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鲁迅的一组《小杂感》中有这样的一则：“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道士何以独得中国人的厚待，又何以懂得此理就可以“懂得中国的大半”呢，鲁迅没有作出解释，却启人深思。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许能找到一把理解我国传统文化观念的钥匙，有助于明白当前改革中所碰到的干扰。
所谓道士，鲁迅在《马上支日记》中特别注明“不是道教，是方士”。这是中国的土特产，不像佛教、回教、耶教那样是舶来品，他们有专职的，也有业余的。他们有的常驻寺观，有的云游无定所，有的则住在家中。既是从事神职活动的化外之民，而不承担任何徭役赋税；又是干预尘俗政务的热心者，却不失局外人的清高。既披道袍，亦著便装。既热衷于炼丹念咒企求羽化登仙，又善于率同妻小经营天伦之乐。自称葫芦里装的都是长生不老药，而餐桌上却不惮摆着鱼肉荤腥。他们可以代表凡人去向神鬼许愿求情，又能代表神鬼向人们索债求偿。他们可以出入豪门乃至于宫廷去做说客，又可以到升斗小民的寒寮去做食客。他们奔忙于人鬼之间，沟通着仙俗两界；既谙鬼情，又通人情，因此道士们的脸上就洋溢着妖气、神气、俗气、方巾气。他们有很乖巧的处世术，有左右逢源的吃香身份，既迎合了中国的人情，又体现了中国的世故，这种职业特色就很能照映出旧中国某种油滑的处世术来。
中国封建的“训政时期”长达两千年，古国的遗民们茫然地陶醉于中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第一，宇宙间第N”，不太了解世间“火药除了做鞭炮，罗盘除了看风水还有什么用处”，一旦发现域外或舶来的新物事，出乎我们的眼界或意表之外，就未免觉得太古怪，太“妈妈的”，连欧洲人非洲人肤色的黑白鼻梁之高矮也觉得是谬种。阿Q就颇有“排斥异端的正气”，认为城里人把“长凳”称为“条凳”，煎鱼用葱丝而不用葱段是“错的，可笑”！如果笑声和咒声淹不死它，“怒目而视”的办法吓不退它，就用对灶君土地的方式去奚落，用对火神财神的方式去逢迎，或者跟它攀亲，设法考证出它原来也是华胄旁支，其说颇合我国先圣先贤的教义。高干亭其人当然会对高尔基有满心的恶感，防之去之犹恐不及，但不能防亦不能去时，就改为迁就和利用，也不妨违心地改名“高尔础”去攀亲。和尚尼姑以及一切“吃洋教”的人，在中国的遭遇大概也经历过类似先受排斥奚落然后才被迁就和利用的过程，尔后才在这块土地上站稳脚跟。这并不证明古国的国民有兼容并蓄的大度。只说明出于无奈的迁从。在人们的眼里就远不如国粹的道士的可敬可亲。
何况和尚尼姑之流行事也太执着、太极端，他们要苦修就苦修，要吃素就吃素，禁吃猪肉就另立回民餐馆，没有折衷转圜的余地，这就很伤了中庸之道者的心。看人家道士，多么识相又多么圆通，凡事都能商量解脱。这才合中国的国情。鲁迅曾提及这样一件事：日本人出于迷信，认为某年出生的女子注定有克夫之类的坏运道，这些女子为免害人自苦，纷纷投海或跳火山自尽，于是慨叹日本这个民族太死心眼，这类事情在中国是不成问题的，因为我们有道士可以“做解”，我们的道士有向天神打交道，请求网开一面“下不为例”的通天本事。以中庸作处世之本的国民，多么需要又多么欢迎这种通融！
中庸，泛见于我们民族的各阶层。“咸与维新”的当年，人们辫子的去留曾成过大问题，剪之则恐后悔莫及，拖着又恐招来祸祟，折衷之道，是用一根竹筷在头上盘成一团，似剪非剪，似留非留，得其所哉。赵秀才赵七爷如此，阿Q小D亦如此。这种处世方法不但有广泛性，而且有悠久性，清末的粤督叶名琛的“似战似和似守，不死不降不走”就是一种“中庸”战术。“没有义仆的愚笨，没有恶仆的简单”，行事“介乎无耻和有耻之间”的二丑又是一种“中庸”的行当。在封建统治下辗转反侧的中国人，不喜也不敢接受太极端太出格太浓烈的事物，从中庸哲学中“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使饮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醉，也如醒，若有知，若无知，也欲死，也欲生”（《谈淡的血痕》）。在这种微甘的苦酒造成的混沌中，道士或类似道士的机灵人能以一副“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的脸来”，就会通行无阻，大有市场的。
所以，解放前的上海洋场，有一种“徙倚华洋之间，往来主奴之界”的西崽，他们“并不是骑墙，因为他是流动的，较为圆通自在”，上班西其装，下班缎其袍，“觉得洋人势力高于群华人，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也高于群华人。但自己系出黄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群华人的洋人，因此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题未定草》）此外，明亡之初，有一种逸民，他们不像汉奸“那样顺清求荣，所以生活比汉奸艰苦；他们又不像烈士那样抗清成仁，所以境况比烈士强。他们隐逸林下，不患新主的屠戮，又赢得清高的声名。自己可以骂汉奸，但却避免直接骂清室；自己可以不出仕，但儿子可以去应举。（见《半夏小集》）
明白了西崽、逸民、二丑之类在中国产生、存在、吃香的原因，也就能明白道士不被憎的道理，进而会明白保守、中庸在中国国民性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藉以谨得我国国民性的“大半”，“懂得中国的大半”。P42－45
一
