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由浩然亲口讲述、回忆，作者郑实笔录的《浩然口述自传》，将他坎坷而波折的一生展现在读者面前。

书中，浩然亲口讲述了自己年少时在北方贫困的小山村和姐姐经历的生活艰辛，成家之后在琐碎的家务之余坚持文学创作等内容。无论哪个时期生活的磨难，都不能让他放弃对文学的执著追求。通过书中的文字，读者可以感受到浩然是个不甘平庸寂寞的人，他用对书籍和写作的热望渴求，从文学中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本书的出版，对于想要更多了解浩然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相信读者会通过这本书了解一个真实的浩然。

浩然，有人说他因为《艳阳天》和《金光大道》而成为中国文学作品发行量最大的作家；有人说“文革”十年，浩然是一个毁誉难辨的人物；有人说他必须忏悔，有人说该为他骄傲……

本书揭开了历史为浩然蒙上的神秘面纱。浩然以他特有的坦诚，将自己一生的痛苦与欢乐、愧疚与自豪，特别是十年特殊经历造成的内心的苦楚与灵魂的叩问，坦陈给世人。

一 童年：生活还没给我装上计量悲苦忧愁的磅秤

二 农村生活：从孤儿到户主

三 看书：少年时代的“蠢事”

四 爱情和婚姻：几起几落，终没造成一生的悔恨

五 革命生涯：信念在一瞬间扎根

六 青年时代的作家梦：在为生活奔忙的夹缝中实现

七 记者生涯：从农村走进文坛的渡船

八 萧永顺：在我昏暗的心里点燃一根蜡烛

九 初到京城：躲过了“反右”的塌天之祸

十 在昌乐：深深思索的一年

十一 《艳阳天》：我的三十而立

十二 《金光大道》：这条路是我蹚出来的

十三 “文革”：内中滋味，非是几页纸能道明的

十四 恩师萧也牧：他销声匿迹，我一本又一本地出书

十五 巴人：我不曾对他说过一个“谢”字

十六 孩子们：个个合乎我的标准

十七 “文革”后：健康与残废、活着与死去只是一纸之隔

初版后记：为历史留痕

新版后记：读懂浩然

1

算卦的瞎子给我批过八字儿，说我生来命硬，克父母。如果父母比我还要命硬，那我就活不长；反过来，父母没我命硬，他们就得一个个地让我活活妨死！这是一项多么残酷无情、恐怖可怕的判决呀！

父亲性情豪放而豁达，对这种玄奥的占卜和奇特的预言，既没说过相信，也没说过不相信，似乎并不怎么往心里放。

母亲却对瞎子的说法信以为真，当成是老天爷和阎王老子早就给注定的，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心里边结了个解不开的疙瘩。她常常忧心忡忡地在父亲耳边唠叨，看咱这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是一个样儿吗？这么小的人儿，后脑勺这么平，头顶上的旋儿这么正，眉毛这么粗又这么黑，眼睛这么黑又这么亮，槽牙长得这么快、这么齐！……他准不是个平民百姓鬼魂儿托生到咱家来的！

对此，母亲特别固执己见。在短短的时问里，她给我拜认了好几个光棍汉和“绝户头”的干佬儿。在她看来，因我“命硬”将给他们带来的灾祸，就好似是一件沉重的东西，让别人分担分担，自己身上的负载就小了些，轻了些。分担的人多了之后，或许就可以免除。

她甚至让我给街头的野狗作揖，给临往屠宰场送的肥猪下跪。说那狗到处挨打，为我减轻苦难折磨；说那猪吃一刀子，就代替我，或者替我的父母经受了死亡。

2

母亲的娘家很穷，除了耕种坟茔周围的一点点梯田薄地外，外祖父依然得到附近的山村做月工或打短工，外祖母给旱店子或洪水庄的地主当老妈子。他们早出晚归，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小弟弟看家，也看坟，守护住薄地上长着的豆荚、倭瓜和别的作物果实不被人偷走。

母亲终生念念不忘的是一位在北京念“大书”的“洋学生”。那学生家里是个大财主，家里人不让他干活儿，不让他管事儿，吃饱饭呆着不出门惹事就行了。为了拴住他，给他娶了个也是财主家的特别俊的媳妇，媳妇还给他生了个胖小子。可他总是不高兴，不肯在家里睡暖床热被、吃鸡鸭鱼肉、守着娇妻爱子，连绫罗绸缎的衣裳都不爱穿。他经常到山沟里的乡村串门儿，身上是布衣布裤，脚上是布鞋布袜，只有手上总提着一条亮晶晶的“文明棍儿”。他常到坟地找我的外祖父来聊天，对我的外祖父特客气，笑模笑样地说话，称“您”，还把我外祖父说的那些“颠三倒四”不成句不成文的话，用铅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很喜欢我母亲，管我母亲叫“小妹妹”。我外祖父不在家的时候，他就跟我母亲聊天。那么一个有学问的人，跟小孩子，跟一个穷看坟的小孩子也有说不完的话。他求我母亲教他用高粱秫秸皮儿编蝈蝈笼子，用兰草编蛤蟆、编花篮儿。他答应我母亲等到冬闲的时节，带我母亲到村里去，跟一群穷人家的闺女学认字儿、写字儿。

