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先生七年来唯一新作震撼面世。

从北大到台大，撼动青春学子的四十七堂课，带您走进历史光亮的轨迹。

历史的魂魄和历史的韧性一起回来了，中国文化人终于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清楚地知道：我们是谁。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中文繁体版2010年10月由台湾天下远见公司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此次由岳麓书社出版其简体本，余秋雨先生又在原版的基础上做了很大的完善。

《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的主体内容是余秋雨先生以整整一年时间，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的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它与大学规范的文化史课程不同，只探讨一个现代人应该对漫长的中华文化史保持多少记忆。本书采用了一个新颖的形式来解读中华文化，即采用课堂讨论的形式，再加上课后与学生间的“闪问”、“闪答”，使这本书精彩纷呈而明白晓畅。对于中华文化史的讲述，这本书也不是按部就班地泛泛而谈，而是以点带面。对于文明早期特别强烈的文化亮点，在余先生看来，它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重点论述；而对于后期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则快步走过。这是余秋雨心中的一部中华文化史，也是一部充满强烈色彩感的中华文化史。余先生以其饱学和情感，向国人传递文化记忆，以人类四大古文明中保留最完整也最璀璨的中华文化，敲响世界文明之钟。《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一书繁体版2010年在台湾出版，在华语世界引起轰动。

第一部分 闪问

 北大的闪问

 台大的闪问

第二部分 课程

 第一课 童年的歌声

 第二课 文明的咒语

 第三课 那里没有路标

 第四课 文明的胎记

 第五课 稷下学宫和雅典学院

 第六课 人类文明的早期分工

 第七课 世界性的老子

 第八课 让我解释几句

 第九课 寻找真实的孔子

 第十课 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

 第十一课 黄昏晚风萧瑟

 第十二课 君子的修身与治国

 第十三课 关于下一项记忆的争论

 第十四课 一个让我们惭愧的名字

 第十五课 中国会不会因他而走另一条路

 第十六课 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

 第十七课 一个难解的世界奇迹

 第十八课 长江推举他出场

 第十九课 生活在别处

 第二十课 何为诗人

 第二十一课 “二十四史”的起点

 第二十二课 汉武帝的大地遇到了司马迁的目光

 第二十三课 《史记》的叙事魅力

 第二十四课 失落了的文笔

 第二十五课 混乱和美丽同在

 第二十六课 如果换了文学眼光，三国地图就完全改变了

 第二十七课 中国历史上最奇特的一群文人

 第二十八课 一座默默无声的高峰

 第二十九课 光耀千古的324个字

 第三十课 第一个知名画家

 第三十一课 因谦恭而参与伟大

 第三十二课 凉州风范

 第三十三课 中华文化为什么会接纳佛教

 第三十四课 文明的制高点

 第三十五课 盛唐是一种心态

 第三十六课 诗人排序

 第三十七课 顶峰对弈

 第三十八课 没有人救他们

 第三十九课 多记一个名字

 第四十课 夕阳下的诗意

 第四十一课 精雅大汇集

 第四十二课 一群疲惫的文学大师

 第四十三课 九十年的尘埃

 第四十四课 文化专制下的沉闷

 第四十五课 五百年斯文所寄

 第四十六课 远方的目光

 第四十七课 太不容易了

告别

余秋雨：每当我在世界各地看到文明殒灭的证据时，总是感到非常震撼。看到一次就震撼一次，看到十次就震撼十次。看得多了，也就慢慢形成一个结论，那就是：每一种文明的灭亡都是正常的，不灭亡才是偶然的。

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四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遗迹处处，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

大家知道，太琐碎的记忆，很容易导致记忆的失去。因此，我一开头就要设立一个问题：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好从哪里开始呢？

王牧笛：我认为应该从先秦的诸子百家开始。整个中华文化正是在诸子百家的背景下得以展开的，而且，诸子百家的记忆比神话传说要真实可信。也有人认为中国的文化记忆应该起源于秦汉，因为中国真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文化体系，不论是正统还是道统，都是以秦汉作为基本的规制。

万小龙：我觉得应该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最初的文化记忆大多来自于物质，来自于生产生活，无论是半坡还是河姆渡，物质文明提供了记忆的可能，否则记忆怎么可能流传？

