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通史》是作者倾注一生之精粹,广集百家之大成。该书用史实展现了苗族上下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光辉的历史以及苗族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品格、灵魂和精神。这对于人们认识和进一步了解苗族以及教育当代和后代广大苗族人民是有好处的,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和治理苗区也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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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苗族通史(共5册)(精) |
分类 | 人文社科-历史-中国史 |
作者 | 吴荣臻 |
出版社 | 民族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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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苗族通史》是作者倾注一生之精粹,广集百家之大成。该书用史实展现了苗族上下几千年悠久的文化、光辉的历史以及苗族人民不屈不挠艰苦奋斗的品格、灵魂和精神。这对于人们认识和进一步了解苗族以及教育当代和后代广大苗族人民是有好处的,对于党和国家制定政策和治理苗区也是大有裨益的。 内容推荐 苗族,是中国一个古老而优秀的民族。虽被迫辗转迁徙,进入条件恶劣的南部山区和西南高原,但勤劳、勇敢的苗族人民,生生不息,奋斗不绝,又为祖国的中南和西南地区的开拓和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本书上溯远古传说时代,下迄新中国成立初期,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到民族源流、迁徙,民族关系和反抗斗争,以及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沿革变迁等,全面地、系统地阐述和再现了苗族的历史,是一部难得的好教材。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苗族数千年发展的轨迹,并得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为我们历史地和全面地了解、认识苗族,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目录 第一册 序 导论 第一部 先民聚落期 卷一 先民聚落期 第二部 拓土立国期 卷二 拓土立国期(上) 卷三 拓土立国期(中) 卷四 拓土立国期(下) 第二册 第三部 苗疆分理期 卷五 苗疆分理期(上) 卷六 苗疆分理期(中) 卷七 苗疆分理期(下) 第三册 第四部 民主革命期 卷八 民主革命期(上) 卷九 民主革命期(中) 卷十 民主革命期(下) 第四册 第五部 民族区域自治期 卷十一 民族区域自治期(上) 卷十二 民族区域自治期(中) 卷十三 民族区域自治期(下) 第五册 第六部 列传、志 卷十四 人物列传(上) 卷十五 人物列传(下) 卷十六 语言文学志 卷十七 哲学思想志 卷十八 教育志 卷十九 医药志 卷二十 武术志 卷二十一 服饰志 卷二十二 婚姻志 卷二十三 家庭村落志 卷二十四 风俗志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附录一:跋 附录二:供稿单位及个人 试读章节 (一)“苗”与“蛮”的由来 1.“田”字头上一把“草”——“苗”即最先种田人 在武陵山区或南山山区的苗汉杂居地方,倘若向一些民众问起苗族由来的话,他们便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你:“苗族嘛,那就是‘田’字头上一把草。”你千万不要责怪他们歧视少数民族,因为他们认为常理就如此。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这种“常理”是哪一代传下来的。