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德清、武素月编著的《陶行知(民盟历史文献)(精)》对陶行知生辰进行了重新考证。本书加入了新观点。例如一些旧传一直认为陶行知理论观点反杜威、反胡适;而本传对此进行重新考证,有了新的观点加入进来。本书中新传不少资料为首度披露,有助于对陶行知一生、教育理论进一步研究、考证。本书对陶行知师承杜威、孟禄、克伯屈等美国教育家思想在旧中国进行教育、革新与实验,探讨适合当时中国国情,希望用美国的民主来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在1946年7月他逝世前夕曾电贺美国国庆日时,还念念不忘在中国建立一个三民主义,以及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共和国。
夏德清、武素月编著的《陶行知(民盟历史文献)(精)》是一部人物传记。《陶行知(民盟历史文献)(精)》讲述了:陶行知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教育家,是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战士。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为教育事业奋斗的历程中,勇于探索、勇于创新、勇于实践。创造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教育理论,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新时期所需要的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至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教学改革
1917年秋,陶行知回国了。应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聘,任教育学教员,先后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育统计》等课程。
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前身可追溯到258年的三国时期,吴主孙休诏立五经博士创立学校。公元505年,梁朝诏开五馆。1381年,明朝建国学。1902年,清朝张文襄创建三江师范。1915年9月,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行开校式,江易园为校长。1918年,郭秉文代理校长职务,陶行知代理教务主任。
陶行知到南京高师后,首先引导学生在课余之时,对南京城乡进行教育调查,指导学生进行教育研究。寒暑假期问指导学生将各省、市、县、乡、镇的教育状况作出分析,提出办法以作为改进地方教育的参考。通过总结调研后,写成了《南京教育团》、《市乡教育分治与南京教育》、《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等文章在报刊上发表。由于陶行知办事认真,要求严格,学生称呼他为“老虎教务长”。
1918年5月,陶行知任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主任,并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指导员名义演讲《教育研究法》,阐述人才教育与普通教育之相互关系;“英才俊质,虽恃先天之秉赋,亦赖经验之陶冶,故必有完美之人才教育,始能产生正当之国民领袖。”并提出“人师之责,不在教学生,而在教学生学。”11月,陶行知发表《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阐述职业教育应以生利为目的:养成“生利主义之职业学生”,“则国家造就一生利人物,即得一生利人物之用。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群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当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
是年,陶行知在安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师生作《师范生应有之观念》与《以科学之方新教育之事》之演讲,并发表《智育大纲》。
1919年初,陶行知与刘伯明等组织南京学界联合会。发起组织新教育共进社应该社《新教育》月刊编辑。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批判传统的“依赖天工”、“沿袭阵法”、“率任己意”、“仪型他国”、“偶尔尝试”五旧传统教育。提倡创新之精神进行教育试验,以“塞陈旧之道”,“开常新之源”。应蒋梦麟之邀,撰写《教学合一》,文本中,批判了“教学分离”、“重教太过”的流弊。阐述“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不能“年年照样画葫芦”,要“教学合一”,不断“研究新的学问,求新的进步”。“学术发达,大半靠着这教学相长的精神。”同年4月,陶行知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指出三种常见的教育家为:“一、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二、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做文章;三、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提出第一流的教育家应该:“一、敢探未发明的新理。不怕辛苦,不怕疲倦,不怕障碍,不怕失败,一心要把那教育的奥妙新理一个个发现出来。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放大胆量,大刀阔斧,做一个开辟边疆教育的先锋。”
是年5月,北京学生反帝活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全市爱国师生热烈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走向街头,散发传单。并决议组织“国耻纪念筹备会”。“国耻纪念大会”召开,陶行知、刘伯明、钟叔进等发表演讲,痛斥卖国贼与日本帝国主义,拒绝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会场群情激愤。会后举行爱国示威大游行,号召各界人民力争归还山东,要求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南京二十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各选代表4人参加南京学界联合成立大会,宗旨是:“提倡服务社会,发挥爱国主义精神”,并通过会章,选举陶行知为会长。联合会成立后,社会影响很大,大力组织学生散发传单,进行露天演讲,号召南京各界人民坚决抵制日货。
