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缅怀和学习老前辈的革命精神、战斗业绩和优良传统提供了宝贵资料。这本书，着重记述他任职上海公安领导期间的主要事迹。这只是他传奇人生的部分经历，不过也记录了殊为真实的细节，仍然展示出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可贵的精神品质，再现了曾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黄赤波同志，作为大上海人民的“守护神”，所具有的忠诚党的事业和无私奉献精神、对公工作的极端负责和永不懈怠精神、对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和执法为民精神。这些即使在今天，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发扬光大的。

黄赤波，湖北大冶人，1930年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33年始，他就从事党和军队的保卫工作。解放后，黄赤波曾先后任苏南区党委委员、苏南行署公安局长、江苏省委委员、省公安厅长。1953年调上海，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局党组书记、市委委员、市委常委。“文革”后任市政协副主席兼上海市人民检查院检查长等职。

黄赤波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公安保卫工作献出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主要领导岗位上忠实履职12个春秋。党和人民对这位政法保卫战线的老战士给予了应有的评价，他病逝后，党和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诚然，在人生长河中，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和诸多因素会给他的性格烙上鲜明的时代色彩，也会在他的社会活动中凸现出自己的性格特点，后人无须苛求。

我们隆重推出这部纪录黄赤波工作生活片断的纪实文学，不是树碑，也不做立传。仅仅作为后辈缅怀先人，来者不忘流逝的岁月而已。

序 做人民的“守护神”

第一章 突然猝死

第二章 不速之客

第三章 腥风血雨——警卫大上海第一仗

第四章 幕后新闻：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第五章 可靠内情：警卫毛主席的日日夜夜

第六章 警卫大上海另一战役——整顿上海“后院”

第七章 沉淀在历史里的上海马路上 形形色色的案件

第八章 大上海的守护者迎来了最大的人生挫折

第九章 铁窗生涯

第十章 另一种警卫大上海

第十一章 最后的战斗

第十二章 烈士的最后秘密

后记

1978年10月19日，上海。

太阳还没有出来，青白的曙光和淡淡的已经带有几分秋意的晨雾交融在一起，点染着大上海高高低低的楼房。大街小巷上已经有了寥若晨星的早行人，街道两侧的点心店里，伙计们也已经忙碌起来，大饼、油条、粢饭、豆浆、生煎馒头、鲜肉大包……都飘出诱人的香味，宣告着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在上海西区德昌路一幢普通的楼房里，一位老人起了床，他打开窗户，一股清冽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做了几个深呼吸，活动几下手脚，便忙着洗脸刷牙……

他身材不高，本来很结实的身体如今消瘦许多衰老许多，短短的头发已经花白了一大片；但他精神抖擞，那紧锁的嘴角和沉重的神色上让人立刻察觉出他此时此刻内心的律动：他要抓紧时间所能给予他的每分每秒，为这座城市、为新长征、为四个现代化早日到来作出自己绵薄的力量。他就是本文的主人翁黄赤波，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黄赤波同许多老领导一样，披着“文革”一身硝烟走了过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让他在磨难之中饱含着坚毅，痛惜之中满怀着希望，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他要和以前一样工作。

他始终是简朴的。早餐仅仅一碗稀饭两个馒头外加一碟油氽花生米。同往常一样，饭后，他让司机徐志良早上7点多钟就送他到市检察院上班了。

他当然不知道这一天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依然将工作安排得相当紧凑：上午他召开检察院全体同志会议，传达了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关于信访接待工作的讲话精神，并与大家一起讨论了检察院筹建工作中的一些棘手问题。

1978年啊，那是共和国历史上关键的一年。粉碎了“四人帮”以后，结束了10年动乱，但“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思想、组织和经济上的混乱还极其严重，那些极“左”的东西还没有全面清理和纠正，国家还处于困境之中，就拿检察工作来讲，“文革”时公检法被“砸烂”了，现在百废俱兴，市检察院必须重建，在这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思想尚未彻底弄清，工作自然很难开展。