王安安：我倒觉得，“文化”记忆并不一定要以物质为依据。早在那之前，我们的远古时代就流传着许许多多美丽的神话传说，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它们才应该是文化记忆的开端。

余秋雨：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我赞成王安安同学的这个想法。神话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但是，神话太飘缈了，缺少物态支撑，因此人类还是要靠历史学、考古学来唤醒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的唤醒，并不像万小龙和王牧笛设想的那么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我想在这里讲一段往事，说明一种文化记忆的被唤醒是何等惊心动魄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全部课程的一个隆重开头。

这是中华文明面临灭亡的时刻，距离现在并不遥远——十九世纪晚期。当时的政局、当时的国土、当时的民心，就像盘子一样出现了一条条很大的裂缝，盘子里的文明之水眼看很快就要全部漏光。

就在这时，一八九九年的秋天，在北京有一个人发现了甲骨文。这次发现，重新唤起了中国人关于自己民族的文化记忆。

这个人叫王懿荣，时任国子监祭酒，是当时国家最高学府的掌门人。他生病了，发现一种叫做“龙骨”的药材上面有字。所谓“龙骨”，其实也就是古代的乌龟壳和动物的骨头。王懿荣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钟鼎文的金石学家，他觉得这应该是非常遥远的古人占卜用的一种记录，这里有祖先的声音。

王懿荣还没有来得及研究，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他当时还担任着另一个很紧迫的职位，叫做京师团练大臣。朝廷派他和义和团联系，同时处理关于防卫北京和抵抗八国联军的事务。

一九〇〇年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离北京。作为一个负责防卫事务的长官，他不愿意成为八国联军的俘虏，于是选择了自杀殉国。

我相信他去世前肯定有很多不舍，最放不下的也许就是他书房里边的那一堆甲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甲骨文的突然发现，在这风雨飘摇、血迹斑斑的时刻，似乎有一个神秘的声音在启示这块土地：你们不该这样灭亡，你们应该去听一听童年的声音！此时的情景，中华民族就像一个遍体鳞伤的武士，在奄奄一息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自己童年的歌声。他会精神一振，想起自己生命的本原，思考自己生命的价值。他一定会撑着长矛慢慢地站起来，这就是我们民族当时的形象。而那童年的歌声，就来自甲骨文。 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当童年的歌声传来时，武士们已断气多时。一八三九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一八七一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三千多年；一八九九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三千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被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一九〇〇年，也就是王懿荣自杀的那一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三千六百多年前就没能继续；再晚一点的一九。二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幸运的是，当中华民族童年的歌声传来的时候，这个文明还存在。

上天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甲骨文的声音，就在王懿荣自杀前不久，敦煌的藏经洞又被发现了。接二连三地让我们听到自己童年的声音、青年的声音，告诉我们这种文明命不该绝。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王安安：我很喜欢秋雨老师关于临死武士听到童年歌声的比喻。一种文明的童年歌声在血泊中听到，才更加惊心动魄。秋雨老师用发现甲骨文的故事来开启一门有关文化记忆的课，也让人觉得惊心动魄。但是，具体来说，王懿荣能不能不自杀？如果他继续研究甲骨文，能不能把文化使命完成得更完整？我想到了一个小故事，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临死前，当古罗马士兵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时，他只平静地说了一句：“请让我演算完最后一道题再杀死我。”如果是王懿荣，他会作出这种选择吗？

余秋雨：这就是东、西方知识分子的重大差别，王懿荣一定会把朝廷使命放在第一位。但是，一百多年过去，历史记住他，只是因为他发现了甲骨文——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结果，他的自杀，也就不再是政治祭奠，而变成了一种文化祭奠。在他之后，还有好几位祭奠者，具体原因不一，但都为一种文化记忆的唤醒支付了生命的代价。这是一个悲壮的课程，我们下次继续。P37-40

几年前，我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艺术学院的部分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内容是中华文化史。这门课程的进行方式比较特殊：一、师生之间有很多讨论，每次课后学生又会提出很多文化问题要我快速问答，名曰“闪问”；二、全部课程都由香港凤凰卫视播出。

