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看活力，苍老品韵味；新月恨其时短，沉月叹其渐无，各领风骚，谁也替代不了谁。只得灯红洒绿、花团锦簇，难免俗气。能欣赏故旧、残缺、苍老、凋败，是阅历、境界所致。惟荒村老院前悟得前人之神韵，古宅残窗下邀得旧时明月者，方为佳境、逸趣。

本书为作者的游记散文集，涉及了古戏台、古村落、古围堡，并将二十五年前骑自行车下江南的日记一并纳入其中。

一趟趟地走近黄河，一遍遍地翻过荒川峁梁，凝视着突兀间展现在你面前的古村落、古围堡、古戏台。

本书为作者的游记散文集，涉及了古戏台、古村落、古围堡，并将二十五年前骑自行车下江南的日记一并纳入其中。

前言

曾经的家园——古村落

灯火阑珊处的绝响——古戏台

走向消失的壁垒——古围堡

附件：中国1982——二十五年前的记述

后记

曾经的家园——古村落

其实就观光旅游而言，人们走出家门，把自己扔向什么地方，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准则：哪儿陌生——陌生到全然无知；哪儿熟悉——熟悉到常常在梦里相见，那就是该去的地方。

陌生好理解，无非是填充猎奇、探秘的心理，拉大与习惯了的事物之间的反差。而熟悉则深刻、复杂得多，大抵近乎于心灵感应的寻梦，完全是前人、高人、异人早已描绘、锁定好的，等自己活到一定岁月，才觉得那些被描绘、被锁定的，是活出了滋味，脱了俗，成了仙的心悟，是世间最好的去处。于是，也就依着“读万卷书，行千里路”的古训，匆匆忙忙地上路了。东边的向西而去，去闯春风不度的玉门关；西边的朝东而来，来看洪波涌起的沧海。

但有意思的是，不管是天子脚下的京城，还是旧时帝都的西安、开封，乃至大多生活在北纬33度以北的人们，但得空闲，总会不约而同地涌向灯红酒绿的秦淮，以及香风弱柳的苏杭。究其原因，据说全是因为亚热带的气候闹的，使得淮河、汉水、洞庭、鄱阳一年四季总是湿漉漉的，像缠绵的思绪，委婉的柔肠，这样的地方自然讨得北人的欢喜。他们在那里滋润肌肤，浸泡情感，享受在北方时难得的朦胧与细腻。至于那些已经逝者如斯的文人墨客，爱江南更是爱得痴迷，爱得贪婪，爱得那么有道理。小桥流水，斜风细雨；轻舟画舫，粉楼佳人，无一不令他们陶醉、销魂，简直到了一旦驻足，便忘乎所以，懒得思归的地步。伫水边、立城头、拜野寺、弄扁舟，饮残酒、倚栏杆、拥粉黛、卧花丛，不经意间，不但为后人留下了奇辞艳句，也留下了梦里的似曾相识，这样的地方不去才怪。

“江南人。江北人。一夜春风两样情。”黄河以北则是另一番景象，关山、大漠，朔风、飞雪、枯草、寒鸦、荒村、冷月，遍地是粗犷，处处有狼烟，因此也就有了粗声大嗓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野云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

“北国风光”虽也是风光，但从流向上看，好像南人刻意北上游历的远不如北人南下的火热。这种现象解释起来很是有些费劲。

如果“寻花问柳”被看做是一句好话，人们自然更乐意亲近莺飞草长的江南。那里有醉人的美景，更有诱人的繁华，而富裕起来的人们不但需要美景，也需要挥金的快感。而向北、向西一路走去，因为难见这般光景，自然也就难有一副好心情。他们会感到空旷、遥远，会感到萧条、暗淡，那点好不容易被现代文明激发出来的亢奋得不到释放。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环境实在是不去也罢。而从另一种意义上看，过了头的繁华，恰如美人的浓妆艳抹，矫揉造作，油腻之余，令人无福消受，甚至唯恐避之不及。而一时的贫穷落后虽不能说是什么好事，却也是一种“偶然的幸运”，否则不会有尘封已久的古朴、真实，不会有散落、存活的历史。