黄赤波深知其中之难，所以他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们，现在我们在筹建检察院的工作中是碰到一些问题，但问题肯定会解决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信心，要坚定地跟党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大家对5月11日《光明日报》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肯定学了又学，这是一场划清思想是是非非的大讨论，是指导我们今后工作的大讨论。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许多领导都支持这场大讨论，罗部长，就是罗瑞卿总参谋长生前明确地对我说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合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如果机械地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我们现在飞速发展的实践，那就是一种精神枷锁，必须打碎。所以，同志们，我的文化水平不高，对这场大讨论，我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真的要强调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要恢复党的优良传统，要在筹建我们检察院工作中克服‘左’的倾向，把工作做好……”

会议一直开到12点钟还在继续，黄赤波饱满的革命激情在飞扬在进发，他的确出于朴素的感情，为当前大好形势鼓之呼之，他似乎忘记了时间。

有人提醒他：“再开下去，就要影响炊事员同志的作息了。”

“嗳？！现在几点了？”黄赤波恍然大悟，问。

“快1点了。”  “好好，马上休会。”黄赤波对大家抱歉地笑了笑，说。

“下午的会……您看几点再开？您讲了整整一个上午，是不是休息一下，下午2时继续开会？”

“不不！”黄

黄赤波的工作赤波坚决不同意，说，“1点半上班嘛，就1点半开会！”的热情，使他有些固执。

下午的会开到3点多才意犹未尽的结束了。黄赤波没喘一口气，又叫负责信访工作的同志来汇报工作，并详尽地询问了最近三封人民来信的有关情况，对每一封信的处理他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说：“我们要提倡实事求是，要正面去面对过去的‘左’倾错误，错了就是错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要遮遮盖盖，扭扭捏捏，而要观点鲜明。”

有同志问：“是否可以先将这几封信的内容摘发一份简报？”

黄赤波沉思一下，说：“不行！一定要先调查核实。”

那位同志走后，黄赤波将他的秘书马锐找来，问：“嗳，今天的《人民日报》到了没有？”

“还没呢？黄局长，报上有重要消息？”马锐跟随黄赤波22年，尽管此时此刻黄赤波已不当公安局长了，但马锐喊顺了，一时改不过来。

“你没听早上广播吗？”黄赤波不高兴地反问。

“听了，董必武同志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文章，今天重新发表！”

“对呀！这么重要的文章我们搞司法工作的同志能不抓紧学吗？马锐，报纸一到，你马上给我送来。”

“好。”

当天《人民日报》到下午5时才到。马锐将报纸送来，黄赤波抓紧看了一遍随后立刻指示办公室马上通知基层检察院组织学习讨论，他要听汇报。

就是这样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狂”。

人确实不是一位先知。大限即将来临，黄赤波没有感到有任何预兆。他让司机小徐将他送回家时，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晚上了。

工作以后总可以休息了吧？不。两位广州来的客人应约来访。他跟广州朋友谈劫后余生，谈全国大好形势，谈董必武那篇文章的个人感想，谈国家的命运等等。广州朋友对黄赤波忧国忧民的思想相当崇敬，说：“老黄，您这样拼命地工作，可要注意身体啊！”

黄赤波淡然一笑，说：“像罗部长这样72岁的人还在为党为国家工作，我才66岁能谈得上休息吗？罗部长是我学习的榜样，生生死死都是我的楷模。”

“楷模归楷模，您爱护自己其实也是对工作负责的一种表现。您的香烟，抽得太厉害了……”

“放心吧！朋友。我会注意健康的。我没感到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黄赤波送走了广州朋友，时钟正巧响了一下：8点半。他刚在房间中坐下，劳改局的一位干部又来他家汇报工作。按理，他当了市检察长，早就不管劳改局的工作，劳改局的干部怎会找他汇报工作呢？这就是老干部的工作作风：对自己管理、领导过的单位总是有着一种眷顾之情。黄赤波在“文革”后期，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曾率领工作组进驻上海市劳改局搞整顿劳改局党委、解放劳改局干部等工作。鉴于当时上海市场上副食品供应紧张，他让劳改局筹建了一个上海第一家的现代化万头养猪场。现在他虽然调任了市检察长，对自己首创的养猪场，他仍情有独钟。这位劳改干部就是向他汇报这方面的工作。

