——你瞧，这就是《常识》和“常识”的力量。
没有托马斯·潘恩的《常识》，也就没有《独立宣言》，连《汤姆叔叔的小屋》都不会有，即便有，也不会那么快。真理是浅显的，打扮成深奥的，往往是强行注入你头脑的谬论。
令人沮丧的是，我的祖先们并没有类似《常识》的书籍传世，这本书的译本在吾国也绝无行销50万册的可能。有人说，一个国家的国民缺少什么精神食粮，到机场书店转转就知道了，成功人士的传记摆在最醒目的位置，卡耐基、巴菲特、比尔·盖茨，还有本地土特产的马云。古人的也有，比如曾国藩、比如红顶商人胡雪岩。
某天我坐在候机室，脑子里想着一个叫冯道的人，假如这位‘“长乐老人”活到今天，我说不定要拼死拼活、·臭不要脸地争当他的经纪人，然后带着冯道的传记攻占各大书店，书名就叫：官场千年不倒翁——假如冯道活着，该老绝对处庙堂之高，继续当他的帝王师和肉食者，他是历代官吏的祖宗。而且以冯氏的头脑和手段，古今两较，说不定还万民拥戴。不过冯道未必认可，在一个他依然能吃得开的时代，万民拥戴比万民唾骂还可怕，做到那么好的群众基础，自己的位子就危了。
此为官场常识。
鲁迅说《二十四史》他只读出了“吃人”二字，而在我肤浅的读史经历中，看到的，是一些软不拉叽的人形动物，而这些生物，有的是业务纯熟的粉刷匠，专事涂脂抹粉；有的司职吃人助理，乡愿、跟班，北京话叫“碎催”；有的干脆做了“伥鬼”，帮主子猎头，那可是真正的人头。对这种差不多可以称为“特性”的东西，亚当·斯密说——中国入不缺乏智慧，但那种智慧都是生存智慧，动物性的，跟精神等等上层次的东西无关。原话我忘了，大意如此。孟德斯鸠比亚当·斯密还毒，他说在中国欺骗是不受限制的，一个成功的骗子反倒极有可能成为他人歆羡的对象。老孟还说，“在中国，每一个人都知道什么对他有利”。总之，在两位老外眼里，这是一个趋利避害的国度，因此此地盛产成功学大师。
这么说来，被写入这本小书的人都可称为成功学大师，虽然有的“大师”未能善终，但是在生前都攫取了一套富贵，秘籍是谎言、权谋，以及对权力的顺从。 多年以前，在笔者尚不能熟练控制膀胱的时候，长辈的床头夜话就已经是关于成功学的故事。著名的“二桃杀三士”就是那时听来的。那个著名的矮子晏子，因此成了我人生初始时的首个偶像，听完长辈的讲述后，我对晏婴先生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在某个夏天还丧心病狂地模仿了一次。那天，室内溽热不堪，母亲洗了几只桃子，嘱我可以独享两枚，剩下的等父兄回来吃。彼时智者晏婴的“高大”形象(作文的规矩，脑海中有人浮现，形象必然高大，哪怕是160cm的雷锋和更矮的晏婴)凸现脑海，于是我藏起多余的桃子，只余两只，然后怀着激动的心情静待观摩“二桃杀三士”的壮烈。
父兄回家后，两位兄长抓了桃子就吃，家父则完全无视，下厨帮妈做饭去了。搞得我失望非常、彷徨无计。晏婴附体解除后，怏快地把桃子捧了给父亲送了去，他不肯吃，又塞还给我，还捏了我脸蛋直夸我乖，完全不知道自己夸的是个狼崽子。
很多如我一样的国人，是在幼时就开始服用狼奶的。那个年代，傻了吧唧又精明无匹的长辈，乐此不疲地给他们的孩子灌输“生存哲学”，告诉孩子要以“好同学”为榜样，而他们嘴里的“好同学”就是班里的前三名。至于前三名是不是“狼崽子”和“谎话精”，长辈们漠不关心，他们与老师已达成共识，好孩子的定义就是成绩好的孩子。那时家长们在筒子楼里炫耀的，是儿女的考卷，我从未见过哪位家长炫耀他的孩子具有诚实良善的品质。就像我听到的“二桃杀三士”，讲述者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晏婴的智慧，却同时要求自己的孩子要为人诚实，这是一种多么荒悖的逻辑。在这种二律背反的变态教育之下，每每庆幸不已，这辈子没出落成个奸佞简直是人间奇迹。
长辈们更不可能告知孩子生命的独一无二，因此我只记住了晏子，很长时间之内我都说不出那三个“笨蛋死鬼”的名字，现在我能说得出，他们叫田开疆、公孙接、古冶子。