如此看来，燕、赵、秦、晋，虽不及江南之灿烂，却也无“过腻”之忧，反而恰恰应了陈年老酿，古韵犹存的味道，多了些苍凉和质朴。

尖刻一点说，这样的去处，本也不是留给好戏耍喧闹、逐轻裘肥马的轻浮之人的，应该接纳的，是那些经风见雨，饱尝人世冷暖，寄情于天地之间的异人侠客。任他们去探究、去凭吊、去畅想、去构架自己内心世界的金字塔。

抑或是不付出这般“有意义”的辛劳，就算是“没有意义”的惬意消磨、漱心颐养，也该是留给这样的人的。

在太行、吕梁山区，像这种完全用石板、石块垒起来的“石屋”至今还随处可见。它们得以存在的理由不完全是因为贫困与落后，还有客观条件和生活习惯的原因。靠山吃山，石材遍地都是。造一栋石屋用不了多少花销，而且坚固耐用，冬暖夏凉，住在里面舒坦，安逸。甚至一些“富裕”到城里的人，也常常怀念它的长处，隔三差五地回到老屋住住，说是“接接地气，养人”。（图1、2、3）

实物的审美价值有时候展现得很偶然。像这座石屋，无论是远眺还是近取，它都会给你一种强劲的冲击力。然而你却很难在它身上找到能与你印象中的“屋”的概念相吻合的东西。在它面前，原本习惯了的点、线、面，习惯了的整体形象，都变得虚化起来。凸显出来的，不过是材料、色块、结构这样的元素，是可触摸到的强烈的质感。但因此我们就说它是超现实主义的，似乎又很牵强，可以试想，当初山民营造它，全部的出发点也只是栖身，抑或在设计中有传统、风俗的要素，也断不会生出这个风格，那个主义。这就为我们诠释了一个简单的道理：不管是什么样的艺术感觉，在现实中总会找到产生这种感觉的因素。

这是一座两进院的里院，引路的主人说，院中的石榴树有着同这座宅子一样的年纪，三百多岁。（图4、5）

就树木在宅院中的意义而言，中外的理念没有多大区别，无非是追求与自然的亲近，使小天地多几分情趣。但像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人口外来的多，城市出现的晚，所以至今还常常是瞄准了自然景观，开垦出一片住处去造屋，于是大大小小的树木也就划进了自己的院子。相比之下我们市井的形成却久远多了。“熙熙攘攘，皆为利来，皆为利往”的人们，几乎完全是先盖房子后种树，因此栽种什么，不但入了流俗，也有了规格，甚至戒律。譬如不可有松，认为那是庙宇用物，或阴宅之象；不宜有柳，是因其袅娜而有伤家风；不宜有梨，则因“离”大失和气。至于文人调侃，更是恣情妄议，虽不成机理，却颇为成趣。像“院中无槐，则如家中无主人，而无丁香，犹如房中无小妾”之说，更是将树木与庭院的关系人文化到了极致。再后来，任什么庭院，几乎无一例外地排斥杨树，认为它过分健硕、粗壮的腰身，实在难与祖宗倡导的儒雅遗风相匹配。

石榴，根系深穷，树干苍劲，其中犹结果多子象征昌盛、吉利，因此大凡庭院无不视之为必有之物。当然，还有象征富贵、雍容的海棠和玉兰。

不过，“种蕉邀雨，植柳邀蝉”也是一说。

看着两位闲适的老太太，想起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两件事情，一个是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另一个是罗中立先生创作的“丑化农民”的油画《父亲》。两者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是交相呼应，以各自的艺术魅力刺激着人们的感官，颠覆着人们习惯了的审美心态。这印证了一个严肃的命题：变革需要两个方向的力量，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催化与侵袭，一个是自我的反思与批判。

