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事中是明代一个比较特殊的官职，级别不高，只有七品，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正处级。明代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都设有给事中这样的职位，他们的主要职责是监督官员，可以根据发现的问题随时上奏，举报官员的问题，甚至参奏官员。我觉得给事中跟现在中纪委派驻各单位的纪检官员的职能有些类似。给事中华昶这次向皇帝报告了什么呢？
他说，今年会试期间，北京城里的人都在议论，翰林学士程敏政利用当副主考官的便利条件，大肆卖考题，会试的第一场考试还没有开始，其中一道题就泄露了出来；第二场考试还没有开始，要求考生写的一篇应用文题目也泄露了；第三场考试还没有开始，这场考试的五道考题中，有两道题就已经泄露了。那么，程敏政把考题卖给谁了呢？
华昶并没有直接说程敏政把考题卖给了谁，他只是说，这次考试前苏州府举人唐伯虎真是胆大包天，猖狂到了极点，他拿着这些考题写成的八股文，给这个看看，给那个看看，虚情假意地向别人请教，实际上是在炫耀自己多有能耐，能拿到考题。虽然华昶没有直接说唐伯虎是从程敏政那里买了考题，但是他的意思很明确，就是程敏政把考题卖给了唐伯虎。既然出现了这么严重的舞弊，那么该怎么处理呢？
华昶认为，要调查这起舞弊案，现在还来得及，录取名单还没有最后公布，只要推迟公布录取名单的时间，命令正主考官李东阳复查程敏政评阅的试卷，看看程敏政是不是录取了唐伯虎就可以了。
接到这份奏折之后，孝宗皇帝非常重视，为什么呢？因为华昶举报的程敏政的身份有些特殊，他不但是这次考试的副主考官，他还是孝宗皇帝当太子时候的老师。以孝宗皇帝对程敏政的了解，他不大相信自己的老师会舞弊。但是，孝宗皇帝觉得，既然华昶已经举报了，社会上的议论又这么多，不管程敏政到底有没有舞弊，都需要查清楚这件事，如果程敏政真的舞弊，那肯定要严肃查处；如果他没有舞弊，也可以还程敏政一个清白。所以孝宗皇帝就同意了华昶的请求，谕令李东阳查程敏政评阅过的试卷。
按照皇帝的要求，正主考官李东阳等人认真复查了程敏政评阅的所有试卷，发现唐伯虎不但没有名列前茅，连榜上都没有他的名字，这次考试他压根儿就没有被录取。这样的调查结果，至少可以说明副主考官程敏政没有偏袒照顾唐伯虎。但是，这就能说明程敏政没有卖考题吗？
按照常理，如果程敏政真把考题卖给了唐伯虎，就应该帮忙录取他。但是，卖考题给考生，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录取考生，卖考题和帮忙录取之间也不一定有必然联系。这也就是说，李东阳等人的调查结果既不能否定程敏政卖了考题，也不能否定唐伯虎买了考题。
这样案情还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唐伯虎确实从程敏政那里买了考题，那就是一起重大的舞弊案；另一种是唐伯虎根本没有从程敏政那里买考题，舞弊案是子虚乌有的，只是华昶听信谣传，捕风捉影。既然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为了能把问题调查清楚，孝宗皇帝下令把举报者华昶和有买考题嫌疑的唐伯虎、徐经都抓起来。徐经是谁呢？
P46-47
如果不是为了完成中央电视台的《科场大案》这个节目，我也许不会花这么多时间来读那么多科场案的文献；如果不是为了写好讲稿，我也许不会花这么大的精力来将学术语言转换成通俗化的口语。
按照电视讲座节目的要求，需要让每个案件单独成篇，力图把每个案件的来龙去脉都讲得清清楚楚，这是至关重要的。但是，这种方式客观上影响了对于历代科场疑案的整体认识。因此，在后记里写上对科场疑案的一点感想，算是弥补这一不足，希望不是狗尾续貂、画蛇添足。
在读文献、写讲稿的过程中，我强烈地感觉到，无论是在哪个朝代，皇帝几乎是所有科场案的主导者，他们不仅始终掌握着案件的终审判决权，而且还可能随时干预案件的调查，将案件的调查、审理作为实现其统治意图的重要手段。
发生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南北榜”案，落榜的北方考生指控舞弊的两大罪状，即刘三吾徇私录取南方考生、调查组负责人张信与刘三吾串通作弊都不能成立，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徇私舞弊，这一点明太祖朱元璋也是心知肚明的。但是，面对北方考生不依不饶的抗议，出于笼络北方士子，安定北方边境，进而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朱元璋毫不犹豫地把刘三吾流放3000里去戍边，把11名涉案官员凌迟处死，制造了中国科举史上一起血腥的科场案。
与朱元璋制造南北榜血案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边疆的稳定、国家的统一不同，嘉靖皇帝在处理翟銮儿子会试案的时候，在并没有查到首辅大臣翟銮舞弊的情况下，就革掉了翟銮的职务，这与嘉靖皇帝藉此打击权臣翟銮密切相关。
