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南·道尔是世界著名的侦探小说家，他的福尔摩斯探案小说是近百年来全世界最销的书。他创作的福尔摩斯形象栩栩如生；探案故事情节曲折离奇，一波三折，扣人心弦。读者从中不仅可以领略福尔摩斯的正义、机智和勇敢，还可以掌握一定的推理探案知识。《福尔摩斯探案集》语言流畅优美，是爱好推理小说读者首选的经典读物；极具收藏价值。

《福尔摩斯探案集》的作者柯南·道尔被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迄今为止仍是世界最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之一。自从1886年柯南一道尔完成《血字的研究》，翌年与其他作品发表于《比顿圣诞年刊》，福尔摩斯这个文学人物就诞生在了世界上。此后，柯南·道尔继续以这个形象为中心创作出一系列构思巧妙、人物生动、思致缜密的侦探名著——《四签名》、《波希米亚丑闻》、《空屋》、《银色马》……于是，福尔摩斯这个大侦探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仿佛真的成为了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有血有肉的活人，一百多年来一直流传至今。

血字的研究

跳舞的人

波希米亚丑闻

新蓝宝石案

空屋

海军协定

格兰其庄园

一 夏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1878年，我获得伦敦大学的医学博士之后，到内特利进修，学习军医。我在那里刚学完必修的课程，就被派往诺桑伯兰，当第五火枪团的助理军医。当时，这个团驻扎在印度。我还没有赶到部队，就爆发了第二次阿富汗战役。我在孟买上岸时，听说我们的部队已经穿山越岭，挺进到敌人的腹地。尽管如此，我还是跟着和我一样掉队的军官追赶部队，顺利地到达坎达哈。在那里，我找到我们团，并立刻担负起自己的新职。

许多人在这次战役中得到了升迁和荣誉，而我得到的却是不幸和灾难。我被调到巴克州旅，接着就参加了这个旅在迈望德的激烈决战。战斗中，我的肩部中弹，打断了锁骨，擦伤了锁骨下面的动脉，多亏忠实勇敢的勤务兵莫瑞把我托到一匹马背上，安全地带回英国阵地，否则我就会落到那些残忍的嘎吉人的手里。

伤痛折磨着我，加上长时间的旅途劳顿，我变得非常消瘦虚弱。于是，我和大批伤员一起，被送到了位于波舒尔的后方医院。在那里，我的身体大有好转，不仅能在病房里走动，甚至还能在走廊上晒晒太阳，可就在这时，我又病倒了，染上了印度属地那种倒霉的瘟病伤寒。好几个月我都处于昏迷不醒的状态。最后，我终于恢复了神智，渐渐痊愈。但是，病后的我十分憔悴，赢弱不堪，于是经过医生会诊，决定立刻送我回国，一刻也不耽搁。这样，我就乘“奥伦蒂兹号”运兵船返回英国。一个月之后，我到达朴茨茅斯港。那时，我的身体简直糟透了，似乎再难以恢复。好在政府给了我九个月的假期，让我保养身体。

我在英国无亲无故，像空气一样自由，每天有十一便士六先令的收入，倒也逍遥自在。在这种情况下，自然而然地我就掉进了伦敦这个大染缸里——大英帝国的游民荡子全都汇集在这里。我住在伦敦河滨马路的一所公寓里，生活既不舒适又非常无聊，因此钱花得很快，常常入不敷出，经济日渐拮据。不久，我发现要么必须离开这个大都市到乡下去住，要么就得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我选择了后一种方法，决定离开这所公寓，找一个比较便宜的地方去住。

我作出这个决定的那天，当我站在克莱蒂里安酒吧门口时，有个人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头一看，竟是小斯坦佛，我在巴茨时的助手。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在人海茫茫的伦敦能碰到一个熟人，无疑是天大的快事。小斯坦佛当初算不上我的好友，但现在我对他充满热情。他见到我似乎也特别高兴。欣喜之余，我立刻邀请他共进午餐，于是我们一起乘车前往侯本餐馆。

我们的车子穿过伦敦热闹的街道时，他面带惊讶地问我：“华生，你近来在做什么？你怎么如此憔悴，瘦成这个样子？”

