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一说山西河津)人,中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被后人尊为“史圣”。他最大的贡献是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史记》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的史学巨著《史记》,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吴定初、黄萍主编的《司马迁:究天人通古今》沿着司马迁人生和思想发展的主要脉络,为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司马迁,描述了古代文化名人司马迁辉煌的一生。
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史学巨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史实依据,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吴定初、黄萍主编的《司马迁:究天人通古今》为“图说中外名人”系列之一。
《司马迁:究天人通古今》图文并茂,引人入胜,对引导广大读者沿着科学巨匠的足迹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具有重要帮助。
道、儒、法学说的交锋
司马迁十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龙门乡下,过着典型乡下小孩的生活:帮忙耕田、放牛,和带着泥土香味的玩伴们,与大自然亲吻、嬉戏,当然,免不了也要接受家传的基础教育。
在龙门西南方的首都长安,就在这十年中,也就是他五六岁的时候,正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新朝代的来临而忙碌,比他只大十一二岁的汉武帝登基了。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可能还弄不清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就算弄清楚了,他也万万没有想到,自己长大以后,竟然就在皇帝身边做事,而且为这位皇帝做事。汉武帝是一位浪漫而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他的一生绝对称得上是大有作为,但却又充满矛盾。他即位以后曾经自称平阳侯,微服出巡。好笑的是,他曾被当作小偷,淋了一身尿。他为制止社会上流行的战国养士的风气,而果断地杀了关东大侠郭解。为了替先祖的受辱雪耻,他下令集中全国的兵力痛惩匈奴,但却怕死怕得像个未见过世面的小村妇,任一些江湖方术玩弄于股掌之间,然后“且战且学仙”。他说:“我要是真的能像黄帝那样(长寿成仙),那抛妻弃子对我来说,就像脱鞋一样。”他常叹人才不足,可是又往往因一点小过就滥加杀害。他常常因一时失察而酿成巨大惨案,而后又很后悔,最后则在痛悔中结束他的一生。
司马迁的一生,就是跟这样一个皇帝密切相关。汉武帝登基以后建立了中国帝王第一个年号,即“建元”。这个名词和“始皇”似乎有些异曲同工之妙。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登上人位之极,嫌不够,还要在历史记录上拔得头功。而事实上,透过司马迁的描述,他们两位还真具有不少相像之处。
在这里先说秦始皇的焚书,这一把火确实是令司马迁不方便,因为六国的历史典籍都被烧光了,这些是秦始皇下令焚烧的重点。唯独秦国本身的部分,由于刘邦打入咸阳时,萧何抢先去把图书资料抢救下来了,它还是完整的,所以有关秦的事情,《史记》记述得最为详尽。就《史记》的资料及叙事部分的比重而言是如此,可以说秦国在司马迁笔下复活了。但同样地,秦国的尚武尚法精神,也在司马迁的有生之年复活了。
早在司马迁出生前二三十年的汉文帝时代,在当时的大商业城市洛阳,冒出了一位天才,名叫贾谊。他提出用礼乐教化转移风俗、多建诸侯以削弱地方权力的“治安策”以来,道家的那件外套就显得有些无能,而儒家则有渐渐抬头的迹象。同时令人明显地发现,原来所谓的“无为而治”,就某种意义而言只是一味地因袭,包括因袭秦所遗留下来的法律,差别只在不常用,没事时,就让百姓清静;真有事情发生,可就是严厉得很。原来汉初的道家外套里,还是穿着法家的内衣,只是不常亮相而已。
贾谊要脱去道家外套并更换内衣的论调一出,马上引起那些主张黄老之术的大臣们的恐慌,可是又提不出具体的办法或从理论上去反驳贾谊,只是大骂“洛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然后冠给他一个“洛阳少年”的封号。这个封号今天看来好像还蛮好听,事实上,当时的意思是洛阳那种大商业城的小子,一个不守规矩的小混混,带有轻视鄙夷的意味。贾谊就这样被那批人阻挡在了首都之外,无法接近皇帝来伸展他的远大理想。
这是企图换衣的第一回合,失败了。可是,逐渐庞大的帝国,从无为到有为的需要,使这一类的改革冲突不断地发生。
到了司马迁的少年时代,前面之所以用“激烈的遭遇战”来形容,是因为这里面有好几个有趣的巧合和冲突:
第一,刚刚说的逐渐庞大的帝国,必须有所为才有办法适应这个时代的需要。正好在这个时候,汉朝最有为的皇帝上台了,这是时与人的巧合。
第二,汉武帝好大喜功,想有所作为,在各家治术当中,那个隐藏在黄老外套底下,还没有显现出来的法家,自然是最适宜不过的。可是,秦代因崇尚法家,让人们疲累不堪,终而速亡的前例,使汉朝那些受秦暴政蹂躏的百姓的后代子孙,实在谁也不敢提倡法家之治。这个民意,汉武帝也没有胆量加以违背。想要又不敢说,想放弃又舍不得,是汉武帝这个人内心的冲突。
第三,姑不论汉武帝内心的冲突,他贵为一国之尊,当他想有所作为的时候,照理没有人可以阻挡他。可是按司马迁的父亲在《论六家要旨》中所说,不论什么家都没法改的“君臣父子之礼”却是汉武帝不得不遵守的。汉武帝的父亲汉景帝已崩,但他的祖母窦太后还在他头上没死。如果窦太后在头上而不管事也就罢了,偏偏她在汉景帝时代就是窦氏外戚集团的首脑,诸事可是管得紧。而更令汉武帝烦恼的是,窦太后是坚决支持黄老之术的死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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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举世闻名的史学巨著,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和史实依据,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与龙门山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司马迁生卒年代,史无明文记载。近人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认为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大约卒于汉昭帝始元元年(前86),享年六十岁左右。司马迁出生于一个史官之家,据说司马迁家自唐虞至周代,都是世代相传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家。司马错是秦惠王时伐蜀的名将,司马昌是秦始皇的铁官,到了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又做汉武帝的太史令,恢复了祖传的史官恒业。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在龙门的乡间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的体验。
十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儒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匪浅。这个时期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这样的时代极大地丰富了司马迁在京城的见闻。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回到长安以后,他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到的最南边是昆明。
元封元年(前110),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本应从行,但病死在洛阳。司马迁继承了父亲的遗志,赶到泰山,参加封禅,随后沿着东海,绕道长城塞外回到长安。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汉将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因而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撰写《史记》的夙愿未了,因此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在狱中坚持写作。
太始元年(前96)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司马迁也获得赦免。这时司马迁已经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使他能够专心致志完成《史记》,直到征和二年(前91)全书完成,共得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余言,成为流传百世的史学经典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