人类的文学艺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社会的推进、发展，其分门别类日益精细——从最初的歌曲、舞蹈、神话、故事等逐步演绎出诗、散文、小说、戏曲。直到上个世纪初，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融合，又有了电影、电视剧等。
有一种文学艺术虽然在中国问世两千余年，由于后人未给予“名分”，以致到二十世纪初，才从文学艺术谱系中分野出来，这就是古老而年轻的杂文。
人类和自然界大体都遵循适者生存的法则萌芽、生长与消弭。两千多年来，杂文本应与小说、诗、散文、戏剧、音乐、电影等姊妹艺术一道，繁花似锦、根深叶茂。然而，它没有像先贤们渴望的那样，而是纤弱，时生时灭，时有时无，同其他汗牛充栋的文学艺术作品相去甚远。
二
时序到1915年，中华文学艺术宝库迎来新曙光，一个精灵出现了——杂文在多灾多难的中华大地，被一些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接受了！
杂文这个新成员一俟来到华夏，其特性便与众不同——首先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它主张顺应历史潮流。它不重复生活，不还原历史，不演绎过去，而最突出展示将来，预期社会走势，判断人间是非。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便告之，它向往和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人道、富裕及真善美；杂文憎恶专制、昏聩、愚昧、野蛮、特权、贪婪、奴性、虚伪及假恶丑。杂文与其他文学艺术既相通又有自己的特性。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就融于文学大家族，与各种文学艺术形成天然的血肉联系。它不像小说刻画人物，而是粗线条勾勒人与事；它不像诗、散文等那样纤细、抒情，而是明白如话，开诚布公。但杂文能够调动各种姊妹艺术如寓言、故事、说唱、戏曲、元杂剧等“为我所用”。
杂文一俟来到华夏，它就友好地“拿来”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多种文化元素。它不是政治学，但只有不迷失政治选择，才能解析身边社会的变数；杂文不是社会学，但只有掌握瞬息万变的时代脉搏，才能适应人间丛林法则；杂文不是历史学，但人总应拨开历史雾障，略知历史长河的走向；杂文不是生理学不是心理学，但它能解剖人性、解读人生、理顺人际关系；杂文不是方法论，但它无处不闪烁思想方法光芒；杂文不是文艺学，但它评价文艺现象既深刻又形象；杂文不是美学，但每篇优秀杂文无不抨击假恶丑，无不向往美、赞扬美……
理解杂文、认识杂文，才能与杂文为友，才懂得杂文的大爱。杂文真的是半部百科全书。
三
杂文打捞历史风尘，知耻近于勇。杂文对于文化批判，社会批判，历史批判，人性批判，世世代代惹来不知多少是非。
嫉妒杂文、讨厌杂文者，甚至欲将杂文从百花园中斩草除根，所以，杂文往往难以长成大树，多少代都不能像其他文学艺术那般枝繁叶茂。有人说杂文偏激，有人说杂文片面，有人说杂文招惹是非，更有人对杂文产生各种各样的误解。以致于把杂文称之为乌鸦，恨不得把一切不祥之物都推到杂文身上。
杂文，曾为作者“惹”下多少祸根，有人曾因杂文葬送自己的大好前途，多少代杂文人曾为自己带来难以洗清的污秽。
然而，实践证明，杂文只能为民众造福，世世代代多少志士仁人，曾为杂文洗刷了一切不实之词，它为人们启蒙越来越受人们欢迎。
四
本书作者共计三百八十位，分当代、现代、历代。
我们试图把1915年《新青年》“随想录”诞生前的杂文划为历代，1915年到1949年划为现代，从1949年到当今划为当代。
1915年“随想录”之前称之为杂文，主要是根据作品性质、特点，而不是按刘勰在《文心雕龙》所谈的“杂文”。
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
当代五十位杂文作家大体是根据五点遴选的。
一、杂文创作时间超过二十年；二、曾创作有影响的杂文作品在三十篇以上；三、曾创作经典性杂文作品；四、作品强调思想倾向的同时，艺术性也不为之忽视；五、曾在国内组织带领作家创作杂文卓有成就者。
二十多年来，我曾在助手们协助下选编各种版本杂文集五十余部，选编如此大型杂文丛书，对我是一种尝试，深知其难度。这部《中国杂文》（百部）整整花费我四年时间。杂文作品浩如烟海，读数百册杂文集、数百7）－篇杂文作品，难免挂一漏万，特别是这部大型丛书在国内尚无参照系，错讹在所难免，恭请诸位指正。
选编者2012年11月10日
于长春杂文选刊杂志社
《中国杂文》系列丛书，当代作家选五十位，每人一部杂文，五十篇左右。另有合集十部，每部二十几位作家，共二百多位作家，四百多篇作品；现代作家二十位，每位五十篇杂文，七万多字，另有四十多位杂文作家，十部合集；最后选七十多位历代杂文作家，均为合集，每篇作品都有注解、题解、古文今译。《陈泽群集》就是该系列丛书之一。
《陈泽群集》收录的是中国著名杂文家陈泽群的杂文作品，共计58篇，包括：《反侧辗心录》、《脑袋招领》、《堡垒最易从顶部腐塌》、《书生气和江湖气之间》等。
陈泽群，1927年出生于广西陆川，1980年以来教学之余在各地报刊发表杂文九百多篇，被选为湖北省杂文学会副会长。出版《中国杂文选粹·陈泽群之卷》、《破涕为笑》、《岂无此理》、《鲁迅矿泉一勺汲》等。《陈泽群集》收录的是中国著名杂文家陈泽群的杂文作品，共计58篇，包括：《反侧辗心录》、《脑袋招领》、《堡垒最易从顶部腐塌》、《书生气和江湖气之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