我简单地向他叙述了我的危险经历，但还未讲完，我们就到了餐馆。

听完我的不幸遭遇之后，他满怀同情地说：“可怜的家伙！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我回答说：“我想租个比较便宜但又舒适一些的住处，不知道能不能办到。”

小斯坦佛说：“真是奇怪，你是我今天听到说这话的第二个人了。”

“第一个是谁呢？”我问。

“是个在医院化验室工作的人。今天早晨他还在哀叹，说是找到了几间合适的房子，但租金太贵，一个人住不起，可是又找不到跟他合租的人。”

“好啊，”我说，“如果他真想找人合租，也许我正是他找的人。我觉得，有个伴儿比一个人住更好。”

小斯坦佛从酒杯上抬起眼睛，有点儿惊奇地望着我说：“你可能还不知道歇洛克·福尔摩斯，不然，你也许不愿意和他常年做伴儿，住在一起。”

“为什么？难道他这人不好？”

“不，我不是说他这人不好，只是他的思想有点儿古怪——他总是不知疲倦地研究某些科学。据我所知，他倒是非常正派。”

“他可能是个学医的吧？”我说。

“不是，但我弄不清他研究些什么。我相信他精通解剖学，而且是个一流的药剂师。不过，我觉得他从未系统地学过医学。他研究的东西很杂，不成系统，而且非常离奇。他积累了许多稀奇古怪的知识，足以使他的教授感到惊讶。”

“你没有问过他研究些什么吗？”我问。

“没有，他从不轻易说心里话，但他高兴的时候，也爱滔滔不绝地说话。”

“我想见见他，”我说。“如果与别人合住，我宁愿和一个沉静好学的人住在一起。我现在身体不太好，受不了吵闹和嘈杂声。我在阿富汗的时候已经受够了，再也不想受了。可是，怎样才能见到你这位朋友呢？”

小斯坦佛回答说：“他现在一定在化验室里。他要么好几个星期不去，要么从早到晚一直在那里工作。如果你愿意，我们吃完饭就一起坐车去。”

“当然愿意，”我说。然后我们开始谈别的话题。

我们离开餐馆前往医院，小斯坦佛在路上又对我谈了那位先生的一些详细情况。

他说：“如果你和他处不好，请不要怪我。我只是偶然在化验室里碰到他，对他了解不多，其他方面一无所知。既然你想这么做，处不好我可不负责任。”

“如果我们相处得不融洽，很容易分开，”我说。我看看他，继续说：“斯坦佛，我觉得你似乎不想再管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隐情？是这个人的脾气真的不好，还是另有原因？你最好坦率地告诉我。”  他笑笑说：“这可真是件难以用语言描述的事。我觉得福尔摩斯有点儿过于科学化了，甚至近乎于冷酷。有一次，他竟让他的朋友尝他的植物硷。你知道，他并无恶意，而是出于研究的动机，他想正确地了解这种药物的不同效果。说真的，我觉得他自己也会吃一口试试。他似乎非常迷恋精确的知识。”

“这种精神很好。”

“不错，但他有些过分。他甚至在解剖室里抽打尸体，这毕竟是件怪事。”

“抽打尸体？”

“是呀，他是为了证明在死人身上能造成什么伤痕。我亲眼见过他抽打尸体。”

“你不是说他不是学医的吗？”

“是的。不知道他在研究什么。现在我们到了。他到底如何，你自己看吧。”他说着，我们下了车，走进一条狭窄的胡同，穿过一道小门，来到医院的配楼。这地方我很熟悉，不用人引路我们便走上白石台阶，步入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刷得雪白，两侧有许多褐色的小门。走廊的尽头是一个拱形门道，直通化验室。

化验室是一间高大的屋子，四周乱七八糟地放着无数个玻璃瓶子。中间是几张又矮又大的桌子，横竖相间地摆在一起，上面放着许多蒸馏器和试管，酒精灯闪着蓝色的火焰。屋里只有一个人，他坐在远处一张桌子的前面，聚精会神地伏案工作。听到我们的脚步声，他回头看了一眼，然后突然跳了起来，大声欢呼：“我发现了！我发现了！”他一边拿着一个试管向我们跑过来，一边大声说：“我发现了一种试剂，只能用血红蛋白沉淀，别的什么都不行。”看他那副样子，比发现了金矿还高兴。