那时，我一路南下，跑了四十几个县，一路上见到的“父亲”们，愁苦与渴望的面容依旧稳固地存在着，但已似有溶化的光亮。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油画中那只直举到你面前的残破而硕大的空碗、那对充满了不甘和绝望的眼神、以及那双养育了我们的粗糙的大手，都还记得吗？

老姐儿俩一个八十一，一个八十三。（图6、7）

在大部分农村，作为一种刚刚过时的劳动生产工具，石碾子已经派不上多大的用场了。倒是玩“形象思维”的人常常特“蒙太奇”地想到它，譬如伟人们推动着它——沉重的历史车轮滑动了；而在穷苦人面前，它又成了不堪重负的苦难命运的象征，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一段“咏叹调”，就是推着碾子唱的。再就是聪明的景观设计者，为了迎合都市群体的怀旧情怀，营造出一块老年间的田园光景，也断不了借用它的“小生产者”形象弄巧。

在庭院里、在店铺前，置上一尊石碾子，“疑似”出农家乐的感觉。

其实有些上了年纪的庄稼人还在时不时地用着它，说现代化了的电磨转动起来太热，磨出来的粮食烫手，和出的面黏，不劲道，不好吃。

而对饮食文化有研究的人说，重要的是石头里含有多种微量元素，粮食跟它们化合起来才别有一番味道——这又回到了那个命题：中国饮食文化的精髓，在于作坊式的手工业生产方式。饺子得手包，面条得擀面杖擀，豆腐得经石磨磨，再用卤水点。而车间流水线生产出来的叫“快餐”。（图8、9、10、11、12）

P1-11

实在说，“川间峁上的沉思”这个“帽子”有点大，因为这里所涉及的古戏台、古村落、古围堡，无论是从所涵盖的地域还是风格的多样性上看，都有很大的局限性。不但不包括江南，甚至就是北方，也只是山西、河北很有限的一部分，因此也就难说更周全、更详尽地把握住了它们。不过从另一方面看，所见虽然有限，感触也难说有多么独到，那种已经许久不曾有过的冲击感，还是涌动难按，这或许正是坐井观天可欣慰的一面。

我接触北方的古村落、古戏台、古围堡实在是出于偶然，甚至可以说是出于盲目与下意识，意思就是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理性的艺术文物的探究者。20世纪80年代，当“旅游”还只是一个时髦的字眼时，我已经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路南下而去了。翻大别山，下武汉，再九江，抵庐、黄二山，经苏杭返京，圆了北京人“下江南”的美梦。那以后，虽然行千里路的夙愿依旧魂牵梦绕，却从未将目光投向西北，总觉得一个北方人是无论如何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去那片呆板、荒蛮的土地跑上一趟的。直到时过境迁，终于有一天姑苏城的钢筋水泥、秦淮河的灯红酒绿吓得我不敢再去，便蓦地想到京城的周边，想到还有河北、山西，于是便懵懵懂懂地上路了。接下去的竟是一见钟情，难舍难分。

我得承认，当我走出大城市的那一刻，头脑里是空旷的，目光是散乱的，甚至向南还是向北，向东还是向西，都是走哪儿算哪儿，任由随意。因为我所想向往的，不过是一种不需要计划、思考，远离抽象、逻辑，松弛、懒散地解放自己，把自己彻底地丢给自然，丢给无序的日子，哪怕只有那么几天。然而一旦被抛到天地之间，一种潜在的残酷是我们无论如何摆脱不掉的，那就是我们与自然、与社会业已凝固在一起的牢固关系使我们在它们面前不可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趟趟地走近黄河，一遍遍地翻过荒川峁梁，凝视着突兀间展现在你面前的古村落、古围堡、古戏台，就总觉得它们是在久久地等候着你，而你又会觉得不在那苍茫、凋零中喊几句，唱两嗓，不深沉地感慨出点什么来，就对不住它们消磨了那么久的岁月：

