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伦敦城，他和她，本来只是两个渺小得几乎没有可能相交的点。

他突发奇想，想白描一个偶然邂逅的普通女子的人生，完成一部前无古人的传记。她渴望倾诉，愿意成人之美，任他拿一枚放大镜一寸一寸地洞察自己的悲欢。原来，再琐碎的生活里也有惊心动魄，再激烈的情感到头来也只会愈嚼愈淡。凡人传记？爱情故事？人生漫谈？

读阿兰·德波顿的小说《亲吻与诉说》，总是匪夷所思地被他触到了痒穴和痛处，眼前却是一张，没有表情的脸。

他不乏米兰·昆德拉的批评深度，深具罗兰·巴特尔的解构气质；但，他比昆德拉有更立体的爱情思维，比巴特尔更熨贴恋人的爱情神经。他激活我们全新的阅读体验！通过其独具魅力的写作艺术，德波顿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让我们对自己不再那么陌生。如约翰生博士所言，德波顿是那种可以为扫帚作传的作家，在他的笔下，扫帚也是活的。

导读

引言

一 早年

二 最初的约会

三 家谱

四 厨房传记

五 回忆

六 隐私

七 另一个人眼里的世界

八 男人和女人

九 心理学

十 寻找结局

十一 后来

译后记

当历史学家们开始讲述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时候，他们不大可能长时间停顿下来去考虑这么一件事：一个浑身粘满血污、体重四磅半、名字叫伊莎贝尔·简·罗杰斯的女婴于1968年1月24日刚过半夜时在伦敦的大学医院降生到了这个世界。那女婴是克里斯托弗·罗杰斯与拉维尼娅·罗杰斯夫妇的女儿。

他们更不可能会注意到，当女婴的母亲看到这个脸蛋红扑扑的小生灵竟敢跌跌撞撞地闯进人世，现在又开始用如此期待的目光凝视着她时，脸上所出现的那种尴尬的怪相。女婴的父亲抱着热乎乎的襁褓，好像抱着一个手榴弹。看到小不点伊莎贝尔的眼睛跟自己的一模一样，小嘴巴又像他父亲和爷爷的嘴巴一样嘴角尖尖的，他的心里乐滋滋的。而对于女婴的母亲来说，这种遗传只能使她想起，正是这个孩子，使她不能嫁给她唯一爱过的男人——一位长着一双杏仁眼，拥有一问充满阳光的工作室的法国艺术家；正是这个孩子，迫使她和一位最近受雇于一家大跨国食品联合企业结算部的古典学毕业生结合。

虽然伊莎贝尔后来一直不愿想象这场不幸，但理智告诉她，她本人的出世证明，拉维尼娅和克里斯托弗曾经发生过性行为。

四月的一天，那件事发生在马丁利村外通常用来放牧羊群的一块牧场里，离剑桥大学开车只需要几分钟。拉维尼娅看上的原本是克里斯托弗的朋友，颇具艺术天赋的大陆人雅克，而她居然会让克里斯托弗占那么大的便宜，这实在是一件不幸的怪事。然而，当你了解到雅克对这位脸上长着雀斑的学语言的学生、苏格兰一所寄宿学校以前的校花不曾表现出多大兴趣时，这件事也就见怪不怪了(但仍然是不幸的)。于是，拉维尼娅移情别恋，开始注意上克里斯托弗，希望能以此在雅克心里激发起妒忌的火花。她了解到(刚刚从司汤达的小说里得知)，对许多法国人来说，妒忌的火花乃是激情的催化剂。

一开始，她几乎当着克里斯托弗的好朋友雅克的面向克里斯托弗建议开车到乡下旅行。然而，尽管她费尽了心机，那次旅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因为雅克对此显然不愿作任何反对的表示。这使拉维尼娅大为失望。她把部分怨十艮发泄在克里斯托弗身上。有一次在酒店用过午餐时，她挑逗似地对克里斯托弗说，她从书上看到，男人的性功能到十九岁就已经过了高峰期。说完，她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刺耳的咯咯笑声。这也许能够解释克里斯托弗为什么会产生把拉维尼娅拉到临近的牧场里并发疯似地搂抱她的强烈欲望。克里斯托弗之所以如此急切，是因为他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证明他到了二十来岁仍旧性欲旺盛；拉维尼娅之所以没能阻止他那样做，是因为她想体验一下这件事跟她那位傲慢无理、薄情寡义的法国情人究竟会有多大关系。

