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传》由《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组成，它们均创作于20世纪初期，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这三部传记中，罗曼·罗兰紧紧把握住这三位拥有各自领域的艺术家的共同之处，着力刻画了他们为追求真善美而长期忍受苦难的心路历程。

罗曼·罗兰是法国20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里斯托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

贝多芬传

 序言

 贝多芬传

 贝多芬的遗嘱

 书信集

 思想集

米开朗琪罗传

 序言

 米开朗琪罗传

序篇

上篇 斗争

下篇 舍弃

结束语

 这便是他那神圣痛苦的一生

托尔斯泰传

 序言

 托尔斯泰传

 托尔斯泰的遗作简析

 亚洲对托尔斯泰的反响

 托尔斯泰逝世前两个月写给甘地的信

他被爱情抛弃了。1810年，他又孤身一人了；但是，光荣来到了，而且他也感到浑身是劲了。他正值壮年。他任由自己那暴躁和粗野的脾气发泄，不再顾忌人言、习俗、社会等等一切。他有什么可害怕或敷衍的？爱情不再，雄心已无。剩下的只有他的力了，力的欢乐和消耗，几乎是滥用它的需要。“力量，那是不同于常人的人的精神！”他又不修边幅了；他的行为举止比从前更加地大胆放肆。他知道自己有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甚至对崇高的人物。1812年7月17日，他写道：“除了善良而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其他的高贵标志。”那时见过他的贝蒂娜·布伦塔诺说：“没有任何一个皇帝，任何一个国王对自己的力量有这样的一种体味。”她被他的威力所慑服。她在写给歌德的信中说：“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时，我觉得整个世界全都消失了，贝多芬使我忘记了世界，甚至忘记了你，啊，歌德……我不觉得自己搞错了，我觉得此人远远地走在当代文明的前面。”

歌德想要结识贝多芬。他俩于1812年在特普利兹的波希米亚浴场相见了，但却话不投缘。贝多芬对歌德的才华备加赞赏；但是，他的性格过于自由、过于暴躁，与歌德的性格难以相融，而且难免会伤害后者。他讲述了他俩一起散步的情况：这位傲岸的共和派把魏玛大公的枢密参议教训了一通，使后者永远不原谅他了。

“君主们和亲王们完全可以造就一些教授和机要参议；他们可以给后者以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勋章；但是他们无法造就伟大的人物，无法造就超脱于庸俗社会的心灵——而当像我和歌德这样的两个人在一起时，这帮大人先生们应该感觉到我们的伟大——昨天，在归来的路上，我们遇见全体皇族。我们老远地就看见他们了。歌德便挣开我的手臂，立于大路旁。我白费口舌地对他说了我想说的所有的话，但我就是未能让他多走一步。于是，我把帽子压得低低的，扣上外套上的纽扣，倒背着双手，钻进密集的人群中去。亲王们和朝臣们排队恭迎；太子鲁道夫向我脱帽；皇后娘娘先向我打招呼——大人物们认识我——我觉得好玩地看着皇家车马在歌德面前经过。他立于路边，低低地弯着腰，帽子拿在手里。事后，我毫不留情地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通……”

歌德对此也耿耿于怀。

在这一时期，1812年在特普利兹，只用了几个月的工夫，《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便写成了：前者是节奏的大祭乐，后者是幽默的交响曲，他在其中也许表现得最自然，正如他所说，是最“放松”的，带有欢乐和疯狂的激越，意想不到的对比，令人惊讶的、雄壮的机智，使歌德和泽尔特惊惧的巨人似的爆发，并使德国北方流传说，《第七交响曲》是出自一个酒鬼之手——不错，是出自一个陶醉的人之手，但却是陶醉于力和天才。

他自己也说：“我是为人类酿制玉液琼浆的酒神。是我给人们精神上的神圣癫狂。”

我不知道他是否如瓦格纳所说，想在《第七交响曲》的终曲中描绘一个酒神庆祝会。在这首热情奔放的乡村音乐中，我特别发现他那佛来米族的遗传，同样地，在以纪律和服从为天职的国家里，他那大胆狂放的言谈举止，也是其自身血统使然。在任何一个作品中，都没有比《第七交响曲》中蕴有那么多的坦荡、自由的力。这是纯粹为着娱乐而毫无目的地在浪费超人的精力，如同一条泛滥之河的那种欢快。在《第八交响曲》中，力显得没那么雄浑，但更加地奇特，更加具有人的特点，悲剧与闹剧交织，力士般的强健与孩童般的任性交融。

1814年，贝多芬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维也纳大会上，他被视作欧洲之荣光。他积极地参加节日欢庆。亲王们向他致敬；而他则如他向辛德勒所吹嘘的那样，高傲地任由他们向自己献媚取宠。

他为独立战争而激动。1813年，他写了一支《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而在1814年年初，他又写了一个战斗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1814年11月29日，他在君王们面前指挥演奏了一支爱国主义歌曲：《光荣时刻》；而在1815年，他为攻陷巴黎做了一个合唱曲：《大功告成》。这些应景之作比他其他所有音乐作品更加为他带来声誉。布莱休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罗纳的一张素描完成的木刻画，以及1812年弗兰茨·克莱恩在他脸上拓出的脸模，都把贝多芬在维也纳大会期间的形象表现得栩栩如生。这张紧咬着牙床、愤怒和痛苦深印的狮子脸上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意志力，——一种拿破仑式的意志力。此人在谈到耶拿战役之后的拿破仑时说道：“真不幸，我对战争不像对音乐那么拿手！否则我将击败他！”

但是，他的王国不在这个世界。如同他在写给弗朗索瓦·德·布伦威克的信中所说：“我的王国在天空。”P17-19

罗曼·罗兰(1866一1944年)是法国20世纪的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罗曼·罗兰在中国读者中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原因是他的那部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托夫》(1902一1991年)早就在中国翻译出版，且颇受读者青睐。罗兰的现实主义才华通过该小说的篇章强有力地显示了出来。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罗兰的功绩在于他不仅以来自人民和接近人民的知识分子的可爱形象与这一切相抗衡，而且还表现了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身上所体现的真正的民族精神。这些普通人包括克里斯托夫的朋友、诗人奥利维，他的姐姐、女家庭教师安多娜特，工人埃玛努尔，女仆茜多妮，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人。后来，他把不同时期写的三个传记——《贝多芬传》(1902年)、《米开朗琪罗传》(1905年)和《托尔斯泰传》(1911年)——汇集成一册，题为《英雄传记》，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传》。

罗兰打算通过这些传记来恢复20世纪文学崇高的人道主义传统，恢复其丰富多彩的人物的性格。该书描写了处于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三位伟大艺术家的精神力量和心灵之美。罗兰认为他们不单单是天资聪颖的个人，而是一些和自己的时代紧密相连并且用自己的艺术作品体现世人所关心的问题的人。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贝多芬传》中。罗兰笔下的贝多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具有广泛的兴趣，他为法国革命的英雄壮举而欢欣鼓舞。罗兰写道：“革命吸引着全世界和贝多芬。”所以，尽管贝多芬经受了许多的痛苦：爱情希望的破灭，贫困，以及最后对于一位音乐家来说是最致命的打击——耳聋，但是，在精神上，贝多芬仍然坚强不屈，最后在欢乐的凯歌声中完成了第九交响曲的乐章。

陈筱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