存在是合理的。那么，消亡，是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吗？

这些古戏台、古村落、古围堡，也会被嫁接、克隆出今天的价值观念吗？

艺术是永存的，那么具体到艺术样式呢？

“如果没有工业，我们的时代是贫瘠的；而如果没有艺术，工业就是野蛮、愚蠢的。”（王尔德）

上帝将艺术与宗教捆绑在了一起，迅猛地走进现代文明的人们更情愿选择谁来洗涤自己的灵魂呢？

这些散发着霉味的命题没多少人愿意再拾起来去跟它们较劲，但怪得很，想着那些古村落、古戏台、古围堡，一路上赞叹、感慨之余，到头来还是在自己给自己设下的“套”里转，转得劳神而情愿。然而等到消停下来，有意整理成文时，却又发现也并无多少新意，不过是胡乱地跑了些地方，堆积了一把素材罢了。比如“古戏台”那部分，抑或可以看做是我讲台上的即兴发挥或与朋友的私下调侃，而这样的灵感不走出去是难以被激发出来的。当然，既是感受，便是一己之得，一家之言。浅薄、幼稚，乃至谬误，也就顾不得许多。是我在川间峁上沉思，我眼中的川间峁上即如此，玩儿得尽兴了，深沉得也尽兴了，足矣。

我的导游就是我的感觉，我不需要一个不自由的框架，我要天马行空地“自己找食”。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不想使我的文字刻意或“顺带”地染上“导游”的色彩，以避误导之嫌。诚然，选择这样一路很“失众”，也很艰辛，但跟少些个知音倾诉自己的得意，不是也很惬意吗？

“古村落”、“古戏台”、“古围堡”三部分整理差不多时，有朋友建议我将二十五年前骑自行车下江南的日记一并纳入其中，说那样的“老东西”正好是对今天的陪衬与补充，可以让今天的“驴友”们了解了解那时的年轻人是怎样的一种热情与冲动，那时的社会是处在怎样的一种嬗变与萌动之中。这是个好主意，但略感遗憾的是，与“日记”相配的照片已经陈黄老旧得不成样子了。其根本缘故盖因那时穷得近于刻薄，用的都是三角钱一卷的处理“135黑白卷”。加上无知，一路上只顾一卷一卷地狂拍，忽视了几十天里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空气湿度，等回京冲洗出来，才发现几百张底片没有一张是清晰、鲜亮的。接着又闷在“暗房”里，用自己做的放大机把它们洗印出来，使这些每一个环节都得不到技术保障的东西成了照片，成了我们深爱的“残疾的产儿”。如今二十五年过去了，在“数码”面前，她们的窘状反成了那个时代的佐证。

我一直在思考，如果按力度排列，能对某种文化观念产生冲击或颠覆的，最大的并不是政治、权力、战争，而应该是物质文明和这种文明催生的意识形态。尽管我们不敢想象康德的“二律背反”为人类的文明走向划定的轨迹，但面对文化现状的解体、迷乱、庸俗、堕落，我们这样的小人物所能做的，除了对往日的叹惋与凭吊，还有什么呢？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而终于会有一天，回首处，已是燕去楼空。

不知是怎样一种原由，待书稿完成那一刻，反倒觉得无聊、无趣了。呆板的文字，不无矫情的议论，比之鲜活灵动的外部世界所给予我的，显得那样空洞、肤浅。也是那一刻，才真正理解斯诺、索尔兹伯里、史沫特莱们，为什么在几十年后仍然沉浸在当年“红色之旅”的痴迷中。相比之下，也许是因为自己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缘故，所以才像堂吉诃德似的，那样的不甘。以至越是面对不解与嘲笑，越是冥顽地于得意与虚荣中尽情地享用。

还记得《一只小甲虫》是我依据当年在旅途上的经历鼓捣的剧本。如今，本子还在继续着自己的沉梦，而“小甲虫”，变成了老甲虫，且顽强地爬着，爬着……

癖好是生命，而生命的存在不需要谁的理解。

最后，感谢摄影家曲扬先生为书中照片的整理、润色所做的工作。感谢左湘、王树、李岩、段忠中等在各方面为本书所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