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作者的第二本文学评论选集。所收的文章都是近五年间写作并发表的，也有个别篇章是七八年前发表的。全书分为“中国文学的解读”、“宁夏的文学风景”、“旧典新书”、“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四部分。其中《旧典新书》和《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两辑文字，是几年前应邀为文学杂志和报纸上所开的专栏写作的，属于书评和影视评论类文章。

文学史的运行规则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学的构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典和杰作的相加。客观地讲，在任何时候，非经典性作家与作品都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主流。法国大批评家蒂博代说：“如果不是有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维持着一种文学生活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也就是说，不会有大作家。”是的，从事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工作，本身就是选择了一种具有风险和挑战意味的工作。作为研究者，学问做得好与坏，当然与研究对象的价值高低有关系，但优秀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又总是超脱于被研究对象的。如果他拥有足够的敏锐、睿智，充满不竭的热情与永远的理想，实际上他是完全能够超越具体的批评与研究对象而成为杰出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者与开拓者的。自己也许一生都不能攀上“杰出”的顶峰，然而，既然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工作有着无法替代的学术意义和功能，写作的激情就不可能轻易地从内心深处消失。

中国文学的解读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创作的若干病象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发展状况考察

 鸡肋还是燕窝？——关于茅盾文学奖的闲言碎语

 怀念巴金

 热爱母语

 温柔与暴烈

 小与大

 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命题解读之一

 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命题解读之二

 中国古代重要文学命题解读之三

宁夏的文学风景

 偏远的宁夏与渐成气候的“宁军”

 九十年代以来宁夏长篇小说创作状况考察

 宁静的收获——宁夏第六次文学艺术作品评奖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简评

 二○○四年度宁夏文学的几个关键词

 二○○五年的宁夏文学：星空不寂寞

 今年是个丰收年——二○○六年宁夏小说创作简评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读二○○四年度的《回族文学》

