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博伊斯所著的《追求正义(华尔街王牌律师戴维·博伊斯自传)》作者通过对他承办的数起著名案子的扣人心弦的描写，不仅活生生地展现了他在法庭内外引人注目的斗争，而且细致入微地描摹了他个人的成长细节。本书的叙述令人惊叹、发人深省，是内行人对美国法律制度的洞见，同时凸显了这套制度的力量和弱点。

戴维·博伊斯所著的《追求正义(华尔街王牌律师戴维·博伊斯自传)》是戴维·博伊斯这位传奇律师的自传，在美国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因为他在美国联邦政府诉微软案、布什诉戈尔案等里程碑式的诉讼案中精彩而成功的辩护，以及他的集法律知识、精心的准备和高风险的庭审策略于一身，使他赢得了“法庭上的迈克尔·乔丹”的美誉。

在本书中，戴维·博伊斯不仅对他承办的几起最著名的案子进行了扣人心弦的描写，揭示了他在法庭内外所进行的风云诡谲的斗争内幕，而且细致入微地描述了他个人的成长细节：从伊利诺伊州平凡小镇的童年，与朗读困难症多年的抗争，到高中毕业后短暂的职业赌徒生涯，以及重新入学并成为耶鲁大学的法学研究生，最后创立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成为华尔街的王牌律师。他的一生令人惊叹！

同时，《追求正义(华尔街王牌律师戴维·博伊斯自传)》还展示了内行人对美国法律制度的洞见，凸显了这套制度的力量和弱点，发人深省。

第一章 春训

第二章 鲁思创立的事务所

第三章 双胞胎的解救

第四章 与比尔·盖茨的对话

第五章 微软案的审理

第六章 垄断健康的价格

第七章 格雷的阴影

第八章 格雷斯公司被诉——又一起民事诉讼

第九章 拍卖行丑闻

第十章 布什诉戈尔——难分伯仲

第十一章 布什诉戈尔——在佛罗里达获胜

第十二章 布什诉戈尔——在华盛顿铩羽

后 记

致 谢

第一章 春训

1997年5月14日午后，我走出位于曼哈顿市中心的第八大街825号，去跟我的妻子玛丽共进午餐。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所以我决定步行穿过六条街区，到拉卡韦拉（La Caravelle）餐厅去，我的妻子正在那里等我。几个小时以后，《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试图联系我（没有联系上），想让我在高达55层的办公大楼前，与门口镶嵌在大理石框中的律师事务所的名字——克劳瓦斯、斯温和摩尔（Cravath，Swaine&Moore）律师事务所——一起摆个姿势拍个照，但是那时我正独自一人置身于拥挤的大街上，思绪纷飞。

我走在路上，想起了31年前的5月，那时我正坐着火车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来到纽约。我刚完成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最后一门考试，而毕业典礼要在三个星期之后才会举行，我计划从星期一开始在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即克劳瓦斯、斯温和摩尔律师事务所——译者注）上班，成为一名年轻的实习律师。我曾希望像我父亲那样做一名教师，或者是像佩里·梅森（Perry Mason）那样成为一名律师。当我放松地坐在火车上时（学业已然结束，而工作尚未开始），随意地思考着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也像以前曾经多次想到过的那样，感到自己实在幸运，拥有如此多的选择。

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被公认是全美最好的律师事务所，我的工作让班上其他同学既羡慕又嫉妒。然而，我才刚刚成为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的实习律师，并不十分清楚前面等着我的将是什么。事实上，从我第一次在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的办公室接受面试，以下情形便已显而易见：在曼哈顿下城大通曼哈顿广场的克拉维思55层大楼的那些日子，那里的人们以及那里的事务，都与我到那时所预想的生活相去甚远。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九个月之前，我出生于伊利诺伊北部的西卡莫（Sycamore）牧场社区，战争结束我父亲回国之后，他一直在附近的马伦戈（Marengo）的一所高中教美国历史和新闻学，并且兼任那所高中的足球队教练，我就是在这两个地方长大的。我13岁那年的6月，父母卖掉房子，将家具封存于仓库，然后把我们一家六口和七只大箱子（我母亲两只，我们其他人每人一只）塞进他们那辆20世纪50年代的顺风（Plymouth，美国汽车品牌。——译者注），沿着老旧的66号公路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南部。