我们的课程在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月，就有很多读者来信要求出书；从第二个月开始，参与课程的一些北大学生已经成了“亚明星”，不少观众能够随口说出他们的名字。一位台湾教授问我：“男学生都那么帅气，女学生都那么漂亮，学问和口才都十分了得，是不是你特意挑选的？”我说：“没有挑选，这是青春的自然美色。当这种美色与古老话题联在一起的时候，新旧之间互相映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魅力。”

这本书的初版叫《问学余秋雨》，是一个根据录音整理的粗疏版本，但在大陆很受欢迎，很短的时间内就销售了十二万册。据读者反映，大家最感兴趣的居然是“闪问”部分。台湾顶级出版家高希均教授、王力行女士读了之后竭力主张此书在台湾出版，又建议加入台湾大学学生对我的“闪问”。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把我的初版书稿交给一部分台湾大学学生传阅，然后请他们提出问题。台大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快就来了，我一一作答，并在台北的“人文空间”与他们进行了当面交流。与此同时，我又补充和删除了与北大学生的一些问答。

相比之下，北大学生的问题比较锐利、重大、活跃、有趣，台大学生的问题比较含蓄、雅致、诚恳、天真。我把与两所大学学生的问答，放在全书之前。

由于两所大学学生的共同参与，我这本书的新版就变成了现在的书名——《中华文化四十七堂课：从北大到台大》。

书中的主体内容，就是我在北大开设的课程。这是一部我心中的中华文化史，明显侧重于早期。理由是，那个时期创建了中华文化的奠基元素，安顿了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相比之下，后来那些漫长的历史走廊，尽管故事多多，则不妨快步走过。这种格局，我在《寻觅中华》一书中已经有过书面表述。

我与两所大学的学生进行了那么深入的心灵交往，感到十分愉快。文化可以滋润生命，生命也可以滋润文化。中华文化的前途，就看有多少年轻而又美好的生命来滋润它。

余秋雨

二〇一一年四月六日

余秋雨：好了，到今天，《中华文化史》这门课已经完成。我曾说过多次，这门课程的前慢后快、前重后简、前详后略，是一种故意。这种结构方式，被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命名为“高坡滚石型”。他还曾这样描述：开始从容而持重，后来越滚越快，最后自由跳跃。

看来，我的这种结构方式已经被你们习惯，并建立了很好的默契，因此能够一路进行得那么顺利。

我们太喜欢那种散发着汗气的初始创造，太喜欢那种把荆棘踩在脚下的豪迈拓植。因此，对于后世的追随、摹拟、衍伸、变异，也就有资格进行居高临下的选择，甚至不怕选择得匆忙。我们既然做过了老子、孔子的知音，听熟了屈原、司马迁的心声，那又何苦降低感觉系统去迎合越来越热闹，又越来越失格的喧嚣？大学里很多善良的老师没有等级观念，对不同时代、不同品级的作者一视同仁，这当然也不错，可惜我在文化选择上没有这种好脾气。你们跟了我那么久，显然也沾染上我的脾气了，这未免让我窃窃自喜。

我很舍不得你们。你们在这四十七堂课中向我展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在电脑时代，课程中一切资料性、记忆性、常识性的部分，学生自己就能讲得很好，因此不应该继续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一门好的课程，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第一种碰撞发生在古人和今人之间，第二种碰撞发生在你们和我之间，第三种碰撞发生在你们互相之间。这三个方位的碰撞构成了一种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每个方位都因碰撞发生了改变。你们改变了，我改变了，古人也改变了。古人怎么能改变？因为他们已经长在我们身上，岂能不变！

不少人认为，“文化史”的任务，无非是按时间顺序阐释一系列固有的文化成品。这种观点，把文化看死了，也把历史看死了。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既可能逐一萎谢，也可能保留余温，又可能异时复活。因此，即便是既往的文化，也有机会被重新创造。这就像，唐代重新创造了华夏文明的主体结构，文艺复兴重新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我们的课程，也是我们对历史文化的重新选择、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建自己。这么一来，文化史也就成了文化哲学和文化宣言。

这番话，如果放在课程之前说，大家也许会皱眉。但是放在今天说，我看到，大家都舒眉了。

我们就要分别了。我相信，如果今后中华文化平淡无奇，我们就很难再见；如果中华文化出现了让人喜悦或让人悲哀的走向，我们一定还会重逢。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你们个人如果遇到了什么困厄和危难，请能让我知道。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