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闻趣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刘逸生，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60年代初就以《唐诗小札》享誉学界和民间。这本具有开创意义的唐诗普及读本，以其深入浅出的语言、流优美的文笔、细致独到的分析而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以人生诠释人性”。整整影响了几代人。现把逸堂老人的三本小札加上自传体《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以飨读者。

关于《逸堂四品》 

“真三国”和“假三国” (代序) 

略说罗贯中

不寻常的开篇——桃园结义

英雄也要问出处——关云长的出身

天下第一条好汉——张飞

“独破黄巾”——张飞的传奇

张角和“太平道”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东汉末年的大瘟疫

英雄出现与善恶报应

罗贯中的妙手——怒鞭督邮另有人

吕布及其赤兔马

吕布的方天画戟

 辕门射戟

舞台上的大排场——三英战吕布

数百回合的交锋

“丑角”孙坚

白脸还是红脸——复杂的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

曹操的兵法著作

两个悲剧人物——陈宫和吕伯奢

貂蝉果真有其人吗

石榴园里论英雄——小杨修戏弄曹阿瞒

关云长遇上好色的曹操

“汉寿亭侯”不是“汉·寿亭侯” 

“五关”踪迹何处寻

关羽的四个戊午及其谥号

无处不在的关帝

少有的毒辣文字——陈琳骂曹操

荆州何以成为曹刘争夺的焦点

孔明是为了阿斗而出山——“隆中对”闹剧

《隆中对》有蓝本

诸葛孔明伪诗

果真“如鱼得水”吗——刘备与孔明的关系 

不值得同情的徐庶

第一流武将——赵云

一群大显身手的青年

赤壁之战纵横谈一

《三国演义》中的演义——平话“赤壁之战”

从孙权受箭到孔明借箭

孙权有强大海军

鼻涂白粉的方巾丑——蒋干

孔明借风与禳星

华容道的反推法

鲁肃与周瑜的真面目

《单刀会》这个戏

生子当如孙仲谋

铜雀台和大乔小乔

假如庞统不死三国局面可能大变

妙趣而热闹的《庞掠四郡》——张飞被困乌龙阵黄忠定计擒金全 

神奇老将——黄忠

《三国演义》对魏延的污蔑

“五虎将”是小说家决定的

一场政治婚姻的悲喜剧

元代杂剧《隔江斗智》与京剧《龙凤呈祥》

勇将马超的虚虚实实——他原是悲剧人物，却给“演义”写活了

应该大书一笔的张飞巴西之战

罗贯中妙手出新招

谁来负责关羽的惨败

曹操的庞大家族

曹操不怕掘墓人——扑朔迷离的“七十二疑冢”

用古代天文学猜破的哑谜——“狮子宫中，以安神位”

曹操与“下九流”

左慈的魔术

于吉——一个大有来历的道士

“扮猪吃老虎”的书生——陆逊

关兴、张苞是“好心人的产物”

罗贯中“刀下鬼”不少一——为了挽回刘、关、张的面子

洛神和曹植的爱情故事

三个皇帝与三个寡妇

黄色竞有这等魔力吗

“代汉者当涂高也”——一句挑起野心的怪语

天下军事亦难预料——“隆中对”一半成泡影

刘备也心狠手辣——一句话掉了脑袋的张裕

痛定思痛之后——论“白帝城托孤”

孔明接受托孤以后

渚葛亮为何“骂死王朗”

鲜明对照的一对——马谡与王平

《后出师表》是一篇伪作

诸葛恪是《后出师表》作伪者

《三国演义》的严重败笔——刘后主可曾怀疑孔明 

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

孔明的妻妾及女儿——兼谈唐诗中的“峒氓”问题

《出师表》中特笔提到的人物——将军向宠

《三国演义》又一杰作——夏侯霸大放光彩

司马懿这个阴谋家

司马昭之心与钟会、邓艾之死

关索是谜一样的人物

口头“三国”拾趣

假三国之后还有假三国——关于《反三国志演义》

谈《反三国志》之“反”

