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所著的《金庸传(修订版)》有井水处有金庸：他的人生比小说更精彩，历经十年增删，再现金庸传奇，华文世界武侠小说巨匠，迄今最可靠最完整的金庸传，深入挖掘一手材料 + 独家调用原始档案 = 十年修订版，讲述一代报人的家国天下，揭秘金庸小说的江湖风云。

金庸俨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有人说他是“文坛侠圣”，有人称他为香港“良知的灯塔”，也有人认为他一钱不值。其实，媒体和大众眼中的金庸都是神坛之上的金庸。

傅国涌所著的《金庸传(修订版)》是第一部以平视的眼光写下的《金庸传》，作者以客观、理性的尺度，依据大量翔实可信的史料，写出了一个真实的人，一个出类拔萃的武侠小说家，一个报业巨子，一个备受争议的社会活动家。《金庸传(修订版)》首次利用第一手档案，挖掘出不少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矫正了有关金庸生平的许多讹误。

2003年本书初版问世即曾引起广泛关注。十年后推出的修订本，使用大量原始材料，增补了许多鲜活的细节，不仅可以理解金庸作为报人、作家和商人的一生，并透过这个人物的命运更深地认识二十世纪的跌宕风云和世事变迁。

第一篇 生逢乱世

 引言

 第一章 海宁袁花

一、海宁查家

二、祖父查文清

三、父亲查枢卿、母亲徐禄

四、表哥徐志摩

五、龙山小学堂

六、读小说的少年

 第二章 乱世求学

一、嘉兴中学

二、千里流亡

三、母亲之死

四、第一本畅销书

五、《阿丽丝漫游记》

六、“石梁静岩夜夜心”

七、《一事能狂便少年》

八、《人比黄花瘦》

九、鼠疫

十、《“千人中之一人”》

十一、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十二、中央图书馆

十三、湘西的民歌

 第三章 初入报界

一、重回故乡

二、《东南日报》电讯翻译

三、杭州西湖

四、《时与潮》半月刊

五、初人《大公报》

第二篇 南下香港

 第四章 “南来白手少年行”

一、“你去半年再说”

二、《听不到那些话了》

三、梦断京华

四、父亲的噩耗

五、“下午茶座”

 第五章 “金庸”出世

一、与梁羽生同事

二、《书剑恩仇录》：故乡传说

三、《碧血剑》：乱世情结

四、《三剑楼随笔》

五、告别《大公报》

 第六章 电影编剧

一、“长城”电影

二、《夏梦的春梦》

三、《射雕英雄传》

四、《雪山飞狐》

五、离开“长城”

第三篇 创立《明报》

 第七章 《明报》初创

一、同学沈宝新

二、《明报》定位

三、筚路蓝缕

四、《神雕侠倡》

五、《倚天屠龙记》

六、报答“死党”

 第八章 《明报》崛起

一、“逃亡潮”

二、“自由谈”副刊

三、社评初露锋芒

四、“裤子与核子”

五、笔战《大公报》

六、《天龙八部》

七、《连城诀》

八、倪匡代笔

 第九章 查良镛社评

一、预测“文化大革命”

二、“讲故事人”

三、《侠客行》

四、“五月风暴”

五、暗杀名单

六、《笑傲江湖》

七、“查记出品，宋体为号”

 第十章 明报集团

一、《明报月刊》

二、《明报周刊》

三、《明报晚报》

四、《鹿鼎记》：“韦小宝作风”

五、四分之一世纪

 第十一章 字条治报

一、明报王国

二、“查氏字条”

三、“很抠门的老板”

第四篇 两岸三地

 第十二章 台湾之行

一、“失民心，则失天下”

二、《在台所见·所闻·所思》

三、解禁

四、同业和朋友

五、两岸统一梦

 第十三章 永远的故乡

一、数十年来乡愁

二、敬佩邓小平

三、关山万里

四、“我心里很乐观”

五、追念胡耀邦

 第十四章 数十年来家园

一、“住下来了，不想走了”

二、《香港的前途》

三、“苦心太息少人知”

四、告别五年草委

五、“满意现状”

 第十五章 三次婚姻

一、杜冶芬

二、朱玫

三、阿May

四、长子查传侠

 第十六章 人生如棋

一、书房

二、佛经

三、气功和烟酒

四、围棋

第五篇 是耶非耶

 第十七章 出售《明报》

一、香港大学捐款

二、退隐梦

三、于品海其人

四、牛津访学

五、“放下无求心自在”