与嘉靖皇帝的思路基本一致，雍正皇帝也用这种方式查处了查嗣庭案和封丘秀才罢考案。为打击权臣隆科多，雍正皇帝从其亲信查嗣庭下手，他连发了十条谕令，千方百计搜罗查嗣庭的罪证。最后，雍正皇帝通过对查嗣庭日记、文集进行挑刺，认定查嗣庭“大逆不道”，将其“戮尸枭示”。而雍正皇帝严厉惩处封丘秀才罢考案的涉案人员，则是为了推行“秀才一体纳粮，一体当差”的政策，利用科场案来实现统治目的的意图非常明显。
在咸丰八年(1858年)顺天乡试案中，咸丰皇帝始终主导着整个案情，从钦点以铁帽子王载垣为首的豪华调查组，到革掉一品军机大臣柏莅的职务，到最后宣布处死柏葰的终审判决，都是咸丰皇帝做出的。至于成丰皇帝处死一品军机大臣柏葰的用意，是出于维护科举公正性的要求，还是被柏葰的政治对手载垣、肃顺等人所挑拨的结果，虽然没有直接的文献来给出答案，但确实有给人想象的空间。
与以上皇帝处理科场案有所不同的是，在处理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乡试案时，顺治皇帝明显有意气用事的成分。在这次乡试之前，顺治皇帝专门召见了被任命为主考官的方犹、钱开宗，跟他们进行了诫勉谈话，要求他们这次一定要公正选才。面对此次乡试后的舞弊传言，在完全没有查到他们舞弊证据的情况下，年轻气盛的顺治皇帝认为主考官把自己的话当作耳边风，不把自己当回事，这让他愤怒到了极点，为了挽回自己的面子，他下诏把20个考官全部杀掉了，还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家产，流放了他们的家人，制造了中国科举史上最血腥的科场案。
然而，并非所有的皇帝都会严惩科场案的涉案人员，有的皇帝出于统治的需要，对于科场案人员的处罚则是相当宽松的。
唐朝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主考官李昂被考生李权以扣帽子的方式彻底击垮之后，唐玄宗并没有惩处攻击主考官的考生李权，而是组织大臣进行讨论，讨论的结论是主持科举考试官员的级别必须提高，把科举改由礼部侍郎主管。
明朝万历十年(1582年)江南乡试的副主考官沈懋孝被人举报大肆收受贿赂，其涉案金额是明朝科举史上最高的。但是，接到举报之后，万历皇帝并没有展开深入调查，仅仅复试了涉案考生，取消了一个考生的举人资格了事。被举报的主要涉案者沈懋孝也没有受到什么惩罚，只是调动了一下工作而已。万历皇帝之所以会对这起案件这么轻描淡写，是因为他认为举报沈懋孝是出于打击张居正残余势力的需要，而张居正案早已结案，没有必要再进一步处理沈懋孝了。
同样，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韩敬案中，尽管汤宾尹确实存在违反阅卷考官的规定，违规录取韩敬。但是，由于举报的时间延迟了5年，万历皇帝认为举报很大程度上是大臣们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因此并未重罚汤宾尹和韩敬。
与案件的主导者皇帝的强势对比鲜明的是，卷入到这些科场案的考生、考官和其他涉案人员大多是弱势群体，除了少数人因为皇帝不处罚他们之外，大多数人的命运还是比较悲催的。
“南北榜案”中的刘三吾被流放3000里，这对一个已经85岁的人来说，比死刑好不了多少。而其他11名涉案人员则全部被凌迟处死，下场非常悲惨。 顺治十四年(1657年)江南乡试案中，顺治皇帝大开杀戒，处死了正副主考官方犹、钱开宗和18名同考官，这是中国科举史上罕见的将考官全部处死的科场案。杀了他们还不解恨，在没收这些人的全部家产的同时，顺治皇帝还把这些人的父母、妻子、儿女等全部流放，让他们彻底家破人亡。
这次科场案影响的范围还不止于此，还影响到了这次江南乡试录取的新科举人，顺治皇帝不仅让他们两次从江南到北京参加复试，饱受千里奔波之苦，而且还设置了像刑场一样的考场，氛嗣阴森恐怖，有个原本才华横溢的考生因为心理素质不好而交了白卷，他因此被作为舞弊嫌疑者流放到尚阳堡。我想，对于这些考生来说，他们肯定非常后悔参加了这次江南乡试，更痛恨自己这次居然被方犹、钱开宗等人录取了。如果落榜了，什么事儿都没有，真是命运弄人。
雍正年间查嗣庭案中，查嗣庭被抓下狱之后，他的儿子也因此被捕，还没有等到终审判决，他们父子俩就经不起折磨而惨死在大牢之中。但是雍正皇帝并没有就此罢休，终审判决之后，还把查嗣庭从坟墓中挖出来，“戮尸枭示”。在我看来，查嗣庭之所以会落得如此下场，无非是因为他跟错了人，站错了队，他把自己加到了雍正皇帝要打击的隆科多的朋友圈里。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句话也可以用到卷人科场案的唐伯虎身上。因为被人举报向会试副主考官程敏政买了考题而被捕入狱，最后朝廷的终审判决是革掉唐伯虎的举人，让他从此失去参加科举的资格，这样他通过科举光宗耀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这对唐伯虎来说是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然而，如果他参加会试、殿试考中进士，可能明代会多一个唐市长、唐省长之类的官员，也可能他在政治上会有所建树，但是明代却会因此少了一位艺术大师，明代艺术史肯定会因为少了唐伯虎这位江南才子而失色。从这一角度来说，科场失意让唐伯虎倾情于艺术创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才华，成为一代艺术大师。