从前我无视你们的生命，现在，愿你们安息。
如今我依然没有答案，如晏子一样的知识分子究竟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中国历史长河中的文人如过江之鲫，有的泳技高超，仿佛我在澳洲邦迪海岸看到的冲浪高手，驭浪犹如高明的骑手降服烈马；有的呛水上岸，终身不再下海，像躲入“狗洞”的第欧根尼那样安全地活着；有的最终溺毙，被巨浪一样的专制机器绞为齑粉；更有一种，生前骇浪惊涛，死后骂名千古——在卷帙浩繁的历史中，我看到的，是“活着”和“成功”四个字，没有中间环节，也就是说，只看结果，不问手段。
我非历史学者，连票友都算不上，所以书中不免有谬误，观点也一定有悖谬之处。书中人也未必都是坏人，不过我相信读者也早就过了把人“二分法”的阶段。书中人多为诗人、书画家和文章高手，大都是科举制度下的高才生，然而他们也都是些在某些方面有残缺的人，他们的畸形不在外表，而在头脑、在内心、在气质，都是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神奇的作物。
有主子的土地，必然生产奴才，有源源不断的奴才当肥料，必然培育出茁壮的主子。
中国文人的生存之道，首先是“活着”，然后是“成功”，当标准降低到这一底线时，知识当然不能确保良善。在《笔祸史谈从》中，黄裳先生说，“在精明的主子手下工作，是困难的，必须时时提防无从悬揣的挑剔指摘”；我想说的是，在愚蠢的主子治下活着，同样是困难的，你必须表现得更愚蠢，否则，任何一点超越主子智商的聪明都可能带来杀身之祸。这，或可解释历代大儒的种种丑态和谀辞颂诗。他们已经死了，可他们不断地把生存哲学传承给后世子孙，于是就有了“亩产十万斤的科学论证”，就有了“纵做鬼，也幸福”，就有了绵延千年的跪姿。
抱持如此“活法”的知识分子，在任何时代都不该成为主流，也不可能烛照千古，由这样的文人参与搭建的再华美尊崇的盛世都会最终烂掉。
造物主也不会原谅这些软塌塌的人类，老天会说：知识确实不能确保良善，可你们忘了，除了知识，我还给了你们一条确保直立行走的脊椎，你们却用它来弯腰叩头。
中国人可以说不
阿丁身材高大，看上去很威猛，但侠骨柔肠，基本上是个不会跟朋友说“不”的人。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有的时候，知道一件事情答应下来，会给自己带来无限烦恼，甚至利益损失，但“不”字还是生生卡在嘴边，然后吞回肚子里。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习惯，有时候不但自己为难，最后还会失去朋友——当然了，能失去的“朋友”，就失去吧，也不算什么。
另一方面，阿丁和这个时代很多让人喜欢的一样，是个能够说“不”的人。其实，除了对朋友以外，能不能、会不会、敢不敢说“不”，是检验知识分子的条件之一。
为什么要说“不”？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得定义一下知识分子。几十年前或者更早，高小毕业的人，在中国，就算个知识分子啦，甚至，你会记个账，打打算盘，能说清父亲和邻居在一桩卖大葱的生意里各该分得多少利润，都会被夸成知识分子。现在不能这么算了，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能对公权力说“不”，并能说清楚——至少自己以为清楚为什么该说“不”——的那部分人。医生、律师、实验室里的科学家，有知识，但如果从来跟朋友之外没说过一个“不”字，是不能算作知识分子的。
为什么要说“不”？原因很简单，公权力膨胀过快，并且还在加速，知识分子有责任有义务把“不”字说出来，说得响亮些，限制这种速度，尽量让公权力在规则之内运转。不是要创造和谐社会吗？最和谐的事情，莫过于公权力、私权利各安其事、各行其道、互不侵犯，如果难以让公权力完全彻底服务于私权利(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些家族的私权利)的话，也该提醒他们：不，不能这样，你过界了。
