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解读了五七干校中李讷、张志新、范长江、钱钟书等20余位重要人物，解读了中央办公厅、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九所有代表性的重要干校，并且从流放、离别、与“反右”对比等角度解析了干校现象。特别是对柳河、牛田洋等干校发源地进行了全面剖析，对最后一所干校即中央办公厅干校作了深入探讨。作者如蓝同时采访了中央文史馆馆员程毅中十余位重要的干校当事人，采访了干校司机、干校所在村的村民，从亲历者的角度回望干校历史。通过这本书，为读者打开了全面地了解五七干校的一扇大门，通过对重要干校、重点干校人的解读，以及作者的眼光分析干校、亲历者的眼光看干校，读者可以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干校、干校现象以及那个时代。

五七干校是中国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从1968年开始，包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在内的106个部委下放五七干校，各院校、学术、文艺机构各省级、地方级干校相继建立，一大批专家学者、领导干部下放干校，五七干校存在的历史共计11年。如蓝编著的《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一书解读了李讷、张志新、范长江、钱钟书等20余位重要的干校人，解读了中央办公厅、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九所有代表性的重要干校，并且从流放、离别、与“反右”对比等角度解析了干校现象。

第一篇 名流雅士在干校

 李讷：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

 杨绛和钱钟书：和你在一起

 何其芳：愿做伟人光环下的柳条儿

 冯至：走在泥泞的“五七”大道上

 俞平伯：一支素静淡雅的昆曲

 顾准：拆下肋骨做火把

 巴金：自建一座灵魂拷问所

 戴厚英：祭奠一段生死恋

 赵丹：活着

 王人美：跨不过“明星”那道坎

 黄永玉：不用眼泪哭泣

 吴冠中：“粪筐画家”的中国心

 费孝通：淡却的激情与迷茫

 陶膺：重返向阳湖，感慨万千

 于光远：心的方向

 戴盆何以望天——从斯诺到范长江

 渴盼人间四月天——从林徽因到梁从诫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从赵季康到张志新

 跨越世纪的三女性——追忆雷洁琼、冰心和杨绛的干校岁月

第二篇 天南地北探干校

 情牵中南海的“五七红庄”——走进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

 中国“五七”干校的摇篮——走进柳河“五七”干校

 红彤彤的牛田洋——走进“五七”指示发源地

 戏里戏外的奉贤——走进上海电影系统“五七”干校

 没有赢家的鲤鱼洲——走进北京大学“五七”干校

 清华园鲤鱼洲——走进清华大学“五七”干校

 水墨丹江口——走近文化部“五七”干校丹江口分校

 博客里的干校往事——走近水电系统“五七”干校

 厚重黄湖——走进团中央“五七”干校

 一幅“五七”干校的全景图——走进湖北荆门地区“五七”干校

 小字辈眼里的干校——走进邮电部“五七”干校

第三篇 说事品书话干校

 离别的时代

 “右派”分子下干校

 女性温暖的时代

 “向阳湖文化”及其他——读《向阳湖文化丛书》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读《小艾，爸爸特别特别地想你》

 君子与小人同台——读干校小说《颤抖的灵魂》

 见证一段峥嵘的岁月——读“五七”干校小说《罗山条约》

 怀念一口老井凭吊一座煤窑

 三“见”罗哲文

第四篇 五味杂陈忆干校

 我体会了劳动的艰辛——访著名学者程毅中

 应该否定“五七”干校——访著名学者邓蜀生

 干校让人懂得了思考——访著名学者傅璇琮夫人徐敏霞

 向阳湖让我终身难忘——访新华书店总店原副总经理郑士德

 “文革”是一部很好的戏——访中华书局原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丁树奇

 我们全家的农村情结——访著名作家、电影编剧于敏之女于晓燕

 “五七”干校让我更深地了解了“文革”——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张惠卿

 我在干校做了四件事——访著名画家孟庆江

 父亲是个“光荣的孤独者”——访著名童话作家严文井之女严欣久

 别梦依稀向阳难忘——访“向阳花”群体

 我在文化部干校当司机——访向阳湖“五七”干校司机涂和平

 我们村来了北京人——访向阳湖本地农民刘海清

 太过了，他们太苦了！——访文化部成宁“五七”干校军宣队负责人李晓祥

附录一：文学情怀与史学思辨的合璧——读如蓝《文人·炼狱——小女子品读向阳湖》

附录二：参考文献

拓荒者的苦与乐（代后记）

李讷：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

她叫李讷，出生于1940年。那个时候，全国各地知识青年历经千难万险，奔赴他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延安，李讷的父亲毛泽东正是建造这片圣地的共产党领袖。

