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用小说体裁写成的研究社会学的著作。

这部书的出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国内学者十分重视；英、美、日等国素享权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做出了积极的、广泛的评论、研讨和介绍，评价较高。时至今日，海外一些大学的人类学系还把此书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

本书述说了两个家庭在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与经济的背景下，面对新的商业社会的经济方式，如何调整适应以求新的发展或因不能适应而日渐衰落，再现了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及经济变迁的剖断面。

出版者序言

新版序言

著者序

英文版前言

英文版导言

第一章 东林的青少年时代

第二章 摆脱贫困

第三章 打官司

第四章 张家新居

第五章 早期教育

第六章 村里的节日

第七章 农业系统

第八章 大米交易

第九章 商店的生意

第十章 芬洲的命运

第十一章 求学雄心

第十二章 分裂

第十三章 店铺分家

第十四章 土匪

第十五章 兄弟争吵

第十六章 店铺的扩展

第十七章 趋向两极的张黄两家

第十八章 地方政治

第十九章 水路交通

第二十章 僵局

第二十一章 把种子埋入土里

附录 《金翼》中张、黄两家系谱表

有一次，那还是东林的爷爷在世的时候，黄村来了一位收税人，他很不公平地对待村里的一家人。东林的爷爷是个直性子人，他敲响了一面锣招呼同族人出来以便对付收税人及其同伙。如果不是税吏马上道歉的话，就会发生一场流血的争斗。从此，黄村便获得了一个头衔，被称之为“蛮村”。

金鸡山高耸而苍翠，蛮村就位于山麓的低坡上。村落的下方是为高山哺育的谷地。数以百计的村人居住在这里，他们主要的生计就是耕种这和缓的斜坡和山谷里的肥田沃地。那苍茫的林木一直延伸到上方陡峭的山腰。每当天空清澈无云之时，如果一位好眼力的人向金鸡山低坡上的一抹翠绿中望去，那就不难发现其中掩映着的农合屋脊，屋脊上依次叠压的片片灰瓦，宛如鱼儿身上覆盖的鳞。

林子下方刚好是一条通商大道，这条大道向西两英里便是湖口镇码头，从那里沿江船只顺流而下直抵滨海城市福州；从黄村向东25英里则可通向地方城镇古田，由于这条大道从古田镇一直向西伸延，所以人们通称西路。在这条大道拓宽通车之前，在湖口和古田之间的交通令人作难，以往人们只能步行往来，靠肩挑手提运送货物，于是他们经常在黄村的茶馆里歇息，每一趟都歇上好久，谈论着地方上发生的琐事。

黄东林的爷爷，那位赶走收税人的倔强的老者是个农人，他勤于耕作发了点小财，颇有了点名气。他有三个儿子，东林的父亲是老大，不料小东林四岁那年，他的父亲突然早逝，时年仅28岁。小男孩的母亲没有再嫁、抚养两男两女，同他们的祖父一同过活。老人尤其钟爱幼孙东林，他常说这孩子的长相注定日后会发达。东林方面大眼、目光有神，两耳长且厚，后来，变成了一副商人的脸相，精明、机敏又有些严厉。

东林14岁时，老人过世了，这是小男孩第一次感受悲伤。祖父的死对他震动很大。生前，老人时常领着他访亲会友，带他穿行田地，给他讲神话和民间故事听。两人之间感情颇深，这男孩从老人那儿学到不少处世之道，也听了很多古老的传说。老人把男孩当作一个可以服侍他的永久的伙伴，好像自己也年轻了许多。

东林的生活模式被全盘打乱，所以他的哀伤是不足为奇的。毕竟，我们的生活可以冷静客观地用图表来说明。我们日常交往的圈子就像是一个由用有弹性的橡皮带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构成的网，这个网精心保持着平衡。拼命拉断一根橡皮带，整个网就散了。每一根紧紧连在一起的竹竿就是我们生活中所交往的一个人，如抽出一根竹竿，我们也会痛苦地跌倒，整个网便立刻松弛。

小东林的情形便是如此。祖父的死使他哀伤一年有余。但他同母亲、兄长一起过活久而久之又使他恢复了常态。

他兄长叫黄东明，现在已是一家之长。他勤奋、认真、能干，尽心于祖上留下来的贫瘠的土地。尽管弟弟东林太懒散，不肯同他一起干，他还是整日在田里辛勤劳作。

父亲和祖父去世使这个家族衰败了。祖父置下的田产被一分为三，东林的两位叔叔——他父亲的弟弟拿走了自己的一份。现在家里有兄弟二人和他们的母亲。虽说两个女儿已出嫁离家，但东明自己娶妻后生了三个孩子。尽管剩下的人拼命苦干，瘠田薄地上的收益还是难以维持七口之家的生活。

