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往事，资于治道”，追随司马光的视线，探求历史的真相。

融会史实与评议，展示古人成败得失，使今人体悟做人做事道理。

司马光给出了政治学上的定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有品位的人，其才足以促成善良。而高才低品之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才恰为他的为非作歹“虎而翼”，兴大风作大浪，比谁都厉害。

什么是圣人、君子与小人呢？

司马光给出了政治学上的定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有品位的人，其才足以促成善良。而高才低品之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才恰为他的为非作歹“虎而翼”，兴大风作大浪，比谁都厉害。

司马光评史，慧眼独具，沿他翻书的指痕去读历史，确能大体了然历史进程的节骨眼。而历史的节骨眼犹如人生的关键几步，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但凡人品不好，一旦坐上台面，只会滥用权力，不会干出什么好事。如我等凡人，普通的性情是不见棺材不掉泪，见了棺材再掉泪已是太迟。于是才有束身自修，这才是正本清源之举。

周威烈王的破落——司马光评周天子命韩、赵、魏为诸侯

小人也卓越——司马光论智伯之亡

藏富于民——司马光评子思、孟子言义利

败也客卿——司马光评范雎谮穰侯

儒将蒙恬——司马光评蒙恬之死

择主而侍的时机——司马光论刘邦斩丁公

林下张良——司马光评点张良

大师风范——司马光评叔孙通制定朝仪

萧何的鬼心思——司马光评萧何治未央宫

贯高非义士——司马光评贯高之狠

影子皇帝——司马光评惠帝纵情酒色不听政

蛊惑的样板——司马光评叔孙通教唆惠帝文过饰非

戴孝吊活人——司马光评汉文帝逼杀薄昭

裙带飘飘——司马光评汉武帝起用外戚李广利

迟来的爱——司马光评汉武帝用赵过

人品江山——司马光评汉武帝托孤

功臣子弟——司马光评霍氏之败

王霸四观——司马光评汉宣帝骂儿子

好人也是“坏人”——司马光评贡禹谏汉元帝节俭

元帝败家——司马光评汉元帝信谗杀萧望之

官场众生——司马光评贾捐之、诸葛丰诸人

去留之间——司马光评京房面君言治

东汉立国——司马光评刘秀起用卓茂为太傅

攻心兵法——司马光评光武帝亲授冯异平定关中之策

韩歆逆鳞——司马光论刘秀逼杀韩歆

发酵的权力——司马光评汉章帝明知窦宪欺罔却不治罪

云端之上——司马光评樊英应朝廷征召

怪胎梁冀——司马光评汉顺帝以梁冀为大将军

人淡如菊——司马光评党锢之祸

皇帝也卖官——司马光评东汉“三互法”

有一种“情感”——司马光评士孙瑞有功不伐

名士做派——司马光论荀或之死

东汉二百年——司马光论曹操畏名义不敢篡位

成败分封——司马光论曹丕羞辱于禁

世有乱人而无乱法——司马光评刘邵作考课法

皇帝的犹豫——司马光评晋武帝刑赏不公

竹林下的突围——司马光评嵇绍仕晋而王裒不仕

形式与垃圾——司马光评杜预主张服心丧

西晋时气——司马光评何曾其人

东晋初年——司马光评王导宽宥庾亮、卞敦之罪

立身之孝——司马光评沈劲为子之道

风云之借——司马光评王猛急于杀死慕容垂

驴肝肺的条件——司马光评苻坚宠秩慕容评

王朝的底限——司马光评苻坚赦免造反的苻洛

青山不在——司马光评苻坚之败

刘裕的眼神——司马光评刘裕屠广固以快忿心

猛兽与群狐——司马光评刘裕命沈田子戒备王镇恶

老庄的变异——司马光评崔浩不信佛老而信道教

政治人的学养——司马光评刘宋立四学

贪人败类——司马光评刘义康、刘湛事件

泽及四远——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赦免罪人

远方的朋友——司马光评齐竟陵王萧子良忧死

南朝士林——司马光评谢胐兄弟不预人事

皇帝和石子——司马光评北魏孝文帝选人先门第后贤才

无精神的官场——司马光评梁武帝任免萧宏

孔门心法——司马光评湛僧智有功不居功

遗恨说“腊鹅”——司马光评昭明太子忧死

菩萨皇帝——司马光评梁武帝廷诘贺琛

极品马屁——司马光评陈文帝以孔奂为遗直

科学地杀人——司马光评北周武帝处置高遵失当

花好月圆时——司马光评北周武帝善于处胜

真假兄弟——司马光评隋文帝遣诸子分据大镇

天若有情——司马光评玄武门之变

与时消息——司马光评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

琴话——司马光评唐太宗论乐

宿命的邂逅——司马光评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

水陆珍馐——司马光评唐玄宗提倡节俭

始皇无官运——司马光评唐玄宗、姚崇迷信符命之说

伴食宰相——司马光评卢怀慎为相

出将入相——司马光评唐玄宗置太公庙

仿佛照颜色——司马光评唐玄宗耽溺声玩启盗心

玩寇的起因——司马光评唐肃宗对投降安史之官员按六等定罪

有唐分水岭——司马光评唐朝节度使由军士废立

唯饭史观——司马光评常衮辞禄

大道至简——司马光评崔祐甫答唐德宗用人之问

战争后遗症——司马光评李泌为唐德宗理私财

绥靖祸遗四百年——司马光评牛僧孺姑息杨志诚之议

所谓太平——司马光评牛僧孺诬称“小康”

