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虽已不是夜晚，但也不到白天，不知怎的，她竞站在清冷的办公室里，感到忧心忡忡，忐忑不安。她弄不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不过，通过回忆，她很快找到了之所以如此焦虑的原因，而且她知道这个答案是对的。
埃德娜·福斯特记得，自从她少年时代，在密尔沃基郊外的现代农场生活时起，她那耿直的、具有德国血统的父母就教会了她要忠诚、可靠、守时这一类的美德。无论何时她只要提及从事带有少女般梦想的非正规冒险事业，她那板着面孔、留有胡子、读了一肚子皇历和名言警句的父亲，便会引用某人的名言(埃德娜怀疑，他极少提及具体是谁，是因为父亲希望这种言简意赅的说教让人看成出自他本人)来教导她。“上帝啊，”她父亲总是抬头仰望着天花板，十分虔诚地说，“冒险，她想浪漫的冒险。”然后，目光转下来凝视着埃德娜，又背出某人的一段至理名言。“冒险是低效率的表现，优秀的探险者往往不取此道。”
她琢磨了很长时间，才弄清楚了她父亲之所以如此拥戴上帝，是因为他早已预见到路德教恶魔的诱惑并予以回击。在她父亲看来，恶魔并非是把那些脆弱而易于犯错误的人引到歪门邪道上去，而是引到二十世纪的混乱之中。由于受她父亲的这些先见之明的熏陶，埃德娜早年处处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床头上要摆上闹钟，预算要放在抽屉里，日程计划安排要贴在厨房的墙上。
这些严格的家教，使得她在芝加哥商学院深造期间、在底特律和纽约从事第一份秘书工作时获益匪浅，特别是在她为T·C工作时。是的，这位老总统，在他还是参议员时，曾在华盛顿特区旧参院办公大楼办公。在一封冗长拖沓、晦涩难懂的信中，她父亲将她能得到这份十分荣耀的工作归因于她早年所受的教育。
只是在她的老板T·C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经过一轮轮的激烈角逐，在那个激动人心的选举夜晚，她拿着速记本和特制公文包跟着T·C总统入住白宫之后，她才意识到在她父母的这种条条框框的束缚下形成的习性，给她的工作带来了许多麻烦。她知道，T·C总统觉得她不可缺少，因为她工作效率高。可是他并不知道她秘书工作的效率高低完全依赖于她办事按部就班。然而，这份新工作，从一开始就好像与路德教恶魔形影不离，仅仅动笔写好记录是绝不可能将它赶走的。因为有时在埃德娜看来，总统私人秘书的办公室好像是专门用打破常规设施装备的：闹钟上一圈有十三个小时，日历上一月有三十二天，电灯的开关没有“关”。
作为美国总统的私人秘书，埃德娜·福斯特对她的职位感到无比骄傲。近一个时期，她也学会了把这个差使看作是一种职务，而不仅仅是份工作。有一次在杜可·泽伯特酒吧里，在喝第二杯马丁尼酒时，乔治·默多克曾对她说：“埃德娜，要是说总统的妻子是第一夫人的话，那你就是这个国家的第一秘书。”埃德娜听后，颇以为然并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很喜欢默多克，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处事聪明，这无疑是他从事新闻记者的经历中训练出来的。然而，这份工作，不，职务，是一个职务，就像乔治提醒她的那样，同样也有她应尽的责任，如同有时她向乔治解释的那样。可是这些责任中最令人受不了的，常使她手足无措难以应付的事，她又绝不能向他诉说，怕他有什么不好的看法，认为她笨拙、愚蠢，因而也就谈不上可人之处了。
最糟糕的她应尽职的事情，就是应付“紧急情况”，而这她只能在心里说。