要筹建如此规模的养猪场，工作是大量的、繁忙的、千头万绪的。黄赤波认真地听着、问着、讨论着、商量着，一直谈到深夜……他仿佛看到一座现代化的养猪场沐浴着金色阳光开始运营了，这里培育出来的优质猪出口了、应市了。

送走了来访者，夜，是那样的恬静而深沉。几个小星星眨着狡黠的眼睛追视着黄赤波安详地睡到床上。一弯明月伴着他进入梦乡。空气是那么清凉、那么芳醇，天空又是那么深远、那么宽广、那么美妙。四周的一切都在为他的梦境祝福。

夜，静极了，仿佛能听到树叶与树叶之间的呢喃。

突然，黄赤波被什么东西惊醒。他快速瞥了一下钟，才睡下不过两个小时，怎么心脏竞如此难受？他喘息着，轻轻地喊：“小徐！小徐！”

司机徐志良才20多岁，未婚，就睡在黄赤波同室。小徐惊醒，忙问：“黄局长，您怎么啦？”

“心脏……”黄赤波痛苦万状。

黄赤波的小女儿小妹就睡在后房，听到动静，急忙让小徐送父亲去华东医院。小徐背黄赤波下楼。小妹立刻电告马锐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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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民的“守护神”

黄赤波同志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党和军队保卫工作的老领导。他生于1912年，湖北大冶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全国解放后历任苏南区党委委员、苏南行署公安局长，江苏省委委员、省公安厅厅长；1953年调上海工作，“文革”前先后任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局长、局党组书记，市委委员、市委常委；“文革”后任市政协副主席兼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直到1978年病逝，党和政府追授他为革命烈士。

我以前并不是黄赤波同志的老部下，但后来有幸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工作岗位上尽忠职守，耳闻所及，对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前辈十分敬仰。

1949年上海解放以来的57年里，除去“文革”10年，迄今共有11位同志担任过上海市公安局长。黄赤波同志是其中的第四任。他的前任是李士英、杨帆、许建国同志，在他之后继任的有王鉴、杨堤、张汉滋、李晓航、朱达人，以及我和吴志明同志。在这个重要岗位上，要数黄赤波同志任职时问最长，他忠实履职共十二载。可以说，他为打造上海的平安稳定，同各类敌特分子、违法犯罪分子，包括同自然灾害和社会丑恶现象，长期坚持开展了艰苦卓绝的斗争，贡献了毕生精力。

我后来听到和知道不少黄赤波老局长的故事，他给我的印象是：气魄大，敢担当，治警严，赏罚分明，而且当下立判，发现什么问题立即严肃处理，这让一些原想随大流、马马虎虎的警察感到肩上的压力很大，会自觉努力工作。他没上过学，识字有限，故他写的笔记也只有自己认得；可他当过侦察兵，观察周到，记忆力超乎常人，行动扎实而敏捷。他能将上级交办的任务，对下级布置讲得头头是道、一清二楚，也能把基层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得有条有理。他纵然读书不多，但会使用有学问的人，借用和依靠有文化知识的人。这也是他特有的工作方式。

在黄赤波同志身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出很多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譬如：

——对党绝对忠诚。他是对共产主义有至诚信仰的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无论何时、何地，都自觉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执行组织决定，鞠躬尽瘁，无私奉献。他把确保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在上海的安全，视为自己的崇高职责，一丝不苟，万无一失地完成各项保卫任务。

——对人民群众感情极深。黄赤波同志坚持“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宗旨，身体力行，带领上海民警开展爱民、为民、便民活动，当时推出的有些利民措施，至今仍有着启示意义。他心里时时刻刻装着市民百姓，他在一次会议上曾对大家说：“为了让人民群众睡好觉，我们就要少睡觉，因为我们是人民的公安人员，是人民的守护神啊！”

——忘我拼命工作。黄赤波同志不辱“天下安危，公安系于一半”的使命，枕戈待旦，日以继夜，对公安工作极端负责。特别是建国初期，困难重重，他用最大的牺牲来从事最艰苦而容易被人误解的工作，也确确实实做了许多防患于未然、消灾于无形的事情。他对间谍、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打击，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主动出击，成效明显。由于他经常不分昼夜地抓工作，连他的秘书都吃不消，最后累病了不得不调换秘书(他选秘书的标准，除了政治上可靠以外，就是要年轻，跑得快走得远)。