替孔明“补天”的反三国戏

《三国演义》应该附上地图

“独破黄巾”——张飞的传奇

自从《三国演义》在群众中广为流行以来，许多原来出自民间或说书人讲说的三国故事，绝大多数都失传了。它们的失传自然有种种原因。有些是因为已被《三国演义》所吸收，无法独立存在；有些因故事情节过于荒诞而受到扬弃；也有些是由于人为的原因而毁灭。其中也有偶然幸运的，例如在明末，臧晋叔选《元曲选》一百种时被抛弃的十几种三国戏曲故事，就由于有其他印本或抄本收录了而保存下来。这些幸存的三国故事，多数是《三国演义》所不取，或与《三国演义》内容不尽相同的。它们的艺术价值也高下不一，但毕竟都是有用的材料。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元代或宋代的民间艺人，怎样处理故事和塑造人物。即便情节离奇，内容怪诞，也可借此看出时代的风尚和观众的趣味，对于我们理解古代，仍然不无好处。

如今就先来介绍张飞自桃园结义以后，怎样“破黄巾”的故事。这故事被《三国演义》作者认为荒唐而摒弃了。

故事是这样说的(笔者在文字上重新整理)：

当黄巾起义时，攻城占地，声威很大。刘、关、张三人正在涿郡招兵买马。忽一日，探子来报，黄巾大队要来侵犯幽州，刘备接受燕主(这个燕主，大抵就是幽州刺史郭勋)派遣，挂了先锋印。探得黄巾人马集中在兖州昔庆府，共五十万。离兖州三十里的杏林庄，有两个头目，一名张宝，一名张表，亦有兵二十万。刘备听了，便带领本部三千五百军，直到任城县下寨。此时元帅燕主接得皇帝诏书。诏书说，黄巾如愿降者，前罪均可赦免。燕主叫刘备持诏书招安黄巾。刘备问众人，谁人敢持诏书进入杏林庄招安？张飞应声愿往。当下张飞一人一骑，来到杏林庄，直冲而入，把门军卒拦挡不住。到了中军帐前，立马横枪，看见帐内坐着五十余人，中间一人，正是张表；帐下五百军卒，擎枪而立。张表忽见一个大汉闯来，便问：“你莫非是探马？”张飞应道：“我乃汉元帅手下先锋军内一卒，有皇帝圣旨，招安你们。若还投降，死罪可免，如若抗拒，尽皆诛戮。”张表听了大怒，呼左右把他拿下。张飞舞动手中长矛，众军不能向前。张飞在寨内纵横驰骤，无人能敌，军士惊慌发喊，一时大乱。正在此时，小卒来报，有汉先锋军分为六队，已夺门入寨。张表大惊，慌忙弃庄奔走。刘备领兵占了杏林庄，迎接元帅到寨，犒赏众军。

随后打探得张表逃到兖州，与张宝合兵一处。元帅问：“谁去收复兖州？”刘备愿往。当下带领人马，直到兖州城外，只见城墙高峻，守卫严密。刘备又问：“谁去招安张表、张宝？”张飞应声而出，只邀了十三个马军，来到城下，叫城上答话。张表认得张飞，对张宝道：“此人在杏林庄如此如此，不可开城。”二将坚守不出，任凭张飞叫骂，只不出战。张飞忽然心生一计，对众军道：“俺众军鞍不离马，甲不离身，枕弓沙印月，卧甲地生鳞，连场恶战，这般辛苦。今日就着壕堑之前，柳阴之下，卸甲洗马，好好歇息一番。”便命军士人人卸甲，个个洗马。张飞又再指着城上，高声痛骂。城上张表、张宝看了，商议着道：趁此机会，杀出城去，生擒张飞。当下张表领了五千人马，开城冲出。张飞与十三骑慌忙投南而走。张表奋勇追赶，赶了四十余里，忽见大队人马迎来，为首一人，手持双股剑，正是刘备。张表迎上交战二十余合，忽有简献和从旁杀出，一阵混战，张表大败，向后便退。正走之间，林子里冲出一员大将，却是关云长。张表不敢迎战，夺路奔向兖州，到得城下，只剩数十骑人马，急叫开门。城上张宝看见，吩咐开城放入。不料张飞早已埋伏壕边柳林之中，乘势撞人城来，杀死守军不计其数。后面刘备大军跟进，一拥而入，夺了兖州。张宝死于乱军之中，只有张表逃向扬州去了。