由于家道中落，他们推迟了花费甚大的祖父的葬礼，把棺木停在田庄上的一间小屋里。同样，他们也不得不把东林的婚事延迟，他不能在家中贫困之时娶妻，虽然他已值适婚年龄。

在这种命运的压力之下，黄家若不另寻谋生之道，便注定败落下去，沦为赤贫。让我们来看看后来的新的转机吧，其动力得自于黄东林。

母亲和兄长的监督令东林烦躁不安，他们不断地用工作来打扰他，而对他的需要却充耳不闻。东明甚至公开说他的弟弟又懒又笨，这辈子也别想娶到老婆。这种刺激使东林开始同那些在商道上开茶馆和歇脚的人混在一起。

在商道上的茶馆里，东林注意到过往行人歇息时需要吃些茶点。他向茶馆老板建议，他是否在这里卖些花生给客人。然而没有人资助他。直到有一天东林在同当地人赌钱赢了几块钱时，这个计划才得以实现。他用钱向附近的农民购来花生，此后两三年间他一直做花生买卖。他常常彻夜不归，就睡在茶馆里。茶馆老板、过往商人和村里的闲汉都成了他的朋友。

走出家庭、迈进茶馆，使东林同外界的联系多了，使他稍微能避开家里极严的监督，终于在茶馆老板与常客中找到了自已的一席之地。

有一天，东林正坐在花生摊旁，看到一个人向他走来。这人正是他的姐夫张芬洲。他出生在一个名叫陈洋的村子里，时常在村里行医。这村庄坐落在西路边的山上，位于县城古田同乡镇湖口之间。

张芬洲走过来，东林连忙起立，两个人互致问候。谈了谈生意之后，东林把姐夫请到家里，他们在一起呆了一天一夜，商量开一爿店铺以便赚点钱。芬洲告诉他湖口镇上近来人口大增，人们聚在那里交换商品，有利可图的买卖越来越多。听了这些新闻，东林高兴极了，于是请姐夫为开店制订一个明确的计划，他愿意拿出卖花生所得的全部积蓄。其实，张芬洲只对开一间药铺感兴趣，这样他便能行医卖药。而黄东林则坚持出售诸如酒、花生一类货色，他们终于达成了默契。

然而，直到半年之后，姐夫和内弟制订的计划才得以实现。其间，东林和芬洲往来频繁，他们不仅筹划如何使用资金，还反复商量经营商店的细枝末节。

他们一同到湖口察看了一番，像上面说过的，这个镇子是个沿江码头，由于处在环山谷地，从江面上无法看到。在湖口山陡峭的左侧山坡下，有一条与以县城为起点的西路平行的小河同主流汇合。这样，港口的码头便设在右面的山脚下。石阶从码头向上通往主要街道开端处的山峡。这条街缓缓地顺石阶而下，一段距离之后，便可伸延至镇中心，直到镇庙前一个三角形场地为止。从庙向东，西路逶迤延伸。向东南跨过小溪上的一座桥，有一条路沿着远方的闽江通向山下。这个省的历史、本地的商业贸易和人生的活力就像这江一般奔流不息。

在镇上转了一遭之后，东林和芬洲在大道上租了一家铺面房，年租金是50块钱。这包括一间泥土地面的厅堂，有一土楼梯通向上面的贮藏室和后面的厨房。在厅堂左面放着装药的柜子、盒子、大酒罐、一袋袋花生，右面放着其他器物。

铺子开张时总共有四人，虽说没有很严格的分工，但每人的任务各不相同。较年长的合伙人芬洲自然是掌柜，同时，他主要负责抓药，还时常外出行医。东林虽是芬洲的合股人，干的活却更像是个伙计。他身强力壮，甘愿承担铺子里的一切力气活。芬洲的长子张茂魁虽然才12岁，就会给店里记账，此外再干点杂活。一个名叫姚云生的是店里的学徒兼厨师。

铺子的营业很快地就绪了，四个人能诚心合作。通常一位顾客走进门来总要问酒怎么卖，东林回答后他可能买也可能嫌贵。但他们经常会求见掌柜张芬洲，要他压点价钱。在不厌其烦地讨价还价之后，常常会达成协议。这时芬洲就让东林按顾客要的斤两倒酒。东林在称量时总是大声地报数，账房茂魁便随声记录下来。顾客在柜台前问价付账后，酒便倒在顾客带来的酒壶或酒瓶里。东林递给顾客酒器，二人互道再见，顾客便走出店门。

这是做买卖的常规，但却不完全如此。有时芬洲不在，东林便是拍板定价的人。有时东林卖别的货，芬洲或茂魁便来称酒。如果忙不开，甚至那学徒也能量酒。但他一般只负责打水做饭、洗洗涮涮或扫地、跑跑腿。  P1-5

《金翼》是我在40年前写成的一部研究社会学的著作。

1940年，我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嗣后曾留校担任助教。其间，我利用工作余暇，对30年代搜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着手写这本书，并于翌年脱稿。

