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奥兹的身份具有浓厚的真正色彩，但我们在他的虚构作品中，却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生硬的政治性，我们能感受到的，只有他对爱（以及爱所投下的阴影）最细腻、最微妙、最动人的描绘。它们宛如阳光下随风摇曳的一地树影，美丽、忧伤。而又神秘。

20世纪80年代的特拉维夫，一个闷热的傍晚，作家（从头到尾他就是作家，没有名字）在咖啡馆为晚上的读者见面会做准备。这时，他的注意力被一个年轻女侍者吸引，情不自禁为其编织一段关于三角恋情的故事。随后，他又把故事的主人公换为邻桌的两个中年男子。就这样，作家开始了现实与想象交叠之旅。作家来到文化活动中心与读者见面，却任思绪信马由缰：他"窃取"周围人的生活细节将其作为创作素材；他在两个陌生人之间建立联系使他们存在于同一个故事；他为不同的人物命名，构想他们的经历、编排相关的情节。这一切亦真亦幻，现实与想象的界限逐渐模糊。奥兹以"咏叹生死"为题展示大千世界中的生活琐事与情感，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均与生死相关，全书二十几个人物，基本都是在艰难世事中求生存的普通人，他们的欢乐苦痛、思索彷徨，他们的爱与欲、生与死，构成生死之歌中的一个个彼此不同却又是相似的音符。

咏叹生死/ 001

人物表/ 120

译后记/ 125

于是作家将坐在离舒尼亚绍尔社区活动中心大楼三四条街远的一个小咖啡馆里，文学之夜即将在社区活动中心大楼举行。咖啡馆里显得低矮、阴郁、令人窒息，因此眼下正适合他。他将坐在这里，试图集中思考这些问题（他总是会比约定的时间晚到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他总是会找事情做，消磨时间）。一个身穿短裙、乳峰高耸、略显疲倦的女侍者擦抹着他茶桌上的桌布：但即使她已经擦过，福米加塑料贴面还是有点发黏。也许桌布本身就不干净？

与此同时，作家眼看着她的大腿：那双腿既匀称又妩媚，只是踝关节有点厚。之后他偷偷看了一眼她的面庞：那是一张讨人喜欢的快乐面庞，两道眉毛聚拢到了一起，头发用一根红色的橡皮筋系到了脑后。作家闻到了汗味儿和肥皂味儿，疲倦女人的气味儿。他可以透过短裙得知她内裤的轮廓。他的双眼凝视着那隐约可见的形状：左半边臀部似乎有点不匀称，这令他激动不已。她注意到他的目光在她腿上、臀部、腰部来回打量，脸上露出愠怒与乞求：行行好，放过我吧。

因此，作家彬彬有礼地转移了视线，点了炒鸡蛋、沙拉加面包卷和一杯咖啡，从衣兜里抽出一根香烟，夹在左手的食指和中指间，没有点燃，左手托腮：十足的文化人神态，没有引起女侍者的注目，因为她已经转动着平底鞋的鞋跟，消失在隔墙后面。

在等炒鸡蛋时，作家想象着女侍者的初恋（他决定管她叫莉吉）：莉吉年仅十六岁时，爱上了本奈－耶胡达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查理。那天细雨霏霏，查理开着他的蓝旗亚轿车，出现在她上班的一家美容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把她带到埃拉特的一家酒店（他的一个叔叔是酒店的主人之一）度了三天假。在埃拉特，查理甚至给她买了一件非常抢眼的晚礼服，就像希腊女歌星穿的晚礼服，上面点缀着银光闪闪的装饰片，任何东西应有尽有，然而两个星期后他就把她给甩了，而后又来到了同一家酒店，这一次是跟一个水上选美比赛中的亚军。莉吉在接下来的八年中，又经历了四个男人，但一直梦想着他会回来：他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似乎很生她的气，非常可怕，危险，好像他就要发疯，她有时非常惊恐，然而突然之间，他的情绪舒缓起来，会原谅她，像个孩子那样快乐地搂抱她，管她叫咕咕歌，亲吻她的脖颈，用他温暖的呼吸轻轻触动她，用他的鼻子轻轻拨开她的嘴唇，就像这样，而后一股暖意，如同蜂蜜，蔓延到她的全身，而后他突然把她抛向空中，很用力，就像抛一个枕头，直至她直喊娘，但他总是在最后一刻抓住她，抱住她，所以她摔不着。他喜欢用舌尖缓慢而长时间地轻轻触动她耳朵后面、耳朵里面、脖子后面长有纤细毛发的地方，直至那种感觉像蜂蜜一样再次蔓延她的全身。查理从来没触犯过她，也从来没有伤害过她。他是第一位教会她一些东西的男人：比如慢慢起舞、穿超短三点式泳衣、光着身子脸朝下晒太阳、胡思乱想，镶绿色宝石耳坠以便衬托她的脸庞和脖子。

