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经历了几多血与火的洗礼！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多少悲欢离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

丁东主编的《追忆双亲》所选的文章，就是侧重于展示这种亲情坎坷的不同。

礼赞父母的恩情，怀念父母的美德，固然是人之常情。把父母置于时代的漩涡中反思，放在人性的显微镜里审视，同样值得读者珍视。

丁东主编的《追忆双亲》收录了钱理群、郭小林、林贤治、阿城等近30位文化名人、学者、作家等追忆父母的文章。一批作者都对父母做了充满温情的回忆，有些作者则对父母过去的行为做了直言不讳的描写。北岛在追忆父亲、金融专家赵济年的文章《父亲》中写到，1957年，父亲曾任民进中央副部长，定期向在民进中央挂名当宣传部长的谢冰心汇报工作。他另外担负的使命是，把他与谢冰心的谈话内容记录下来交给组织。但是谢冰心看来“心知肚明”，步步为营，滴水不漏。

序 丁东

一块温润的美玉 乐黛云

哦，你是我的父亲 钱理群

蜡炬成灰泪始干 宗璞

泪捶绝壁 郭小林

是父亲，也是朋友 章立凡

父亲的江湖 于建嵘

我的继父唐海 戴晴

王林和他的《腹地》 王端阳

写在风暴之后 林贤治

婆婆的小脚和针线笸箩及其他 马懋如

父亲 阿城

我的父亲——梁漱溟 梁培宽

云在青天水在瓶 宗璞

最后的日子 止庵

母亲与我 老鬼

江上的母亲 野夫

我替父亲整理遗稿 徐贲

我的父亲周一良 周启博

在音乐中远行 杨团

我父 龚鹏程

父亲 北岛

银杏伐了 去看远山 梁抗抗

我的父亲 邢小群

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李南央

祭父文 季承

画里画外的父亲

追忆双亲 李亢美

我的父亲蔡定剑 蔡克蒙

哦，你是我父亲

钱理群 北京大学教授

先父钱天鹤先生是中国现代农学先驱者之一，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中央农业实验所副所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政府农林部次长。一九四九年以后任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农业组组长。因开发金门岛有功，先父去世后，金门岛人民在岛上为先父建立铜像，以志纪念。

这一两年，竟不断地写起追悼文章来--每一篇都偿还一笔精神的债务：给老师，给亡友，给……最应该偿还的，留在最后。

我不知道该写什么，该怎样去写--我几乎无“话”可说，却又有太多太多的“话”要说……

因为你留给我的记忆几乎一片空白。

因为我永远摆脱不了你，我的命运与你紧紧相连。

哦，你是我的父亲，我是你的儿子。

明年某月某日--我甚至都说不出具体的时间--是你的诞辰百周年祭日。在这多雪的北方的早晨，坐在未名湖畔，我想着遥远的南国的海的那一边，端坐在冰冷的石座上的你，却无法想象，更不能具体地说出：你的容颜，你的声音，你的思想…………你对于我，永远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一个偿还不清的精神的债主！

多少次，我努力地想从记忆的坟墓里，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的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地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

这惟一留下的瞬间记忆，经过几十年风风雨雨的拍打，竟化作我生命中的永恒：父亲，你哪里知道，你的沉默，微笑，连同你的一声叹息，是怎样地让你的儿子千百遍地咀嚼，温暖着，又咬啮着他那颗破碎的失落的心！…

还有挂在墙上的你的巨幅画像，留在我的记忆里的，仍然是你的严肃的微笑。这已经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你亲自购置的南京武夷路22号小楼母亲的卧室里，你日夜陪伴着母亲，也时时从墙上望着我、哥哥和姐姐。我知道你在海峡那一边，却不怎么想念你--我们已经习惯于家庭生活中你的“缺席”，即使当年我们全家住在南京江苏路、中山东路的时候，你不是出差在外，就是和来往不绝的客人谈论公事，少有和家人闲谈的时候。但偶然瞥见墙上的你在对我微笑时，不知怎么的，我总有一种安宁感。“那是我的父亲，父亲。”我对自己说，同时有一股温馨袭上心头。但母亲却时时念着你，每逢过年过节，总要多摆几副碗筷--为你，也为远在异国的大哥和三哥。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了一种生命的沉重与悲凉，但也只是刹那间的感觉，很快就忘了：那时候我还不懂人事。