她被人们称作“红色公主”，扎着小花辫，穿着小花裙，依偎在父亲宽广的胸怀里，满脸满眼的是幸福与纯真。

这位伟大的父亲并没有为她建造一个温室。大学里她与同学们一样住校，参加工作后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路过中南海大门的时候，如果不主动与卫兵打招呼，就会遭到父亲的批评。1968年，为响应父亲的“五七”指示，她前往江西，在一个叫作进贤的地方参加农业劳动。此时，她正患着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同事这样回忆干校期间的李讷：“平易近人，说话谦和，待人诚恳，干起活来不惜力，还蛮有一股泼辣劲儿。从化粪池到施肥现场有两里地，她挑起一担约有七八十斤的粪桶，虽是大汗淋漓，但从不叫苦叫累。中午地头吃饭，她和大家一样，馒头就咸菜，不搞半点特殊。”

此时，这个勤劳的姑娘已经是30岁的“大姑娘”，面对她的孑然一身，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提起了李讷的婚姻大事，“找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主席如此回答。

对爱女的婚事，毛泽东向来主张“在下面找，找个普通人”。在进贤，李讷果然相中了一个普通人：一名下放干校的服务员。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女儿的婚事，并把一套三十九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作为贺礼，派人送了过去。

婚礼极其简单，总共十几个人参加，炒了八个菜，喝了几瓶葡萄酒。新房是普普通通的平房，一张由两张单人床拼起来的双人床，外间放着一张桌子、两把椅子等家具。

与李讷在同一干校的，还有她的堂姐毛远志。毛泽东对亲侄女的要求一是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希望人家鼓掌；二是无论到哪里都要和群众打成一片，不要有任何特殊。

而此时，主席的另一个女儿李敏，正在河南遂平县莲花湖的“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再早一点，李敏曾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与农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直到今天，如果我们偶尔在街上遇到李敏或者李讷，当年的“红色公主”留着最简单的短发，穿着碎花长袖衬衫，下配一条黑色长裤，你会觉得，作为家庭妇女的邻家大娘也不至于这么“老土”。

从韶山冲走出，从一介书生而奋起闹革命，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有一股倔劲：打破一个人压迫人的旧世界，建立一个等级差别甚小的新世界。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九死一生地一路走来。然而，对他一手领导建立的新政权，他并没有足够的满意，因为他的政权里出现了张子善这样的大贪官，他手下的领导干部从农村进了城，有人就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群众，开始高高在上。这不是他闹革命希望看到的结果。从五十年代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三反五反”运动，到六十年代开展“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四清”运动，其初衷与矛头不言自明。

然而，这远远不够，让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广泛地参加农业劳动，与土地与农民结合，用以培育他们与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感情，打掉身上的骄、娇二气，主席开始了这样的思考。他描绘了心中的“五七”干校，并毫不犹豫地把女儿们送了过去。

伤痕文学中习惯于将“五七”干校称作大“牛棚”。而在我们了解到的“五七”干校历史中，把干校建在人烟稀少地带的有之，建在劳改农场的更有之，干校学员的劳动强度超过劳改犯的也有之。作家邓友梅所在的盘锦干校，就是一个插翅难飞的荒芜地，而丁国成先生在向阳湖“五七”干校曾被审问至六天六夜不睡觉，邹荻帆先生笔下的息县干校，考古专家被折磨得几欲寻死。这样的干校，与“牛棚”比起来，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是，也不乏一些干校，学员可以旅游，可以从事文艺创作，到后期更是鸡鸭鱼肉吃不完。即便是同一个干校，不同身份的人的体会也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应该不会认为，这位领袖把女儿送到干校，是为了让她们比劳改犯更不自由，或者被批斗得几天几夜睡不了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这样说。

“孩子，你每个月能吃上肉吗？”他亲自到农村调研，在听取了地方干部的汇报后，拉过一个农村娃娃问。“不能”，孩子说。“他讲的才是真话啊”，他说着，眼里闪动着泪花。他会指着那些前来迎接与汇报的县长说：“你们与群众接触太少了，你们不了解群众。”

他的深厚的人民情结，他的让干部与知识分子接触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愿望，让他把“五七”干校推广开来，他当然希望女儿们也走上一条这样的“五七”路，他当然乐意女婿是一名普通的服务员。

但是，是谁把干校变成了大“牛棚”？

因为自我利益的相互倾扎，极“左”思潮泛滥后的覆水难收，政策执行者理解的偏差……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回答这个时代的大问题？

作为一场带来众多负面影响的运动的总发起者，这位伟人难辞其咎。但是，试想在今天，有几个领导会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农村去养养猪、种种菜、盖盖房子？又有谁能接受一个“服务员”身份的女婿？