过往行人，特别是那位好心肠的“洋学生”，在坟地茅屋前的瓜棚豆架下所留下的言谈话语，对于我的母亲——在当时只是一个长在偏僻的山沟里、穷看坟的闺女来说，不仅抵消了不少生活的孤寂，填补了头脑中的许多空虚之处；尤其重要的是，使我的母亲受到非同一般的思想熏染和风习影响。她再不肯用长长的布条子裹脚了。外祖母给她缠上，她就偷偷地抖落开。为着这种不遵守传统规矩的行为，她的脑袋经常被笤帚疙瘩打得小包刚下去，大包又跟着起来；身上也被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总不见彻底消退。结果呢，她人长大了，脚也跟着长大了。那个时代，大脚女人是很难找到好婆家的，何况又是个最贫穷、最低下的看坟人的女儿。外祖父为这件事发愁，急得没办法。在万般无奈的情形下，只好委曲求全地给她找了一个傻子做丈夫。她决不屈从，决不肯不舒心地活一辈子。就在要成亲的头天，一个月黑天的三更里，她逃出坟地的茅草屋，逃出山沟。  母亲只身一人，逃到将近百里以外举目无亲的陌生地方，本指望能找到那位姓秦的“洋学生”帮助，不想从看门人那里得知他被诬为俄国人的同党，杀了头！

看门的老头儿见我母亲可怜，诚心诚意地劝她跟他回家。

这老头儿姓梁，自称是个“命大”之人。就在我母亲到了看门老头儿家不久，刚刚上炕端起饭碗，偏巧来了一位好几年没有登过门的侄子。

等到串门儿的侄子一走，老两口就咬起耳朵根子，然后老头儿对我母亲说，刚才来串门儿的我那侄子，你看咋样？我估摸着准可你的心。

母亲也觉得“巧”。因为她第一眼见着那个串门儿的人，就觉得顺眼，面貌作派极像那位善良心肠、好性子、有学问的秦先生，听他一阵子热烈的谈论，越发觉得相似。她认为，这非同一般的事里，俩人肯定有缘分，应该成为夫妻。

三天之后，母亲被看门人和他的老伴儿简单地打扮一番，借一辆牛车，送她跟我的父亲拜了天地。

母亲常常无限哀怨地说，我这一辈子，就过了两年的舒心日子，前边和以后，没有舒心过一天！她所说的两年，是指跟父亲新婚后的两年。

那会儿，父亲的“立场”、“观点”和“态度”，显然跟母亲是一致的。否则，凭他那一个大院两间房屋和二十亩土地的庄稼主儿，又是个模样不丑、身体不孬、性格爽直活泼的汉子，找个门当户对、符合规矩的闺女续为“填房”，绝不会有多大难处。他并不识几个字，却几乎自发地跟京里卫里的一些新派思想遥相呼应，特别好追“时兴”。他对受难的人极富有同情心，尤其对受难的女人。同时，他也渴求一种感情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自由。他的脾气有时候很暴躁，暴躁一阵儿，就像干柴猛烈烧过，立刻声止烟消，剩下的只有给予人的温暖。他深深地爱着我的母亲，要不然，他不会在那种时代和那种环境里做出一件震动全村的事儿：每当母亲做饭，只要赶上回家，他就要帮着烧火。当母亲生了我的姐姐以后，不仅劳累，而且行动不方便的时候，父亲总是主动早起，替母亲抱柴、舀水，把早饭做熟。母亲吃饭，他就帮助带孩子。这件奇闻在村子里传开，“让人笑掉了大牙”。我的爷爷听到之后不相信，掐着做饭的时辰，悄悄溜进路南西头的小院子里一看，果真瞧见我父亲正“像老娘儿们那样撅着屁股”烧火。

