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钱的东西卖三百块，你说他是骗子；三块钱的东西卖三百块，再开张发票，那就成了商业。

这世界有三种谎言最可恶：广告、广告，以及广告。

“阿琉达希卡”是什么？一种化妆品。这个词什么意思？没意思。

这世界骗来骗去的。骗子都被骗子骗了。

中国的股评家都是好人啊，拿着庄家的工资冒充散户的亲戚。

骗人不是罪恶，骗不成才是。

神秘的富翁，像是一个天真又邪恶的孩子在逐渐毁灭一件华丽的玩具。像是我们以邪恶的心念，天真地以为可以操纵世界，然而世界把我们当作玩具毁灭了我们的灵魂。人性的本质在这个富足的人面前被彻底辐射。  有这么一句话，很多人应该都印象深刻：“多数人死于贪婪。”

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家又脏又破的小馆子里。那天我和同事一起吃饭，吃到一半，我拿出一支派克笔来显摆，说这笔真好写，你猜值多少钱？这举动确实有点轻佻，我同事撇撇嘴，嘲讽地笑了一下，什么话也没说。我十分没趣，讪笑着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其实不值什么钱，这是吉利剃须刀的赠品，那剃须刀才卖25元。这时感觉有人看我，我扭过头，一个又瘦又干的中年人正盯着我笑，说你喜欢笔啊，我点点头，他走过来坐下，掏出一支黑底白花的钢笔来，说喜欢笔的肯定不是坏人，这个就送给你吧。我又诧异又害羞，红着脸推辞，说这怎么好意思。他一直笑，说拿着吧拿着吧，这笔挺好写的。然后神神秘秘地问我：“你有没有发现咱俩挺像的？”

我那时刚大学毕业，总以为自己有两层楼那么高，其实决不会比北大的双料博士懂事更多，也不知道这笔值多少钱，糊里糊涂就收下了。不过我可没发现自己有哪一点像他，我虽然长得不太像人大代表，毕竟青春逼人，比他年轻，也比他健康，要拿他跟我换，我还真就不大愿意。当然，他要有个千儿八百万的，那就另说。天知道我多想当个有钱人。再说他长得也不特别像李嘉诚，再说李嘉诚也不会到这种地方吃饭，再说，嘿，我倒是认识李嘉诚，可惜李嘉诚不认识我。

过了不久，我就从原来那家单位辞了职，在一个小公司找了份人事管理员的差事，每天拿着那只笔写写划划的，感觉确实是好写，又流畅又顺滑，拿在手里也沉甸甸的，顶部还镶了一块玻璃，每当太阳照上我的桌子，它就一闪一闪地发亮，看起来是挺不错的。

有一天公司开会，我做会议纪录，记完了拿给老板签字，顺手把那支笔递了过去，他开始没在意，拿起来龙飞凤舞地画了个押。然后表情就有点不对，拿着那支笔上下端详，端详了半天，阴沉沉地开了口：“你这么有钱还打什么工？”这话一听就不是好话，我心想这老板是吃错药了吧，结结巴巴地跟他解释，说我大学刚毕业，父母都是普通职工，哪有什么钱？他撇着嘴冷笑，说你装得倒挺像，不过你这样的人，我见得多了，我们庙小，容不下大神，你还是走吧。

这样我一下子就失业了两三个月，心里一直纳闷，不明白老板为什么炒我，更不明白他为什么说我有钱，说实话，我做梦的时候倒是有不少钱，可惜政府不准那钱流通。就我这模样，身穿地摊货，脚蹬温州鞋，全身上下加起来不超过200元，只有手里的包算是高级皮包，因为它的英文名就叫“Gao ji pi bao”，夜市上买的，值40元呢。想来想去，肯定是那支笔出了问题，但一支笔贵又能贵到哪里去？又不是汽车。一支派克卖二十五，这支笔即使翻上十倍，二百五也顶天了。我身穿地摊货，脚蹬温州鞋，手提Gao ji pi bao，再加上一个二百五，怎么就成了有钱人？

大城市的生存压力实在是大，我身上就那么几个钱，连着几个月没工作，眼看着就要弹尽粮绝。我虽然长得不怎么样，自尊心还挺强，不到万不得已不肯跟家里开口，一天天地硬捱，吃也不敢吃，穿也不敢穿，买包洗衣粉都得计算半天性价比。一到晚上我就躺在床上激励自己，想秦琼卖过马，孔子断过粮，老梵高都差点饿死，我这点困难又算什么？况且我兜里还有几百块呢。不过心里确实焦躁，又急又愁，天天低着个头在路上撒摸，想要是能捡个钱包就好了，说来可怜，那些日子我把脖子都扭错位了，糊了一头膏药，也没看见那个该死的钱包。

有一天在人才市场挤了几个钟头，总共也没递出去几份简历，心里又懊丧又委屈，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哭一场。早饭没吃，又忙活了一个上午，我又渴又饿，看别人在那里大吃大喝，肚子响得像有千军万马在那儿擂鼓，恨不能等他们走了过去舔盘子底儿。顶着大太阳走了半天，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卖菠萝的，花一块钱买了根盐水菠萝，几口咬嚼下肚，感觉稍微舒坦了点。这时突然有人拍我肩膀，说又看见你了，最近还好吧？  我当时并没认出他来，还以为是打劫的呢，双手紧紧地抓着我的高级皮包。他笑得也有点不自然，说我上次送过你一支笔，你忘了？我恍然大悟，赶紧说你好，你好你好，他点点头，说我正想找人陪我吃饭，不知道你有没有空？这真是干柴遇上烈火，瞌睡碰到枕头，我也顾不上矜持了，连声说好啊好啊，跟着他就进了饭店。

