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是鲁迅创造的一种新型文体。这种文体既吸收了英国随笔篇幅简短、绵里藏针、微而显著、小而见大的特色，又借鉴了魏晋散文“清峻，通脱，华丽，壮大”的文风，特别是继承了魏晋文章的骨力。其杂感和短评，是鲁迅杂文的骨干，侧重于议论，融会了诗的境界、形象和美的文字等。它是诗与政论的融合，是史笔与诗情的结晶，是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有机体，是战士和诗人一致的产物。

《且介亭杂文二集》是鲁迅先生的杂文集，收录了鲁迅1935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

《且介亭杂文二集（精）／鲁迅自编文集》收鲁迅1935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1935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序言

一九三五年

 叶紫作《丰收》序

 隐士

 “招贴即扯”

 书的还魂和赶造

 漫谈“漫画”

 漫画而又漫画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内山完造作《活中国的姿态》序

 “寻开心”

 非有复译不可

 论讽刺

 从“别字”说开去

 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徐懋庸作《打杂集》序

 人生识字胡涂始

 “文人相轻”

 “京派”和“海派”

 镰田诚一墓记

 弄堂生意古今谈

 不应该那么写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

 什么是“讽刺”?

 论“人言可畏”

 再论“文人相轻”

 《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文坛三户

 从帮忙到扯淡

 《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

 “题未定”草(一至三)

 名人和名言

 “靠天吃饭”

 几乎无事的悲剧

 “题未定”草(四)(不发表)

 三论“文人相轻”

【备考】：分明的是非和热烈的好恶(魏金枝)

 四论“文人相轻”

 五论“文人相轻”——明术

 “题未定”草(五)

 论毛笔之类

 逃名

 六论“文人相轻”——二卖

 七论“文人相轻”——两伤

 萧红作《生死场》序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牍钞》序

 杂谈小品文

 “题未定”草(六至九)

 论新文字

 《死魂灵百图》小引

 后记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

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而且《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此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

从《新青年》上，此外也没有养成什么小说的作家。

较多的倒是在《新潮》上。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创刊，到次年主干者们出洋留学而消灭的两个年中，小说作者就有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俞平伯，欧阳予倩和叶绍钧。自然，技术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而且平铺直叙，一泻无余；或者过于巧合，在一刹时中，在一个人上，会聚集了一切难堪的不幸。然而又有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是这时的作者们，没有一个以为小说是脱俗的文学，除了为艺术之外，一无所为的。他们每作一篇，都是“有所为”而发，是在用改革社会的器械，——虽然也没有设定终极的目标。

俞平伯的《花匠》以为人们应该屏绝矫揉造作，任其自然，罗家伦之作则在诉说婚姻不自由的苦痛，虽然稍嫌浅露，但正是当时许多智识青年们的公意；输入易卜生(H.Ibsen)的《娜拉》和《群鬼》的机运，这时候也恰恰成熟了，不过还没有想到《人民之敌》和《社会柱石》。杨振声是极要描写民间疾苦的；汪敬熙并且装着笑容，揭露了好学生的秘密和苦人的灾难。但究竟因为是上层的智识者，所以笔墨总不免伸缩于描写身边琐事和小民生活之间。后来，欧阳予倩致力于剧本去了；叶绍钧却有更远大的发展。汪敬熙又在《现代评论》上发表创作，至一九二五年，自选了一本《雪夜》，但他好像终于没有自觉，或者忘却了先前的奋斗，以为他自己的作品，是并无“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的”了。序中有云——“我写这些篇小说的时候，是力求着去忠实的描写我所见的几种人生经验。我只求描写的忠实，不搀入丝毫批评的态度。虽然一个人叙述一件事实之时，他的描写是免不了受他的人生观之影响，但我总是在可能的范围之内，竭力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

“因为持了这种客观态度的缘故，我这些短篇小说是不会有什么批评人生的意义。我只写出我所见的几种经验给读者看罢了。读者看了这些小说，心中对于这些种经验有什么评论，是我所不问的。”杨振声的文笔，却比《渔家》更加生发起来，但恰与先前的战友汪敬熙站成对踱：他“要忠实于主观”，要用人工来制造理想的人物。而且凭自己的理想还怕不够，又请教过几个朋友，删改了几回，这才完成一本中篇小说《玉君》，那自序道——“若有人问玉君是真的，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小说家说实话的。说实话的是历史家，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

历史家用的是记忆力，小说家用的是想像力。历史家取的是科学态度，要忠实于客观；小说家取的是艺术态度，要忠实于主观。

P21-24

昨天编完了去年的文字，取发表于日报的短论以外者，谓之《且介亭杂文》；今天再来编今年的，因为除做了几篇《文学论坛》，没有多写短文，便都收录在这里面，算是《二集》。

过年本来没有什么深意义，随便那天都好，明年的元旦，决不会和今年的除夕就不同，不过给人事借此时时算有一个段落，结束一点事情，倒也便利的。倘不是想到了已经年终，我的两年以来的杂文，也许还不会集成这一本。

编完以后，也没有什么大感想。要感的感过了，要写的也写过了，例如“以华制华”之说罢，我在前年的《自由谈》上发表时，曾大受傅公红蓼之流的攻击，今年才又有人提出来，却是风平浪静。一定要到得“不幸而吾言中”，这才大家默默无言，然而为时已晚，是彼此都大可悲哀的。我宁可如邵洵美辈的《人言》之所说：“意气多于议论，捏造多于实证。”我有时决不想在言论界求得胜利，因为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报告着大不吉利事，我的言中，是大家会有不幸的。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也无一不被禁止。别的作者的遭遇，大约也是如此的罢，而天下太平，直到华北自治，才见有新闻记者恳求保护正当的舆论。我的不正当的舆论，却如国土一样，仍在日即于沦亡，但是我不想求保护，因为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单将这些文字，过而存之，聊作今年笔墨的记念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鲁迅记于上海之且介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