据说清代乾嘉苗民起义时,傅鼐就曾向镇压苗民起义的清军大元帅云贵总督福康安献了一条妙计,说道:“苗者,‘田’字头上一把草,治之唯以草捆草,以苗治苗。”其实,傅鼐初入苗疆献策的原文是:“三苗自古,犬羊之性,叛服无常。治之唯剿抚两端,威克厥爱乃济”。而在他深入苗疆数年后任“总理苗疆”边务大臣时,为使朝廷长治久安,才提出“以草捆草、以苗治苗”之策。据考,“以草捆草、以苗治苗”,始于明朝。明万历七年到十六年(1579-1588年),铜仁府总兵郭成共领兵4526人,其中八卫官军400人,苗兵1581人,仲兵787人,仡佬兵380人,彝兵100人。可见“以苗治苗”历时早也。镇压乾嘉苗民起义的首任大元帅福康安和继任大元帅四川总督和琳以及第三任大元帅额勒登保等,都采用了这条“以草捆草,以苗治苗”的计策。在苗疆善后实行的流官和苗官并存制度,就是“以草捆草,以苗治苗”计策实施的具体体现。不过,从汉民众“田”字头上一把草的俗语和“以草捆草”即“以苗治苗”的治苗政策不难悟出,“苗”即最先种稻田、栽禾苗的人。从民族学的观点看来,耕耘农田,培育禾苗是“苗民”之大业。《绥宁县志》载:“大米为饭鱼为菜,簑衣斗篷犁田来,桃花三月下秧谷,丰收七月送老客。”这就是种田人——“苗民”的基本习俗。 稻作文化是中国长江中下游地区最先开发的。中国的稻作文化和墨西哥、秘鲁诸国的玉米文化以及两河流域的小麦文化,这三大文化的开创,标志着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新纪元。我们不敢断言,长江流域的地下文化遗存就是苗族的。但是,可以说苗族土著是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主体民族(居民)之一。据近现代学者研究,特别是日本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及其相关论文,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及其相关论文,江应樑《评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及其他苗族研究文章等等,大都持“越族苗族融合”说的观点,不仅认为江淮一带主体民族是苗族,而且连台湾早期的土著民族包括现在的原住民(高山族)在内,也认为是从大陆迁去的,从遗传学的观点看来,与西南民族特别是苗族,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由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长江、淮河流域发掘的地下文化遗存的创造者,至少应当包括苗族的先民在内。 中国历史上,以“苗”命名的民族及其先民是“九黎三苗”。所谓“九黎三苗”,就是最早以耕耘农田,栽培禾苗,主食大米的部落或群团的总称。这里的“苗”即种田人;“三”表示多数。“三苗”即许许多多的靠种植禾苗为生的人们共同体。我们说,开创稻作文化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可是,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倘若是站在狩猎或牧羊秣马的游牧民的度角来认识,恐怕认为靠种田维生的人是最愚笨的人。因为狩取简便,只要稍稍加工便可进口为食;而种植水稻,要经过灌水、犁田、下种、插秧、薅田、施肥、打谷子、晒干、碾米、煮饭等等许许多多工艺流程才得到饭吃,操作太复杂,时间太久长,不像狩猎牧羊那样洒脱。在采集经济时期,拓殖采集农业,开创稻作文化,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发明。凡是科技上的大改革、大创新、大发明,都伴随着社会的大变革才能推动。因此,这种革命之初,大都是他人无法理解的。歧视和讥讽都是在所难免的。《龙鱼河图》载:“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人怎么可能吃沙子呢?这显然是误解和讥讽。在采集经济时期,一般说来,人是吃树上的果子和猎取的野兽,放马、牧羊的游牧民众,大都是以食肉为主。说人吃沙子为生是不可能的。为何书上又是那样清楚的记载着呢?其道理可推测是这样的:因为东南一堆一堆的金黄色的稻谷,同西北沙漠中一堆一堆的黄沙颗粒颜色相似。稻谷白粒、红粒、黑粒都有,但壳都同样是黄色的。“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实指九黎三苗集团),就是靠吃那些像沙子一样的稻谷为生,这是来自西北的游牧民所无法理解的。少见为怪,鲜知为疑。于是便有九黎三苗之君——蚩尤兄弟八十一人“食沙”之说。