为改革旧中国教育,陶行知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全部课程之“教授法”改为“教学法”。陶行知说他1917年秋天以来,看见国内学校里发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学的状况,就认定有改革的必要。他曾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为此辩论了三个小时,不能通过。他也因此不接受教育专修科主任的名义。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无瑕坚持,陶行知就把全部课程中文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陶行知说:“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
后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烤火不慎部分校舍被毁。陶行知所著《中国教育哲学与新教育》博士论文亦被毁,致使陶行知后来未能获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第二节暑期学校
从1920年起,至1922年,陶行知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举办了三期暑期学校。1920年第一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利用该校教师及设备的优越条件,为全国教育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师1300多人讲习一个多月,盛极一时。对提高全国行政人员及中小学教师教学、科研及科学工作水平有极大的帮助。也是中国高等学校开办暑期学校之始。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办理第二期暑期学校,因校舍不足,限止名额,仍收了一千人。这种暑期学校“很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如各地高等师范学校都能办理暑期学校,选好培训人员来学习,必于中国教育大有裨益。1922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东南大学合办第三期暑期学校。自7月10日至8月6日止,授课四到六个星期不等,其学程共分七组:小学教职员组;童子军及体育专修组;中学组(各地选派的中学教职员);中学文史地教员组;国语组;图书馆管理法组;高等教育组。七组科目共九十余种,特别演讲举行十八次。P14-17
中国民主同盟成立于1941年3月,正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到国民党独裁统治破坏的危难之际。民盟以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尊重思想自由、提倡依法治国为政治纲领。民盟凝聚了当时绝大多数进步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可谓群贤毕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闻一多、李公朴、梁漱溟、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吴晗、费孝通……这些民盟前辈精英们纵横捭阖、开阔放达,本着知识分子的人文良知和社会责任“奔走国是”,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等领域都提出了明确的纲领和主张,将平等、民主、自由的思想播撒在中国的土地上。
在那苍黄翻覆、陵谷变迁的大时代,在那风云变幻、波澜壮阔的动荡岁月里,历史的浪潮将中国民主同盟,将有志于民族振兴的贤良才俊推上了风口浪尖,他们在改变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为历史的进程,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民主政治的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将自己的荣辱与民族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中国的民主、繁荣奋斗了一生,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们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探索,至今仍具有巨大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在和平盛世的今天,为了保存这珍贵的历史财富,为了让后人记住先辈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及他们为国为民、励精图治的奋斗事迹,我们通过多年的精心准备和积累,出版了《民盟历史文献》丛书,这不仅仅是追忆往昔、缅怀先贤,也不仅仅是为了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厘清历史、臧否人物,更重要的是:通过回顾那段曲折的历史,传承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真挚感情;纪念民盟先贤为新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呈现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嬗变和进步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同时也是为了民盟薪火相传、与时俱进的需要;为了让那些隽永传奇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历史再现后人的眼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民盟历史文献》丛书的出版,是对先贤们多党合作历史的尊崇和传承。
《民盟历史文献》编委会
我1961年进入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学习。
1979年在北京参加全国比较教育讲习班,认识了胡昌度、董纯才。董纯才调我到北京教育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与他一起研究陶行知。几十年来,我一直从事陶行知研究。退休后,我爱人武素月建议我写些自己熟悉的陶行知、董纯才传记。因我举箸提笔诸多不便,故书稿的记录、整理、誊写全由她承担。
《陶行知》能顺利出版,得到了国内外学者、专家的鼎力支持和帮助。在这里,我们要感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日本中国研究所斋藤秋男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学牧野笃教授,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徐家祯教授、新加坡卢业贤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杜祖胎教授,香港大学白杰瑞教授等。
还要感谢我的母校领导对我的全力支持,以及深圳特区、香港中国新华社给予我的各种方便。
最后,感谢群言出版社的全体同仁。特别是樊伟、张天放先生为此作了大量实际工作。
本书还需要更正和改善的地方,这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