然而，等到雅克得知这一消息，对这种苟合耸着肩膀时，两亿五千万个精子已经在拉维尼娅的体内游完了第一圈；有好几百个接近了输卵管深处的一个卵子，其中一个侥幸破壁而入。在那个时代里，上流社会认为这种事是不正当的。于是拉维尼娅别无选择，只好任凭孩子在肚子里成长；而她本人也只好狠狠心嫁给了孩子的父亲。

这对夫妇搬到伦敦，住进了帕丁顿的维多利亚街区一所房子的三楼。克里斯托弗在谢泼兹镇一个机关工作；拉维尼娅宣称她的一生已毁，便开始撰写她的博士论文，尽管在房子坍塌在毁灭性的大洪水里之前她不能远离那所房子。丈夫发怒的时候，她就忧郁地用法语同他说话(“这件事必须做”，“真遗憾”，“你真是个傻瓜”，“思想意识不错”)。她想，上大学的时候学了那么多年的语言，她不能荒废了。

所有这一切，都给她的女儿伊莎贝尔即将降临的这个世界增添了色彩。既然历史认为当时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时代，人们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幼儿早期经历的重要性上。据罗杰斯先生说，他女儿开始阶段的情况是令人鼓舞的；他的妻子认为，她对那场无法想象的苦难经历了一个噩梦般的适应过程：而伊莎贝尔则无从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苦难。

两年半后她添了个小妹妹，接着又有个小弟弟。她的房间刷成了天蓝色；她有一只毛皮做的乌龟，名字叫马利；还有一条被虫蛀得很厉害的毛毯，名字叫古比。父母用尼龙童车推着她在海德公园里玩。母亲给她面包皮让她撕着喂鸽子。到了周末，父母总要带她到乡下的爷爷奶奶家去，让她睡在一个黄色的房间里，放在皮椅子上转她，直到她尖叫起来。她有一摞书，其中一本讲的是一位公主住在月亮上，觉得很孤单，后来就跟一颗名叫海王星的星星交上了朋友。她也有玩具：需要在一个木块上找位置搁进去的小方块、用杆子穿起来的塑料圈，还有一个装着液体、摇一摇会变颜色的球。附近有好多小朋友：楼下正在蹒跚学步的卢克，长着一双蓝眼睛，会在地毯上玩杂技。后来又来了波皮，是她当教师的妈妈带来的。波皮总是穿着紫衣服，戴着黄帽子。

由于无事可做，伊莎贝尔只好靠探索起居室打发日子：研究如何撕下沙发垫的衬里、将球茎状烟灰缸摔到地板上会怎么样、嚼嚼电话绳会是什么味道。厨房里的饼干可以吃，也可以扔到地上；在黑白瓷砖上敲打，直到弄得地板脏兮兮的。还没有品出来饼干好不好吃，妈咪进来一看，脸色顿时由白变红。你看见她弯下腰来，激动得不得了。她掰开你的手，把纤维饼干扔进筒里，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你知道，你只要笑一笑，一切错误都会被原谅。爸爸总是天亮出去，夜里回来，而且身上总是那一种气味，吃饭的时候腮帮子一鼓一鼓的。他喜欢把你扛在肩膀上，你高兴得哈哈大笑，因为从上往下看，一切似乎都很小；再说，你还可以够到灯泡，看灯泡跳舞。再往后，你上学了。学校里有走廊，走廊闻起来有一股柠檬味。你学算术。老师哪里会知道你写的8不正确，是用两个O对起来的呢？正确的写法很难吗？