——作风非常务实。他不喜欢深居高楼、专听汇报，刚到上海便组织一个又一个的调查组，并且亲自深入到工厂、学校和街道、里弄去摸敌情；为了掌握第一手的资料，他经常深入基层和复杂地区调查研究，有时只身步行进行实地调查。为了检查督查各公安分局甚至派出所的工作，还经常晚上微服私访。有人替他作过统计，仅一个月，他就到过9个分局、12个派出所视察。

——艰苦奋斗、廉洁奉公。黄赤波同志不仅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而且对家属的要求也极其严格，说“家里人不能揩公家的油”，从不让妻子和子女搭乘自己的公车。他非常注重对腐败分子和不良作风展开斗争，确保公安队伍的纯洁。

黄赤波同志也是上海劳改劳教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曾直接下到地处偏僻的外地劳改劳教农场开展整顿清理工作，使农场的管教和改造人的工作有了很大进步，同时农产品和副食品生产也迎来了一个又一个丰收年，为大上海建设与平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粉碎“四人帮”后，他又带领工作组进驻过劳改局，清理“四人帮”的思想流毒，平反了一批受冤屈的干部，使劳改局工作步入正常轨道。那时，他亲自抓农场的万头养猪场的建设工作，使农场成为上海的农产品副食品供应基地，在当时为改善上海人民的生活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黄赤波同志还是“文革”后第一任的检察长。1978年，当时的市检察院在“文革”中已被砸烂，检察干部走的走，散的散，他负责筹建检察院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但他为重建和健全上海的政法系统队伍建设呕心沥血，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然，黄赤波同志也不是完人(谁都不可能是完人)。据跟他共过事的同志回忆，他很好胜，充满理想主义色彩，态度不免有点主观，感情有时也很冲动，脾气比较暴躁等(但脾气发过以后绝对不会记恨记仇、给人穿小鞋)，本着“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精神看待，后人不仅无须苛求，而且更觉充满个性，鲜活可爱。

《警卫大上海：铁血公安局长黄赤波传奇》的出版，有着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它为我们缅怀和学习老前辈的革命精神、战斗业绩和优良传统提供了宝贵资料。这本书，着重记述他任职上海公安领导期间的主要事迹。这只是他传奇人生的部分经历，不过也记录了殊为真实的细节，仍然展示出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可贵的精神品质，再现了曾处在“风口浪尖”上的黄赤波同志，作为大上海人民的“守护神”，所具有的忠诚党的事业和无私奉献精神、对公安工作的极端负责和永不懈怠精神、对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和执法为民精神。这些即使在今天，也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发扬光大的。

是为序。

2006年5月10日

当我得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和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三部门同意出版这部书稿的批复时，我真的激动万分，百感交集，一年多的采访和写作的辛苦，总算有了结果。

能够把黄赤波这样一位在上海公安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公安局长列入我写作计划，确实有不少因素掺合在里面。第一，我有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我从1993年调入上海市公安局《东方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记者和编委以后，终日忙忙碌碌，为完成主编交下来的采访任务而到全国各地奔波。当然没有时间去顾及去创作这样重要题材的作品，同时，也要有一个对公安工作、公安历史了解和熟悉的过程。1998年我担任《东方剑》副主编以后，工作更加忙碌，但为了把杂志办好，我在主编的指导下，开始在刊物里创建“公安人物”这一专栏，在这一专栏里，我们专门发表公安战线上各种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然而我自己，由于忙，写得不多。2000年我从编辑部主持日常工作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尽管还挂了个副主编的名，但留给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大大的增加了。于是，在主编的倡议下，我开始写上海公安战线上可歌可泣的事与人：例上海市公安局第一任局长李士英、第二任局长扬帆和他的妻子李琼、公安局第一任交通处长田云樵、第一任侦察处长王征明、警卫处长王济普以及张汉兹、崔路等等，文章发表以后获得广大读者的肯定。第二，我有一种正确的写作心态。对于公安战线上的人物，我是旁观者也是后辈，自然对公安内部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曲曲折折、风风雨雨不甚了解，对这些人物也不够熟悉，这便很少带有个人的感情色彩了，从而可以尽量客观地去观察去评述去刻划。我只希望写出来的作品，就像一块块铺路的小石子，让人们可以踩在上面去走近历史，走近公安历史里的人物；至于人物的具体形象，就让读者自己去认识去评估吧！这样一来，我心坦然了，笔端下的人物也就生动了起来。第三，我有一位良师益友般的好领导。上海市公安局公安书刊社社长兼《东方剑》杂志社主编冯世荣，是我调入公安系统至今的直接领导，他爱才惜才，能给一位作家以最大的创作自由度，并善于激发笔者的创作激情。坦率地讲，我进公安文化单位写了这些人物，基本上都是他的引导和鼓励，没有他的精心扶植，我的公安人物一系列作品是无法问世的。

