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怀谦集》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面对历史上的那些人和事儿及当下的社会现象，作者都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作了深刻的剖析，见解深刻，启人才智，让人品尝到历史深处的隽永况味。

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在这个纷扰多变的年代，我们选择读书悟道，寻找精神安顿之所。

《徐怀谦集》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的优秀随笔杂文。这里有最酣畅的文字、最勇敢的呐喊、最精粹的传承、最真挚的情感、最冷静的思考、最清醒的坚持……在这个纷扰多变的年代，我们选择读书悟道，寻找精神安顿之所。

《徐怀谦集》中这些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分析、有理论、有文采、是非常优秀的杂文。

“挤”的哲学

想起了梁思成

突然冒出个“封杀”

拍案不再惊奇

沉默的自由

岂有文章倾社稷

“运动治国”

酒精中的中国

我们离小康还有多远？

缘何要为“文革”讳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美

盛世下的沉思

“铁娘子”的晚景

且慢“率先现代化”

靠不住的眼睛

测试官员的冷漠指数

官场十大游戏规则须知

潜规则三问

把世俗的还给世俗

Y官三部曲

高压下的独唱

推诿有术

“特权只属于少数人”

狱中对

谁偷走了我们的美感?

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多穷

为什么他们的眼里没有泪水

大师的学历及其他

很多时候，人们尊重的

不是人而是背景

天下有高于生命的规定吗？

百字杂文数则

害怕感动

炎黄很生气，诸葛亮很着急

好官的标准

他们炫，我们看

心灵的畅想

斯文不可扫地

文化开始大跃进了

谁更需要救赎？

想当然

鼓励贪官说真话

从民工的食、色说起

尊重街道

变脸

敲门砖

堵塞的，不止是下水道

不敢亲自了

距离真实的路有多远？

大环境与小环境

据报载，有位水浒研究专家日前发表谈话，说要封杀电视连续剧《水浒》。他说，这样一部辉煌的古代文学宏篇，被拍成现在这样无论是主题还是表现形式等存在很大缺陷的电视剧，“如不迅速封杀，将谬种流传、贻害不浅。”他还着重指出了“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等歌词的负面影响。

有话尽管说，褒贬无不可，但何必轻言“封杀”呢?读着这则报道，不禁想起前些年，某电视台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对个别大腕歌星进行的“封杀”。且不说电视剧《水浒》是否真的一团糟，也不必追究那几位被“封杀”的歌星是否真的有违约之咎，单是这种对待异己者的态度，就大可值得商榷。把话说绝了，即使真理真的站在这位专家和电视台一边，也没有必要搞什么“封杀”，而只需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大众——人们自然会选择他们所喜欢的，摒弃他们所讨厌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一个“文革”气味十足、让不少过来人闻之色变的词汇，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会如此招摇过市，甚至为许多人所津津乐道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或“无意识”的理论。换句话说，“封杀”情结决不能仅仅归因于“文革”，而是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心理积淀。

想想也是，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宋代的“乌台诗案”到明清的文字狱，从龚自珍时代的“万马齐喑究可哀”到文化大革命的“一句顶一万句”，中国的确有着非常悠久的“封杀”传统。“以己之是非为人之是非”，这是中国人惯用的逻辑思维。蔡元培先生当年在北大时对他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曾有一个解释。他说，中国人不能容忍异端，长此以往，很容易养成一种正统的暴力，即对异端采取一种非常残酷的态度。何谓“正统的暴力”?依我看，也就是垄断的暴力，专制的暴力。而“封杀”不正是这样一种“正统的暴力”吗?明明是唯我独尊，搞“一言堂”，甚至是强奸民意，却要摆出一副别个无不乖谬、唯独他得了真理真传似的脸来。比如，那位水浒研究专家的逻辑便是：我是这方面的权威，我说一团糟就是一团糟，我说要封杀，你们最好赶紧去封杀，否则“贻害不浅”，言之凿凿，诚心可鉴。要戳穿他的“诚心”很简单，只需做一个小小的假设：如果这位水浒研究专家生在罗贯中、施耐庵时代，他是一定要封杀小说《水浒》的，因为他从中看到了“诲淫诲盗”；今天的他之所以不封杀作为小说的《水浒》，只封杀电视剧，并不是说他对小说有多宽容，而是因为那是他的衣钵，他还没有傻到要砸掉自己饭碗的程度。所以，要治他的“封杀症”也很简单，只要对他大喊一声：“我们要封杀小说《水浒》!”

相对来说，给电视台治病就难一些。如果说那位专家的“封杀症”是一种个人意志的表现，电视台可就是集体意志了。它的逻辑是：我是同行业老大，你一个歌星再有名气，也架不住我晾你一年。你不能在电视里露脸，就意味着你将失去大把大把的票子。所以，让你服，你就得服，不服不行。“封杀”一旦与权力结合，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可怕的东西；如果这种权力属于电视台一类的社会集体，就是集体的恐怖，如果被扩大为一种国家的意志，那就成了国家的恐怖。文化大革命就属于后者。

那么，这种顽固的“封杀症”是否像癌症一样无药可医呢?不然。就拿眼前的例子来说，大约人们还记得，八十年代初，某些流行歌曲曾被称为“靡靡之音”而使许多家长痛心疾首，街头流行的喇叭裤被视为奇装异服而遭人侧目；可是到了九十年代，人们对各类POP音乐早已听之任之，对“烦着呢，别理我”、“拉家带口”等等文化衫也常常报以宽慰的笑容。甚至对艾滋病患者、同性恋者，也开始由鄙视而转为理解。这种转化，绝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中国人是非观念的淡漠，而只能证明中国人正变得越来越宽容。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喜欢宽容的人会远远多于喜欢封杀的人；在一个专制的社会里，我们见到的情形正好相反。归根到底，治疗“封杀症”的最佳药方只有一个，就是更加开放。

伏尔泰有句名言，常被人们引用，他说：“你说的话，我一句也不赞成，可是我要拼命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拿这句话来衡量的话，我们对POP音乐、对文化衫之类的宽容看来还仅仅算是宽容的“初级阶段”，要不，怎么会冷不丁就冒出些“封杀”来呢?P7-10

由鲁迅先生首创的现代杂文，从一开始就不是风花雪月，不是浅吟低唱，而是匕首，是投枪，是听诊器，是解剖刀。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杂文是什么，我不知道，但它仍然大有用武之地则是无可置疑的，那就是要与一切流俗的世界观、价值观作战，和一切虚伪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作战。这是一份冒险的事业，因为你的作战对象可能是部分当权者，是庞大的利益集团，也可能是沉默的大多数。由于前者是强势群体，你对它的作用力越大，你所遭受的反作用力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来说，杂文作者是要有一点堂·吉诃德的精神的，或者，你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要有相当的抗击打能力。

恩格斯说，历史是沿平行四边形的对角线前进的，各方的力都在起作用。虽然流俗的一方力量很大，但社会并不就按照他们的方向前进，因为还有杂文作者和一切正义者的力量在。也就是说，杂文作者的力量虽然微薄，但同样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和前进。而且从长远来看，这个作用力是比一切世俗之力具有更积极的社会效果的。

这样想想，会很心安，会很有劲。

2012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