六、《明报》再度易主

 第十八章 是耶非耶

一、香港的新闻自由

二、《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

三、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

四、“人在江湖”

五、剑桥读博

结束语 “金庸神话”

 一、俗与雅

 二、知识分子与权力

 三、人世与出世

参考文献

后记

第一章 海宁袁花

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问寒意迫入，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际天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似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潮水愈近愈快，震撼激射，吞天沃月，一座巨大的水墙直向海塘压来……月影银涛，光摇喷雪，云移玉岸，浪卷轰雷，海潮势若万马奔腾，奋蹄疾驰……但潮来得快，退得也快，顷刻间，塘上潮水退得干干净净。

金庸本名查良镛，他幼时即熟悉每年农历八月十八的“海宁潮”，这是他生命中刻骨铭心的“海宁潮”，所以，他在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以动情的笔触写下“十万军声半夜潮”这一大自然的奇观。

地处钱塘江北岸的海宁在清末和民国初年，不论叫海宁州还是海宁县，都属杭州管辖，1935年后才归嘉兴。这个以海潮出名的滨海小县自古以来人文鼎盛，被誉为“文化之邦，藏书之府”。据吴晗的《江浙藏书家史略》统计，海宁历代藏书家达38家，超过绍兴、嘉兴、海盐等地，仅次于杭州，文风之盛，可见一斑。近代以来著名的人物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都是海宁人（蒋、徐还是查家的亲戚），查家也是人才辈出。

1923年，查良镛出生在海宁袁花赫山房（今袁花镇新伟村一组） ，“一个五进院的大宅子里，院内有90多间房子和一个大花园。”。赫山房离观潮胜地盐官镇相去不过十数里地，幼时他几乎每年都要跟母亲去看海潮，上小学时做童子军，还在石塘边露营过，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良镛的“良”是排行，他这一辈兄弟的名字中全有一个“良”字。《海宁查氏族谱》称，先祖查瑜以下六世，没有严格的字辈排行。自第七世起规定了字辈排行：“秉志允大，继嗣克昌，奕世有人，济美忠良。”到查良镛这一代正好是“良”字辈，再往下是“传”字辈，“传家孝友，华国文章，宗英绍起，祖德载光”。祖父给查良镛取了个小名宜孙，因他排行第二，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大人都叫他宜官。“宜”“二”在海宁方言中同音。

在他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连绵不断，1924年上半年浙江军阀卢永祥与江苏军阀齐燮元为争夺上海地盘，垄断鸦片买卖，在离海宁不远的上海附近大打出手，史称“齐卢之战”。9月，孙传芳乘机自福建长驱直入浙江，赶走卢永祥，独霸浙江三年之久。1927年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势力进入江南，南京国民政府在“四一二”政变的血泊中浮起。

在动荡的乱世，海宁仍保持着一份难得的从容与安宁，使查良镛得以平静地度过飘逸着书香的童年、少年时代。

一、海宁查家

自唐宋以来查氏即是大族，“查祝许董周”是海宁的五个大姓，查姓居首，查家成为历久不衰的名门望族，袁花镇上姓查的人很多，有“袁花镇，查半边”的说法。

元朝末年，天下大乱，查氏先人查瑜为避兵祸，携妻带子，从婺源沿着新安江、富春江、钱塘江顺流而下，先在嘉兴落脚，不久发现海宁龙山（即袁花）一带土地肥沃，依山面海，民风淳朴和婺源相似，而且海宁与查家祖籍休宁的旧名相似，遂决定在龙山之东定居下来，时在1357年（元至正十七年）。从此，他恪守祖训，以儒为业，耕读传家。到查良镛出生时，查家已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了五百多年。。

明清两代，海宁查氏科甲鼎盛，成为江南有数的“文宦之家”。民国《海宁州志稿》载，明代查氏中进士6人，中举人17人，查继佐是1633年（明崇祯六年）杭州乡试的亚魁（第二名），负有盛名的画家、学者。到了清代，查氏科甲更盛，有进士14人、举人59人，仅康熙年间就有10个进士。查慎行本名嗣琏，和二弟嗣琛、三弟嗣庭都是翰林；此外，堂兄嗣韩、侄儿查异也是翰林；大儿子克建、堂弟嗣殉都是进士，当时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之说。查昇以人品、书法深得康熙器重，入值南书房三十八年。康熙亲书“嘉瑞堂”匾额赐予袁花的查氏宗祠，还有“澹远堂”“敬业堂”匾额分别赐予查异、查慎行。海宁查家被誉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查家三兄弟的藏书闻名遐迩，查慎行藏书处在袁花镇西南三里，名“得树楼”，藏书两三万卷。查嗣璨藏书处在袁花镇横涨桥边，名“查浦书屋”，有书五千卷。查嗣庭的藏书室在袁花西南，名为“双遂堂”。