还是那种又脏又破的小馆子。我不歇气地干光了一盘红烧肥肠，一盘回锅肉，一大碗汤，吃了满满三碗米饭，撑得直打饱嗝。他一直没怎么动筷子，就喝了几口矿泉水，笑嘻嘻地看着我猛啃大嚼。买完单后我有点脸红，羞答答地说你都没吃什么，还让你花钱。他笑，说我胃口不大好，不过看你吃得那么香，心里可真高兴。

吃完饭他开车送我，那车不知道什么牌子，反正不是桑塔纳，又宽敞又舒适，开起来也没什么声音，我问他：“你一定很有钱吧？”他摇摇头，说有什么钱，我现在就是个开车的。一听这话我就觉得亲切，说我爸也是开车的，还是他们厂长的专职司机哩。他嘿嘿地笑了一声，说那他开得肯定比我好，我只敢开小车，还开得很烂。我有点骄傲，想那当然了，我爸可是他们厂里的安全标兵，几十万公里无事故，刹车也不会这么一轴一轴的。转念想起爸爸的名言，随嘴就教训起他来：“给领导开车，眼要亮，耳要明，嘴要紧……”他头也不回，说这是你爸教的吧，我点点头，他白牙一闪，微微地笑了一下，笑得我有点尴尬，想连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我说这些干什么。忽然想起了那只笔，就掏出来问他：“这笔是不是很值钱？”他说咳，不值什么钱。我说总比派克值钱吧，他点点头又摇摇头，奇怪地看看我，连声说差不多，差不多。然后就不理我了，全神贯注地盯着前方。我心想也是，一个司机，用我爸的话说，一个车夫，能用多贵的笔呢？不过还是挺感激他的，不管怎么说，人家都算请你吃了一顿饱饭。

下车时他给我写了一个电话，说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吧，大忙帮不上，小来小去的不要客气。我郑重其事地把那张纸揣进兜里，他又露出了那副神神秘秘的表情，再一次问我：“你有没有发现咱俩挺像的？”我心里好笑，脸上也在笑，说是，发现了，咱俩是挺像的。他大笑起来，很得意的样子，挥挥手开走了，我想一定是他们老板等着用车，这人倒真不错，不认不识的，开这么远送我，又帮我省了四块钱。P3-7

不让梦想死在自己怀中

从小到大，我一直有一个文学梦，经常会尝试写点什么：诗歌、散文、小说，偶尔会发表一两篇，更多的留在了自己手里。二十八岁那年偶然手痒，写了《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人在二十八岁时会有许多困惑，有一些永不可解，成为永恒的谜案；另一些渐渐释然，成为人生中无关痛痒的笑柄。但在二十八岁时我并不明白，所以焦灼、彷徨，还有一点蠢不可及的忧伤。但我坚持下来，写完了那个故事。读者和朋友们给了我一些声誉，远远超过了我之应得。

在二○○三年，我讲了一个庸俗的故事：一个人如何发财，又如何迷失了自己。这本书叫《天堂向左，深圳往右》，它并不成功，然而我也为之自豪，因为它毕竟是我的。

此后我走了很长一段弯路，不知该写什么，也不知该怎样写。讲故事并不难，但我已渐渐厌倦。二○○五年我写了一本《多数人死于贪婪》(《伊伺樱桃》)，这是评价最糟糕的书，却是我最喜欢的，在我愚钝的心中，仍然以为它触中了当代生活的核心：在这个金钱搭建的世界里，我们是否应该甘心做一枚硬币？

写完《多数人死于贪婪》，我开始了一段很长的旅程，到拉萨、到三亚、到青岛，最后又回到拉萨。万里如咫尺，我在这咫尺之间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偶尔在电脑上敲两下，两年下来，也积累了二十多万字，东方朔说读够四十四万言，可为天子大臣。我没有当官的勇气，但六年来写了五六十万字，仅以字数论，差不多可以当东方曼倩了。

《原谅我红尘颠倒》曾有很多名字，开始在网上连载时，取名叫《谁的心不曾柔软》，后来改名多次，《红尘婆娑》、《沧海横流》……《满城衣冠》。最后一个名字出自辛弃疾的词：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这是我最喜欢的诗句，豪迈风流，侠风袭人。没想到很多读者都对此有歧义，读成《满城衣冠禽兽》，这误解就深了，干脆作罢，还是叫《原谅我红尘颠倒》。

文集中还有一本我的随笔集，名叫《葫芦提》，这个词就是“糊涂”的意思，郑板桥说人生难得糊涂，那只是一时激愤之言。我想人生还是应该清醒，虽然有太多事我们无能为力，但至少也该明辨是非。

几年前读茨威格为伊拉斯谟做的传记，说伊拉斯谟一生只反对一件事：狂热。我很喜欢这句话，于是把它当成人生格言。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位嘲弄之神叫摩摩斯，我常说自己是他的中国传人。我没什么建设性，也不喜欢歌颂和赞美，只能做一个嘲弄者。世间万般红紫，我只愿在一旁冷冷地翻着白眼，这就是我的事业。

六年来，我写了四部长篇小说和一些零散的文字，这些作品部不是好作品，有很多问题，也并不高级。大多时候我会为之自卑，偶尔也会沾沾自喜。现在我三十四岁，渐渐了解了一些世事，明白奇迹不会发生，但我将继续努力，不会让梦想白白死在自己怀中。

慕容雪村

二○○八年九月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