她总有提不完的问题：电视机关了以后，住在电视里的人干什么呢？他们不嫌地方小吗？他们怎么会变那么快？妈咪不是老说牛奶多么有营养吗？可她想往电视机侧面的通气孔里灌一品脱牛奶喂喂电视机里的人，妈咪为什么要打她呢？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如果地球像一个乒乓球在太空里漂浮，那太空在什么东西里面漂浮呢？还有一个更大的房间能让太空在里面漂浮吗？也许有人看地球就像她看花园墙缝里的蚂蚁一样大？布里思顿太太，那个老保姆，她走了吗？过去每天上午她总是先哄她玩，然后自己再去睡觉。她不让她伊莎贝尔睡过头了，可她自己为什么睡那么长时间呢？已经睡了好几个星期了。伊莎贝尔问妈咪她到哪里去了，妈咪伤心地说，可怜的布里思顿太太安息去了。安息是什么意思呢？后来爸爸给她解释说布里思顿太太到天国去了，那是一个特别的地方，跟他们圣诞节去过的露天游乐场差不多，有扔圈套玩具的，套上了玩具归你。但那些圈都扔不远，最后只能套得一只塑料青蛙。啊，那是一个油绿色的小东西，夜里拿眼睛瞧着她。不过，要是用床单盖住它的头，它还能看见她吗？布里思顿到天国去了。谁要是睡懒觉就会出这种事。伊莎贝尔想要早点起床了。有时候，她看见月亮在窗户角里漂浮。它为什么撞不上飞机呢？白天为什么没有月亮呢？夜里为什么也是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呢？也许是因为它很害羞。她想跟月亮交朋友。P1-6

我的作品在中国

——新版文集总序

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首度中国之行。抵达北京时是2004年5月的一个清晨，我的几位中国编辑亲自前往机场迎接，随身带着我所有作品的中文版。从机场前往市区的路上，我的编辑向我解释，对于将我的作品引进中国市场她真是既充满期待又有些担心。她说，要想让中国读者接受一个全新的欧洲作家的作品真的很难，除非是那些教你如何取得商业成功或是如何操作电脑软件的书。不过，我的中国编辑也充满信心。因为中国读书界自有一群严肃的读者，他们渴望读到内容深刻、发人深省的优秀作品。结果，我的中国之行就演变成一连串的图书推广活动：接受采访、在媒体上露面以及在书店里朗读和签售。虽说大家事先都有过各式各样的疑虑，不过好消息还是接踵而至：我的作品确实在中国卖出去了。《拥抱逝水年华》——一本描写以晦涩著称的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书竟然卖了两万册！

写书的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人搞不懂为什么他的大著地球人没有人手一册；另一种人则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竟然有人肯巴巴地花钱买他的书而且认真读过。我属于后一个阵营，所以对于我的书竟然能在中国赢得这么多读者，我深怀感激。我有个网站(www.alaindebotton.com)，我每天都能看到中国读者的留言，他们想跟我交流几句，想表达他们对我作品的喜爱。写作是桩难上加难的营生，可是拥有这么热心的中国读者，感觉确实容易了很多。

返观我已经出版的几本书，我有时仍不免有些犯嘀咕：我到底属于哪～类作家——究竟是什么将这些只言片语连缀到一起，成为一本完整的书。从一开始写作，我就缺乏一个明确的定位。在明确知道我想成为哪一类作家之前我只知道我不可能成为哪一类作家。我知道我不是诗人，我也知道我不是个真正的小说家(我讲不来故事，我“发明”不了人物)。而且我知道我也做不来学者，因为我不想墨守那一整套学术规范。

后来，我终于发现了自觉正好适合自己的定位：随笔作家。据我个人的理解，所谓随笔作家，就是既能抓住人类生存的各种重大主题，又能以如话家常的亲切方式对这些主题进行讨论的作家。如果一位随笔作家来写一本有关爱的书，他也许会对爱的历史和心理稍作探究，不过他最终必须得用一种个人化的调子来写，使读者读起来就像跟朋友娓娓谈心。这种朋友般的阅读感受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希望我的书读起来就像跟朋友谈心，不想拿大学问的帽子来充门面、唬人。

初习写作，我还认识到我喜欢写得尽可能简单朴素。这当然也挺冒险的，因为虽说你是刻意写得朴素，可难免也会冒乏味和幼稚之讥。不过我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发现，要想附庸风雅、假充聪明实在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儿了，你只需故作高深，让人弄不懂你就成。如果有本书我看不懂，也许就意味着作者比我更聪明——这是我们作为读者都未能免俗的一种普遍的受虐欲心理。我则宁肯抵挡住这种诱惑，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来写作，因为我讨论的主题本身就是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恋爱、旅行、身份焦虑、美与丑以及分离与死亡的经验等等。