我们花了两个星期时间完成这趟旅程，对于我的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和我来说，这都是一次重大的历险活动。我们曾经去过威斯康星，还到过明尼苏达，但是从未离家如此遥远。当我们第一次看到牛仔骑在马上，8岁的芭芭拉和还不到4岁的理查德无法抑制他们的兴奋之情，11岁的斯蒂芬和我尽量表现得若无其事，其实我们也一样惊诧万分。大峡谷也很有趣，不过我在写给马伦戈的朋友的信中说到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牛仔和真实所见的印第安人。我父亲并未在加利福尼亚州买好房子，也没有找好工作，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经在赶赴太平洋的路上穿越洛杉矶和圣迭戈，以后经常说想故地重游。

加利福尼亚州逐渐发展起来，学校也扩建了，我父亲很快就在该州的林伍德（Lynwood）找到了教授美国历史的工作。就在当年9月份学校开学之前，我们搬到了康普顿（Compton）附近的塔克（Tucker）街1612号。这里有些东西和我们以前的生活不大一样（我的新学校里的学生数量差不多和整个马伦戈城所有的学生一样多），但是大多数情况没有什么变化。康普顿的塔楼剧院比马伦戈的殖民剧院更大、更吵，但放的电影都是一样的。我的送报路线从马伦戈西区变成了瓦茨东区，但是像所有曾经送过报纸的报童所说的那样，仍旧是送晨报的路线，没有什么不同。

我在康普顿读了八年级和九年级。几年以后，我被诊断出有朗读困难症。我那时只知道朗读对我来说很困难，比我的同班同学困难得多（我到三年级才学会朗读，八年级的时候已经可以跟上进度了，朗读对我而言，从不是容易的事）。然而，我还发现，我的思考和推理能力跟别人、包括我的老师一样强，似乎没有人（除了我自己）很在意我的朗读障碍。

我在康普顿上第二年学的春天，学校里发生了一次持刀斗殴，因而我父母搬到了橙县（Orange County）的富勒顿（Fullerton）。我们的住宅区三面都是橘树林，假如周围不是田园乡村的话，这里的环境看上去更像马伦戈而不是康普顿。我怀念着康普顿的节奏、康普顿的刺激生活，还想起有几次把我父母吓得够戗的经历——还只有十几岁的我未经允许就离开家搭便车去看老朋友。

然而，我很快就结交了新的朋友，有了新的兴趣，包括参加高中辩论队。我的朗读困难症使我朗读笔记和发言稿时困难重重，所以我学会了脱稿发言——这种能力在后来甚为有用。除了历史以及与政府和公民相关的课程之外，我并不喜欢做作业，辩论、打牌和拔河比赛占去了我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的学习成绩有的不错，有的就很差。

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卡里尔·埃尔韦尔（Caryl Elwell）跟着她父母从唐尼（Downey）搬到了富勒顿，并参加了辩论队。她身高五英尺两英寸，有一双蓝色的大眼睛，脸上常带着笑容；她有着拉拉队队长（实际上，她并不是拉拉队队长）的外表和活力，还有着最佳辩手（她很快就变成了最佳辩手）的才智与自信。我在一天之内就爱上了她，然后我花了一星期的时间让她变成了我的辩论伙伴，后来我又用一个月的时间让她爱上了我。

在南加州的年轻时代以及南加州的恋情，都是极为美好的时光。我利用打牌赢了足够多的钱，用来付汽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费用。我在校园外面找到了如此多的乐子（学校里的乐子却如此少），以至于我从未认真考虑过上大学的事情。在我上高中的最后时光，我和卡里尔结为夫妻。未满18岁，我就找到了一份固定工作，最开始是建筑公司的雇员，后来是在当地一家银行当簿记员。

建筑施工的工作很辛苦，而簿记工作又太枯燥，但是我们单独过日子，自给自足，无须迎合别人，赚的钱足够吃喝玩乐。当时，我从未觉得我们的生活应当或者将会发生变化。

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认识到自己将回到学校。卡里尔和我最初谈到组成家庭时，我们一致同意，结婚生子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改变生活方式。然而，在我们第一个孩子出生前的几个月，卡里尔时不时问我是否想去上大学。我的回答是，我从未想过——至少我当时不想上。我最多是去富勒顿州立大学上一两学期的夜校也就可以了。