这便是宋元艺人创造的张飞大破杏林庄，以及洗马赚兖州的故事。这个故事，《三国志平话》和杂剧《杏林庄》的描写大略相同。只是前者文字相当粗率，后者情节更为简略。出场人物，后者的元帅是皇甫嵩，不是燕主，又多了个曹操。而黄巾方面，则以张角为主，张表、张宝为副，历史上的张梁，都改成张表，也不知是何缘故。

黄巾起义是当时一件大事，战争遍及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七省。东汉王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将黄巾军镇压下去。可是说书和编剧的艺人却把“破黄巾”的功劳都归在张飞一人身上，固然距离史实太远，而且单身入寨，无人能敌，也未免过于神奇(其中地理方面的错谬，且不去计较)。这个故事，罗贯中在编写《三国志通俗演义》时毅然把它割舍了，也许便是因为它同三国的史实完全违背，假如用上了它，一个人包打了天下，其他的故事就无法安排的缘故。

不过我们由此也可知道，张飞在古代艺人的心目中，确是第一等的英雄，许多故事都是围绕他而开展发生的。他一出场就包揽了“破黄巾”，不但历史上镇压黄巾的朱隽、皇甫嵩、曹操之流毫无寸箭之功，连刘备、关羽也成为陪衬人物了。

唐代诗人李商隐有两句诗说：“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在唐代流行的三国故事中，张飞已是个无人不知的草莽英雄，这就难怪他越来越神奇了。而说书艺人之可爱，也在这些地方表露出来。

张角和“太平道”

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能够在短期之内组织起来，以大火燎原的声势，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者，从根本上动摇了东汉政权，当然是有各种原因的。桓、灵二帝当政时，统治阶级内部进一步堕落腐败，更沉重地压迫剥削百姓，人祸还加上天灾，到处民不聊生，才迫使老百姓不得不起来造反。这是主要的。

但是张角以一个用符咒神水替人治病的道士(东汉末年，瘟疫大流行，死人无算，连贵族和官僚也不能避免。详见另文)，却能够发动一场有青、徐、幽、冀、衮、豫、荆、扬八州的人参加，形成横扫中原广大地区的大起义，则是利用“太平道”这个宗教形式进行组织工作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道教外衣为掩护的农民大起义。那么，张角的道教内容又是怎么样的呢？

史书上只说张角奉的是“黄老道”(或“太平道”)，自称大贤良师，用符水咒语来治病，还有八个弟子，周行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十余年间，众徒数十万。”可是所谓“善道教化”又是什么？史官却故意不去提它。

可幸的是，太平道还有一本《太平经》流存下来，虽然残缺，还可以知道它宣传的是些什么东西。

这本《太平经》又叫《太平清领书》，是于吉传下来的。(参见《于吉——一个大有来历的道士》篇)张角拿来作为教义的便是这本书。

这本书很庞杂，上至宇宙，下至人生，以及书符念咒，趋吉避凶之类，无所不谈。但那里面却有主张平均财富，反对剥削，反对聚敛财物，反对欺凌老弱，反对重男轻女等进步的思想，这是符合老百姓的愿望的。当时许多人信奉它，这也是个重要的原因。

《太平经》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它指出富家聚敛金钱，藏于幽室，是“与天为怨，与地为咎，与人为大仇，百神憎之”。还骂他们是大米仓里的老鼠，独占许多粮食。这是很有针对性的话。

书里又指出人人都应劳动得食：“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还应该互通有无：“见人穷厄，假贷与之，不责费息。”“人有财相通。”

《太平经》又发挥了平等思想，指出“或多智反欺不足者，或力强反欺弱者，或后生反欺老者，皆为逆”。理由也很简单：“智者当苞养愚者，反欺之，一逆也；力强当养力弱者，反欺之，二逆也；后生者当养老者，反欺之，三逆也。”

它又提出人们应该互相亲爱帮助：“诸神相爱，有知相教，有奇文异策相与见，空缺相荐相保，有小有异言相谏正，有珍奇相遗。”认为这是人们的道德本色。

它还说：“夫男者，乃天之精神也；女者，乃地之精神也……天地之性，人命最重，此贼杀女，深乱王者之治，大咎在此也。”针对当时贱女溺婴的风气，提出警告，也是颇有现实意义的。