 向上攀升的路总是艰险——漫议二○○五年度回族作家的小说创作

 动人春色不须多——读《宁夏青年作家中短篇小说精选》

 无边的土地与稀少的景色——读《宁夏青年作家作品精选》

 沧桑人生笔底温情——刘和芳诗文集《回眸·序言》

 荒蛮地域的苍凉叙事——读马知遥的长篇小说《亚瑟爷和他的家族》

 写作是为时代作证——吴江所作自传体小说《咀嚼荒谬·序言》

 如烟岁月已逝 青春诗情依旧——秦中吟所著长篇小说《梅花开了杏花红·序言》

 大地上的风情与歌吟——读火仲舫的长篇小说《花旦》

 历史传奇与西部风情的完美融合——读古越、唐羽萱的长篇历史小说《金羊毛》

 成长的疼痛与忧伤——张学东《给蝌蚪想象一种表情·序言》

 一种充满魅力和活力的小说文体——鲁兴华、包作军小小说合集《骆驼的罗曼史·序言》

 漠野深处的动人诗情——读漠月的小说

 发现一个新的世界——查舜《拯救羞涩·序言》

 生活温情与现实焦虑——读吴善珍小说集《粉红漆》

 来自鄂尔多斯漠野的风——读刘建增小说集《漠野浮生》

 读张学东小说三篇

 诡异的城市与悲情的乡村——读李进祥《小说二题》

 知识者的哲思与深情——读陈育宁散文集《永远的牵挂》

 山水自有情 诗心独明澈——读杨继国散文集《行走集》

 时代面影仁者情怀——吴音作品集《真诚的言说·序言》

 个人话语和时代风雨的交织——读蒋振邦日记集《岁月宁大》

 人民生活热情而真诚的歌唱者——读魏锦散文集《走向冰川》

 岁月无声 天地有情——张建忠散文集《人在天地间·序言》

 军人风骨 书生情怀——贾常文散文集《礁石不倒·序言》

 关于宁夏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为《宁夏通志·语言文学艺术卷》所作的辞条

 说不尽的文学——回族作家查舜访谈录

 用一颗悲悯的心去感受和描写世界——回族小说家李进祥访谈录

旧典新书

 色彩斑斓的小说——读鲁迅小说《铸剑》

 鬼的幻象和人的世界——读吴组缃小说《菉竹山房》

 菊花旁的死亡——读沈从文小说《菜园》

 梅雨天的“白日梦”——读施蛰存小说《梅雨之夕》

 寂寞而感伤的生命旅程——读萧红小说《后花园》

 车厢里的反抗——读张爱玲小说《封锁》

 化恐怖为柔情——读刘以鬯小说《蛇》

 民间的爱意与人生的欢乐——读汪曾祺小说《受戒》

 张贤亮的另一类小说——读张贤亮小说《初吻》

 一份庄严的文学证词——读叶广芩小说《雾》

 向死而生——读毕淑敏长篇小说《拯救乳房》

 一部故弄玄虚的小说——读池莉小说《有了快感你就喊》

 新生活创造者的歌——读吴伯箫散文《记一辆纺车》

 可爱的人和让人感动的明朗 ——读魏巍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

 让我们走近鲁迅——读钱理群新作《与鲁迅相遇》

 阅读家书 遥想斯人——重读《傅雷家书》

 红门依旧在 多少风雨情——读章含之著《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历史书的韵味和魅力——读《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

 岁月深处的声音和色彩——读罗平汉所作《当代历史问题札记》

 枭鸣之声——读《与魔鬼下棋——五作家批判书》

 诚实而睿智的思想——读《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生活因阅读而芬芳——读《读书的艺术》

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

 历史深处的光芒——革命历史题材影片《英雄无语》观后

 过去的亲情——电影《我的兄弟姐妹》观后

 谁在毁掉我们的生活？——美国影片《国家的敌人》观后

 遥远还是亲近——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

 关于电视剧《大明宫词》的闲话

 天国悲歌歌一曲——评电视连续剧《太平天国》

 此慈禧非彼慈禧——评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 中的慈禧形象

 笑看《还珠格格》

 为什么要喜欢历史剧？

 话说“清官戏”

 痴迷金庸剧的理由

 明星与流星

 中国故事和中国味道——评电视连续剧《大宅门》

 古旧故事的梦幻重现——评电视连续剧《橘子红了》

 悲欢离合一牵手——评电视连续剧《牵手》

 人生长恨水长东——评电视连续剧《来来往》

 真情总是让我们泪流满面——评电视连续剧《难舍真情》

 “青天”的后面是什么？——评电视连续剧《走过柳源》

 大雪无痕心有痕——评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

 大墙之内的人性展示——评电视连续剧《救赎》

 盼望明镜高悬时——评电视连续剧《大法官》

 沧海横流 方显英雄本色——评电视连续剧《刑警本色》

 灵魂之海到底有多深？——评电视连续剧《花非花》

 凝视黑夜是为了拥抱朝阳——评电视连续剧《浮华背后》

 《书香门第》的真与假

 电影是生活之镜，也是梦想所在

 用一种好心情谈说金鸡和百花

 为银川点亮又一盏灯

 电影的银川

 全世界的目光向银川聚拢

 营造中国电影的温暖之家

 开往秋天的银色列车

 电影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

 打开一扇眺望异邦的窗户

 话说电影明星

 曲终人不散

后记

病象之一，是思想缺乏症和思想冷漠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作家所创作的文学作品当中最缺乏的是思想之美。虽然经过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风的熏染，作家们在写作技巧上已学得不少聪明本领。然而，若论思想上的高屋建瓴、深刻透彻，近年作家的创作实在乏善可陈。不少创作家仿佛成为埋头于个人心情中的鸵鸟和躲进封闭的壳里的蜗牛，他们对身外的世界早已力不从心。因此，文学不仅正在失去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动员能力，难以洞察并说出生活内部隐藏的秘密，它甚至还在渐渐失去对于包围着人类的日月星辰和山川河流的诗意的想象能力。翻开十年来的中国小说，除了极个别的作品能够带给我们新鲜而耐咀嚼的思想见解之外，大多数的叙事性作品都显得思想贫乏，甚至思想混乱。倘若说“思想”是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坚强的骨骼”，那么，说句老实话，我们所接触的大量的小说要么是“有肉无骨骼”，要么是“肉多于骨”。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见不到作家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超常领悟，看不到一个作家与现实世界中的苦难和危机的“痛苦的联系”，看不到对于真理的诉说和对于理想的迷恋。许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只是平庸得再也不能平庸的见解，杂乱得再也不能杂乱的想法的拼凑。在持续走红的作家池莉的大量小说中，人们只能看到她对无边的世俗生活的认同，是大量的缺乏思考力的平面感受，而绝少看到她对灰暗的充满着低级趣味的所谓“平民生活”的批判。池莉有言：“我以为说到底，文学作品不是人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它也不是社会集团里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水，不是空气，不是食物，不是政治，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依靠想象而存在的艺术，是人们的精神调剂。所以我并不认为自己的写作和作品多么重要，或者应该多么重要。我创新不了什么。一切的想象、体验和经历都超越不了生活本身。”不难看出，池莉的写作姿态放得很低，然而就在这样的多少带点讨好味道的貌似平民的姿态里，她已经放逐了文学的诗性和理想。我想，从事写作的人都应该知道，文学的全部精神力量，恰恰来源于它对平庸琐碎的生活本身的超越，其重要性恰恰在于它能够像阳光和雨露一样给我们的心灵带来持久的温暖和滋润，指示我们在辗转挣扎于世俗的泥沼时，应该时时抬头仰望遥远而灿烂的理想星空。