这不仅仅是因为我喜欢目前的生活，还因为我知道回到学校会造成家庭的经济困难，而且我不得不在学术上与那些阅读能力比我强、准备比我充分的学生去竞争，他们具备了更多的学术训练。我不记得我是否曾经为放弃当一名律师的梦想而感到遗憾，但是我发现，只要有两年的大学学分（我想，我可以在富勒顿州立大学半工半读获得这些学分），我就可以获得一张文凭，然后就可以在加州的许多公立学校教书。

1960年，我们的儿子戴维（David）出生后不久，卡里尔不再征求我的意见。她说，对于面临的问题，她已经考虑得很清楚，现在我必须回学校上学。我们可以申请学生贷款，加上她赚的钱，足够负担大学的学费。而且，我还有可能获得奖学金（我的SAT成绩高到了引发谣言的程度。由于我的SAT成绩和我的高中总体评分差距较大，有谣言称，我那当老师的父亲一定帮我搞到了答案）。她还让我放心，即使证明我无法应付大学学业，退了学，还有簿记工作和打牌游戏等着我呢。但是，我得为了我自己还有戴维，努力学习。

当然了，她是对的。事实上，在重大事情上，她几乎总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我后来才意识到，有两件事情卡里尔自始至终都很清楚。首先，我真的很想上大学去试一试；其次，既然她坚持让我上大学，我就无须担心她会面临什么样的困难。  我获得了圣贝纳迪诺县（san Bernardino County）附近的雷德兰大学（University of Redland）的入学通知，这所学校有良好的学术声望，还设有本县首屈一指的辩论课程。那时候，我和卡里尔、戴维一起搬到了已婚学生住宅区。9月份，她和我都对回到学校感到很兴奋，其兴奋程度与几年前我们离开学校时相仿。P1-3

戴维·博伊斯是美国当代最著名的律师之一，《追求正义》是其自传。在初接此书之时，孤陋寡闻的我素未耳闻这位律师的鼎鼎大名，居然先入为主地以为这是一位赚钱暴发的律师为了光耀门楣而为自己立的功德碑；然而，在翻译完本书之后，我的看法与先前已迥然不同。

美国是一个出产律师的大国，据称全美共有私人律师100多万人，占了世界律师总数的1／4还多。于是就有了那个众所周知的笑话：一个俄国人、一个古巴人和一个美国人坐火车旅行，为了吹嘘自己国家的物产丰富，俄国人把上等的伏特加扔出车窗，古巴人丢掉了极品的雪茄，而美国人则把律师扔出去了。很多人甚至包括美国人自己都无法理解美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律师。那么，这么多的美国律师是怎么生存的呢，他们又是如何办案的呢？本书可谓一幅律师的生活画卷，为我们展示了关国律师生活的方方面面。

博伊斯在书中所记录的几个案件，其中叙述的各种法律程序、美国的各级法院，在让人了解美国的司法系统的同时，也感受到美国律师的力量。作为一名法科学生，我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了解越多，对法律能解决社会问题的信仰却并未越发强烈。在现实与理想的反差之下，博伊斯以法为剑，游走在法庭内外，以雄辩滔滔、以理服人的姿态获得的法律成就，确实让人感受到美国律师对于美国人民的意义。比如，博伊斯代理长达九年才最终解决的哈贝案，这是一个普通公民的离婚与子女监护权案件，涉及的人员除了法官和律师之外，还有美国司法部、国务院、联邦调查局和危地马拉政府，在书中次第出场的检察官、政府法律工作人员、资产评估人员和企业法务人员等等，都是律师，他们虽然与博伊斯有不同的身份，却与博伊斯处于同样的地位，做着同样的工作。这与我们中国律师的生存状况有极大的反差，也让我们对美国的法律职业有了更为细致入微的了解。

当然，哈贝案不是让博伊斯最为名声大噪的案件，甚至也不是让博伊斯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的案件。当我翻译到最后几章布什诉戈尔案的时候，我恰好在HBo上看了美国人拍的电影《布什诉戈尔》。电影上博伊斯站在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庭上，以清晰的思路陈明法律理由的形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布什诉戈尔案在美国的司法史甚至美国的历史上，都有异乎寻常的独特之处，博伊斯以一个全程亲历者的身份，以白描的手法，给我们展示了这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这同时也成为他职业生涯顶峰的标志。本书所记载的恰好是他职业生涯发生转折，从担任纽约扬基队的代理律师进而创建新的律师事务所开始，到他承办微软反垄断案、拍卖行垄断案和维生素价格垄断案，直至布什诉戈尔案，他走向职业生涯顶峰并在美国律师群体中脱颖而出的历程。

