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十年（1937～1947），中国现代革命从这里转危为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新中国在这里孕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这里起步。

朱鸿召所著的《延安缔造》用纪实的手法，在扎实且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上，按照学术书的规范，选择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会影响力，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政治主张、政权建设、民主实践、经济政策和文化创新能力，以及赢得民心、赢得天下的内在历史逻辑。

延安十年，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赢得民心，赢得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掩藏着丰富的思想智慧，也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启发意义的社会话题。《延安缔造》用开放的眼光，纪实的手法，在坚实丰富的历史资料基础上，选择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叙述方式，全方位展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的精神魅力、文化活力和社会影响力，揭示中国共产党人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的政治智慧、经济政策、道德情怀和文化创新能力，再现两代人对士地的深情，对祖国的热爱，对理想的追寻，对社会的责任。重塑延安革命精神传统，激励当代，启迪后鲲。

《延安缔造》由朱鸿召所著。

弁言：延安十年赢天下

第一章 及时回应时代关切

 一、一次次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

黄华，第一个奔赴陕北的大学生

陈明，上海学生的请愿与斗争

丁雪松，一个重庆银行职员的爱国路径

胡绩伟，从成都读书到延安救国

共产党，给抗日救亡最响亮的回答

蒋介石，有心抗日无力救国

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旗帜下奔赴延安

 二、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

落脚点，长征陕北危中见机

联络员，来自远方的大局意识

瓦窑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

释放俘虏，化敌为友的尝试

西北大联合，未能实现的抗日愿景

西安事变，中共走上前台协调各方

 三、关于抗日持久战的科学论述

最初的论证

毛泽东的总成

鼓舞人心的传播

案例一：埃德加·斯诺在陕北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一种“天命的力量”

发现了一支“神奇的队伍”

发现了一个可以寄托灵魂的事业

第二章 切实主持社会公正

 一、供给制，物资短缺环境下的民生保障

平等比自由更能感染人

供给制不是平均主义

部分行业的薪俸制探索

 二、同志间的平等友爱与体面尊严

同志，志同道合，人格平等

领导，平时看得出，危时站得出

人民，现实凡人，理想皈依

 三、特殊的组织需要特殊的纪律

纪律，是集体对个人说“不”

犯罪，任何人都要为自己的不轨行为埋单

反贪，只有自我洁净才有肌体健康

案例二：陈嘉庚访问延安看到了什么

冲破重重阻扰访延安

发现延安是个新世界

坚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第三章 共襄事业，兼容并包

 一、抢夺人才就是抢夺天下

伟大事业有赖众多人才

成为人才都是有条件的

 二、黄土地上的文化奇迹

值得骄傲的文化工作政策

窑洞有多暖，天空有多高

杂花生树最是春天

 三、科学技术胜出文化艺术

引进培育良种更好解决社会温饱

马兰纸提高了革命者的生活品质

无关意识形态的发明创新最受欢迎

案例三：萧军在延安经历了什么

毛泽东只能算作我大哥

自认为天下人管天下事

第四章 创建抗日民主政权示范区

 一、局部民主社会治理结构

民主可以协同社会大多数

“同罪同罚”与“同罪异罚”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起承转合

 二、“三三制”的来龙去脉

从个人主张到集体意识

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高潮

“保证当选”与“反保证当选”

 三、人民民主政治呼之欲出

从“三三制”到“民主集中制”

文明进程中的每一小步都是可敬的

案例四：黄炎培到延安问到了什么

延安社会，接近我的理想

延安主张，合乎我的意愿

延安问答，化解我的忧思

第五章 艰苦锻造团队执行力

 一、统一思想，统一步伐

干革命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

干得好还要说得好

用中国腔调向世界说明中国

 二、思想纯洁，组织纯洁

让每个人的思想都充分表现出来

从每个人的经历中查找疑点和污点

把党性原则变成每个同志的自觉行为

 三、审查干部，审查作风

从“惩前毖后”到“治病救人”

从“帮助坦白”到“抢救运动”

从“思想改造”到“人生重塑”