爷爷被气得浑身发抖，抢过火棍子要打父亲：不要脸的东西，你还像个男子汉吗？

父亲抓住烧火棍子的另一端，抢白我爷爷：男子汉咋的？男子汉不吃饭行吗？要吃饭，不烧火，能生着吃吗？

爷爷说，烧火做饭，是老娘儿们的事儿呀！P1-P4

对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浩然这个名字不会感到陌生。毫不夸张地讲，在一段特殊的时期，他和大多数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所谓“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我的一位朋友至今还能清楚地背出《艳阳天》的开头，更能绘声绘色地诉说起书中的故事。我想，也正因为此，对浩然的争议到了90年代末仍然连绵不断，而且与其他文化热点的争执比较起来，发表看法的人也更广泛。

从这些对浩然或褒或贬的评述中，我们能清楚地感到，浩然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成了一段历史时期文化标志的代名词。人们谈的是浩然的作品、浩然的为人，实际更想表达对过去四十多年的反思：文学的里程、农村经济的发展、政治的风云变幻等等，给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到底留下了些什么？

然而一个个体能承载得了如此大的意义吗？争论进行到一定时候，对于具体细节的分歧，使我这个70年代出生的人忽然意识到：历史的复杂性早已模糊了人们的视线。当事人、“过来人”并不意味着就是完整历史最佳的诠释者。浩然与其他作家的恩怨到底缘何而起？他将被红卫兵揪斗的老舍送入派出所是出于什么目的？老舍第二天自杀与他有何关联？《金光大道》的故事背景是否涉及到“文革”？江青是否曾让浩然出任文化部长？被称为农民作家的浩然在农村经济濒于崩溃、全国人民普遍食不果腹甚至有人因饥饿而死的年代，真的还有大鱼大肉？浩然手中真的有许多名人写给江青的效忠信吗？在“文革”后沉寂多时的浩然，在清查“三种人”时为什么没有获罪？我发现，尽管争执非常热闹，而对这些关键问题却各执一词。

浩然曾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期写过八十万字的三部自传体小说，详细讲述了自己从只念过三年书的农家子弟奋斗成专业作家的艰辛历程。他原计划接着写第四部、第五部，把1959年加入作协之后写《艳阳天》、《金光大道》的过程及“文革”中与江青的瓜葛毫无保留地告诉世人。遗憾的是，1993年他突然中风，尽管抢救及时，基本没留下后遗症，但已无法完成写作计划了。人们对进入事业辉煌时期的浩然及与他相关的诸多疑团，将永远无从了解。

出于对历史的好奇，我就这些问题对浩然进行了采访。访谈中，将一个完整真实的浩然展示给人们的愿望油然而生。昔日下笔如有神的浩然也正为此焦灼着。

浩然的朋友和学生们告诉我，梁老师(浩然原姓梁)往日非常健谈，讲起过去的经历如数家珍，而且周围常是笑声不断。这点从他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出来，《艳阳天》故事套着故事，颇有话本味道。然而，坐在我面前的浩然却已没了往日的风采，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他时时因记不起某人的名字而沉默不语。在比我年长四十岁的梁老师面前，人生的无常与幻灭感时时袭来。《艳阳天》讲述农村故事，再加上有些政治色彩，并不能完全吸引我这个城里长大的读者。倒是他的三部自传小说及80年代以来的忆旧文章，辞采飞扬、朴实而有韵味，让我真正感到人们所说的“才华横溢”用在浩然身上一点儿不过分。文中那个年轻气盛、执著谦忍却又“农民火”上来不管不顾的农民作家，与今日有一肚子故事要讲又拿不了笔，无法畅快吐露心曲的老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昆德拉曾在书中对同情和怜悯作过比较。他说，前者内心深处确切感受到了别人的痛苦，后者只是一种姿态。对于疾病、衰老的憎恨与无奈，使我深切体会到了老人此时的心境。这恐怕也是近来人们对他争执不休，而他自己却一直缄口沉默的原因吧。无论这一生是否有过错，一个被裹挟在历史涡流里的渺小个体，他晚年要告诉世人的将是一笔珍贵的历史财富。蚌的贝壳中那痛苦的肉体终留下了光彩的结晶。浩然的口述自传能成为他生命里程中的一颗珍珠吗？

我认为，关键在于他是否真诚地、毫无保留地讲述了历史。我们所走过的一段特殊历史时期，浩然的人生也是其中一个特别的个案。他的所见所闻、彷徨与追问、幸福与辛酸已不仅仅属于他个人，也是对时代的回眸聚焦。作为后学晚生，我不知浩然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本真，但面对他的感受，我们也仿佛站在巨大的历史帷幕下，看到了人性的真实和丰富。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用此书将真实的浩然奉献给关注他的人们。这不能不感谢陈宝洪和王宝森两位先生，没有他们的热情支持，我的这个愿望不可能实现。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浩然先生本人，没有他许多次不厌其烦地接受我的采访，也不可能有此书的出版。

郑实

200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