除了要写让人看得懂的书之外，我还立志要写在某些方面能对人有所助益的书。有一种观念认为好书就不该(没义务)对人有任何用处，为艺术而艺术嘛——并非为了实际的进步或是事业的成功而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认同这种观念。为了完全改变自己而去啃那些严肃的书籍确实愚不可及，不过，我也认为，抱定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目的去读书，是至关重要的。最好的书能清楚地阐明你长久以来一直心有所感，却从来没办法明白表达出来的那些东西。

恋爱和阅读之间或许真有某种重要的关联，两者提供的乐趣差堪比拟，我们感到的某种关联感或许就是基于这个根源。有些书跟我们交流的方式与我们的爱人同等热烈，而且更加诚实可靠。这些书能有效地防止我们因自觉并不完全属于人类大家族而滋生的伤感情绪：我们觉得子然孤立，谁都不理解我们。我们身上那些更加隐秘的侧面——诸如我们的困惑、我们的愠怒，我们的罪恶感——有时竟然在某一书页上跟我们撞个正着，一种自我认同感于是油然而生。那位作者用确切的文字描述了一种我们原以为只有我们自己才有所会心的情境，一时间，我们就像两个早早地去赴约吃饭的爱人，兴奋不已地发现两人间竟有这么多的共同点(陶醉之下，只能嚼几口眼前的开胃小食，哪有心思再去吃什么正餐)，我们也会把书暂时放下，带点乖张地微笑着盯着书脊不放，仿佛在说，“何等幸运，邂逅此君。”

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表达过类似的意思，他说，“事实上，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作者将其提供给读者，以便于他发现如果没有这本书的帮助他就发现不了的东西。”不过，书的价值还不止于描绘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习见的那些情感和人物，好书对我们各种感情的描绘远胜过我们自己的体会，它处理的感知和认识虽确属我们所有，却又是我们根本无力予以明确表达的：它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我读书时总抱着非常个人的理由：为了帮我更好地生活而读书。我十五六岁时开始认真地读书，当时最喜欢读的就是爱情故事。我把书中的人物都想象成我的生活中真实存在的活人：我读得如饥似渴，又感同身受。这足可以解释文学何以能够为失恋的人儿带来舒解和慰藉。在文艺作品中认出我们自己，可以使我们换一种达观的态度看待我们自身的困境，因为我们可以学着站在普世的高度看问题，这正是作家们为了创作而采取的立场。

学着读书——写作又何尝不是——也就等于接受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个性并非如我们乐于想象的那般密不透风，我们自以为只归我们独有的很多东西其实根本没那么私密——当然并不是说它们就是客观超然的，像你在快餐店里招呼侍应生那么不带感情色彩，而是说它们其实都是人类所共有的东西。我们在发现自己并非如此孤立的同时也要付点代价：我们也并非如我们想象的那般与众不同。

我自己在读书时总是很自私：我不想只是为了读书而读书。我读书是为了学习，是为了成为一个更好、更有自知之明、更多才多艺的人。我几乎从来都不为了“取乐”而读书。

我希望这能有助于解释我为什么写了这些书——写这些书是期望它们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人类的处境。中国竟然也有些读者愿意跟随我探索的旅程，幸何如哉！

2008年10月于伦敦

(冯涛译)

大多数传记写的都是死人、名人——或英名流芳，或臭名昭著，作家与传记的主人公隔世隔代，素不相识。那么，能不能为活着的小人物写一部传记，而且由与主人公关系密切的人写呢？这种设想无疑是对传统传记模式尖刻而辛辣的讽刺与有力的挑战。于是，我们的小说家阿兰·德波顿便以讲述者的身份为自己的女朋友写了一部传记；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这部小说《亲吻与诉说》。