与美国人对律师的依赖性一致的是美国人对法院与司法的尊崇。虽然在布什诉戈尔案中，博伊斯对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这个事件中扮演的可耻角色给予了某种克制的批评，但是他对联邦最高法院的重要性和价值仍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一贯形象和我们对它的印象是一致的。正如书中的那位俄国记者无法向他本国的人民解释，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总统可以由法院来判决产生一样，美国人民却可以接受他们的最高法院来判决他们的总统，他们对于联邦最高法院的信仰，源于联邦最高法院过去50多年来在保护民权和人权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源于联邦最高法院对于美国公民基本自由的坚定捍卫。因此，一次小的失误，是瑕不掩瑜的。这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力量，也是美国法制的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开头一章记载了作者在伊利诺伊州小镇里平静舒缓的童年，随后与父母迁居南加州的独特经历，以及他的三次婚姻和六个子女。博伊斯从一位朗读困难症患者、中专毕业的银行簿记员，最后成为全美最著名的律师的人生历程，是美国梦的又一次重现。他的成功之路告诉我们，坚定的信念、努力的追求和良好的教育，可以改变人的一生。

本书的翻译就像是一次漫长又匆促的时空之旅，我跟随作者的笔触回顾了他的一生，重读了他最辉煌的人生阶段。如果说博伊斯完成本书的过程像是一个为自己的人生做总结的过程，那么本书翻译脱稿的过程就像是注视着这位著名律师的人生渐渐淡出我的书斋生活，让我也有必要为本书的翻译做一个总结了。在漫长曲折的翻译过程中，发生了诸多事由让我的行为拖沓且不可预期。在过去的这几个月，我曾若干次回想接下这本书以来的这几年，在平衡工作、学业和生活间的无奈与现实的寒凉，有着万千感慨。

我首先需要感谢向我委以信任、让我翻译本书的段晓楣老师，感谢她的耐心和容忍，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拖延翻译进程。还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张建光耐心细致的编辑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翻译是一件考验人的耐心和坐冷板凳功夫的事情，但是平静的书斋生活总要有一些坎坷和考验，才会让书斋并非死水一潭，微微的波澜顺着时间的河流一往无前，也许才是生活真正的本色。

吕亚萍

2012年5月

本书写的是1997年我离开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后，直到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的4年时间里我所经手办理的主要案件。我谈到的每一个案子都可以独立成书，其中有很多东西我都没有细说。我尝试着选择一些让这些案子成为我的重要案件的关键事实、事件和问题，重点找出可以从中学到的教益。我还尝试着向大家表达同时参与的几个重要诉讼案的亲身感受和职业体验。 有些案子虽然对我来说很重要，但我也还是排除在本书之外了，这只是因为如果要囊括全部案子，这本书会冗长到不可救药。在所有发生于1997～2000年之间我不曾在本书中叙述的案子中，最有趣的可能是代表法国东方汇理银行（Banqtle Indosuez）进行辩护，外汇交易商财团代理对其提出了指控，后者认为银行误导他们参与赔本的买卖。

我们知道，陪审团的裁决是决定性的。庭审法官比阿特丽斯·谢恩威特（Beatrice Shainswit）拒绝被告人提出的简易审判请求，认为原告已经掌握了足够多有关欺诈的证据，有理由让陪审团来审理——谢恩威特法官的这一法庭令得到了上诉法院的维持。这就表示，如果陪审团的裁决有利于原告，银行就没有了在上诉审中推翻初审裁决的可能了。

原告要求10亿美元的损害赔偿，但是比钱更重要的是银行的声誉，以及由此确立的银行需对这类客户承担责任的先例。我方掌握的许多证据都证明，银行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我们的另一个抗辩理由是，说明原告在明知状态下参与投机的行为让陪审团了解到：交易商赚了钱的时候从不抱怨：只有当他们赔钱的时候，才对银行的建议不满。

案子的转折点来自财团三位首脑之一，这位50多岁的先生在交叉询问的时候出人意料地突然崩溃，开始大哭起来。有几位陪审员事后表示，这个仍然比他们有钱得多的人竟然在他们面前为投机损失哭泣，让他们觉得很不愉快；还有一些陪审员认为，这很假，是想要博取同情，这让他们肯定原告是不可信任的。这两点都证明了运气的重要性（我曾设法让这位证人崩溃掉），以及证人过分夸张可能带来的危险。