在“新生代”和“新新人类”所创作的作品中，对现实的冷漠和拒绝姿态同样构成了对小说思想性的严重伤害。作家对人世的热情全无，自然对生活难以有惊人的发现，思想性也就成为一个幻影。一些作家以冷漠甚至绝望的眼光看待现实，描写人生。他们鄙视社会话题，对人类的受难充耳不闻，他们只对轻飘幽闭的“私人生活”充满兴趣。在他们的小说中，卧室、内衣、浴缸、垃圾音乐与白日见鬼，甚至比天下社稷、国计民生更为重要。因此，你听到的只是一些灵魂冷漠麻木的物质主义者在无病呻吟。他们在作品当中堆积了大量的都市现代物象和老而又老的幻觉与感官欲望，然后大声告诉你：我好痛苦哟！我好无聊哟！等而下之者，便是将人变成肉体和感性的道具，将个人性史当作大街上的商业橱窗，展览给所有人看(比如卫慧的《上海宝贝》)。如果你愤怒了，“美女作家”们会不屑道：真他妈的是一拨土老帽！

病象之二，是道德感的丧失与虚无。

不可否认，近十年来，由于社会各阶层对市场经济存在着理解上的偏差，也因为国民素质的长期沦落和思想的长期混乱，当市场经济的风暴骤起，许多人在精神上便陷入迷乱失控的状态。亲近金钱而疏远良知的意识突变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早就有论者指出：当代中国人对金钱的张扬已经到了可以蔑视任何法律和伦理的程度，全民性的拜金主义绝非经济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正是由于我们精神上的败血症、文化上的实用主义、道德上的虚无主义，我们的社会道德状况和整个社会信誉度才出现了令人尴尬不已的局面。  在民间，“与生活妥协”(所谓“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和“利润最大化”成为普遍的处世哲学，以眼前利益为准绳来调整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成为许多人很快就能掌握并娴熟运用的处世法则。政治冷漠症成为一时的精神景观，人们对有关民族和国家的“大话题”仿佛失去了兴趣。推动这个时代前进的，已不再是某个英雄或巨人的振臂一呼，而是无数个松散意志碰撞聚汇的合力效应。百姓们讨论的话题不再是“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而是股市行情、足球赛场、物价指数、互联网、减肥茶、《还珠格格》、《大话西游》。一句话，曾经被刻意压抑的大众欲望在新的历史情势下忽然被释放，并形成某种合法的“声势”。原有的社会文明准则和“人文精神”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考验。