这部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即叙述者的口气写成的(关于叙述者的身份，小说中只字未提)。小说一开始，他收到了原先一位女朋友给他写了一封信，信里指责他“只关心自己的耳垂，不关心其他任何东西”，“你说你爱我，但一个孤芳自赏者除了他自己决不会爱任何人”。这使他内疚地意识到，过去的确为了解古人、死人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却很少注意身边活生生的小人物。于是，为了证明他也会关心别人，他决定为下一个走进他的生活的人写一部传记。这个人就是后来与他双双坠入爱河的伊莎贝尔。

主人公伊莎贝尔·罗杰斯二十五岁，是伦敦一家小文具公司的生产助理。她很漂亮，但并不出众；她很聪明，但并不过人；她很有趣，但并没有多么强烈的吸引力。她在小饭馆里喝牛奶，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喜欢园艺，善于驾驶汽车，不善于摆弄录像机，每逢星期一都想扔掉她那枯燥的工作，每星期去游泳一次，爱咬指头，爱挖鼻子，想多读些书但又抽不出时间，一生只记住三个笑话，跟十八个人接过吻(第一个是她的妹妹)，跟八个半男人上过床(第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做，只做了些类似的动作)……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人。如果说她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还是单身。

尽管如此，伊莎贝尔的生活同任何标准传记里主人公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引人入胜。故事的讲述者决心要读懂她，尽可能充分地了解她。他潜入她的生活，用她的眼睛看世界，追踪她的童年、她的梦想、她的兴趣和爱好。然而，要写一部传记谈何容易。他不久便遇到了一连串的问题：他发现，自己以往对伊莎贝尔的印象是何等片面i伊莎贝尔在成长过程中的变化是何等迅速；要弄清伊莎贝尔家的家谱是何等的困难；作为一个男人要了解一个女人是何等的不易。他不知道要设身处地地理解一个人究竟需要了解什么：她祖上的情况如何？她童年时什么样？她的化妆癖应当如何解释？她读书的兴趣是不是重要？要不要问问她爱收集什么样的音乐磁带？是否需要了解她做饭的习惯、业余爱好、政治信仰、铺床的方式、签字的习惯？她对男人的态度如何？她在公共汽车站吃胡萝卜意味着什么？最后作者得出结论：“一个单一的个人实际上乃是挤进一个具有欺骗性的连绵躯体里的一大队人”：任何人物传记都是不客观的，而是传记作者对主人公的个性、思想、心理活动的主观臆断；“我们对别人的评价都是错误的”，而且“我们和别人接触的时间越长，对他们的印象就越是模糊”。由此可见，这部伪装成传记的小说决不仅仅是一个荒诞的浪漫喜剧。它是对人类个性以及传记的性质和任务等一系列本质问题的发人深省的沉思。假如你读过这部小说后发誓再不看传记，那也许恰恰证明了本书的成功。

完了？

完了。

就这些？

就这些。

这是小说吗？

“我写的小说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小说，只是当作小说卖的。我写的都是论说文体的东西，”2002年，阿兰·德波顿在回答美国记者罗伯特·伯恩鲍姆的提问时如是说。

“我读过《亲吻与诉说》，那也是论说文体的？”伯恩鲍姆问。

“啊，对。我想是的。它是不同理念的反映。其重点不在于情节，而在于理念。”

“那应该把你的书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什么位置都可以。”

读者千万不可据此认为这部小说必定索然无趣。不，其巧妙的构思、独特的风格、睿智的寓意、幽默隽永的语言足于让你开卷难释。《亲吻与诉说》出版之后，评论界的赞誉之声不绝于耳。现摘取只言片语以飨读者：

“阿兰·德波顿是英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奇迹般的年轻人……这是一本写作技艺高超，内容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书。”——克雷西达·康诺利，《闲话报》

“如约翰生博士所说，这样一位作家简直能为扫帚把作传，而且能把它写活。”——菲利普·格雷兹布鲁克，《观察家》周刊

“特别吸引人……德波顿通过具有诱惑力的写作艺术探索了人类由于无法相互理解而产生的悲喜剧，旨在使我们对自己不那么陌生。”——朱利安·卢斯，《星期日泰晤士报》

“内容丰富，充满智慧，笔法细腻……对于那些对自己的特质缺乏自信的人来说，这本书是绝好的灵丹妙药。”——保罗·萨斯曼，《星期日独立报》

“妙趣横生，令人捧腹，深奥微妙……一本引人入胜的读物。”——加布里埃尔·安南，《观察家》周刊

“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半是小说，半是哲学思辩，庄重而诙谐，诱人而滑稽。”——卡特·凯拉韦，《观察家报》