2000年以来的4年中，有趣的案子也源源不断。我曾在得克萨斯州代理关国汽车比赛协会（NASCAR）处理约翰尼·科克伦（Tohnnie Cochran）提起的诉讼，后者声称美国汽车比赛协会垄断了汽车比赛市场；我还在北卡罗来纳州代表菲利普·莫里斯应对雷诺、罗瑞拉德以及布朗和威廉姆斯三家烟草公司（RJR、Loriuard，and Brown&wiuiamson）（由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代理）提起的案件，这三家公司声称莫里斯和零售商一起限制了烟草广告和烟草展示，违反了《谢尔曼法案》；我还在纽约州代理维康公司（Viacom）处理斯帕克·李（Spike Lee）提出的有关维康公司的有线电视斯帕克电视台（Spike Tv）盗用了他的名字的法律事宜；我还代理法庭电视台（（20urt Tv）尝试请求法院宣布（然而并未成功）纽约州禁止法官允许电视摄像机进入法庭的法律违宪；我还和我的合伙人乔纳森·席勒和艾伦·维克（Alan Vicker）一起起诉了有线电视公司，要求有线电视工作人员播放扬基队的比赛。

我还带着复杂的心情旁观了欧盟调查微软的案子。欧盟的调查最终制约了微软公司的商业行为，并向微软征收了有史以来最大数额的罚款。另外，有些制约措施与布什政府掌权之前司法部对微软提起的诉讼中提出的救济措施相似；但是，还有一些制约措施似乎更像是为了打倒微软，给自己国家的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利地位，而不是为了创造一种公平的竞技场，让所有市场参与者展开激烈竞争。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微软可能是在与布什政府的司法部谈判中过于成功了，在我们展开调查和审判的时候，欧盟倾向于认可和采纳我们赢得的全部救济措施，但是在司法部未能就上诉法院已经宣布违法的行为加以矫正之后，欧盟认为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等欧盟真的展开调查时，它的行动比我们还有杰克逊法官都更加深入。

过去4年中我做过的最有趣的工作，莫过于卡尔文·克莱因（CalvinK1ein）、纳普斯特音乐网（Napster）、艾德尔菲公司、泰科公司和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Llovd's of London）的案子。

2001年，我代理卡尔文·克莱因，对其主要的品牌被许可人华纳科公司（Wamaco）提起诉讼。卡尔文·克莱因公司设计的大多数衣服（以及其他产品）实际上都是由独立的公司（品牌被许可人）制造并销售的，这些公司向卡尔文·克莱因公司支付费用。这些产品保持最高的质量，对于其品牌长期的声誉和价值非常关键。因此，卡尔文·克莱因公司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来监控其品牌被许可人的行为。

2000年的春季，卡尔文·克莱因公司给我打电话，请我帮忙调查它有所怀疑的华纳科公司没有遵守其义务的问题。这个案子无论对卡尔文·克莱因公司（它想维护其品牌）还是华纳科公司（它的短期利益有赖于当前的商业活动）都非常重要。这个案子也对品牌所有人和品牌被许可人的相关权利提出了重要的法律问题。

我们在证据开示阶段除了美国的工厂之外还接触了亚洲和墨西哥的一些制造厂和其他工厂，最终我们得以证明被告将卡尔文·克莱因的品牌也附加在并非卡尔文·克莱因设计的产品上，并且未经许可更改卡尔文的设计，使用次级布料，通过未经授权的渠道销售产品。取证过程中，电子邮件、辛苦的工作还有运气占了很大部分，在开庭前不久，我们最终逼迫布料供应商承认了华纳科公司更换了布料，并且使用了不合规格的布料。

华纳科公司的非法行为得以披露，它在被剥夺了品牌使用权之后几个月内宣布破产。

2001年，我还代表因特网文件共享服务商纳普斯特音乐网，为其涉及的非法提供侵犯版权的文件的指控进行辩护。1999年，所有主要的音乐发行人和一大批音乐家就对纳普斯特音乐网提起了诉讼。经过一连串的败诉之后，纳普斯特音乐网给我的合伙人乔纳森·席勒打了电话。我最初的反应是，原告说的有道理，纳普斯特音乐网的行为不合法。但是，乔纳森和我的孩子们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案子，我们应当接下这个案子。于是经过一些初始调查，我们答应代理。