认识论问题——司马光评唐文宗感叹去朋党之难

理想国——司马光评高从诲、孙光宪、梁震

五代的局器——司马光评后晋高祖赦免李彦殉

风流不是君王派——司马光评南唐烈主弃民以资敌国

乱世流氓——司马光评后汉高祖失仁、信、刑

五代的买办习气——司马光评冯道

揽辔澄清——司马光比较后唐庄宗、后周世宗优劣

三家分晋之前的晋国，政权掌控在六大家族手中，称六卿——智氏、赵氏、魏氏、韩氏、中行氏和范氏。六家以智伯为首，晋室基本上靠边站。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4年)，智伯与赵、魏联手灭了范氏、中行氏，平分其地。晋出公大怒，邀来国际同盟军——齐、鲁，准备与四卿火拼。结果被四卿驱逐出境，晋出公死在奔齐的路上。智伯立姬骄为晋君，即哀公。

这回智伯越发牛气了，上至晋哀公，下至朝中大臣，没一个在他眼里。只要他看中的东西，胆敢不给，一个字：灭!智伯先后向魏桓子①、韩康子②要了土地，又看中了赵襄子③的一块地皮。吃了豹子胆的赵襄子竟然不同意。智伯大怒，胁裹韩、魏，围攻赵氏家族的老巢晋阳(今山西太原)，引汾水灌城。城中“沈灶产蛙”，悬釜而炊，然而大家都感念赵家的好，“民无叛意”。

智伯在魏桓子、韩康子的陪同下，视察前线，说了一句让魏桓子、韩康子皆感寒心，进而引火烧身的话。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用肘碰了碰康子，康子用脚踢了踢桓子，因为汾水照样可以灌安邑(今山西夏县，魏国老巢)，而绛水可以灌平阳(今山西临汾，韩国祖居地)。恰在此时，赵襄子派人乘夜出城，以唇亡齿寒的道理策反魏、韩。公元前453年，三家遂灭智氏。

司马光承认智伯有才，但智伯之亡，恰恰是因为他太有才的缘故。司马光将人分为四种：圣人、愚人、君子、小人。

什么是圣人、愚人、君子与小人呢?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司马光给出了政治学上的定义，“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有品位的人，其才足以促成善良。而高才低品之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其才恰为他的为非作歹“虎而翼”，兴大风作大浪，比谁都厉害。智伯就是这样一个人。

当初智宣子要立嗣智伯，族人智果坚决反对，提议不如立宵(智宣子庶子)。宵表面上看起来凶巴巴的，其实是好人。而瑶(智伯)不露声色，却狠在心里面。心狠败国，“若果立瑶也，智宗族必灭”，智宣子不听。智果翻脸，与智氏划清界限，“别族于太史为辅氏”，不沾这个光。后来智氏全族被诛，辅氏躲过一劫。

司马光此论意在告诫领导者，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愚人顶多办事不力，小人则力足以亡家灭国。慈禧太后就曾当着袁世凯的面，说过同样的话。可是清末那个乱局，也只有袁大头能够收拾得了，或者说他羽翼已成，最终是连江山都收拾到他的屁股底下去了。所以唐朝的李劫，临终前交代后事，警告弟弟，如果发现子弟中有品行不良者，先拉出去杖毙再说，免得遗祸全族。

不幸的是，北宋王安石主持革新，所倚重的吕惠卿，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司马光告诫过王安石，吕惠卿“愉巧，非佳士”，且心术不正，劝王安石慎用。司马光说：“夫忠信之士，于介甫(王安石字)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今日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将有卖介甫以自售者，介甫将何择焉?”可是王安石没听进去，并以吕惠卿为谋主，凡事都与他商量，对他言听计从。没想到后来，对王安石打击排挤最用力的，恰恰就是之前引为腹心的吕惠卿。

因为有此一节，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及张须《通鉴学》，均认为司马光此论是针对新法诸人而发。然事实不是如此。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正月，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相当于《资治通鉴》的前八卷。“臣光曰”第二篇即载《通鉴》卷一。而新法诸人是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参政变法时，才开始崭露头角的。比如吕惠卿，是王安石于熙宁二年九月才向神宗荐任“崇政殿说书”一职的，与司马光写此论，前后有三年时间差。  注：

①魏桓子，名魏驹，是魏国第一任国君魏斯的父亲。

②韩康子，名韩虎，是韩国第一任国君韩虔的祖父。

③赵襄子，名赵无恤，是赵国第一任国君赵籍的叔祖。

附：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通鉴》卷一)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