“八十一”在此也不是实数,而是虚数,表示最多的意思。因此,把这些“食沙”之群团部落称之曰“九黎三苗”。 盛襄子在其《湖南苗史述略·三苗考》中论述到:“《说文》苗,草生于田者曰苗,凡草初生已曰苗。故知古人称南方土著人民为苗,实显该族能耕易耨,戮力农事,以农业为生活之根本,与我上古游牧之汉族不同,并无何种轻侮之意存乎其间。后学不察,辄以苗字同乎蛮狄。而苗人自身亦讳言苗,实谬见也。吾人根据古史之记载,此族为中国之古土著民族,曾建国曰‘三苗’……因彼等生性保守,缺乏政治意识,故屡为汉族所败。” 盛襄子的这段论述,说出了“苗”字的由来,道明了“苗”即最先种田人。 此外,“苗”生于田,没有“田”,苗族就失去了生存之地。所以对田特别珍爱。明清统治阶级“赶苗夺业”,实为霸占夺走苗民的田园。苗族被驱赶到深山老林,又在一些坡土上开出一丘一丘的“梯田”来。早在民国年间撰写成书的《苗族调查报告》中记载: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先生访问一位苗族老妇人,他指着老人褶裙上绣着的一条一条横向花纹,问她是什么意义。老妇人答道:“那是水田,因为我们苗家从前有许多水田,后来水田给汉人霸占了,我们只好在褶裙上绘着水田的花样,纪念这些事情。”这段文字记载,是民国以前苗族心理的真实写照。由此可看出,苗族人民是何等珍爱水田啊!说苗族是最先种田人是合情合理,符合史实的。当然,古三苗国的“苗”与现代苗族不能划等号。现代苗族的“苗”是指具有构成民族的基本要素和表象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而古三苗国的“苗”是泛指栽种禾苗、u真从事水稻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定居的农民。至于九黎三苗的“三”,除了表示多数以外,是否还具体指苗、黎、越,或苗、瑶、畲,或苗、彝(旧称罗罗)、傣(旧称摆夷)等族也未可知。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民族之研究》中论道:“苗夷种类甚多,今在滇、黔、桂诸省者,细别之,不下数十种。经学者研究的结果,区为三大家,曰苗、曰摆夷、曰倮倮。古三苗之称,能否即用此类,无从悬断。” 不过,还应当承认,“三苗”的“苗”不管是指苗、彝、傣,还是指苗、瑶、畲或苗、黎、越等,其主体民族是苗族。这里除却古之三苗与今之苗名称相同而外,还可以通过民族语言加以考证:现代苗族特别是苗语东部方言普遍地称水稻为“苗miou”。插秧叫“diang苗”、打谷子叫“bao苗”、水田叫“苗垃ao”、薅田叫“拖苗”、白米饭叫“力苗guao”、做水田工夫叫“cho苗”、稻草或稻渣叫“旮苗”,禾苗在苗语中为“阿苗”。“禾苗”一词实为汉字记苗语,是汉语中的苗语借词。综上所述,“苗”缘起于苗语对水稻的称呼,“九黎三苗”、“苗民”、“有苗”等,主要是指古代苗族或苗族的先民。 P7-11 序言 一、本书起于原始社会,主要事迹至20世纪末,当今人物至2004年底止,纵溯蚩尤及九黎三苗,横揽苗族人口分布名省(区、市),网罗旧籍,博采遗文,凭借地下发现,考据民族资料,旁及西书,参以档案,是以曰通史。 二、本书略仿旧史体例,正史即纪,不标名;余设“志”、“传”,表列志、传之中。 三、历史上苗族无通行文字,本书资料来源均出于汉族文书及苗族口碑,而汉史无专志载苗事,一些蛛丝马迹,散见于各史、志、书中,搜集似海捞针,如沙淘金,所得只言片语,无以成章,只有考证辨伪或论证说明方可援用,故本书纪实,外加了不少的作者说明或议论,记少述多,不另设考据集,体例有别于传统旧史志。 四、旧时苗地久不纳于中央王朝版图之列,王权政治无力所达,其间虽曾置郡国州县,但“一城如斗大,四面皆苗窝也”,且时置时废,形同虚设。苗人亦不纳于国家“臣民”之列,统视之“化外”,至嘉庆三年议苗为民,朝廷仍“切责不许”。故本通史虽参考了帝王朝代,但不照搬套用,主要是根据苗族自身历史发展规律而定,分“先民聚落”、“拓土立国”、“苗疆分理”、“民主革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区域自治”五期, 五、苗族上古虽立“国”,旧史久有“苗疆”之称,但疆域时宽,时窄,界无定址,且“国”,均在祖国疆域之内;再则“苗疆”,又包括了不少其他民族在内,故本书不便置舆图。 六、旧时南方民族名称,与今时民族名称多有不同,古今难以对应,故本书言旧事不涉今族名。 七、旧史载苗地多用“苗疆”,本书遵照历史,在清末“新政”以前用“苗疆”,新政以后用“苗区”。 