特别是，我们发现这个案子不仅提出了有关知识产权法的重要问题，而且对可以按照传统方式合法共享的音乐以及其他信息，以及在因特网上共享的自由问题，提出了重要的法律问题。如果因特网共享要受到比其他共享更严格的限制，那么我们认为，这类限制应当由国会而非法院来加以决定。

侵犯版权是一种违法行为，另外，共同侵权是一条由法官创立的规则。这条规则认为，如果个人销售商品或服务的目的是为他人侵犯版权的行为提供方便，那么就需承担法律责任。1980年，索尼公司因为销售Betamax录像机（Betamax VCRs）而遭到共同侵权的起诉，这款录像机被广泛用于非法录制电影。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认为，索尼公司应承担法律责任，但是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该判决，主张由于录像机还有其他功能，所以即便录像机的主要功能是不正当地录制电影，那么判决索尼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也是不正当的。

纳普斯特音乐网有四条抗辩理由。第一，它是对版权的合法使用（包括几千名音乐家的音乐作品的授权发行，这些音乐家将纳普斯特音乐网当成扩大听众圈、增加受欢迎程度的方式，其他共享的音乐则是没有版权或者版权已经到期的）。当然，大部分音乐作品最初的使用显然是共享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但是根据Betamax案的先例，只有这一事实要认定共同侵权是不够的。

第二，《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DMCA）已经为像纳普斯特音乐网这样的因特网服务商提供了一个免于法律责任的避风港——尽管对于纳普斯特音乐网适用避风港条款是否合适还有技术方面的疑问。

第三，除非纳普斯特音乐网的用户实施了实际的侵权行为，否则纳普斯特音乐网就不可能承担共同侵权责任。1982年，国会通过了《家庭录音法案》（AHRA），该法案授权消费者可以对音乐作品进行非商业用途的复制。根据《家庭录音法案》，购买磁带或磁碟的消费者，可以随意录制磁带或磁碟的拷贝，还可以将这些拷贝赠送给朋友或者在街角分发，只要他不要求回报即可。由于纳普斯特音乐网的用户从事的都是非商业性的音乐共享，如果适用于有版权音乐作品的传统共享的相同规则也适用于因特网，那么这其实就不存在侵犯版权的问题；如果用户没有侵犯版权，那么纳普斯特音乐网也就不构成共同侵权。

第四，纳普斯特音乐网曾提议向音乐发行人支付几亿美元以便获得许可，让其用户合法共享发行人的有版权音乐作品，但是所有的提议都被拒绝了。纳普斯特音乐网认为，音乐公司拒绝许可的行为代表了音乐公司既想排除一个竞争者，也想排除替代性的发行渠道。如果是这样，那么音乐公司的行为就违反了反垄断法，构成了“版权滥用”——这转而导致它们的版权不能执行。

2000年7月26日，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玛丽莲·帕特尔（Marilyn Patel）下达了暂时性禁令，这份禁令实际上要求纳普斯特音乐网关闭。我们立即提起上诉，向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请求暂缓初审法院的禁令，等到上诉开庭之后再来执行。2000年7月28日，三位法官组成的小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这让我们对暂时性禁令被推翻保持了乐观态度，因为如果不是对禁令的适当性抱有严重怀疑，那么暂缓执行不会被准许。另外，三位法官中有亚历克斯·柯金斯基（Alex Kozinski）法官，这是一位特别精通技术的法官，我们认为他很有可能既精通法律也精通技术，不会掉进初审法院的陷阱，一看到受版权保护的资料被大范围的共享，就得出结论说，其中肯定存在侵犯版权的行为。

不幸的是，无论是柯金斯基，还是暂缓帕特尔的禁令的另外两位法官，都不是裁判本案的合议庭成员。庭审本案的合议庭以过分宽泛为由，推翻了地区法院的禁令，但是支持了原告执行部分禁令的权利。法院裁决，消费者可以使用录像机、CD机以及其他设备用于非商业性的音乐复制，但是不能使用计算机进行复制，并且裁定我们没有为“滥用”抗辩提出事实证据，即便纳普斯特音乐网还有其他的合法使用，也应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我们感觉特别失望的是，法院不管怎样，拒绝对我们以《千禧年数字版权法案》提出的抗辩做出裁决，还说必须有完整的录制。由于原告需承担举证责任，我们可能认为这意味着纳普斯特音乐网会胜诉。但是，法院裁决，“困境衡平原则”导致法院向有利于音乐公司的方向倾斜，因为如果在审判期间复制还在继续的话，那么即使原告最终胜诉，那么也不能向其提供适当的救济措施。法官同时认为，纳普斯特音乐网如果关闭的话，也只会有点“投机”损失。