对应着整个社会生活中强大的世俗化思潮，当今文坛不少作家也在不遗余力地宣扬“人情以放荡为快，生活以奢靡为佳”的生活哲学。如果你是一个多少有点道德感的人，你会对今日文学作品当中大面积的道德虚无深感悲哀。你翻开一篇小说，第一句是：“王美丽的丈夫死了。当天晚上她去了情人徐小刚那里。”又翻开第二篇小说，第一句话说：“我(女主人公)决定报复他(丈夫)，所以我去了一家高档酒吧，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叫迈克的美国人。”这些文学作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成为欲望的走卒。在这个开放搞活的年代，不让欲望赶紧宣泄释放，还等什么？于是，诸多偷情的故事在青天白曰之下，宛如一场突发的大水，浩荡而来。令人惊讶的还有，在有关“婚外情”的叙事中，那些“插足者”大多具有十足的“献身”精神，他(她)们情感浓烈，心地善良，品位不俗，善解人意。便是一块石头也要被感化，何况是血气蒸腾的旷男怨女？投怀送抱，自然天经地义。许多作家试图向读者证明：婚外之情远比婚内的爱情更炽热更具诱惑力。道德虚无感的产生显然与时代的某种风气有关，在一个生活中充满了黄色信息的时刻，一些不负责任的作家也加入制造腐朽糜烂的社会风气的合唱当中，他们的创作对社会道德感的虚无和丧失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基于文学作品当中道德感的令人吃惊的丧失，重提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文学的教化功能，已经是创作界刻不容缓的重要任务。

病象之三，是个人的小情小趣和病态宣泄压倒了对于生活严峻性的书写。

近十年来，文学老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与作家精神缺钙、心灵孱弱，创作选材极度狭隘，创作视野缺乏开阔性有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个人主义价值观大行其道。更注重个人而忽视群体成为时尚。于是，文学创作界云集了一批内心封闭，只会顾影自怜自怨自艾的气度狭小的创作家。他们就一点个人私事秘事大肆渲染，极力铺排。前些年，文坛曾经刮起一股甜俗散文创作之风，学者称“小女人散文”。这些作品专写“我的老公”“我的狗(猫)”“我的口红”“我的内衣”之类的闺房香软趣味。已故的杰出作家王小波当时对这种散文现象就有过尖锐讽刺，称之为“撒娇打痴体”散文，可谓一针见血。这几年，弥漫着脂粉气和酒吧气的甜俗散文势头似乎走低。谁曾想，文坛忽然又杀出一彪敢于大暴个人隐私和倾全力描写“内分泌”(威廉·福克纳语)的写作人马，这彪人马的旗帜上书四个大字，曰“身体写作”。一时间，情欲话语成为“美女作家”们热衷和痴迷的文学话语方式，她们已经不再满足于在作品中描写“我的内衣”之类，而是告诉你她做爱时脱下的是世界名牌CK内裤。显然，有些作家已经有意无意地将文学作品当作隐私报告和“生理反应报告”。他(她)们心理上出现了不轻的病状，但是不去找心理医生瞧病，反而借文学写作来“疗伤”。虽然弗洛伊德有文学创作来源于生命本能受到压抑的说法，但言说压抑也得有度，有所升华呀。不问观看的人是医生还是一般的看客，只顾“脱”了再说，实在有“暴露癖”的嫌疑。对自己的过度甚至病态关注，会使作家们整天泡在阴暗诡异的潮水之中。对天下苍生之命运，自然无暇顾及。因此，近十年来面对现实勇敢“发问”的文学作品少而又少(这与我们这个急速旋转、问题复杂而多变的时代极不相称)，生活的潜流和暗流不是没有得到书写，而是常常被作家们“微雕”为个人性的小而发腻的生活琐事和生活心情，或者被种种不严肃的描写和议论化解了，“难得糊涂”成为堂皇的遁词，严峻的追问在一团和气当中很快就被自然蒸发了。

近十年来，创作个体与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困扰创作界的理论话题。如果说，在“浪漫的八十年代”，由于知识分子的启蒙角色担当和所处的社会中心地位，这一创作理论问题还不显得那么突出的话，那么，时至今日，由于知识者在社会生活中的边缘状态以及尊重个人选择成为通行的思想习惯，如何处理好作家知识分子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问题就显得相当复杂而难以有统一的答案。因为，通行的创作法则告诉我们：关注什么和描写什么是完全属于创作者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別人不能也不该介入。然而，我还是要说，一个整天沉湎于个人天地与小情小趣的作家是没有出息的作家；一个只活在自己的内心世界，或者把自己置换为欲望的化身，主张用“身体写作”和“下半身写作”来拯救灵魂的写作者也只能是一个病态和异化的写作者。法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亨利？列菲伏尔认为，割裂个体与社会集体的联系，个人的自我封闭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他说：“人的本质源于全体社会进程。个人不应当与集体分离，也不应该混同于集体，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关系被颠倒了，个人认为在孤立中也能够认识自己。这样个体就更彻底地‘丧失’和脱离了自己的基础。脱离自己的社会根基，他把自己看作理论抽象(心灵、内在生活、理想)，或一种生物存在(躯体、性欲)。”很明显，无论就个人健康或严肃地生活而言，还是作为一个作家知识分子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创作者都不应该丧失对身外世界和社会人生最起码的关注热情。如果，一个作家想当然地把自己的“心事”误认为是人类生活的全部，总是将写作囚禁在自己那点阴郁的私人经验里，只会自说自话自恋自虐，那么，他就与人世间一个可怜的值得同情的心理疾病患者无异。P3-7