待到你的画像从墙上取下，并且永远在房中消失时，我才开始感到了你的分量：你与我（以及全家）的命运息息相通。起初还是中学生的我只觉得奇怪，想去问母亲，看到她一脸愁容，却不敢开口。还是“新奶奶”--长住我们家的女佣，你一定记得的--悄悄告诉我，四哥（他是共产党员，在南京团市委工作）因为家里挂着你的像，与你“划不清界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我已经说不清当时的反应；仿佛觉得有些奇怪，又分明感到一种精神的威压，而此后母亲死一般的沉默尤使我不安，从此，不祥的预感便笼罩着这个温馨的家庭。

考验终于临到我的头上。1953年，刚满十四岁的我，便提出了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申请，这在我们那一代是天经地义的归宿，仿佛到了十四岁，就应该（也必然）成为青年团员。但我的申请，却遭到了拒绝，尽管当时我是全校老师、学生公认的“学习、品德兼优”的模范学生。面对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一阵天旋地转以后，我顿时产生了“低人一头”的屈辱感，仿佛刹那间我从“天之骄子”变成“二等公民”。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番情景：我的入团介绍人，也是我的好友，一脸严肃地告诉我：必须从思想、政治与行动上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革命？！”我差点大叫起来；我怎能把已经渗入记忆深处的严肃、沉静、微笑着的你，与在我的观念中早已是十恶不赦的“反革命”联在一起？！在我这样的十四岁的中学生的心目中，“父亲”与“革命”，都同样神圣，现在却硬要在这两者中做出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这未免过分残酷，我感到了挖心掏肺般的痛苦。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我的那位好友，整整一个暑期，每天都要到家里来“说服”我；我知道，那是组织交给他的任务，他自己也怀着极大的真诚与热情，希望帮助我闯过这一“关”。他总是不等坐定，就急急忙忙地把该说的几句话说完，然后突然沉默下来，用急切的眼光望着我。我知道他想让我说什么，我也真想说出他想让我说的话，那样，我们俩都可以松一口气，卸下那对于我们来说是过于沉重的精神的负担，然后可以痛痛快快地去做我们愿意做的事--我的朋友当时正在狂热地学习作曲，我也正热心于作词，我们本是天然的合作者……但我却怎么也说不出来，只能怔怔地抱歉地望着他；他也呆望着我，似乎也怀着某种歉意。时间到了，他默默地站起来，我也默默地送他到家门口，空气沉重得令人窒息。

P9-11

丁东

《先生之风》开印之际，陈大纲先生提议再编一本回忆亲属的散文集。我想，不如进一步细分为回忆父母、回忆夫妻等不同的专题散文集，或许更见特色。

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父母所赐。父母去世，乃人之大痛。所以古人才形容大悲痛为“如丧考妣”。身为儿女，撰写回忆文章，寄托对父母的哀思，是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有人说，爱和死是文学主题。把心中的爱献给父亲母亲，就是其中一个永远的分支。无论中外，父母疼爱儿女，儿女孝敬父母，不知留下了多少千古佳话。

然而，对于国人来说，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又经历了几多血与火的洗礼！政治冲击了亲情，斗争考验着人伦，多少悲欢离合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反复上演，不禁使国人对老托尔斯泰的名言――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有了更为深切的体验。

本书所选的文章，就是侧重于展示这种亲情坎坷的不同。被追忆的父母，有文坛名宿，学界鸿儒，也有乡间医生，底层农妇。有的年高德劭，著述等身；有的英年早逝，壮志未酬。父母和子女之间，有温馨的交流，也有激烈的冲突，或源自代际的沟壑，或出于人性的异化。有的催人泪如雨下，有的让人如梦方醒。礼赞父母的恩情，怀念父母的美德，固然是人之常情。把父母置于时代的漩涡中反思，放在人性的显微镜里审视，同样值得读者珍视。

本书还有两篇文章的回忆对象不是父母，而是公公和婆婆。在我国，儿媳对公公、婆婆，女婿对岳母、岳母，也称父亲、母亲或爸爸、妈妈，民间的伦理也要求对公公、婆婆、岳父、岳母视同双亲。这两篇文章角度独特，一位公公是学术泰斗，在儿媳最艰难的年代给了她精神的鼓励。一位婆婆是普通的农村妇女，原来连名字也没有，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革命成功后才知道夫君早已另组家庭。而这位夫君，又是一位极受社会尊敬的领导干部。历史的背后，原本就有如许的人生苦味。

若干年来，我还读到过一些高级领导人子女感人的回忆文字，由于这方面的内容需要履行专门的出版程序，所以只好暂且割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