可是那之后他被迫归还蓝旗亚轿车，骨折了的胳膊上打着石膏绷带，他又去了埃拉特，可这次是和另外一个姑娘，露茜，她险些赢得了水上选美冠军。离开之前，他对莉吉说，你瞧，咕咕歌，我真的真的抱歉，但请你理解我。露茜出现在你之前，我和露茜并没有真的分手，我们只是发生了一点口角，不知怎么搞的我们有阵子没见面了，可是现在我们又重归于好，等等，露茜让我转告你她真的不生你的气，没什么难过的，你会看到，咕咕歌，过一阵子，你就会慢慢从我们的事情中平静下来，你会找到更适合你的人，因为实际上，你应该找个更好的人，你应该找个最好的人。最重要的，咕咕歌，你和我只是对对方有好感，对吗？

最后，莉吉把那件银光闪闪的晚礼服送给了某位表姐妹，把三点式泳衣放到了抽屉最里面，针线包的后面，而后就把它遗忘在那里了：男人们管不住自己，他们生来如此，但在她看来，女人们也好不到哪儿去，因此，爱情这种事几乎总以这种或那种坏结果告终。  查理并没有在本奈－耶胡达球队长期踢球。现在他成了家，有三个孩子，在霍隆有家工厂，制造太阳能热水器，据说他甚至把热水器大批量出口到占领地和塞浦路斯。两腿瘦骨嶙峋的露茜呢？她最后的结局又怎么样啦？查理利用了她之后也把她给甩了吗？如果我有她的地址，或者电话，如果我有勇气，就会去找她。我们两人一起喝咖啡。聊天，我们两人甚至可以成为朋友？奇怪的是，我现在怎么一点也不在乎他了，但确实有点在乎她。我从来就不会想到他，即使怀着蔑视，但确实有时会想到她：也许因为现在她变得有点像我了？他在床上也叫她咕咕歌吗？他也是笑着在她双唇之间挪动鼻尖吗？他是否慢慢地、轻轻地用她的手向她展示她身体的样子吗？如果我能找到她，我们也许可以说说这些，我们或许会慢慢成为朋友。

男女之间确实不存在友谊：如果他们之间起电，那么就不会产生友谊。如果他们之间不起电，那么他们之间就什么也没有。但是两个女人之间就不同了，尤其是均处在从男人那里接受了痛苦与失望的两个女人，尤为重要的是因为同一个男人而遭受痛苦的两个女人——也许我有朝一日应该努力找找那个露茜？

附近的一张桌子旁，坐着两个男人，都五十多岁了。他们都显得不慌不忙。两人中为主的那个体格健壮，完全谢了顶，像电影中的黑帮亲信。块头较小的那个显得陈腐，连衣服都是旧兮兮的，他举止躁动，表情中多少有点羡慕或同情，没有丝毫歧视。作家点燃一支烟，认定这个人一定是某类代理商，也许是推销吹风机的。作家把老板叫列昂先生，而把那个谄媚者叫做施罗莫·霍基。他们好像在泛泛探讨关于成功的问题。

黑帮亲信说，“除此之外，你这辈子没什么可做的了。”

“我百分之百认同，”他那个随从说，“我绝对不会反对你，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人这一辈子不能光顾了吃喝。人需要拥有精神层面的东西，就像我们在犹太教中所说的那样。一种上好的灵魂。”

“你呀，”老板冷漠而略带厌恶地说，“总是那么不着边际。总是从空气中，从云彩里拽出东西。要是你从现实生活中举出一两个例子，就会把自己解释得更好啦。”