此外，书中还反对饮酒(当时酗酒的多是荒淫的统治者)，认为是浪费五谷。它主张“敢有无故饮酒一斗者，笞二十一斛者，杖三百”。但“家有老疾，药酒可通”。

书中还反对“时王者赐人臣以刀兵”，说“金”能克木，，是不祥之物，王者应该“厌绝不祥”。作者知道统治者拿起刀子，是随时可以杀向老百姓的。

凡此，都可看出这个“太平道”是很有一些有价值的思想的，它能鼓动广大老百姓，自有原因。当然，既是“神道设教”，迷信的东西也少不得，此书亦不例外。这里就不去说它了。

张角既然宣传“太平道”，统治者就加给他一个“妖言惑众”的罪名，既车裂马元义于洛阳，又穷追“有事(张)角道者”，诛杀千余人。统治阶级的刀子亮出来了。张角也就不客气，宣称“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正式举起义旗，要推翻东汉王朝的统治了。

张角固然很快失败，但徒子徒孙并未绝迹。直到宋代，中原又出现了一个事魔食菜教，此教是以张角为祖师的，人教的人都避讳“角”字。(见庄绰裕《鸡肋编》)这却是镇压黄巾的“群雄”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了。

P15-20

关于《逸堂四品》

刘斯翰

以刻苦自学终成大器的逸堂老人，又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普及。在写出蜚声国内的《唐诗小札》之后，陆续写了《宋词小札》、《漫话三国》，主编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漫话丛书》两套共数十种，晚年还写了文史小品数百篇，在刊诸报章之外，并编辑出版了《史林小札》、《艺林小札》、《事林小札》等，在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方面，堪称贡献良多。岭南美术出版社有意将其中的代表作三种，加上自传体回忆录《学海苦航》，合成一套重新出版，署其名曰“逸堂四品”。兹因编者之命，作为小文，述其所闻于逸堂老人之私语，亦问出己意，为此书提供一点辅助性参考。

品之一：学海苦航

“学海苦航”虽然明显地源自“学海无涯苦作舟”，不过，“苦航”二字，以其蕴涵独特的人生体验，读来仍使人印象深刻。古人所谓“脱胎换骨”、“点铁成金”，说的就是这一类的再创造。

以自学为线索来写自传，老人处心之平实，由以可见。但是，当读完此书，我的感想却是——这其实是一个传奇故事。它记述了一个被农村抛弃的苦孩子，在毫无师承，无人指点，旁人看来绝无成功可能的情形之下，竟然从生活的夹缝中突围而出，最后在学问上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这么一个故事，对于读者是富于启迪与感奋的，而对于自学者尤其具有震撼力。这无疑又是当时出版社考虑出版它的重要因素之一。

老人终生自学，以成大器。一个“苦”字，道出了自学的真谛，更道出了老人的平生。

少年时代，他为生活所逼迫，从十一岁父亲去世开始，过早走上谋生的路，学做木匠，当果栏学徒、书店店员、报馆后生，只能在谋生的间隙中自学，无师无友，凭着天生好学和对于古典诗词敏锐的审美直觉，在极其逼仄陋劣的环境中艰难积累。

成年时代，他为工作所挤压，自三十岁进入《星岛日报》后，从事报纸编辑工作凡三十年，报纸工作的繁重，未曾涉足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在香港时，他经常要兼做两家报纸的编辑。建国后回到广州，则除了工作之外，每天还要花上两三个小时搞各种政治运动，他就只能舍弃休息和消闲，紧紧抓住剩余的时间不放，即便偶然看戏，也常常提早离场……五十之年更遭遇“文革”，且一度被剥夺人身自由。

六十以后，老人摆脱了工作和生活的羁绊，获得了宝贵的自由，步入他一生中丰收的时期，忙于著述、交游、吟咏、旅行、出版著作。七十以后，由于血尿之疾发生，严重影响了老人怡静的心境，晚年的治学因而处于顽疾的困扰之中。