所以，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必须。阿丁笔下历朝历代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从不或很少说“不”的软体动物。假如——只是假如——这些动物里的一半，脊梁能硬起来，中国历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副面目了。
但他们不敢说“不”，怕什么？自汉武董仲舒以降，儒家思想成为正统，对权力结构的精密划分使得说“不”在思想上就成为异端，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句话中，很多人注意的只是“中国的脊梁”，其实，这句话传达更无奈的意思是，虽然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但确实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家谱在做“正史”。这种结果，儒家思想“功”不可没。你觉得是在“为民请命”，其实，还是为了维护君权。民本思想虽然在个别思想家著述里有过一些头角，但不得重视，总归于无。只有民主宪政思想传播之后，真正的敢于说“不”的现代知识分子才终于出现，虽说刚刚开始，但才有希望逐渐覆盖阿丁笔下的主角们。
敢于，甚至勇于说“不”，也只是一个开头，如何说“不”，才是更加重要的问题。在这方面，阿丁这本书中对历史上各时代知识分子的梳理是良好的尝试。虽然说中国历史，过去只是中国史，未来才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但不好好梳理过去，对未来则无从把握，必然会将过去的种种不堪重新来过。看看吧，中国过去“知识分子”的德行，就该知道现在以至更加宽广的未来，我们该如何避免重入窠臼——说实话，读书稿时，我不时在为祖宗脸红，希望我们或者我们的后代，做得能比祖宗强点。
对朋友难以说“不”，虽然算不上美德，总能算得上厚道，但对公权力，莫说依附，即使是过于纵容，也是在对未来犯罪——
与其他自认知识分子的，共勉。
榕树下总编辑王小山
本书是由阿丁编写的《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所涉笔的数十位中国古代文人，虽然不是令人发指的B面人物全部，但绝对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作者化笔为刀，刻画了这些中国古代文人不大为人所知的“软体动物”的一面。精神、气质的“软”是他们的共性，但就其“软”的程度、质地、方式则各有不同。王小波说，知识分子最怕生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换句话说，不理智的年代也才会大批量产生够“软”的知识分子。这似乎可以解释这些人形“软体动物”的成因。才华不足以构成钙质，知识未必能确保良善，在万古长如夜的极权社会，有硬度的文人是稀缺产品，而盛产的多是左右逢源的冯道和沦为弄臣和文宠的潘安，等等，等等。
大抵如此。
在《软体动物：中国古代文人的B面》中，作者阿丁目光如炬，身手敏捷，穿越时空，再现历史现场，集中刻画了中国历史上数十位“著名”文化人令人发指的B面形象。笔锋所向，这些装逼犯的所有伪饰哗然落地，露出他们顺从、阿谀、虚伪、奸佞、猥琐、贪婪的人形“软体动物”真实面目。而作者有意或无意地在历史和现实之间穿梭腾挪，则不仅使我们在当下的现实中感觉到场景和人物梦魇般的相似，而且更给了我们一种当头棒喝般的警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