“好啊，可以，干吗不，比如说，那个过去给伊斯拉泰克斯（Isratex）工作的家伙哈扎姆，欧法迪亚·哈扎姆。你记得他吧，那个两年前中彩得了五十万的人，后来他离婚了，日子过得一塌糊涂，搬家，开始投资，谁来借钱都给，不用担保，加入了某个党派，施计做了个部门首领，日子过得像国王一样。甚至像君主。最后，他得了肝癌，被送到以希洛夫医院，病入膏肓了。”

列昂先生皱起眉头，带着不耐烦的腔调说：“当然。欧法迪亚·哈扎姆。我参加过他儿子的婚礼。我本人正好非常熟悉欧法迪亚·哈扎姆的情况。他恣意花钱，既有正当理由，又过得快乐，他每天开着蓝旗亚和金发碧眼的俄国姑娘在城里兜风，他总是在寻找投资者、企业家、担保人、资助来源、合作伙伴。可怜的家伙。可你知道什么？我们探讨这个题目时，你最好别提他：你举他这个例子并不好。癌症，朋友，不是因为坏习惯才得的。现在科学家们发现，得癌症或是因为脏，或是因为紧张。”

作家把差不多一半的炒鸡蛋剩在盘子里。他喝两小口咖啡，觉得有股烧洋葱和人造奶油的味道。他看了一眼自己的手表，而后，付了钱，微笑着向找给他零钱的莉吉致谢，他把小费藏在茶托底下。这一次他小心翼翼地不去看着她离开，不过确实朝她的后背和臀部投去欣赏的、依依惜别的一瞥。他可以透过她的裙子看出她短衬裤的左半边比右半边略高。他控制不住自己不去看她。最后，他起身离开，而后改变主意，下了两级台阶走进没有窗子的厕所。光线凝滞的灯泡、斑驳的墙皮以及黑暗中飘来的污浊尿臊味儿使他想起观众见面会的准备工作还没做呢，他不知该如何回答观众的问题。

从厕所出来时，他看到列昂先生和施罗莫·霍基先生把他们的椅子挪得更近了，并肩坐在那里，躬身看着笔记本。大块头男人一边沿着一排排数字移动着粗大的拇指，一边明显地压低声音说话，一遍又一遍地来回摇着脑袋，仿佛想把什么东西永远彻底地排除在外，毫无疑问，与此同时，他那位默认的同伴频频地点头。

咏叹生死Rhyming Life and Death

阿摩司·奥兹应该说是时至目前中国学术界、创作界和新闻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奥兹在1939年生于耶路撒冷，父母分别来自前苏联的敖德萨（而今属于乌克兰）和波兰的罗夫诺，因此他自幼受家庭影响，接受了大量欧洲文化和希伯来传统文化的熏陶，而后又接受了以色列本土文化的教育，文化底蕴深厚。奥兹十二岁那年，母亲因对现实生活极度失望，自杀身亡，对奥兹的心灵产生了极度震撼，也对他整个人生和创作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十四岁那年，奥兹反叛家庭，到胡尔达基布兹（即以色列颇有原始共产主义色彩的集体农庄）居住并务农，后来受基布兹派遣，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哲学与文学，获得学士学位，尔后回到基布兹任教，并开始文学创作生涯。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奥兹发表了《何去何从》(1966)、《我的米海尔》(1968)、《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莫称之为夜晚》（1994）、《一样的海》（1998）、《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等十二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乡村生活图景》（2009）等四个中短篇小说集，《在以色列国土上》（198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多部政论、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四十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国家文学奖”、西语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并多次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是目前最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

奥兹一向主张，对于作家来说，“你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作为20世纪60年代崛起于以色列文坛的“新浪潮”作家的杰出代表，奥兹把笔锋伸进玄妙莫测、富有神秘色彩的家庭生活，善于从日常生活里捕捉意义，引导读者一步步向以色列家庭生活内核切近。又以家庭为窥视口，展示以色列人特有的社会风貌与世俗人情，揭示当代以色列生活的本真和犹太人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和生存挑战。其文本背景多置于富有历史感的古城耶路撒冷和风格独特的基布兹，形成典型而突出的以色列特色。此外，奥兹某些小说的叙事背景还扩展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和希特勒统治时期的欧洲，描绘犹太民族的历史体验，以及犹太人对欧洲那种求之不得的爱恋。他善于对主人公内在的心灵世界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展示个人与社会、性欲与政治、梦幻与现实、善良与邪恶的冲突。