我想，老人其实天生具有做学者的禀赋。第一，他记忆力好，书中的回忆就有不少例子，而直到中晚年，在闲谈之中，他对于所经眼书籍、诗词、人物一直保有令闻者称叹的记忆力。我曾经向他请教过旧诗中的典实，他随口就能说出它们在《二十四史》中的具体位置，那确乎不仅是读书的工夫，而是记性真好。第二，领悟力强，自学而不具备过人的领悟力，要想取得像老人这样的成就，是不可能的。第三，好书成癖，老人生来爱书，但和藏书家的书癖不同，他之于书，乃视之为知识的渊薮、学问的海洋，他初则如海绵吸水，渴求不已，继则如鱼得水，涵泳其中，以为大快乐！老人晚年坐拥书城，心犹未足，尚时时探问网上查书的消息，听到有好书，还是要买来浏览一番。第四，勤于动手，做学问的人，不单眼要勤，而且手要勤，老人的藏书中，常常可见夹着字条，或者剪报，是与书中内容有关的材料，这为他各种札记文章的写作，做了有效的准备。老人写文章信手拈来，独具只眼，就颇得益于这材料积累的工夫。第五，不盲从。做学问的人，能够不盲从，是成功的关键之一，老人深得此要，‘所以有《唐诗小札》的独树一帜，所以有百余年中无人敢为的《龚自珍己亥杂诗注》和《龚自珍诗编年笺注》。

所以我想，以逸堂老人这样的资质和性分，如果遇着一个富裕的家庭，一条可以从小学读到大学的人生道路，几乎可以肯定，他必会在大学潜心学术。然而，造物主却作了另类安排。

品之二：唐诗小札

上世纪60年代初，当《唐诗小札》面世，广州新华书店竟然出现了排队争购的场面。从此它一纸风行，风靡了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唐诗小札》哺育了几代人的中国古典诗歌修养和爱好。

其实，以类似小札这样的形式谈诗词，并非《唐诗小札》首创，在它之前，已经有人使用过它。有趣的是，近二十年来，受《唐诗小札》启示而发扬光大的各种“鉴赏辞典”，吸引了更多人前来一试身手，但是，却还没有谁能够把《唐诗小札》比下去。当“鉴赏”大潮过后，它以“刘逸生小札系列”丛书之一再度推出，仍然很受读者欢迎。

《唐诗小札》的成功是毋庸置疑的。

对于它何以能够成功，尚吟先生在该书“代序”中指出两条：一是作者对于唐诗具有“深入”的理解，二是其优美“如散文诗”的文笔。说得都对，但我以为还可以补充一条，就是它的富于“知识性”与“趣味性”。

“知识性”和“趣味性”对于《唐诗小札》其实相当重要。因为通俗地谈篇幅短小而不算深奥的唐诗，要敷衍成篇并不容易，而要做到各篇自具面目，使人读数十篇而不生雷同之感，欲罢不能，更是谈何容易！单凭疏解文义和优美文笔，足办不到的，这就要发挥“知识性”与“趣味性”的长处。照我看，《唐诗小札》的成功，一半有赖于此。这里所谓“知识性”并不等于有知识，读书人往往并不缺少知识，但容易受知识所拘囿，成了知识的奴隶，他的知识不能够和自己的文笔融为一体，只是些死知识。逸堂老人则不然。丰富庞杂的知识贮藏在他脑中，他是主人，知识则好比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奴仆，他运用知识，挥洒自如地引领读者出入古今，上天下地，纵横四海，而绝无掉书袋、说名理的冬烘气。

“趣味性”除了有个高低问题，对通俗读物作者来说，更要紧的是，对现实社会、对周围的生活，有没有息息相通的广泛的兴趣。把握不到现代人、一般读者的趣味所在，就无法吸引他们，更谈不上把他们的趣味提高。哪怕作者有再高的品位，对望望然去之的读者，也只有徒唤奈何。而要了解读者的兴趣，他们所以“喜闻乐见”，就只有靠实践，从长期经验积累中悟得，舍此别无他途。逸常老人置身新闻界而多年从事副刊工作，使他具备了对“趣味性”这说来有些虚无缥缈之物的敏锐触觉。老人曾经追述他在羊城晚报副刊工作的经历，其中就说到：“在快满九年的时间里，经我的手，在《晚会》总共发表了两万多篇长短不齐的文章、诗词、漫画、照片、剪纸、谜语……之类。《晚会》的宗旨，读者一看就明白，用那时的话来说，就是‘寓共产主义教育于谈天说地之中’，强调了它的‘知识性，趣味性’的特点。内容自然是古今中外，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飞潜动植，文武百工，无所不包。在近九年之间，确实也绞了不少脑汁，费了不少气力。”