我们在恣意鞭挞的时候，我们在深刻否定的时候，是否发现过某些我们所不及的东西？是否深思过我们今天缺失着什么？每年的9月9日，当我们看到年迈的李敏、李讷排在长长的群众队伍中，等着瞻仰父亲的遗容，可知有多少“官二代”正享受着足不出户的各类便捷？

嫁个“工人也行，农民也行”！这话我们该认真地掂量掂量。

P2－5

回忆是为了不忘记那痛苦年代

仔细阅读了如蓝的新著《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使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遥远的年代，回到了湖北阳新半壁山下的邮电部“五七”干校，回到了那个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混沌时代。是的，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独特的、也是值得认真思考的一段痛苦历史——“五七”干校时代。

1969年5月7日，邮电部直属机关的上千名机关干部和知识青年子弟及家属们，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宣誓后，身背行李，步行到北京火车站。然后乘车到了武汉，又乘船转战到湖北的东部山区——阳新县半壁山脚下，开始走上了艰苦而难忘的“五七”道路。这里面有邮电部经历过长征的老部长和老干部，有近百名从延安时期就参加抗日的中国通讯事业的老同志，有解放初期从美国回来的爱国科学家，也有中国邮电通信事业的各种专家和工程师们，当然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邮电部干部的子女。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已经接管了邮电部，邮电部已经瘫痪，所有干部都要到“五七”干校，要走一辈子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这就是邮电部“五七”干校的开始。

与邮电部“五七”干校一样，当时中国有大大小小上千个“五七”干校，其中湖北省就有中央直属部委的“五七”干校近30座，还有很多部委干校分布在全国各地。大家有着同样的命运，同样的遭遇，同样的折磨。

我确实认为，对“五七”干校的回忆有两重意义：一是记忆这段特殊时代的历史，它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特殊的历练和经历；二是让我们和后代永远记住，中国千万不能再走回头路了。

记得前年看见一位“五七”干校时期的老同事，我们谈起“五七”干校的生活，谈起一些熟悉的战友和事情，这位老同事生气地说：“我不愿意想起那段日子，太苦了，那是邪恶的年代，那段生活没有任何的意义。”我听了以后，半天无语，后来还是告诉他：“我们写一些回忆，并不是颂扬那段生活。这是一段历史，是一段我们进入社会后最难忘的历史，虽然那段生活很苦，但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是‘文革’经历中的实际体会，也是生命中的一种过程，所以不应该忘记。”

温家宝曾提出“政体改革不成功，文革将会重演”的论断。我相信所有的人都不希望让那样的浩劫再一次出现在神州大地上，那就是一个“梦魇”。中国人至今仍然没有修复这创伤，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恶性扩散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令我们担心，令所有真正热爱中国的炎黄子孙担忧。实际上我们广大群众都是爱国的，是不希望国家乱下去的，更不要“文革”的重演和回到“五七”干校的时代。

当如蓝的新作问世之际，问序于我，只能欣然命笔，表示祝贺，还是那句话：记忆是为了更好的证明历史，回忆是为了不忘记那痛苦的年代。

（袁天沛：中国电信专家，传统文化学者，海纳携创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拓荒者的苦与乐

最大的困难是史料缺乏，而更大的魅力也来自于此。

为了了解到更多的干校与干校人，我常常不得不想方设法得到一本书，并从这洋洋数十万字的记述中，寻求到哪怕是一句话能为我所需。而很多的遗憾在于，按照我正常推断获得了一本书，其结果竟是枉然。比如，一个人分明在“五七”干校待过几年，可是他的传记仅仅写到了1949年。再或者，这本书把这个人物从出生写到了去世，但是他人生的某个时期，比如“文革”，以及“文革”中的干校期间，只字不提者有之，一笔带过者也有之。

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斯诺曾经写道：南泥湾最让人感兴趣的地方，是高级干部接受改造的“五七”干校。一个外国人到了中国，一眼就盯准了“五七”干校，并发现了其特别与价值，可是干校却难人某些中国传记作家的法眼，是刻意回避，还是有所顾忌，我不敢妄加评判。如果他们也同我一样，遭遇了资料匮乏的困境，那么在不止一个人的自传中，也仍然不见干校的影子，又是何因呢？

不愿简单地说“匪夷所思”，只是重重困难坚定了我一路追寻的决心。诚然，做一个拓荒者是辛苦的，但是独立的发现给了我挑战，更给了我乐趣。不敢与踏遍万水千山寻求史料的司马迁相比，但是至少可以做一种“心向往之”的尝试。