奥兹是一位集希伯来传统文化与欧美现代文化于一身的作家，尤受俄国作家契诃夫、以色列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和现代希伯来浪漫派小说家别尔季切夫斯基的影响。契诃夫让他认识到日常生活琐事的伟大意义，教会他如何含笑运笔，描写人生的悲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格农教会他如何运用反讽艺术手法，用戏谑的方式描写严肃的生活事件。别尔季切夫斯基教会他挖掘人性深处，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奥兹酷爱《希伯来语圣经》中优美、简洁、凝练、具有很强张力的语词，并一直试图在创作中保留这一传统。他在许多作品中，使用《圣经》中的暗示与隐喻，使用简明短促的句式，形成强烈的抒情色彩。尤其在发表于1998年的《一样的海》中，奥兹大胆进行文体实验，运用韵文与散文相互杂糅的句式，显示出浓郁的诗意与强烈的叙事力量。

奥兹是一位非常富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作家，素有“以色列的良知”之称。他在2007年8月27日外文所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坦言：自己有两支笔，一支笔写故事，另一支笔写政论，针砭时弊。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奥兹一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主张巴以双方通过妥协实现和解，是以色列“现在就和平”组织的主要奠基人。奥兹作品中的许多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负载着作家的政治理想与见解，表现出作家强烈的道德感与忍让宽容的人生态度。纵观奥兹的全部作品，也可以看到作家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历史时期的心灵探索轨迹。但需要说明的是，奥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在驾驭人物上相当老到，并善于借助幽默、反讽等手法，对某些持犹太复国主义理念的卫道士、犹太民族主义者进行揶揄，使得他笔下的人物鲜活饱满，鲜有“传声筒”痕迹。

二阅读《咏叹生死》

如果说在过去四十余年的创作生涯中，奥兹一直追寻文学技巧与文学类型的实践与更新，那么发表于2007年的中长篇小说《咏叹生死》则是其进行创新尝试的一个例证。

这篇在希伯来文首版问世时只有一百零二页的小说不同于奥兹以往的任何作品。它不再以人物或情节为中心，不再将焦点置于家庭、社会与历史；而是将关注点转向人的内心世界，具体地说，转向作家的内在的或者想象中的世界，借披露动态中的想象世界来猜测“他者”的生活，展示创作的过程。

小说的背景不再是奥兹经常选取的耶路撒冷古城或者是风格独特的基布兹集体农庄，而是20世纪80年代的特拉维夫。主人公是一位四十多岁、功成名就的“作家”，奥兹没有交代这位“作家”的真实姓名，在希伯来文中只称其为“Hamehabber”。“mehabber”在希伯来文中意为“著作者”或“作家”，“Ha”的用法类似英文中的定冠词“the”，用在名词前表示特定的人或事物。英文将其翻译成“the Author”。熟悉奥兹的读者不免掐算，该“作家”与出生于1939年的奥兹在当时年龄相仿，而以无名氏作家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品多带有自传性。对此，英国作家亚当·马尔斯－琼斯曾经在《观察家报》的一篇书评中提出异议。而在笔者看来，对于一向喜欢把自己的人生经历与体验融入创作中的奥兹来说，虽然在《咏叹生死》中仍然流露出自己的人生与思想轨迹，但《咏叹生死》显然不同于《爱与黑暗的故事》，并非一部自传体小说。

小说集中描写不知名“作家”一天之中八小时的经历与想象。时值特拉维夫一个闷热而令人焦躁的夏季傍晚，即将前去好书俱乐部与读者见面的“作家”，坐在一家咖啡馆里设计各种各样读者可能提出的问题：

你为什么写作？你为什么采用这种方式写作？你是否有意对你的读者施加影响？如果有，你以什么方式影响他们？你的故事起到什么作用？你是不断地涂抹修改，还是一下子写出头脑中之所想？怎样才能成为名作家，成名对你的家庭有什么作用？你为什么几乎只描述事情的负面？你怎样看待其他作家，谁对你有影响，谁令你无法忍受？顺便说一句，你如何界定自己？你怎样对攻击你的人予以回应，你对此有何感受？他们怎样攻击你？你是用笔写作，还是用计算机写作？你每本书挣多少钱？你的故事是取材于想象，还是直接取材于生活？你前妻怎样看待你作品中的女性人物？你为什么离开你的第一任妻子，还有第二任妻子？你是在固定的时间里写作，还是等缪斯女神光顾时写作？等等。