我和郎伟先生的相识，已有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前的某日，我坐了一整天车，从宁夏南部的泾源县来到首府银川，寄宿在留校任教的大学同学处，而作为青年教师的郎伟那时恰好与我的同窗住在一个宿舍。后来他多次描述过当时的我：瘦弱、苍白，话不多，一副郁郁寡欢的才子相。那么，身为房主的郎伟，是如何对待这样一个满面灰尘的不速之客的？我记得，他算不上热情，但也没有抱着一本书不抬头，举止言谈间，透出一种略显矜持的亲和力，一种细品方可懂得的幽默感。很多年后我们再见面时，我已从泾源县的一所中学调到了宁夏电大，继而到了《朔方》编辑部，他则在北大读完了硕士，回到宁夏大学中文系继续任教。此后我们的接触才开始多起来，才真正成为保持日常往来的朋友。现在回想，郎伟的气质里令我愿意亲近的部分，可能正是所谓“清高”的一面。一个人，能够处处徇人之意，事事成人之美，固然令人感到舒服，却不见得可以深交，我印象中，这类人通常也是机会主义者。相反，如果像郎伟那样目光里微微透着矜持，举止中稍稍有些质朴，倒表明了，这个人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内心是有相当持守的，这种人才是可交之人。我和郎伟二十多年的交往，证明我的直感是完全正确的，某些方面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据我的观察，郎伟是不花工夫经营人际关系的，他最好的朋友大概也属君子之交。如果一个人被他认为是德行可疑、聪明过头，他通常会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礼貌待人是没有问题的，但总还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我和郎伟早就以好朋友自许，但与他真正相知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去年年末，我与郎伟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七代会，正好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晚来无事，常常清茶一杯，作彻夜的长谈。渐渐悟得：他是一个可以交心的朋友。不过就算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有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印象，那就是他对某些基本价值的耿直持守。

郎伟的名气是和宁夏文学的名气一同上升的，这一点不容置疑。我这么说，是因为我知道，郎伟自己也坦然承认这一点。还记得，郎伟最初评介宁夏作家的时候，所谓“宁夏文学”还远远不成气候，除了已经盛名在外的张贤亮，其他宁夏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都还寂寂无名，大多数评论家是看不上也不会轻易去评价他们的，对他们的轻视，是明摆着的，公开表示“不屑”者也大有人在。而郎伟，身为北大中文系硕士生，一九八○年的宁夏文科状元，愿意写文章推介和评论这类还远远看不到前景的写作者，如果说显示了他的慧眼和勇气，当然不算离谱，但还不够准确，我以为，比较中肯的说法应该是，它还是证明了，郎伟为人为文，一贯以本色和诚实为内在依据，而较少考虑利害得失。“郎伟是靠宁夏文学出的名”，这样的怪话是有的，郎伟自己总是一笑置之。我作为熟悉情况的人，有必要提一个醒，郎伟一定是最早关注宁夏青年作家的评论家，而且始终保持着跟踪观察、向外推介、深度研究的热情，宁夏文学现在的成就，如果肯承认有评介之功，那么，郎伟确实功不可没。

郎伟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这样的底子，对于他近年来主要从事的宁夏文学的研究，是大有裨益的，避免了研究一隅之文学而视野陷于一隅之狭窄。事实上，文本总是具体而微的，总是与某一块邮票般大小的地域紧密相连的，但是，对文本的阐释和分析却需要更为开阔的认知背景。我注意到，郎伟每每谈论宁夏作家作品的时候，总是显示出对全国文学状况的熟悉，总是自觉地把宁夏青年作家的作品放在全国文学的板块中去审示，偏袒之情不能说没有，但总体上，我以为是有学理依据的，也是有学术勇气的，有些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另外郎伟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对宁夏作家及其作品的极端熟悉。这一点，外部的评论家是望尘莫及的。如果我们不迷信外来眼光，不依赖话语霸权，那么我们可能会更多地看到，郎伟等人对宁夏文学的评论，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

