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女儿（精）》描述了六十年代的人们的成长历程，女作家虹影用朴实的语言，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再现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经验。小说主人公“六六”，出生于一九六二的重庆，那是大饥饿的年代。她是双重饥饿的产物，是靠“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又饥又累的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的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因为这一特殊身世，她失去父爱。在没有粮食也没有爱的饥饿中，少女让“历史老师”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

　　女作家虹影用朴实的语言，极其切近地恢复和再现了那一代人的成长经验。这本书固然说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与她的家庭的事，但也属于一个时代，一个地方，在最终意义上，属于一个民族。这民族与我们西方人印象中的中国很不一样，与我们了解的那一点“文化大革命”苦难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饥饿的女儿》贯穿的特点是坦率诚挚，不隐不瞒。《饥饿的女儿》最成功之处，在于其情感不外溢的叙述风格。书中有议论，甚至点到哲理，但是故事讲述之清淡，与所写生活的灰暗，与难以置信的残酷，包括天灾，包括人祸，配合得恰到好处。而死神实际地到来，没有使生命低贱，反而使生命得到升华。

新版说明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将一种幽暗带到光亮之中——虹影、崔卫平关于《饥饿的女儿》的对话

我的家在长江南岸。

南岸是一片丘陵地，并不太高的山起起伏伏，留下一道道沟坎。如果长江发千古未有的大水，整个城市统统被淹，我家所居的山坡，还会像个最后才沉没的小岛，顽强地浮出水面。这想法，从小让我多少感到有点安慰。

坐渡船从对岸朝天门码头，可到离我家最近的两个渡口：野猫溪和弹子石。不管过江到哪个渡口，都得在沙滩和坑坑坎坎的路上，往上爬二十分钟左右，才能到达半山腰上我的家。

站在家门口的岩石上，可遥望到江对岸：长江和嘉陵江两条河汇合处，是这座山城的门扉朝天门码头。两江环抱的半岛是重庆城中心，依山而立的各式楼房，像大小高矮不一的积木。沿江岸的一处处趸船，停靠着各式轮船，淌下一路锈痕的缆车，在坡上慢慢爬。拂晓乌云贴紧江面，翻出闪闪的红鳞，傍晚太阳斜照，沉入江北的山坳里，从暗雾中抛出几条光束。这时，江面江上，

山上山下，灯火跳闪起来，催着夜色降临。尤其细雨如帘时，听江上轮船丧妇般长长的嘶叫，这座日夜被两条奔涌的江水包围的城市，景色变幻无常，却总那么凄凉莫测。

南岸的山坡上，满满地拥挤着简易木穿斗结构的小板房、草盖席油毛毡和瓦楞石棉板搭的棚子，朽烂发黑，全都鬼鬼祟祟：稀奇古怪的小巷，扭歪深延的院子，一走进去就暗糊糊见不着来路，这里挤着上百万依然在干苦力劳动的人。整个漫长的南岸地区，几乎没有任何排水和排污设施：污水依着街边小水沟，顺山坡往下流。垃圾随处乱倒，堆积在路边，等着大雨冲进长江，或是在炎热中腐烂成泥。

一层层的污物堆积，新鲜和陈腐的垃圾有各式各样的奇特臭味。在南岸的坡道街上走十分钟，能闻到上百种不同气味，这是个气味蒸腾的世界。我从未在其他城市的街道上，或是在垃圾堆集场，闻到过那么多味道。在各色异味中生活，脚踢着臭物穿行，我不太明白南岸人为什么要长个鼻子受罪。

老是在说，抗战时日本人投下的炸弹，有好多没有爆炸，落在山坳沟渠，埋在地底；国民党1949年底才最后放弃这个城市。埋下炸药有几千吨，潜伏特务十几万——也就是说，成年人都可能是特务，经过五十年代初共产党的大镇压、大枪决，依然可能有无数特务漏网。解放后入了共产党的人，也有可能是假的。每天夜里，他们——男特务女特务们——都要出来搞破坏，杀人、放火、奸淫，做各种坏事。他们不会在对岸中心区的水泥大厦间、柏油马路上活动，喜欢偷偷潜行在这个永远有股臭味的南岸：这个本来不符合社会主义形象的地方，自然该反社会主义的人物出没。只稍走出门来，倚着潮湿湿的墙，侧着耳朵听：打更棒棒一声声敲着黑夜，没准一个蜘蛛网罩住的房门，会神秘地露出一只旧时代的红平绒绣花鞋；那匆匆消失在街转角的男人，黑毡帽压低，腿上藏着尖刀。阴雨天暗时，走在脏水漫流窄坡上的每个人，都是一副特务嘴脸。随便在哪一寸地上，掘地两尺，没准就可挖到尚未爆炸的炸药炸弹，或是一本写了各种奇怪符号的密电码本，或是用毛笔记录了各种怪事的变天账。