还需要更多方家的评论吗？

然而，对于译者来说，阿兰·德波顿的书可不是一根好啃的骨头。有时候，你明明看见有肉夹在骨头缝里，就是苦于无从下嘴，掏不出来。《亲吻与诉说》之所以难懂，难译，原因有二：

一是内容十分广泛。这部小说中所涉及的内容包括文学、哲学、美术、音乐、心理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等，应有尽有，不应有亦有。作者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处处都有典故，处处都有陷阱。译者不是百科全书，不可能既懂哲学又懂心理学，既懂地理又懂历史，既懂《圣经》又懂波普，既懂西方美术史又懂意大利歌剧，因而只能小心翼翼地理解，战战兢兢地翻译。为将原文中的明、暗信息尽可能完整而准确地传达给读者，译者不得不在译本中加注一百多处——尽管我知道在翻译中加注决非上策。

2003年元旦译者在发给作者的E-mail中戏言：“你本该成为政治家或哲学家，而不是小说家。”作者回复说：“我现在想当政治家或哲学家也不晚。”话语问显示出作者的自豪与自信。

二是小说作者的思维十分活跃，想象力十分丰富。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认真揣摩主人公的心思，更要认真揣摩作者的心思；不仅要仔细琢磨句子的字面意思，更要仔细琢磨其隐含意义。书中时常出现语言跳跃与思维跳跃——作者突然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然后又在译者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杀个回马枪，突然跳回原来的话题。译者只好跟在作者的思路后面疲于奔命，苦不堪言。除此之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那些有悖于常理的比喻、有悖于传统的词语搭配、有悖于语法规则的句子或准句子也给翻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也许有人认为古典小说难译，当代小说好译，其实不然。古典小说语言规矩，因而并不难译；而当代小说则往往蔑视传统语法规则，我行我素，桀骜不驯，放荡不羁，因而更难翻译。我相信，凡是翻译过西方当代小说的人都会有同感。

译者积三十年翻译工作之经验深知：翻译难，翻译小说更难，翻译当代小说尤其难。

阿兰·德波顿的祖上原居西班牙的博顿(现已不存)的一座卡斯蒂利亚人小镇。1492年，该家族随其他西班牙系犹太人一起迁居埃及的亚历山大，德波顿的父亲就出生在那里。后来，他们又举家迁往瑞士。德波顿于1969年12月生于瑞士的苏黎世，先后在瑞士和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他现在住在英国伦敦，在伦敦大学任教，并兼任《独立报》星期日专栏作家。德波顿博学多才，能讲法、德、英三种语言，近年来以其六部著作而倍受关注，成为英国文学界一颗耀眼的新星。

他的第一部小说《爱情笔记》(美国版本书名为《论爱情》)于1993年11月出版并赢得了读者的赞扬。从此，他一发而不可收，以几乎一年一部的高速度又连续推出五部著作：他的第二部小说《浪漫主义运动》于翌年9月问世：第三部小说《亲吻与诉说》1995年9月问世；他的第四部著作(第一部非小说作品)《拥抱似水年华》1997年4月问世，并很快成为英国和美国的畅销书；第五部著作《哲学的慰藉》于2000年4月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该书仅在英国就已经售出十五万册。他的最新著作《旅行的艺术》于2002年春问世。

德波顿的有些著作很难分类。诚如卡特·凯拉韦所说：“他的书是独创的杂交品种。”比如，他的《哲学的慰藉》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哲学著作；《旅行的艺术》有人认为是小说，有人认为是旅游著作。那么《亲吻与诉说》呢？它是小说，是传记，抑或是哲学思辨？难怪作者本人也不清楚应当把它们摆在书架的什么位置上。

目前德波顿正在创作的又一部小说《地位的焦虑》拟于2004年春出版。这部旨在探索西方社会的等级制度、寻找人生尊严(他认为，人们的尊严往往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的小说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译者

2003年6月12日于郑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