斯坦佛介绍说：“这位是华生医生，这位是福尔摩斯先生。”

“您好，”福尔摩斯热情地与我招呼，使劲地握着我的手。我简直不敢相信，他竟有那么大的力气。

“我看得出，你去过阿富汗。”

“你怎么知道的？”我吃惊地问。

“这没有什么，”他笑着说，“现在要谈的是血红蛋白。不用问，你一定知道我这一发现的重要性？”

“在化学上，这当然很有意义，”我说，“但在实用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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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到世界各地旅行，不论是巴黎还是纽约，东京还是伦敦，你会看到在大小书店、车站码头，甚至在火车车厢和飞机的座舱里，到处都有侦探小说出售；你翻开欧美的报刊，立刻就会看到醒目的侦探小说的新书预告。侦探小说今天拥有最大数量的读者。即使那些认为侦探小说没有文学价值的人，也总把流行的侦探小说浏览一番。虽然大量的侦探小说一味追求商业价值，但仍然有不少作品对社会的某些方面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近些年来，侦探小说逐步与政治小说结合，描写各国政府间的间谍活动和政治斗争以及社会上的犯罪活动等，因此，它对社会的影响正在逐渐扩展。

一般认为，埃德加·爱伦·坡(Edgax Allan Poe，1809-1849年)是侦探小说之父，威尔基·柯林斯(Wilkie Collins，1824-1889年)把侦探小说推向新的阶段。但是毫无疑问，柯南·道尔因为塑造了福尔摩斯这样一个侦探的形象而成为最有影响的侦探小说作家。

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1859-1930年)生于苏格兰爱丁堡附近的皮卡地普拉斯，父亲是政府建工部的公务员。青少年时期。柯南·道尔在教会学校学习，后来在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1885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因对英国在南非战争的政策辩护而被封爵。

柯南·道尔对文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他在索思西开业行医时，不断向《康希尔》杂志投稿。他认真阅读埃德加·爱伦·坡、威尔基·柯林斯以及加波利奥的作品，深受他们的影响，不仅思想转到文学方面，而且也注重侦探的科学。爱丁堡大学医院里的外科医生约瑟夫。贝尔为了使讲解生动有趣，鼓励学生像观察判断左撇子修鞋匠或由高原兵团退役的中士那样，对病人进行精确的观察和逻辑推理，作出必要的判断。柯南·道尔受到很大启发，在脑海里形成一个故事：一个具有高度科学头脑的侦探，遇到一起谋杀案，作案人化装成车夫……这个故事就是《血字的研究》的腹稿。经过仔细琢磨，侦探被命名为夏洛克·福尔摩斯。作为一个小说家，柯南·道尔认识到他的主人公必须有一个陪衬人物，并且还需要一个讲故事的人出现。这样，《血字的研究》就以医生华生回忆的形式来进行描写，并且概述了华生的职业背景，为今后许多侧面的评论埋下伏笔。

柯南·道尔的作品开始并不受人重视。《血字的研究》1886年4月写成之后，他首先寄给《康希尔》杂志的主编，得到的回答是“作为短篇故事太长，作为一本书则短”，因此未能出版。接着他又寄给弗雷德里克·沃恩和阿罗史密斯，结果看都没看就退了回来。最后，他寄给沃德·洛克出版公司。这家公司反应稍微积极一些，他们说：“故事不能马上出版。如果愿意把稿子留给我们，我们将选入《1887年比顿圣诞年刊》。”就这样，这部作品终于在1887年出版了。