以上是我在写讲稿中的一点体会，也是在跟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的老师不断沟通过程中得到的启发。感谢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综合部副主任权勇老师，他多次毫无保留地把对于节目的真知灼见告诉我，表现出了一位资深媒体人的渊博学识和博大胸怀。《法律讲堂》栏目制片人苏大为老师、主编陈德鸿老师通过审稿，从媒体人的视角多次提出中肯的修改意见，为书稿和节目增色不少。编导孙辉刚老师从选题、讲稿修改到节目录制与后期制作的全过程，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说书稿和节目都是我和他的合作成果。在此对权勇老师、苏大为老师、陈德鸿老师和孙辉刚老师表示我由衷的谢意，没有他们的辛勤付出就没有这本书的出版，也没有《科场大案》这个节目的播出。
在选题策划时，得到了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李世愉教授、天津教育招生考试院李占伦教授的帮助，他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是我的博士生导师，正是他的鼓励和敦促，才让我坚持把讲稿写完，尽可能克服困难去央视录制节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李国荣教授是研究科举舞弊的专家，拿出他多年研究成果的电子版供我参考。对这些前辈、老师的无私关怀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为了增加读者的感性认识，书稿选配了多幅科举图片，在此对提供图片的教育部考试中心原主任杨学为研究员、上海中国科举博物馆、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中国书院博物馆、北京励志堂科举匾额博物馆、湖南省开元博物馆等表示衷心的感谢。
最后，还要感谢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的董理老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他为本书的编辑工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李兵
2015年4月
第一讲 “二李纷争”案：主考官完败给考生
状元主考，誓言公正
岳父求情，考生蒙羞
考生反击，考官完败
第二讲 “南北榜”案：朱元璋制造的血腥冤案
南方考官，录取南士
北士抗议，全录南士
立案调查，张信主导
全录北土，大开杀戒
平衡南北，影响至今
第三讲 唐伯虎买题案：江南第一才子沦为阶下囚
进京赴考，会元热门
遭人举报，身陷囹圄
严刑拷打，如实招供
革掉举人，命运转折
第四讲 首辅大臣徇私案：儿子双双中同榜进士
兄弟同榜，舆论吐槽
场内代考，考官关照
仗势干涉，皇帝削权
第五讲 沈懋孝卖举人案：金额巨大却处理极轻
购置良田，资金成谜
贿买关节，手法巧妙
人情交易，互取举人
父亲乔装，跪求考题
复试考生，调离主犯
第六讲 汤宾尹要挟主考官案： “四万两状元”韩敬考中会元
学生应试，老师评卷
力夺试卷，强定会元
真才实学，名副其实
第七讲 江南乡试疑案：考官全部被处队极刑
舆论狂骂，追打考官
聆听圣谕，龙颜震怒
两次复试，如上刑场
严惩考官，株连家人
第八讲 秀才罢考案：为尊严抗争而丢性命
取消特权，上工修堤
围攻知县，求助学政
劝阻失败，罢考成真
钦差审理，皇帝定案
第九讲 “维民所止”案：子虚乌有的文字狱
狼顾之人，主考江西
大逆不遭，诅咒皇帝
讥讽朝政，蛊惑人心
肆意胡说，诽谤康熙
连发谕旨，掌控案情
书信往来，皆成罪证
戮尸枭示，家人从轻
整查嗣庭，除隆科多
第十讲 军机大臣帕葰案：科场案打的最大“老虎”
“戏子”中举，舆论哗然
立案调查，亲王领衔
柏葰撤职，全面调查
同乡勾结，串通作弊
考官推荐，秘书求情
逆袭中举，送钱感谢
父亲考官，儿子收钱
分别定罪，处死柏葰
平反呼声，量刑适当
后记
在中国，每年的哪几天是乘坐免费专车人数最多的呢？
答案是每年的6月7、8日这两天，也就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子。这两天时间内全国各地的送考车队贴上“爱心送考”的特殊标志，考生和家长招手即停，就可以免费乘坐。
有消息说，到2014年，全国参加爱心送考的车辆达到80万辆之多。按每辆车乘坐2人次计算，全国在这两天就有将近200万人次免费乘坐送考专车。应该说，除了高考这两天，其他时间不会有如此多的人能享受到免费乘坐专车的待遇。
在中国，每年的哪几天是最安静的呢？
答案是每年的6月7、8日这两天。为保证全国的考生能有充沛的精力参加考试，并且有安静的考试环境，这两天全国各级环保部门都要求将噪音降到最低。昼夜施T噪音大的工地必须停工，营业到深夜的KTV必须早早关门歇业，各种露天的歌舞活动必须取消……所以说，身处喧嚣都市的人会获得难得的两天安静。
在中国，每年的哪几天有最多的父母为孩子的学习、考试提心吊胆呢？