我想，如果逸堂老人早就在大学当教授，或者没有进入新闻界，或者进入了新闻界却没有到《羊城晚报》主持“晚会”副刊，对“知识性”和“趣味性”积累了深刻的了解，真不知道他能否写得出《唐诗小札》这样成功的作品？

老人晚年曾把他的“小札”与《唐诗三百首》相比，评价它们对唐诗普及的功劳。无疑地，无论在选诗的眼光，还是诗歌的审美和解诗的“深入浅出”上，“小札”是大大超过了后者的。《唐诗小札》自1961年出版，到今天仍然在再版，跨越了从“文革”前到“改革开放”后这样巨大的社会发展变化，而作者并不需要进行相应的修改，这表明它的确葆有不受时移世易淘汰的金刚不坏身。而这一点是与《唐诗三百首》差可比拟的。

品之三：宋词小札

在《唐诗小札》一举成功之后，朋友们就提出过写一部《宋词小札》的建议。但是，这一良好愿望，却整整等了二十年之后才得以实现。据逸堂老人说，这是由于自己当时对于宋词还未能深入了解。而另一个原因，他没有说，就是宋词中许多名篇，内容不外风花雪月，在那二十年中属于被批判对象，实在不好谈。

但《宋词小札》由此就成了老人心里的一个情结。当“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入“牛棚”，押送“干校”，又被暂时“解放”之后，在英德荒辟的山野之间，这沉埋已久的情结，便悄然萌动了。据老人回忆，他在一次请假返广州时，携回了龙榆生编的《唐宋名家词选》，之后，“偷偷阅读近一年之久”，把唐宋名家的词作，翻来覆去读了几十遍，上百遍，终于豁然开悟。

《唐宋名家词选》是一部好选本，它不仅选词数量比较多，而且集合了历代以来词界公认的佳作，眼光比较开阔，选词比较全面，因此较好地体现出一代之文学——宋词的风貌。现在，我们手边还保留着逸堂老人研读过的这部著作，上面布满红笔、蓝笔批语，可以想见当年老人挑灯夜读的心思神情。老人所做的工作，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词家、词作的评论，另一部分是对历代以来，尤其是清代词界的谬误，予以分析、批评和纠正。以今人的历史观审视宋词的发展演变，拓清古人(主要是清“常州词派”)过求深曲的主观理解。这是一种自出手眼的气度，与那些盲目地崇拜古人，匍匐于名人篱下者，真不可同日而语。正是由于有这种精神，逸堂老人敢于推翻清代词界巨擘的成说，直指其谬误；敢于说前人对词往往未曾讲透，只说一些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徒令后学听后如云里雾里，到头来对词家词作还是若明若暗，弄不明白。也正基于此，老人穷山孤往，发愤自强，入虎穴以得虎子，并将其所得写成《宋词小札》一书，通过对一首首宋词名作的条分缕析，疏通其意，揭示门径，令读者实实在在地把握“词家之心”。

老人曾说，《宋词小札》虽不似《唐诗小札》那样声名煊赫，却花费了他更多的心血。这绝非信口之言。因为诗歌自唐以下，流传不替，经过宋人、明人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唐诗的精微已然尽出。但宋词的情况不同，五代北宋的歌唱传统，到南宋已经大量失传，元代、明代，词的创作已是不绝如缕。清代号称“词之复兴的时代”，无论创作还是论著都盛极一时。然而，词毕竟已由可唱变成不可唱，由歌词变成了案上文本，这就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词的写作传统、技巧的认识，也影响了对宋词的理解和认识。一句话，清代词坛的新统，遮蔽了宋词的真面。由于种种原因，宋词在社会上也远不如唐诗普及。群众基础不同，决定了作为普及性读物的《宋词小札》，较之《唐诗小札》，在写作上带来更多掣肘——必须要以“解释词意”作为每篇小札的基本任务，解说的压力增加了，加上宋词名作篇幅相对较长，内容相对狭窄，于是“知识性”、“趣味性”的发挥余地大受限制——这些客观原因，使老人写来不能像写《唐诗小札》那样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但是，话又说回来，正由于它具有上述的“荜路蓝缕”之功，《宋词小札》的深层价值其实又在《唐诗小札》之上，对于喜爱宋词的读者而言，它是一部值得郑重推荐、不可多得的入门书。