郎伟的文章属于简朴明快二路，不兜圈子，不掉书袋，有什么说什么，有多少说多少，这样的文风其实是易于受轻视的。那种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文章，有些确实是好文章，相当一部分则不见得，来势凶猛，内容却是稀松平常的。此类文章也不见得有多难写。在我看来，写文章，尤其是写论文，只要有简朴的可能，就应简朴，只要有明快的可能，就要明快。如果没必要写成鸿篇巨制，就尽可能写成“短文”。

“宁夏文学”还是一种成长中的文学，它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还是未可预料的。不过，这并不影响它的研究价值。我相信，对它的学术考察是有助于认识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文学问题的，期望郎伟的研究越来越走向开阔和深入。

是为序。

Z007年3月于银川

这是我的第二本文学评论选集。所收的文章都是近五年间写作并发表的，也有个别篇章是七八年前发表的。二○○二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负重的文学》时，担心有些篇章收入文集里不那么堂皇(主要是篇幅短小些)，最后时刻把一些短小的评论撤了下来。如今，五六年过去了，静下心来读这些篇幅不大的书评和影视评论，发现文章中的见解也还谈不上是过时。因此，又把曾经撤下来的文章补到第二本文集里来。自己写的文章就像自己的孩子，可能这孩子长相欠庄严，性情不活泛，然而，因为到底是与自己有着一份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所以就格外珍视些。民间有谚曰：“老婆是别人的好，孩子是自己的好。”文章是作者花费很多心血孕育出来的孩子，创造者自然有着一些无可避免的偏心与偏爱。

从事文学评论工作有着一份别人无法深切体会的辛劳和苦恼。

我在高校任教，教学任务一直相当繁重。几乎所有的文学评论文章都是在教学的间隙构思，然后利用节假日写作出来的。我的邻居们一直觉得我家的人颇“神秘”，因为周六周日听不见我家有什么大一点的动静——既不见宾客来往，也不闻猜拳和麻将骨牌的声音。他们对我这个文学教授有着可以理解的一些好奇和猜想。节假日寒舍动静不大，源于我写作时有一个“坏”毛病：不能够听太大的声音，屋子里也不能有人散漫地走动。所以，节假日亲友们给我家打电话，总是无人接听——我家的电话此时处于静音状态；我的爱人和孩子在我写作时也只好处于静默的状态——他们在各自的书桌前看书。好在，身无长物，家里的书还是有几本的。我生性鲁钝，没有值得夸耀的倚马可待之才。为朋友们的作品写评论，从来不会随意扫几眼原作就下笔干言，一挥而就。通常，要花时间把作品细细看上一两遍，方敢写作。这样做的好处是，有感而发，来得扎实，不会东一榔头西一棒地乱说乱道。而坏处呢，自然是劳心而费力，苦了自己也苦了家人。每写完一篇四五千字的评论文章，自己的身体状态要好几天才能恢复到最佳。

为正在行进中的文学做批评和研究文章又是一件常常让人感到苦恼的事情。最大的苦恼来自于对自身写作价值的怀疑：你所评价的许多作家和作品可能并不具备经典文学品质。也许，他们只是一些缓慢生长中的花木，你一时还无法判断他们到底能够长多高长多大，有没有成为珍奇花木的可能。这些内心的疑虑往往会使人陷入沮丧的境地。然而，文学史的运行规则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学的构成，并不简单地等同于经典和杰作的相加。客观地讲，在任何时候，非经典性作家与作品都构成了文学写作的主流。法国大批评家蒂博代说：“如果不是有成千上万很快就将湮没无闻的作家维持着一种文学生活的话，那就根本不会有文学，也就是说，不会有大作家。”是的，从事当代文学的批评与研究工作，本身就是选择了一种具有风险和挑战意味的工作。作为研究者，学问做得好或坏，当然与研究对象的价值高低有关系，但优秀的批评者和研究者又总是超脱于被研究对象的，如果他拥有足够的敏锐、睿智，充满不竭的热情和永远的理想，实际上他是完全能够超越具体的批评与研究对象而成为杰出的思想和艺术的创造者与开拓者的。自己也许一生都不能攀上“杰出”的顶峰，然而，既然当代文学的批评和研究工作有着无法替代的学术意义和功能，写作的激情就不可能轻易地从内心深处消失。