《利平科特杂志》的编辑看到这篇小说之后，认为写得很好，约柯南·道尔继续写一篇关于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于是，《四签名》在1890年问世。小说客观上反映了对印度的殖民掠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1891年初，柯南·道尔决定弃医从文，专门从事写作。1891年7月，《波希米亚丑闻》在《海滨杂志》上发表，夏洛克。福尔摩斯立刻成为英国文学里的著名人物。柯南·道尔连续写了六个短篇故事：《波希米亚丑闻》、《红发会》、《身份案》、《博斯科姆比溪谷秘案》、《五个橘核》、《歪唇男人》。这些故事引起公众的极大兴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海滨杂志》约柯南·道尔为他们写更多类似的故事。柯南·道尔的反应并不积极，要求每篇故事付五十英镑的优厚稿酬。《海滨杂志》不仅欣然同意，而且要求尽快交稿。于是柯南·道尔开始写第二批故事。第二批也是六个，和第一批的六个一起在1892年汇编成《冒险史》出版。与此同时，《海滨杂志》继续约柯南·道尔编写福尔摩斯的侦探故事。柯南·道尔有意推辞，提出十二个故事付一千英镑的稿酬。但《海滨杂志》要稿心切，慨然允诺他的要求。1892年，以《银色马》开始的十二个故事陆续发表。1894年，这十二个故事汇集成《回忆录》出版。这时，柯南·道尔决心停止写作这类故事，因此让福尔摩斯在一次戏剧性的时刻，堕入深渊中淹死，而让华生来结束《最后一案》这个故事。

对于福尔摩斯之死，广大读者不仅感到遗憾，而且十分愤怒，甚至对作者进行威胁和谩骂。1901年，柯南·道尔听到一个朋友讲述达特摩尔的传奇，他构想了一个神奇的故事，描写一个家庭遭受一只鬼怪似的猎犬的追逐，并决定把它作为福尔摩斯早期的探险故事。这就是1902年出版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它重新唤起了读者和出版者对福尔摩斯的希望。1903年，柯南·道尔利用丰富的知识，在《空屋》这一故事里使福尔摩斯死里逃生，从而开始了另一组故事，题名《归来记》，1905年出版。此后，他又写了《恐怖谷》(1915年)、《最后致意》(1917年)和《新探案》(1927年)三组故事。

1928年至1929年，整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分短篇和长篇两卷在英国出版。由于所有的故事都以福尔摩斯为中心人物，所以这些作品合起来称为《福尔摩斯探案集》。

几十年过去了，福尔摩斯的形象在人们头脑中依然栩栩如生；《福尔摩斯探案集》在欧美不断再版，其中有些故事再版达五十多次；福尔摩斯的人物形象至今还受到许多人的崇拜，有些狂热的读者甚至要寻找虚构的贝克街的旧迹。这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福尔摩斯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他脚踏实地地出现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乘坐大家熟悉的马车或火车，出没在11月伦敦的大雾之中，他住在众所周知的旅馆里，阅读《每日电讯报》和其他流行的报纸，与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们来往接触……使读者很容易相信他是社会现实中的一员，感到真实难忘。

小说描述他的家庭和个人经历。他是一个乡绅的后代，祖母是法国画家贺拉斯·凡尔奈的妹妹，因此他自幼熟悉凡尔奈的画作，从中了解两代以前的社会风俗，由此说明他为什么能适应乡间生活，熟悉乡下的情景，而且对法国的案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

福尔摩斯具有高超的侦探才能，那是他不断学习、不断研究、不断实践的结果。他专门在紧靠大英博物馆的贝克街租了间房子，在那里，他利用一切资料和机会研究有关侦探的经验和科学，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掌握了正确的思维方法。因此，他所进行的各种侦探合乎逻辑，入情入理；他对各种案件的解释和判断，头头是道，使人容易接受并相信。

小说结构严密，丝丝入扣，跌宕起伏，引入入胜。它不断从各个方面提出各种问题，吸引读者去寻求答案，不忍释手。这种手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中国的章回小说，也是今天侦探小说常用的一种手法。小说还常常利用惊险的情节，扣人心弦，刺激读者的感情，使读者既感到恐怖，却又欲罢不能，从而留下深刻的印象。

另外，福尔摩斯的各种探案，涉及英国当时的社会现实，突出表现了道德问题、犯罪问题以及殖民主义的问题。图财害命，通奸谋杀，背信弃义，专横跋扈，巧取豪夺，强盗行凶，奸徒肆虐……无一不在小说里得到反映。作品对各种犯罪和不道德行为进行谴责，宣扬人道主义和善恶有报、法网难逃的思想，十分迎合普通公众的心理，引起他们的共鸣。在一定程度上，这可以说是小说的社会意义。