答案是每年的6月7、8日这两天。这两天全国有1000万名考生踏进高考考场，在考场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考场内的孩子，即便是在上班，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全国1000万学子参加高考计算，这两天为他们提心吊胆的父母人数就达2000万之多，更何况在这两天关注他们的人还不止他们的父母，还有他们的爷爷奶奶、老师等。因此，在这两天关注、关心高考的人数估计达到3000万人应该没有问题。
因为高考，让6月7、8日这非常平凡的两天变成了全国上下高度关注的日子。不只社会在关注，高考改革也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受到最高层的重视。2014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了以高考为主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路线图，将高考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高考改革已经上升到国家改革的层面，其地位可见一斑。
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大家在淡论高考的时候，似乎总也离不开“金榜题名”“名落孙山”“五子登科”“春风得意”“独占鳌头”“状元宴”等词汇，然而这些词汇原本与高考根本没有关系，它们都是以科举为主题的成语典故或者术语。在很多人看来，科举是古代高考，高考是当代科举，因此这些词汇才有机会从科举时代穿越到了高考时代。
高考在当代有如此大的影响力，那么科举在古代的影响力能与高考相提并论吗？
答案是否定的，二者确实不能相提并论，因为科举的影响力远远大于高考，高考在科举面前只是小巫见大巫。
科举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呢？ 主持修纂《资治通鉴》的司马光曾经写了一首诗，来描写一个人进士及第后的地位变化。他说：“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亚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这几句诗的意思是一个再普通的读书人，一旦考中进士，社会地位立马天翻地覆，不但马上有人对他毕恭毕敬，而且如果他还没有女朋友，马上就有很多人来给他介绍女朋友，根本就不需要去婚介所，更不需要上什么相亲节目。他很快会成为漂亮美眉竟相追逐的对象，秒杀“高富帅”完全没有问题。
普通的进士尚且如此，对进士的第一名——状元的重视程度简直就超乎想象了。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的胡旦高中状元之后，非常傲气地说：“应举不作状元，仕宦不作宰相，乃虚生也。”（《渑水燕谈录》）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在胡旦看来，参加科举考试如果没有考上状元，当官如果没有当上宰相，简直就是白活了，将考状元和当宰相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
为什么古代读书人会那么想考中状元呢？
因为状元实在太威风了。
有一次殿试之后，朝廷举行了隆重的授予新科进士的仪式，状元所受到的推崇让一个叫尹洙的人极为震撼，事后他非常有感触地说：“状元登第，虽将兵十万，恢复幽蓟，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田况《儒林公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即便让自己统率十万大军，从辽兵手中收复了幽州、蓟州等北方大片土地，凯旋后再去拜祭祖先，虽然这也是万分荣耀，但是与状元及第相比，简直就不值得一提。可见，状元及第在古代读书人心目中地位是多么高，科举的影响力是多么大。
科举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科举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一个普通的读书人能考上进士，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物质生活水平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用鱼跃龙门来形容是非常贴切的，这诱使天下成千上万的士子埋头苦读，从而让金榜题名的梦想早日变成现实。
普通读书人在考上举人、进士之后，就可以获得做官的资格，他们能成功跻身官僚阶层，成为唐宋以来历代官员的最主要来源。在北宋92名宰相中科举出身者达83人。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名，其中由进士到翰林院庶吉士这一出身者占了90％。清代虽然对于满族采取特殊优待措施，但在高级官员中，进士出身的比例仍然占了45％。