八、本书设“人物传”,按行政级别或技术职称以及社会影响相应地置大、中、小传,清以前古代人物按历史时期写,现代人物分党政军界、学术界、科技界等,健在人物亦入传,一律不加评论,至于正反忠奸,则在生平事迹中体现。此外,由于资料有限,难免遗漏,若后有新发现,待修订时补遗。 九、本书引据,一般加注,惟网络资料查询,作者不详,无法署名;为行文需要,重引不加注。 十、全书设“导论”,部设“前言”,编设“概述”,界因苗族旧无史志,许多常理,后人难以明白,故对一些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史学研究新的建树,宁详毋略,宁取无弃。 吴荣臻 2005年7月于北京 后记 荣臻、编委同胞: 你们好! 分配我写的“序”,我想把它当作“跋”来写,由于心力、体力和水平的原因,完成了个草稿,寄上给诸位审阅,并加以修改、补充定夺之。我这个八十三岁的人,向你们致敬了!并将我的想法汇报给你们。我觉得苗族第一部通史,是一座大厦工程,这篇“跋”,是楼旁的一片小草坪,或者一棵幼树,在总体上,它可有可无。从“有”的角度来看,它像是楼外物,但也是建筑整体不可缺少的。当人们下楼散步时,可以给一种清新感,环境美。故请诸同志务必分心,对它尽情修改充实和补正。 我有几点具体想法,写在下面,请各位了解体味之:一是苗族的祖源。新的发现和高科技的不断出现证明,苗族祖源不是黄河中下游,而是长江下游,即中国东南的长江三角洲,今宁、泸、杭这片土地上。当同中华文明不是“上下五千年”而是“上万年”一致起来。要敢于突破三皇五帝定中华的框框。当洞悉到总趋势总形势的发展,倒让人感到:在二千年所出来的通史,还秉承司马迁的定论。二是苗族本身的突出特点,“四海”与“世界”性(暂用这个词儿),要明确,心中有个“四海为家”和“世界奔波”的深刻印象。在五十六个兄弟之中,谁有这样的特点?“华人”走向世界,是近千年之内的事。而被过去海外,更是百年前的事(华工),而苗族至少在三千年前就大批“外逃”了,典型的是商末殷纣王倒台时(公元前1100年左右),二三十万奴隶军被迫向海上奔跑,还带着无数家属老幼,猪狗不如,奴隶中自然是失败的三苗子孙们了。华夏族那时往海外去吗?这些大汉王朝钦定史上当然不会去记载它。我谈到这方面的史料,心里难以平衡,故想在史外的“跋”来谈,应该说是可以的。三是农耕民族的根本的山水文化特点,当好好强调一下。炎黄之祖是不可能在蚩尤之祖之先或并列的。所以“东南”这一地理概念就很重要了。毛泽东在1931年就指出中华特点是“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小潦尘埃归焉”。这就无意成为佐证了。这片东南大地,炎黄祖先绝对联系不上,唯有蚩尤祖先是从这里发祥。四是大迁徙内容。我想这方面你们一定要写得很足的,不多说了。五是问题,写生切忌为史而史。司马迁二千年前就很注意这一点,它把失败的项羽写得那么令人同情和起敬,虞姬是那样善和美,还写了那么一首不朽诗作:力拔山兮……虞姬虞姬可夸何!第一部通史当提出一些使今天苗族深思深省的问题。我没有在“跋”文中做到,请你们尽可补充之。例如:苗族的松散无力,捏不到一起(以前汉族也很严重,“五四”之后,特别红军长征之后,国人高喊出“一盘沙”之声,而凝聚力很快增强了),再如常听到的“窝里斗”说法,向外又不善于独立自主挑担子,事事落于人家后面;还有历来为什么没有当过朝,执过政,称过帝?从楚国失败之后,苗族一直走下坡路,直到红军长征,这才知道自己也是中华大地的主人。这样一些史实,通史当挺起胸来论自己!以湘西来说,同样处于贫穷,上不起学的贺龙为例,他的祖宗从云梦汉水而败到桑植落脚,不到两百年就撑起腰来了。而苗族在这片土地上至少千年地,困死马援吗。所以,当提示出一些让人反思的东西,使后人从中得到某种启迪。从夏、商、周、秦到辽、金、元、清。其他少数民族却有着鲜明甚至显赫的业绩。五胡十六国等等。而苗族如何呢?(其实是有的,只不过在下层)这方面我们要去意识到,像民国初年汉族那样,意识到“阿Q”一样,若不是那样的意识,中华民族就不会有“五四”以来的一连串的新思潮,在1949年10月站起来了!我们苗族在新千年的进程中,当深思汉族大哥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不要怕说头上的疮疤。马克思、恩格斯在剖析他们的德国祖宗时,都不讳忌揭自己身上的丑陋和痛点的。 你们大家均好吗?我在这遥远的东部地区向诸苗胞致敬了! 向荣臻的全家致意!我们常常想到你们的“半山园”(南京有个陶渊明“半山园”,故借用此词)。 愿你们祯府—— 健安幸福! 四月十四日 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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