在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腊斯克(B.Lasker)教授的推荐下，《金翼》得以于1944年在纽约印行，当时所用副标题是“一部家族的编年史”(A Family Chronicle)。该书面世后，美国、英国曾有多篇书评。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成都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代理系主任，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的何兰德(W.L.HoHand)先生曾来华与我会晤，请我修订此书。英文修订本以“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A Sociological Study of Chinese Familism)为副题，较原稿增加了最后一章的理论阐述，并请英国著名社会人类学家弗斯教授(R.Firth)为之作导论。1947年正式出版于伦敦。

这部书的出现，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国内学者十分重视，我的老师吴文藻先生曾向日本学术界举荐；英、美、日等国素享权威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都做出了积极的、广泛的评论、研讨和介绍，评价较高。时至今日，海外一些大学的人类学系还把此书选为研究中国社会的主要参考书。前几年，我曾先后去日本东京、京都、大阪等处，并到美国加州、哈佛、耶鲁、哥伦比亚、密西根等大学访问，足迹所至，主人们总是提到《金翼》，读了这本书，似乎觉得往昔中国古老、神秘的一切，变得比较逼真、切实了。对于作者而言，这已经是很大的满足了。

《金翼》一书，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数十年来，不少读者、不少朋友在问：这部著作，究竟是虚构的故事，还是科学的研究？

我想说，《金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小说。这部书包含着我的亲身经验、我的家乡、我的家族的历史。它是真实的，是东方乡村社会与家族体系的缩影；同时，这部书又汇集了社会学研究所必需的种种资料，展示了种种人际关系的网络——它是运用社会人类学调查研究方法的结果。

这部书中所叙述的故事及其人物，活动的年代是自辛亥革命到日本人侵中国之间的30年；活动的场景是中国南方闽江中游的农村，从村落到乡镇乃至都市；活动的舞台是从农业到商业，从经济、文化乃至地方政治。而这正是我青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一切，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本书所描绘的每个事件甚至细枝末节，从本质上讲都是真实的，每个人物都有所指。作为这个四世同堂的家族社会的成员之一，对其多年中沿习的风俗习惯、文化特质，我无不谙悉。

然而，绝不仅此。实地观察和分析，是社会人类学主要的研究方法。1934年至1937年间，我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取得硕士学位前后，曾两次返回家乡，利用一年半时间，运用社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针对性地、系统全面地进行社会调查，其后便赴美深造。这部书中使用的资料，相当一部分是在那时搜集并整理出来的。我本人出于这同一社会，以其参与者的身份，“自观”地对其进行研究(这里可以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中的术语“emic”)，也就是说，既有直接的、从该社会内部进行的观察，又运用了科学的方法，透过大大小小的事件叙述，从微观到宏观，超越一个家族、一个地区的范畴，赋予其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得出更为客观、中肯，更加深刻，更切实际的结论。

总之，这本书所记述的，从纵向讲，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横向则具有延伸的广阔性。我试图在其中真实地再现30年代前后中国农村生活的情景，科学地认识这一自然经济社会的剖断面。真实性、历史性、理论性的结合，是本书追求的宗旨。为了使原本丰富生动的历史事实不至于桎梏在刻板艰涩的论著形式之中，我采用了小说体裁，把全部材料重新加以组织，有机地融化在故事情节内。也许，单纯作为注重情节变化的文学作品来读，《金翼》是不大适宜的。

《金翼》描写的时代已经远逝了。但是，我们今天对于国内各民族的社会历史调查工作还十分薄弱，对于汉族文化生活，对于汉族社会具体的调查研究及其系统化的科学成果也还为数不多，尚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这本书虽是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作品，或许还能作为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参考读物。这就是我承三联书店之邀，愿意把这部书贡献给广大读者的原因。

《金翼》原来是用英文写成并发表的。1977年，中译本(宋和译)曾首次于台湾出版。1983年，书店应读者要求，决定重译出版。承庄孔韶、林宗成二同志通力合作，把这部书译成了中文。遗憾的是，适译完毕已近三秋，仍未能见书。幸编辑先生鼎力疏通出版印刷诸关节才使此书有了着落。愿能尽早面世，使中国人在半个世纪后看到自己的故事。目下，译者林宗成已远在海外就读博士学位，庄孔韶在我的指导下成为解放后第一位民族学专业博士。近日，他荣获香港霍英东青年研究基金，这笔钱是用来完成他对福建汉族的田野工作、研究访问和撰写的一揽子计划，这一计划的直接结果便是本书《金翼》的续篇《银翅》以及影视人类学作品《端午节》，这前后两部书和同一地点拍摄的专业录像将会构成一个人类学的汉人社会研究系列，相信会引起海内外同行的新的兴趣。

诚挚地向海内外读者致意！

林耀华

1988年9月6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