这部长篇人物传记同样也如此。

上海公安战线的广大民警都知道黄赤波这个如雷灌耳的姓名。他是一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革命，是红军时代就从事党的保卫工作的资深老干部，曾在上海公安机关担任长达十几年的主要领导，他的个性和工作作风在上海公安机关乃至政法战线可以说是褒贬迥异。

记得2004年上半年，冯主编对我议起选题，说在上海公安机关里遴选可以写一写的人物，老局长黄赤波同志堪称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提到黄赤波，我顿时来劲了，兴奋了。我虽是上世纪90年代才调入公安机关的新警察，但对名震上海滩的赫赫有名的“黄老虎”还是耳有所闻。其实，上海中年以上的人谁人不晓得上海公安局有这位号称“黄老虎”的铁血局长？进了公安局以后，我在数年的采访创作实践上或多或少又进一步接触到有关黄赤波同志生前的一些情况，所以，一直有创作冲动，想用自己的笔去写一写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公安老前辈。现在经老冯这么一说，当然一拍即合，我当场表示我有写作激情。谁知老冯的表情一下子严肃起来，他说让他再仔细地想一想。

由于长期共事，我了解老冯的言外之音，他是一位性格沉稳但又不乏工作激情的领导。果然，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以后，他郑重地对我说了他的意见和观点：老局长黄赤波同志在上海公安机关担任十余年的主要领导，他的经历和个性都充满着矛盾，应该说，他的工作和生活及这段公安工作的历史都是值得我们公安文化工作者去挖掘去追忆去书写；而作为一本以公安题材为主的刊物更应该为公安人物和公安历史留下一些可以供后人追忆和学习的东西。但是不可否认，写黄赤波是有压力的，我们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过，写黄赤波现在却是时机，因为早了是不敢写，晚了是不能写，现在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极好机会。因此，我们写他应该尊重历史、尊重客观、把握分寸、把握基调。

我认为老冯的分析是精辟和令人寻味的，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们商定了切实可行的采访、创作计划，并着手做采访的前期工作。谁知，前期工作即刻碰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阻力，差一点让我们放弃努力。然而，在上海公安机关老同志陈关福、徐之榕等人的大力支持下，特别是在黄赤波身边工作过的同志以及他的家人们的帮助下，我们排除了困难，总算完成了采访的任务，并顺利进入撰写：初稿、二稿、三稿……每一稿，老冯都进行审阅和修改，按他的说法，这叫做大胆决策、谨慎操作。因为我们写黄赤波就要像黄赤波，就要有历史的真实性，要让知情者和不知情的读者都能认可和接受，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事实证明了老冯在这件事情上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当这部作品在《东方剑》上连载不久，上海数家出版社都表示要出版这部专著。说明当时的策划是成功的。所以，我在此由衷地向老冯说声谢谢！

这部反映黄赤波战斗生活的传记文学尽管获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上级主管部门的认可，尽管在我公安题材作品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但我应该承认由于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不少地方还显得粗糙，不少细节还欠细酌，有些人物活动和情节的处理因年代久远而难免有误差和不当的地方，我谨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

作者二0O六年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