收在这本文学评论集里的《旧典新书》和《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两辑文字，是几年前应邀为文学杂志和报纸上所开的专栏写作的，属于书评和影视评论类文章。我在高校任教，这一类文章一般是难以被统计为“科研成果”的。然而，报纸的编辑们来约稿，我还是相当愉快地答应了。我想：一个高校的文科教师，为什么要拒绝写作简短的书评和影视评论呢？难道这些篇幅不长的文章真的只能沦为书写的“泡沫”而毫无任何文化价值可言？我不相信文章的价值只是与篇幅长短有关的说词，也不相信一个对涌动翻腾着的时代文化潮流采取疏离态度的人文学者能够真正地研究好他的学问。我当然相信，人文学科的研究动力永远来源于研究者对民族命运的执著关注和对时代激情的热烈拥抱。我从事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没有理由对当前的图书出版和影视生产等文化事业抱隔岸观“火”的态度。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说，一个时代的图书出版事业和影视生产状况不正构成了文学生长的又一种重要的文化环境和背景吗？有了比较明确的意识，这些短文章便一篇篇地写了出来。好在，这些书评和影视评论颇受普通读者欢迎，读过这些短文章的人比读过我的长文章的人还要多。特别是为第十三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银川举行而写作的十一篇影评——二○○四年八月底到九月中旬，《银川晚报》专门为我开了一个《郎伟说电影》的专栏——为我赢得了相当多的社会赞誉。这使我常常想到，作为高校的文科教师，实际上是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才能为社会和为大众做一点儿服务工作的。我们有时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那些普通读者可能不具备过高的鉴赏水平，可是有谁知道，他们是多么地渴望经典文化的有效宣讲和有力传播啊！

关于《旧典新书》和《写在光影世界的边上》两辑文字，另外想说明的一点是，文章虽然篇幅短小，但我写作时力气一点儿也不少用。我写作时的第一要求是：对世界上最伟大的语言——汉语要有敬畏之心。我从来不敢随随便便地使用这一将伴随自己终生的伟大语言。我从来就以为，古人所谓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绝非纯粹的艺术描写，而是真正的写作者无法逃脱的宿命。宗璞先生曾经说过，她不明白何以现在的写作者如此不讲究语言的精雕细刻，写作速度竟然快似宇宙飞船。我当然也有同样的困惑。然而，真正的写作者显然是一个朝圣者。他知道他对文字的迷恋和刻意维护是一种完全来自内心深处的本能的冲动，是一种宗教式的情感。为了这纯美的信仰，他愿意把他的所有心血和智慧都奉献出去。严格地说，自己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文字的朝圣者，然“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收在这本评论集中的文章，从写作技术上说，可能更自如了一些。以前写作评论文章，喜欢从“大处”说来，有时也不大计较这“大”和你所要论述的对象有没有可以勾连的地方，反正是硬让它们有联系。这几年写作的文章，多数是从切实处起步，尽可能把话说得更为简洁干脆一些，在平波水面之下能够波澜深藏。“绚烂归于平淡”是文章大家们谈到写作时经常要提及的一句话。自己写作了七八十万字，才知道“平淡”的境界不是想得来就能得来的。要在平淡处见深致、见风情，可能要费去我们一生的寻求与思索。“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愚钝如我者，真的会拥有一只握有彩笔的妙手吗？

这本书能够以现在的面貌问世，要特别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吕棣女士。我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选集《负重的文学》，就是由吕棣女士担任责编，精心策划出版的。如果没有她的不断催促和认真的工作，这第二本书恐怕还要等上若干年才能问世。吕棣女士曾经做过我的学生，对老师有着特别的尊崇之情，这常常让我感动不已。我还要感谢宁夏“三棵树”之一的著名作家陈继明先生，感谢他拨冗为本书撰写了一篇言简意赅的序言。在本书的出版过程中，龙城顺先生、王正儒先生和白洁女上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和辛劳，在此一并致谢。

郎伟

2007年8月于银川西门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