历代科举出身的名人在政治领域也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的地位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
在唐代，宋璟、张九龄、姚崇、张说、牛僧孺、狄仁杰等通过科举走向仕途，成为唐代的名相。
在宋代，通过科举选拔的人才在政治体系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进士出身的范仲淹、王安石和蔡京先后主持i次变法，进士出身的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等人或支持变法，或反对变法，他们对宋代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在澶州英勇抗击辽军的寇准、以清廉闻名于世的包拯、南宋末年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抗元英雄文天祥、背着小皇帝投海白尽的陆秀夫都是进士出身，文天祥还是南宋宝祐四年（1256年）的状元。
明清时期，擅长八股文的进士仍然是治国理政的栋梁之才。明初坚决抵抗瓦刺、保卫京城的于谦，明代中期实行变法的张居正，清代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建立中国第一所兵工学堂、派遣第一批留美幼童的曾国藩，晚清洋务运动代表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都是激烈的科场竞争中的佼佼者，通过科举踏入仕途，让他们有机会成就自己的事业。
实事求是地说，科举及第者对于巩同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秩序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之所以能达到这样的效果，与考试选官可以保证官员的素质、澄清吏治以及杜绝防止私人在官场中植党营私是密切相关的。
正因为如此，孙中山对科举考试大加赞美，他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选拔真才的制度。”有鉴于此，他把考试权提高到与司法、立法、行政、监察权同等重要的地位，基于孙中山五权分立思想制定的宪法明确了考试权，并设有“考试院”作为最高考试机关，来选拔和考核公务人员。应该说，这是科举考试传统在民国时期的延续。
尽管如此，由于政治与权力交织在一起，政治博弈有时会表现为权力斗争。而科举与政治又密切相关，因此政治博弈和权力斗争都难免会波及科举，影响科举公正性的发挥，甚至在特定的时期，这种斗争还会以科场案的形式表现出来。
而这类科场案虽然也是以舞弊案的形式出现，但其案情总是或多或少存在疑点。要么就是舞弊的证据链存在缺失，要么就是证据并没有查清楚。然而，或出于权力斗争的需要，或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统治者会强行作出终审判决，轻则对于涉案者处以革职、杖责，重则处以流放、绞立决、斩立决。正因为这些案件的结案并不完全是依据确凿的证据，因此就只能被视作疑案或者冤案。
依据历史文献或者档案，对这些案件进行细致的梳理，把案情真相呈现出来，并且分析产生这些疑案、冤案的背景，这不仅能让我们对这些科场案本身的复杂案情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能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千年科举的历史，感受科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观今宜鉴古。科举与政治的密切关系，科场疑案的曲折离奇，有助于我们理解高考改革所面临的复杂程度，认识到高考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如果能部分达到这样的目的，这本书就有它的价值了。
是以为序。
科举是中国及部分东亚国家在古代设科考试，选拔知识分子任官的制度，因此科举与政治、社会密切相关甚至成为统治者、权臣进行政治斗争、实现政治意图的重要手段。而统治者在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的选定、完善和改革各种制度来体现自己意志的同时，还利用一些突发的科场事件，制造科举案件，以打击科举舞弊的名义打击对手。这些案件往往在证据链上存在缺失，案情存在诸多疑点，导致这些案件成为疑案、冤案。
李兵著的《血榜（中国科举疑案）》选择了从唐朝到清朝的十个典型案例，依据文献深入解读案情的同时，对案件的疑点进行分析。使读者对疑案、冤案的发生原因有清楚的了解，进而对科举制度有更加全面、客观的认识。
李兵著的《血榜（中国科举疑案）》依据历史文献或者档案，对唐朝到清朝的十个典型案件进行细致的梳理，把案情真相呈现出来，并且分析产生这些疑案、冤案的背景，这不仅能让我们对这些科场案本身的复杂案情有清楚的了解，而且能帮助我们全面认识千年科举的历史，感受科举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