过去在威斯康星州农场时一直是这样。西部联盟的男孩子那急促的脚步声，以及长途电话接线员那遥远微弱的声音，都意味着“紧急情况”。“紧急情况”是秩序、和平和安全的敌人。这个敌人，只有这个敌人，经常冲击着她父亲的沉着冷静，削减着他的权威。这种“紧急情况”的威胁，那种曾让她惊恐不已，而现在仍然受到它的威胁。现在，在世上所有的人中，仅有她埃德娜获得了这份工作职位，在这个职位上，“紧急情况”如同一位“常客”，每周必拜访好几次，而且还都是“不速之客”，等它离开之后，总会让她感到浑身无力，如同生了一场大病。
昨天夜间很晚了，是午夜过后，韦恩·塔利州长，总统最亲密的助手，给她打来了一个电话，当时他就用了“紧急情况”这个词。
“你好，埃德娜，吵醒你了吗？”
“没，没有，我还在看书。”这时她才意识到已是很晚了。“出了什么事？”
“没什么特别的事，属常规。是这样，埃德娜，明天你能来吗？你感冒好了吗？”
她不由自主地咳嗽了起来。“我想不要紧了，是的，我当然能去。”
“我想你早一点过来，要很早，这是T·C总统的命令。”
“您说几点吧。”她说。
“那么，就早晨六点钟左右吧。我知道这要辛苦一点，可是整个事情都很困难。是俄国人让我们过不安生。明天一大早T·C总统就要和卡萨特金坐在谈判桌上。他们休会时，大约是在法兰克福中午时分，也就是我们这里凌晨七点钟。从德国那里要搞一次电话会议，我们要在内阁会议室传接，有七八个人到场。你要安排一下。还有，你要呆在现场，万一他有什么个人私事要说，明白吗？”
“我一定到那儿，塔利州长。”
“很抱歉打扰了你，埃德娜，不过这是紧急情况。”
又是“紧急情况”，她顿时感到仓皇失措。
早上五点四十五分，她从坐落在东南E大街上的维多利亚式公寓走下来时，接送她们的大客车刚刚从新泽西大道驶过来，停在她公寓前面等候着。六点十分，她已经穿过白宫两翼新闻处空荡荡的阅览室，急匆匆地走向她的办公室。她的办公室正好在内阁会议室和总统椭圆形办公室之间。
她打开房顶上的灯，把衣服挂在书柜旁边，然后又给楼下的服务人员打电话要了点热饮料，一杯热咖啡和一片烤面包。此时此刻，她在那儿等着，浑身颤抖着，抱怨这么早就要上班，以至于少睡了两个小时的好觉，怨恨这无可名状的紧急情况，扰乱了她的工作方式，打乱了她那平静的思想。她开始打喷嚏，于是连忙找出卫生纸，及时拽出一块，捂着嘴打了一下，接着又擦了一下冻得发红的鼻子。
她竭力使自己忘掉肩膀上的疼痛，准备打起精神迎接新的一天的到来。她木然地挪动着脚步，向米色文件柜旁边的墙上挂着的一面小镜子走去，文件柜仍用一根难看的横杆锁在下面的中间。她用挑剔的目光，眨巴的眼睛看看她那褐色头发像鸟窝一样蓬乱着，看看额头上的一层淡淡油脂，看看她那浮肿困乏的褐色眼睛，以及眼睛下面因睡眠不足引起的两个明显的眼袋，看看她那闪光的又长又直的鼻子，然后又看看自己抖动着的干嘴唇，心里颇感苦楚和心酸。
她又走回到桌边去拿梳子和化妆盒，然后坐在灰色、电动打字机旁，手里举着化妆盒上的小镜子，左绘右描，吃力地打扮了一番，使自己的外表看上去干净利索。她知道自己相貌平平，不过在状态佳、休息好的状况下，至少还说得过去。乔治·默多克说远远不止过得去，她相信他的话，可是总有那么多人告诉她，说她的脸很有个性，这言下之意的潜台词是说她其貌平平毫无动人之处。不用说，这样的脸经不起紧张、失眠或者平常感冒的折腾。
她很想找出是谁或者是什么事把这个早晨弄得一团糟。她不能把这归咎于乔治，她不停地因感冒抽着鼻子，这一周在他们吃过晚饭后他就很尽职地把她早早地送回了家。她也不能怪罪自己，为何一直坐着直到塔利州长午夜后打来电话。那时她尽管竭力去看书，其实却在回想与乔治共度的八个小时的好时光，盘算着未来的岁月。不管怎么说，想想乔治，做做白日梦，也并非不重要。这可是她三十年来第一次有机会让自己如此放纵，就是说，使自己认认真真放情去干，在秘密中企盼着未来。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