一江之隔，半岛上的城中心，便有许许多多的区别，那是另外一个世界，到处是红旗，政治歌曲响亮欢快，人们天天在进步，青少年们在读革命书，时刻准备长大做革命的干部。而江南岸，是这大城市堆各种杂烂物的后院，没法理清的贫民区，江雾的帘子遮盖着不便见人的暗角，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

从过江渡船下来，颤颤悠悠过跳板，在砾石和垃圾的沙滩上走上十多分钟，抬起头来，一层层一迭迭破烂的吊脚楼、木房、泥砖土房。你只会见到一个最不值得看的破屋子迷魂阵，唯有我能从中找出一幢黑瓦灰砖的房子，面前一块岩石突出在山腰上，伸向江面。这一带的人都管这一角叫八号院子嘴嘴，它位于野猫溪副巷。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只是一条陡峭的坡道，青石板石级低低高高不匀，苦楝树，黄桷树，还有好些有时臭有时香的植物，歪立着好些早就应当倒成一堆堆木块的破房子。八号院子嘴嘴，院墙和大门黝黑，一侧墙青红砖相间，任意地泼了点色彩。那是得福于一场雷雨，电劈掉了半壁墙，重砌时，碎砖不够，找来一些红砖填补。

这还不是我的家。从窄小的街上看，只会看到一个与整个地区毫无二致的灰暗屋顶。和八号院子平齐的是七号院子，我家院子是六号，顺山坡地势，略略高出前两个还算像样的院子，墙板和瓦楞长有青苔和霉斑。中间是天井，左右一大一小两个厨房，四个阁楼。大厨房里有一个小回廊，连接后院，还有阴暗的楼梯，通向底层的三个房间和两个后门。

这么一说，像个土财主的宅子。的确，原先不知道是个什么人家的住房，1949年底共产党来了，房主人很聪明地落个下落不明，家具和几台土织布机充公搬走了。住在沿江南岸木棚里的水手家属们，立即半分配半自动占领了这院子。所以当我说的什么堂屋、回廊、后院、偏房、阁楼，等等，只是方便的称呼。

这个原先的独家院子住了十三户人家，不管什么房间都住着一家子，大都是三代人，各自的乡下亲戚熟人时来时往，我从小就没弄清过这个院子里住了多少人，数到一百时必掉数。P13－16

十六年前第一次在台湾出版《饥饿的女儿》，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母亲唐淑辉”。

2009年末，我出版了续篇《好儿女花》，写母亲和我自己内心那些长年堆积的黑暗和爱。扉页上写着给我的女儿。

其实写给母亲的书，何尝不也是给我的女儿。

幼年时我从未有过坐在母亲或父亲的怀里或膝上好光景，听他们讲一个长江里金竹寺神秘故事或大禹治水三过家门的神话——妻子每日在江边一块石头上等待他，天长日久化成一块呼归石。这自家门前的故事，是从街坊邻里道听途说而来。那时我不到五岁。

现在我喜欢抱着女儿，让她坐在膝上，给她讲故乡的从前，我的从前，我母亲的从前，有的出现在《饥饿的女儿》里，有的出现在《好儿女花》里。女儿还不到五岁，听完会有不少问题，有时会说她也在那儿，会帮助大禹战胜龙王。她说她梦见了外婆，外婆摇着一艘船，带她在长江玩。

重庆老家六号院子那一带马上要拆了，成为市建规划的一部分。曾回去办理相关手续，去拆迁办的路。全是乱石碎瓦和戴着安全帽的工人。我对三哥说，我想回家再看看。

三哥说，没钥匙，进不了门，再说什么东西也没有，也没路可去。

我看看手表，时间不够，只能作罢。

心头却一直不松开。

那些长江边半山腰的老院子，那些建在老院子边上的旧楼房，那些拐七拐八的陡峭的街巷，连着那些树草都不在了，说不定在我写这文章时可能就不存在了，从地图上消失殆尽。

我的根再也寻不见了。

奥德修斯离乡二十年，经历磨难后重返，没人能一下子把他认出来。我呢，如书中所言1980年离家出走，渡过长江，离开重庆，越走越远，最后到了英国。2000年返回中国。恰好也是二十年。我的经历没有奥德修斯那样的奇险，少有辉煌耀眼的瞬间，多有失败和痛苦的岁月。这二十年，阅读人间，最后渡回长江，归于自己的故土，归于出生之她。

我经常做一个梦，在老家的阁楼看到一个白色的身影，她是一个冤死的鬼，她飘出我的视线后，我要去追她。正在阁楼养鸽子的三哥却把我推下梯子。我呢，总会爬起来，再爬上梯子。他会再推我下去。我再往上爬。

写作如同爬梯子，目的不是目标。而是为了看清自己从何而来，看见那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人和景致，把他们的形象记录下来。三十五岁时写作《饥饿的女儿》这本书就是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四十五岁时写作《好儿女花》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用文字重现我的故乡，纪念我不在人世的母亲、生父和养父，也包括那些去世的从前的邻居。

谢谢阅读这本书的近三十个国家的读者。  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