只是，我何苦这样穷追不舍？

缘起很简单，2010年初我完成了《文人·炼狱——小女子品读向阳湖》一书，在查阅向阳湖“五七”干校资料的过程中，自然会接触到其他的干校与干校人，这些干校与干校人常常牵动着我的心。比如，写过了冰心，就很想探究一下巴金；查阅沈从文的资料，其中就涉及到了周有光。并不是为了热爱向阳湖而涉足干校，而是那一代人、那个群体以及干校现象吸引着我，那么我有什么理由紧盯着中华书局的向阳湖而无视清华大学的鲤鱼洲？或者说，如果我为冯雪峰鸣冤叫屈，却怎么可以对范长江的遭遇无动于衷？这样一环套一环，南下北上，由东向西，在我能力范围内，我把许许多多的干校搜罗了一遍。

但是，对于写上一本书，我望而却步，且慎之又慎。在《文人·炼狱》一书的出版座谈会上，我坦言：这是一本专科水平的书，书中凝聚了我很多心血，也留下了不少遗憾。我不希望在原来的认知水平上继续写作。

我很自然地进人了新一轮的阅读与思考。从中国的新文学史料，到苏联的解冻文学，再到世界史，我在书海里作了一通漫游。

但是，我从来不曾停止关于干校资料的搜集，并在阅读过程中写下了很多笔记。有时候将读书笔记一整理，就成了一篇文章，有时候随手写下阅读感悟，时间的推移就这样让我看到了一本新书的影子。

我不否认这本新书的价值。“五七”干校的历史共计11年，11年里全国党政机关、高等院校、文学艺术及学术团体无一例外地下放，从中央办公厅到基层团支部，从部长到中学教师，这该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格与规模？但是，目前为止关于“五七”干校的研究，主要还停留在涉及面并不宽泛的纪实回忆录上。放眼全国，对重要干校和干校人、干校现象的探索性研读，还不多见。此外，叫得很响的向阳湖文化，如果仅限于独立的研究，正所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取得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研究成果。而如果把向阳湖置于众多的干校中，效果会大不一样。

我得再次提到史料缺失带给我的困难，有时候一篇文章写到中途，当你感到文思泉涌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寻求线索，幸运的结果是找到了需要的东西，更多的时候是一无所获，于是我懂得了咬牙放弃的悲哀。

这样的过程中，一个群体让我心存感激，那就是旧书网的店主们。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我们远远不再是商业伙伴，每当他们搜集到关于干校的资料，常常会主动给我留言。交易的过程中，有的还会主动打折，更有在寄书的同时，给我捎来一封长长的信。谁说商业让一切都变得功利，这些不曾谋面的书友，他们遍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为我的研究广罗史料，我能否认这本书中没有凝聚他们的心血吗？我感谢他们的唯一方式，就是收到书的时候，裁剪下他们的每一个地址和邮票，悉心地保存下来。

我要感谢的另一个群体是，接受我采访或者为我提供许多亲身经历、给我帮助与鼓励的“五七”干校当事人。当然，还有为这本书给予高度关注与支持的“五七”小战士代表袁天沛先生、林阳先生和韩聪姐姐，以及摄影家詹文峰先生。

在广泛的资料搜集上，在题材的取舍上，在致力于比较全方位展示中国的“五七”干校上，我只能说，我尽了很大的努力。我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让您同我一起走近中国的“五七”干校。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书中插入了很多照片，除了自己拍摄的以外，一部分来源于湖北省向阳湖文化研究会，更多的翻拍于阅读的书中，希望获得原作者的理解，因为我只是为了更真实与直观地展现那样一段历史。

有人会认为我很辛苦，殊不知，蜜蜂一定要在花丛中飞舞，鱼儿一定要在水中嬉戏，而我的临世是一定要与书为伍的。这与勤奋或者高雅无关，更无所谓理想和梦想。

我在率性的阅读中，用文字表达思想，只是因为这样让我感到充实和快乐。

但是，当我走到一定的时候，却渐渐生出一种志向，要为文化去做出更多，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理想，但是我把这设定成了一个目标。

一切都是这么的顺其自然，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人们口中常说的“任性”。

我相信，这本在任性态度下完成的书，该具备了不雕饰的品质。

不敢妄言我还会取得多少进步，我能做的是还会一路前行。

一直都享受在快乐的阅读与写作中，只是持续统稿的过程还是带给我一丝疲惫，我想到了昆曲。是的，就是它，俞平伯先生家乡的昆曲。一曲《牡丹亭》陪我继续工作，真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我钟爱这样一本书，远超出在此之前写过的文字或者出版过的书。我希望有更多的知音。

如蓝

2013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