这些是创作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以色列作家在观众面前经常会被追问的问题，也许还是所有作家在观众面前会被问及的问题。回答的方式多种多样，从中既蕴藉着作家的人生与创作体验，也透露出作家本人的修养、智慧与才华。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尚未就这些问题准备好巧妙或者闪烁其词的答案时，注意力就被一位身穿短裙、乳峰高耸的年轻侍者吸引过去，于是情不自禁地把她当成自己笔下的人物，将她命名为莉吉，编织起她在少女时期的故事，以及她与一家著名足球队的替补守门员查理和水上选美比赛亚军露茜之间的三角恋情。随即又编织起邻桌两个五十多岁中年男子的故事，以及从这两位中年男子口中听来的一位靠买彩票而发迹、而今却身患癌症的商人欧法迪亚·哈扎姆的故事。

作家身为“扒手”窃取周围人生活细节将其作为作品素材，曾经以片段形式见于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据奥兹描写，年幼的他跟随父母到耶路撒冷那几家颇具欧式风格的咖啡馆里喝咖啡，父母与一些名人雅士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时，他就学会做“小间谍”，能从咖啡馆里的陌生人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这种构思方式，我们可以借用《纽约时报书评》上一篇关于《咏叹生死》的书评中的术语“想象他者”来加以命名，它再度成为《咏叹生死》中布局谋篇的主要技巧。也可以说，写作，对于奥兹来说，是一种触摸他人而自己又不被他人触摸的方式。他把大量的讲故事的才能运用在构筑小说主人公对周围人的想象上。这种手法可以让读者了解作家的创作过程，又能让读者参与到创作过程之中。用奥兹的话说，读者希望菜肴已经备好，但实际上是我把他们请进了厨房。

小说主人公——“作家”从咖啡馆来到文化活动中心，当一位文学评论家尖声尖气地就“作家”近作与各种不同的当代及前辈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找出相似性、寻找相互间的影响、确定产生灵感的渊源、展示内在的肌理、进行各种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强调让人意想不到的联系并深入故事的最深层时，“作家”则在凝视他的观众，从这儿窃取一副苦涩的表情，又从那儿窃取一副猥亵的表情。他把一个大约十六岁的忧郁男孩命名为尤瓦尔·大汗，将一个貌似有文化的妇女命名为米丽亚姆·奈霍莱特，在她与男孩之间建立了一种脆弱的联系。“作家”任思绪信马由缰：也许采用第一人称，以某位邻居，比如说耶鲁哈姆·施德玛提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颇有味道，耶鲁哈姆·施德玛提便是那个邀请他前来做讲座的矮胖的文化管理员；也许能够从文学评论家（他现在正在阐述在创作中转换视角的悖论）那里拿来一两个特征放到经验丰富的文化管理员身上。大厅后排的一个六十多岁、消瘦干瘪的男人因为窃笑，便被他想象为丢了工作，与半身不遂的年迈母亲挤在一张床垫上。而轮到自己发言时，“作家”时而显得兴致极好，用自己也难辨真伪的话语，用不止用过一次的答案回答观众问题；时而摆出孤独、忧伤、又具有文化敏感性的一副表情，堆积着一个又一个谎言……

小说的主要故事之一是“作家”与在读者见面会上认识的女朗诵者罗海尔·莱兹尼克的短暂交往。罗海尔·莱兹尼克是一位三十五岁的单身女子，羞怯而腼腆。在中年“作家”眼中，罗海尔近乎漂亮，但并不吸引人。作家则酷似猎艳老手，主动提出送罗海尔回家，伺机接近她，引诱她。罗海尔恐慌、尴尬到了极点，像“一只走投无路的松鼠”。但在惶恐中又隐含着期待。“作家”先是克制自己离开了罗海尔的公寓，在街上游荡，而后又返回到她的住处。“作家”与罗海尔之间的一夜情亦真亦幻，基本上是源自“作家”的想象。但却是奥兹所有小说中最细致绵长的性场景描写。“作家”与罗海尔在身体接触过程中的细微感受：尴尬、恐惧、欲望、骄傲、满足、失败……从无爱到无欲，也许是对人类生存境况的一种隐喻，喻示着人在最基本交往过程中的不安全感。现实与想象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