我们认为，第九巡回法院的裁决与其之前对Betamax录像机案做出的裁决一样，最终会被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但是，一般来说，在案子完全裁判终结之前，最高法院不会受理对该案的上诉。同时，纳普斯特音乐网最大的股东将公司的控股权卖给了贝塔斯曼公司（Beycelsman）。贝塔斯曼是一家主要的音乐提供商，它放弃了上诉，转而让纳普斯特音乐网破产。在地区法院允许对音乐公司涉嫌违反反垄断法和版权滥用的事实进行大规模证据开示之后不久，该公司即放弃了上诉。

音乐产业还对其他的因特网服务提供商提起了诉讼，甚至还起诉了消费者。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位被告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将诉讼进行到底。

2002年4月，我和克里斯托弗一起代理了艾德尔菲和泰科公司，这两个案子都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来跟我们接触的。他们对于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表现出来的、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下中饱私囊的迹象表示担忧。

我们立即开始了调查，在30天内发现了撤换公司高管所需要的足够多的不法行为。然后在2002～2003年间，我们与检察官和证监会合作，对艾德尔菲和泰科的前公司高管提起刑事起诉。我们代表公司对这些高管提起诉讼，要求他们赔偿对公司股东造成的损失。

即使艾德尔菲和泰科公司前高管的行为与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worldCom）等公司主管的行为，以及其他法人犯罪的例子相比，相对没那么过分，但是在董事会的支持下，我们比其他公司更为积极、迅速地撤换了不法行为人，并对他们进行刑事和民事的追诉。我们的两家客户都很幸运地获得了才能卓越的新管理团队的服务，他们积极主动地重建了员工、消费者以及投资人的信心，弥补了前任管理人员造成的损失，并且支持我们与政府部门合作，为我们向前任主管人员提起民事诉讼提供方便。

该案的结果是，两家公司都恢复了利润率，出借人和股东的损失跟安然公司、世界通信公司的出借人和投资人，以及公司不法行为的其他受害者相比，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特别是泰科公司的股东发现，他们的股票又恢复到该公司主管人员犯罪被披露之前的水平。

2004年2月，我参与了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开庭审理。这次庭审起因于2000年9月11日的世贸中心恐怖袭击。死于“9·11”的人数超过了珍珠港事件，以及有史以来外国武装在这个国家土壤上挑起的任何战争。其次，这次悲剧还造就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保险争议。

在“9·11”袭击发生不到两个月前，世贸中心的所有人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将世贸双子塔出租给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silverstein Properties），租期为99年。希尔维斯坦负责给世贸中心投保，“每次保险事件”最多可获得35亿美元的财产损害保险金。保险金大大低于复原世贸中心需要花费的金钱，因为无论是希尔维斯坦公司还是港务局，都没有预料到世贸大楼完全损毁的可能性。

数小时之内，飞机撞向双子塔，难以想象的事情真的发生了。财产全损，要重建双子塔的话，至少需要35亿美元保险金的两倍。即使在双子塔倒塌之前，希尔维斯坦公司的关注焦点也已经移向了保险金的问题。在庭审中，希尔维斯坦的保险经纪人作证说，当他目睹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的时候，他对同事说：

“我对刚刚真的发生了的事情表达了十足的震惊和恐怖。”我

记得我对他说，“哦，我的天哪，美国遭受袭击了。”然后我又对

他说：“保险单据全都收拾好了吗？”然后他转过神来对我说：“是

的，全都弄好了，都已经生效了，真的已经有约束力了。”

因为有两架飞机，每架飞机撞向双子塔的其中一座，所以有观点认为，袭击的每一步就是一次独立的“保险事件”。由于保单限制是在“每次保险事件”的基础上的，如果这种观点获胜，将会意味着保险公司总共应该偿付70亿美元的保险金。