品之四：漫话三国

逸堂老人的自学，随兴趣所之，在少年时代除了占典诗歌之外，就是古典小说。他说考进香港《星岛日报》当校对，第一次发薪水，全部拿来买了一部《反三国志》。那时他虽然依旧贫困，但早已步入成熟之年了，却仍旧如此痴迷！他少年时代内心的饥渴，更町以想见。其中《三国演义》(全称《三国志通俗演义》)自然属于老人极为喜爱的一种。读书人大约都如此，他对一部书，或一个作者，或一个问题发生了强烈兴趣，在以后的阅读中，乃至生活中、工作中，遇上有某种连带关系的触发点，他就会一下被触发、点燃，寻味一番之后，会把素材和思考所得储存起来，或以记录的方式，或以记忆的方式。逸堂老人则更喜欢以剪报的方式，这大抵由于他的职业方便吧？他保存着许多剪报，有些就直接夹在有关的书页问。时间一长，这些相关资料会积累得很多，而对一个聪明人，它可以使他成为“问题专家”，或者换句话说，它可以使他在“这个问题”上，成为一个知识渊博的人。逸堂老人对《三国演义》的知识造诣到底有多深？不好说。但他确是一个“三国迷”则不假。因此，到“文革”结束以后，应复办的羊城晚报之约，他就开了一个专栏叫“漫话三国”。根据晚报读者对象的要求，仍以知识性、趣味性为取向。专栏颇受欢迎，其后结集。老人为初版所作“内容提要”说：

本书以“漫话”的形式，不拘一格地谈论三国人物和故事……它传播历史知识，但又非史料的罗列，而充满了轶闻趣事；它进行艺术分析，但又非理论的说教，而从比较中给人启发；它也有史实的核查，但并非繁琐的考证，而言简意赅；它还有人物的评价，却不是长篇大论，而言之有据。本书各篇文字，都是围绕小说《三国演义》为中心来展开的，但不局限于此，而是牵针引线，将三国故事有关的民间传说，以及正史、野史的有关记载，施以取舍，分置轻重，搜罗编织而成……

它概括了《漫话三国》普及性的特点和作者为文的用心。但是，在翻阅这些趣味盎然的篇章时，如果对《三国志》或者《三国演义》下过功夫的读者，并不难感受到老人修养的深浅。也和《唐诗小札》、《宋词小札》一样，他其实是运用深入浅出的笔致，看似闲来几句，却是举重若轻，在不经意中启导读者，通过有趣的话题激发他们上想象、探究和思考。这正是一本好的普及读物所具有的魔力，与大学讲义那般严肃、学究的面孔完全不同。

在读《漫话三国》时，我们不难从字里行问发现逸堂老人不时流露出来的童心一一那足一个充满着求知欲望的、对书的海洋充满着好奇心的自学少年的心。且看这些篇章题日：

关于大战若干回合……另一个“巧使连环计”……不问年龄的“桃园结义”……来历不清的关羽……奇怪的“过五关”……关羽之败，谁应负责？……何来的“五虎将”？……刘后主怀疑过孔明吗？……诸葛亮为什么要痛骂王朗？……木牛流马不是独轮车……魏延是降将吗？……曹操的“七十二疑冢”……刮骨与开颅……左慈的魔术……鲁肃的真正面目……民间创造的“赤壁之战”……华容道的面貌……草船借箭的来历……

从这些吉光片羽之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逸堂老人从少年，到中年，到老年，一生阅读、探究“三国故事”的浓厚兴趣和不减热情。《三国演义》对于广大中国读者的魅力，从近年易中天《品三国》，结合三国的历史开讲《三国演义》而声名鹊起，又得一证。我想指出，此类普及性的漫谈的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初，逸堂老人的《漫话三国》中，就已经有过成功的尝试了。

2007年5月3日于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