与奥兹的其他作品相比，《咏叹生死》更具有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也有人将其称作后现代主义小说。它虽然不如《爱与黑暗的故事》那么厚重，但是批评家们一致认为，《咏叹生死》不愧出自大家之手，让人身不由己地沉浸在阅读过程之中。有时让人津津乐道，有时又不免由书中人物的遭际反观自身，对生与死这类带有永恒色彩的问题生发感悟。

小说的希伯来文标题取自希伯来语诗人茨法尼亚·贝特－哈拉哈米的同名作品。而诗人在《咏叹生死》中写下的“没有新郎就没有新娘”的诗句在作品中数次被引用，成为跳动着的隐喻，概括出生存本身带有辩证色彩的二元组合：生死相依、阴阳相济、有无相生。实际上，贝特－哈拉哈米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他的韵文出自奥兹之手，在相当程度上歌咏的是奥兹之志。奥兹曾对笔者谈起，他借用“咏叹生死”这个题目是想展示大千世界中的生活琐事与情感，而作品中所描写的一切均与生死相关，可说是吟咏出小说的希伯来文题目中所明示的“生死之韵”（或“生死之歌”，Harozei Hahaim ve Hamavet）。

书中的二十几个人物，基本是在艰难世事中求生的普通人。他们的欢乐与痛苦，忧郁与苦闷，思索与彷徨，爱与欲，生与死，构成生死之歌中的一个个音符。诸多人物的一世人生，犹如花开花落，云卷云舒，昼夜交替，四季更迭，蕴涵着世间万物由盛及衰、草木从荣到枯的规律。人生悠忽兮如白驹之过隙，辉煌与欢乐总是过眼烟云，情缘与偶遇难免转瞬即逝。当主人公年幼时，诗人贝特－哈拉哈米的诗歌曾经在各种仪式、各种庆祝活动或公众集会上被引用，被歌唱，可是如今他的声名已经被人们遗忘，他诗歌的词语和旋律也几乎被遗忘，人们甚至长时间不知道他的生与死，直到作品末尾才交代他在睡觉时死于心力衰竭。在他笔下，物体与爱情，衣装与思想，家园与情感，一切变得破败与乏味，最后归于尘土。商人欧法迪亚·哈扎姆曾拥有蓝旗亚轿车，喜欢和金发碧眼的俄罗斯姑娘在城里兜风，或到土耳其赌场消遣，经常前呼后拥，风光无限，而今身患癌症躺在重症监护室，气息奄奄，昔日朋友不知去向，甚至无人来清理他的尿液管袋。文化管理员耶鲁哈姆·施德玛提虽然积极乐观，一脸阳光，但病魔缠身。莉吉与查理、查理与露茜虽然成就了露水姻缘，但最终分离。罗海尔与“作家”虽然拥有一席之欢，但永远不会有结果。数次丢掉饭碗的阿诺德·巴托克一边照顾年逾八旬、瘫痪在床的老母，一边探讨永生问题。结果发现：

成双成对来到世上的并非生与死，而是性欲与死亡。由于死出现在生之后，比生晚出现千万年，很有可能希望死有朝一日将会消失，生则不会再消失。因此永生便在逻辑上具有了可能性。我们只需想办法消灭性欲，便可以具有从世上消除痛苦，消除死亡之必然。

阿诺德在对永生问题进行探讨时，得出的显然是形而上的结论。而书中人物的生与死，沿袭的则是所谓“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的自然之道。也许后者，正是奥兹本人对“生死之韵”的咏叹。

感谢阿摩司·奥兹教授在我翻译此书时一如既往的帮助，尤其是在翻译书名与某些诗句时给予的悉心指点。也感谢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洁在出版此书过程中付出的心血与热诚，以及责任编辑在编校文稿时付出的辛勤劳动。

钟志清

2009年岁末于北京

手法纯熟，细节离奇，环环相扣的人物刻画极具大师风范；一个关于性与死亡主题的寓言；一种介于J.M.库切和米兰·昆德拉小说世界之间的创作风格。

——《卫报》

阿摩司·奥兹为我们全面打开了通向以色列人的世界、通向以色列人心灵、通向以色列人的现实处境的门和窗户，让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人民的生存图景和生命体验，他们的悲欢与歌哭，他们心灵的焦躁与安宁，他们日常生活的烦恼和欢喜，他们精神和宗教世界里的苦闷和欣悦，他们寻找心灵家园和文化故乡的乡愁。

——邱华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