希尔维斯坦地产公司为了实现自己的观点，求助于赫伯特·瓦赫特尔（Herbert wachtel）领导的团队。73岁高龄的赫伯特是纽约几十年来的传奇，有三个重要事实使他受希尔维斯坦公司青睐：第一，这个案子将会由纽约人组成陪审团进行审理，赫伯特一定会利用陪审团的同情让陪审团赞成拿回重建世贸中心的钱，而不会倾向于保护大部分是外国企业的保险公司。

第二，这里有两架飞机、两座大楼，发生了两次倒塌——按照赫伯特的逻辑，这一结论必然就是发生了两次保险事件。当然，这里也只有一个本·拉登、一个基地组织、一次恐怖袭击计划、一个保险项目以及一个世贸中心。但是，案子越接近尾声，同情心起到主要作用的机会就越大。

第三，有一个事实也造成了一些混淆。在袭击发生时，正式的保险单尚未签订，保险范围是由“临时契约”和“单据”证明的，表面上保险合同尚未完成；保险范围的条件必须按照这些单据和临时契约协商过程中所说的和交易的内容来推断。这种混淆也再一次倾向于支持得到更多同情的当事人一方。

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是承保世贸中心的两家最大的保险公司之一，它需要承担7．2亿美元或者14．4亿美元的总保险金（其中包括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需承担连带责任的另外两家伦敦公司的保险金），数额的多少要看袭击被认定为一次保险事件还是两次保险事件。2001年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请我代理该公司，经过两年多全世界范围的证据开示之后，第一次庭审（涉及劳埃德船舶保险公司以及其他十几家公司的保险范围应按照什么保险条件确定）由纽约南部地区的联邦地区法院首席法官迈克尔·穆凯西（Michael Mukasey）主审。

庭审很是艰难，陪审团经过两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我们最终胜诉了。在那之后不久，我和玛丽飞到佛罗里达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我们到达当晚在博卡·拉顿的纽约总理餐厅吃晚餐，这是我在佛罗里达最喜欢的餐厅。也是全国最好的两家牛排馆之一。

在吃晚餐的时候，我们回顾了我离开克劳瓦斯律师事务所以来的7年时光，然后商量了我们的暑期计划。

我们计划6月份去法国进行一次家庭自行车旅行，7月份安排了越野假期，8月份回程的时候去非洲。我们事务所现在有180名律师，在阿蒙克、奥尔巴尼以及纽约市，华盛顿特区、新罕布什尔的汉诺威、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佛罗里达的奥兰多、劳德岱堡和迈阿密都有分所。我们的律师和我们的事务所都足够出色。在这一点上，事务所大部分的工作都是由我的合伙人带来并完成的。虽然事务所还不允许我退休，我也还不愿意退休，但是我已经不是事务所继续获得成功的关键人物了。

晚餐中，我接到事务所打来的一个电话，提到迈克尔·摩尔（Micllael Moore）编写并导演的的纪录片《华氏“9·11”》。这部纪录片受到了华特·迪斯尼公司（该公司还是《华氏“9·11”》一书的出版商）的资金支持，但是由于这部电影内容的政治敏感性，迪斯尼不希望自己的分公司参与该电影的发行。负责迪斯尼注资该纪录片的主管人员想从迪斯尼公司手中买下这部电影，然后自己发行，但是迪斯尼公司不肯。律师所的人问我，我们是否要代理主管人员与迪斯尼公司进行协商，并且在必要时对迪斯尼公司提起仲裁或诉讼，以达到他们的目的。

我同意代理该案，并且让他们送一份纪录片和相关文件的复印件到佛罗里达州。等我回到餐桌上，我向面带狐疑的玛丽保证（事实证明她的怀疑是正确的），我们还是按计划前往普罗旺斯。

打官司时聘请博伊斯，就如同在战争中亮出了原子弹！

——《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公司有麻烦了？就让博伊斯来解套吧！

——《纽约时报》（Mw York Times）

博伊斯这位全美最顶尖的诉讼律师，执业生涯长盛不衰，极富话题性。他接手的案子一般具有下列特征：1．争议性十足；2．赌注极高；3．往往会成为媒体的头条。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在美国。没有第二个律师能够像博伊斯这样，在如此多领域写就如此多辉煌！

——1996年度Miltorl Gould杰出辩护大奖颁奖辞

他（博伊斯）在总统选战僵局中进行最后的抗争。他痛击了微软……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美国律师界的旗帜。

——《时代》（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