1662年（清康熙元年）发生一起文字狱——湖州庄家《明史》案，查继佐受牵连，入狱五个多月。“江西科场试题案”是查家第二次遭遇文字狱。1726年（清雍正四年），查嗣庭以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被派去做江西乡试正主考。后世野史、笔记小说盛传他出的试题是“维民所止”，出自《诗经·商颂·玄鸟》，有人向雍正皇帝告发，指控“维止”两字即是“雍正”两字去了头，意在影射。雍正初登大位，砍了不少人的头，不免心虚，将查嗣庭全家逮捕严办。另有一种说法是，查嗣庭写了一部《维止录》，被一个太监举报。

其实，查嗣庭在江西出的试题，首题是《论语》：“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廷旨举出《书经·舜典》“敷奏以言”四字，硬说尧舜之世尚以言陈奏，怎么能说“不以言举人”，当时正行保举，这试题就是对此不满、暗中讥讪。第二题是《孟子》：“君犹腹心，臣犹股肱。”廷旨指控，为什么称“腹心”，不称元首，分明不知有君上之尊。第三题是《孟子》：“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这题出得较为偏僻，挑不出什么毛病，廷旨说“不知何指，居心殊不可问”。还有《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点出这二题中“正”与“止”大有文章，查嗣庭先用“正”，后用“止”，显然是诽谤“雍正”年号。后世传查嗣庭以“维民所止”惹祸大概由此推衍而来。

查嗣庭全家被捕，全部书籍送到刑部，他大受拷掠，死在狱中，雍正还下令戮尸，儿子也死在狱中，家属流放。查慎行和查嗣琛因受胞弟文字狱之累，1726年（清雍正四年）严冬，全家百口老少奉旨自故乡赴京投狱。1727年（清雍正五年）春，查嗣琛全家被流放到陕西蓝田，本人客死他乡。当时不少名士受到牵连，浙江全省士人六年不准参加举人与进士考试。

查慎行投狱途中写诗给一位同科进士的难友，留下了“如此冰霜如此路，七旬以外两同年”的诗句。狱中半年，侥幸活着回到故乡，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敬业堂诗集》有诗4427首，《续集》六卷收入731首。《鹿鼎记》有五十回的回目都出自《敬业堂诗集》。P3-6

从1981年到200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中国现代作家丛书”已出了二十二种，素有口碑。如果不是因编辑之约，我不可能去写《金庸传》，虽然从小熟读金庸的武侠小说，但只是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放松身心而已。《明报》因为隔得太远，我那时并不了解。对于武侠小说家的金庸，老实说，我的兴趣并不大。

十年前的盛夏，此书初版，金庸在杭州接受央视《新闻夜话》的专访，主持人将《北京日报》的一篇书评念给他听，称新版的《金庸传》说他“口才迟钝，作为老板他抠门，然后为人吝啬，狡诈、多计谋，商人似的斤斤计较，他身上有浓厚的大中国主义的情结，还有他对有权势的人是依附的”（其实这是书评的概括，书中没有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材料说话）。他当场就不高兴地说：“我不推荐读，我不认识这个人，他也不认识我。…‘不论什么，连篇谎话，我何必去看它？”

因为传主的不高兴，此书一问世即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一些争议，最大的争议是传主还活着，作者没有采访过传主。我的看法是，我写的是传记，不是报道，不一定要采访传主。传主是个公众人物，有大量的作品公开行世，有关他的记录、回忆、报道也不难搜集，只要我采用的材料是可信的，我下笔是客观、持平的，就无须理会传主的感受。我是以平视的眼光看待他，将他看作一个真实的人，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由于掌握材料的有限，我对他生平的把握会有一些空白点，但传记本身就是可以剪裁、有所取合的。我不曾与传主有过亲身接触，写作没有经过传主的同意，成稿后也没有给他看过，自始至终不受传主态度的任何影响。这是失，也是得，得至少多于失。

我没有采取仰视的视角（在我之前，几乎所有的相关传记都仰视传主），更不想讨传主的欢心，传主是否认可，是否喜欢，跟我无关。我只想抱持严谨的态度，最大限度地恪守客观、中立，以平实的语言，将传主真实的人生、心路历程和毕生的事业写出来，并在他的命运遭遇中，写出一个时代的起起落落、波诡云谲。