应当指出，福尔摩斯的许多探案是关于疾病的案件。这当然跟柯南·道尔当过医生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反映了当时医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发展。在贝克街福尔摩斯的住室，“四壁挂满科学图表。一张化学试验用的桌子，已经给酸素染成许多黑斑”，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表现。柯南·道尔把病理学与侦查案件结合起来，不仅扩大了侦探小说的内容，而且在客观上为读者提供了一定的认识价值。

总之，福尔摩斯是一个塑造得十分成功的人物典型。在他身上所反映的侦探经验和方法，至今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欧美一些警察学校，现在还常常选用福尔摩斯的一些案例作为考题或案例分析的楷模。概括起来，大体上有下面几点：

一、福尔摩斯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对自己所承办的案件，几乎毫无例外地要到现场进行仔细的勘查，即使是未烧完的纸团，灯花的形状，一丝也不肯放过。他善于从各个方面对案例进行分析，“很镇静地运用思绪，正像弈棋的好手，深谋远虑地挪动他的棋子一般。”在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假想，提出矛盾和问题，带着这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深入调查，然后仔细研究，剖析案情，解决问题。

二、福尔摩斯对待案子极端热情，极端认真。他常常不避艰险，废寝忘食，深入虎穴，侦查案情，有时深夜里到贼巢进行查访，有时甚至在自己身上进行毒气实验。他认真观察人物的言谈举止、面部表情，对周围的环境、人们的反映、报纸的新闻和广告，他都进行仔细的了解。哪怕是家具的摆设，家禽家畜的呜叫，他也与案情联系起来考虑。正因为如此，他对案情的判断都能列出令人信服的事实根据。

三、福尔摩斯善于运用心理学和逻辑学。他观察人们的心理活动，把心理活动与证据材料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周密的逻辑推理，梳理案情的脉络，抓住要领，进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作出判断。另外，福尔摩斯十分注意搜集和积累资料，从各种案例到报刊，只要案情需要，他都可以信手拈来，查阅参考。他还对犯罪学和法医学进行必要的学习和研究，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这对他的破案活动也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

福尔摩斯的探案经验和侦查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安、司法工作，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福尔摩斯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侦探，小说也不是专门总结他一生的侦查经验，因此福尔摩斯身上存在着许多虚构成分。这主要表现在神秘主义方面。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存在着“魔鬼的烙印”。尤其在《归来记》之后的作品里，这一缺陷更为明显，好像从“脸部的变动、眼光的变化、嘴唇的闭合、拳头的握紧或松开”，都可以正确地判定一个人的思想活动，判断一个案件的因果。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已经失去创作这类故事的热情，只是为了追求满足出版者和读者的愿望，凭着主观想象而臆造出来。这正是为什么柯南·道尔1902年以后的作品不及以前的作品成功的原因。另外，作者处处宣扬福尔摩斯个人的侦查才能，好像在探案方面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天才；一切案件的侦破似乎全是单枪匹马、完全是个人的功劳。而且在后来的作品里，他常常凭着自己的想象就能对各种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这种孤立的、主观主义的因素，无疑是不足取的。

在《福尔摩斯探案集》中，柯南·道尔虽然涉及社会上的犯罪问题，客观上反映了当时一些社会情况，但毕竟他不是有意识地描写社会现实、提出社会上的道德问题和犯罪问题，他只不过借用这些问题(或者虚构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创造一种引人入胜的故事罢了。正如西方评论家戈德史密斯所说：“一本书可以有上百条谬误，但它却十分有趣。”因此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缺乏深刻的、真正的社会意义，但是，柯南·道尔侦探小说的艺术技巧，对后来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用华生回忆并直接参与侦探的手法，使人觉得像听故事一样舒适；把行动与知识结合起来，进行逻辑推理，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对惊险场景的构思和描写，常常为今天的侦探小说所借鉴。

虽然正统的文学史对柯南·道尔和他的侦探小说不予重视，但是随着欧美侦探小说的不断流行和发展，近些年来，一些西方批评家开始对他进行新的估价，柯南·道尔作为侦探小说早期的重要作家，侦探小说作为风靡欧美的一个文学流派，都应该在文学史上占有适当的位置。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