我之所以愿意写这本传记，最大的用意不是要为传主树碑立传，而是想通过一个人的命运，呈现他所栖身的时代，以一个具体个案窥见20世纪中国曲曲弯弯的历史脉络。金庸生于1923年，经历“五四”以后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局，却在民国教育环境中得到成长，小学、中学教育奠定了他的知识根底和精神气质。他也有幸进入“文人论政”典范的《大公报》，受到前辈报人的熏陶。1948年以后定居香港，处北京、香港、台湾之间，一面守护着他喜爱的故国文化，一面热切地关注着时局动态。他自创《明报》，在数十年间指点国是，激扬文字，并以充满想象的武侠作品赢得广泛的读者群。他的命运遭遇，在每一重要历史关头的选择，都值得细细斟酌。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对大时代的回应，和大时代带给他的独特机遇，都是可以长久探讨的命题。

金庸自谦只是个小人物，“不值得写传记，没什么大价值”。又说，“我虽然是小人物，但是我的生活非常复杂”，“我这一生经历极复杂，做过的活动很多，兴趣非常广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写一部有趣而真实的传记”。他一生的经历确实“极复杂”，在他的个人隐私中，无论涉及情感，还是涉及政治，往往都是外人很难知道的。他说，不愿意与大众分享自己内心的秘密，他认识的人很多，也不方便公开谈论。他在香港办报三十多年，他的政治态度，他在京、港、台之间的立场选择，他内心的复杂，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他受到两岸政要的青睐也不是偶然的（比如，与他熟悉的郝明先生就清楚他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郝明原是中国社科院《新建设》杂志编辑，70年代赴港，后移居纽约，曾将他们之间的渊源、纠葛亲口告诉范岱年先生）。

好在我更关心作为公众人物的他，每个阶段他的表现都是世人能看到的。虽然他晚年的表现引来了许多非议，但我依然认定他在大是大非面前，至少就我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还是无亏的。钱穆先生曾对弟子辛意云教授说：“看历史要有能力从历史大事去把握，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在历史大事中的作为，以及对大事的影响，不能只看小事。”我想这就是“同情之理解”，对金庸同样要这样看。因为某种原因，我无法将他在一些历史大事中的表现如实写出来，这可能会影响读者对他的公允评价。

此书初版十年来，我继续搜集有关的材料，其间有两次到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访学，浏览了《明报月刊》、《明报》（缩微胶卷）、《明报周刊》等金庸手创的报刊，他的下属石贝女士等人的回忆也提供了许多新材料，他们对他的生活习惯、个性、口才等都有第一手的具体回忆。此次修订，我增添了大量新材料，极大地丰富了他一生的黄金时代（1959年-1989年）的内容，对于解读他生平的一些重大抉择能作出更具说服力的回答。对他早年在衢州中学，在《东南日报》、《时与潮》半月刊、《大公报》的学习、工作，也有许多新收获。另外，全书在篇幅上也有大增大删，删去的章节主要是他卖掉《明报》以后的晚年岁月，此时他享受盛名、鲜花和聚光灯，对时代已没有多少真正的影响，时代在他身上也少有印痕，虽然他始终是媒体关注的对象，对于传记来说却是无足轻重的。我不知道，十年后完成的修订本是否已真实地写出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的命运，但我已尽力。错误和不足之处，我完全负责，请方家和读者朋友随时指正（我的电子信箱fgy2628@126．com）。

感谢丁东老师和丁宁大姐，感谢金钟兄、董炯明兄、钱钢兄、蔡咏梅大姐及樊百华兄、陈远焕兄、余国明兄、应辉兄、巫少飞兄等师友为我提供的珍贵帮助，感谢老大公报人的后人王芝琛先生、许乃玲女士帮我复印内刊《大公园地》，如今王芝琛先生去世已有六年半。感谢百岁老人章克标先生为我答疑解难，他是传主初一时的数学老师，如今他去世已有五年半了。我还要感谢董晋之在港大给我的帮助，感谢浙江省档案馆、杭州市档案馆、衢州市档案馆、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香港大学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提供的服务。感谢我的妻子曹丽蓉和儿子傅阳一直以来给我的爱与理解，这本书的初版和修订版之完成，离不开你们，我对此充满感恩，愿耶和华祝福你们。

2012年8月21日白马山上白马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