案例五：徐佛观驻延安观察到什么

看过延安，把脉点穴国民党

骑毛驴来，绝食抗议共产党

远离政治，以文化拯救世道人心

第六章  民生是政府最大的脸面

 一、给群众看得见的实际利益

农民曾经咒骂毛泽东

善待每一位外来务工者

贷款给最贫穷的劳动者

把“二流子”改造成劳动者

 二、群众拥戴就是执政基础

劳动致富体面又光荣

帮助农民财旺人也旺

让农民识字读报有文化

把陕北乡村建成人间福地

农民们唱起了《东方红》

案例六：美军观察组为延安说了什么

挑剔的眼光，公正的结论

良好的用心，艰难的使命

失去了机会，延宕了历史

第七章 塑造新人生，缔造新社会

 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因后果

鲁迅成了“鲁总司令”

“鲁总司令”与“朱总司令”

“笔杆子”配合“枪杆子”

 二、《解放日报》改版的历史影响

在新闻传播中执行党性原则

把报纸办成人民的教科书

最抢手的精神食粮

案例七：梁漱溟两访延安听到了什么

初访延安，促膝长谈到天明

再访延安，敢问中华何以振兴

站在文化立场忧患世道人心

跋语：从延安看到我们的未来

后记

陈明，上海学生的请愿与斗争

当北平学生发动“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上海，传遍全国，立刻引起大中学校学生们的积极响应，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上海各大中学校学生和教职人员，首先是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表示坚决支持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誓为后盾。其中上海市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和80余所中学在发表的宣言中说：“在这国难严重的期间，我们不能不深切认识自身的责任，埋头去干学术救国的工作。但在埋头苦干之中，却也不能不希望政府于此除能以最大的努力，挽回被宰割的命运。我们以为，如果不能阻止有背景的华北的分离运动，则在最近的将来，干涉内政的魔手，必然会从华北逐出中国的主权，用极度的速度，进行华北的殖民地化，即作为征服全中国的账[张]本。所以华北问题，就是整个中国的问题；华北的存亡，也就是中国的存亡。我们现在所望于政府者，是用最坚决的态度、最有效的手段，消弭华北的分离运动。我们反对无限度的退让，反对抱薪救火的行径，并深信倘政府为保障主权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而为壮烈的牺牲，则四万万余人民每一个人都愿贡献其所有的一切，来作为政府的后盾。”①遗憾的是，对于知识分子们的这份爱国热情和家国忧患，国民党执政的国民政府没有及时给予积极回应。

1935年12月18日，北平学生代表南下至上海，分赴各校接洽。19日，复旦大学学生率先走出校园，游行到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请愿。市长吴铁城亲自接见，针对学生提出的五点请求，当即给予答复。学生们表示满意，旋即返回学校。其他4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共6000余人，也于当天下午集聚起来，连夜步行，次日凌晨赶到市政府。“市政府事前得讯，即派员沿途照料，并以学生等漏夜长途步行，至为辛苦，故备有面包茶水，为学生充饥。吴市长等于黎明即到市府，亲自在市府石阶前接见学生，学生见吴市长时全体鼓掌欢呼。”①市长吴铁城向学生们表示慰劳之意，并劝导学生，爱国运动须严守纪律秩序，以免引起其他纠纷，增加政府应付危局的困难。同时，希望学生不要因爱国运动而荒废学业。这样开诚布公的对话，学生们感觉满意，遂搭乘政府事先准备好的数十辆大汽车，返回各校。

12月20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公开发表告学生书，言辞诚恳，情真意切，但是受其所代表的党派和政府政治态度和政策水平限制，没有能够及时有效地回应学生们对于时代社会的忧患关切，从而导致学生对于政府的更加不信任和叛逆行为。吴铁城在公开信中说：

日来本市各大中学学生，以忧心国难，相率来府请愿者凡数千人。此种爱国精神之表现，吾人自深致同情；且大都纪律严肃，秩序井然，尚能不蹈既往罢课嚣张之覆辙，吾人尤深为嘉慰。惟以人众道远，各校代表值兹隆冬，自宵达旦，长途奔走，吾人除钦佩其爱国情殷外，实又深抱不安者也。铁城睹此现象，寝食不安，朝夕存问，无时不以全市青年学生之安全与课业为念。惟际此时令，铁城为爱护青年计，为爱护民族生命所系之青年计，尚有不能已於言者，愿布诚悃，幸共鉴焉。

中国不幸，遘此国难。惟是国难之来，初非一朝一夕，万系积历史的世界的种种悠久复杂之因缘所造成，故救亡图存，乃世界上最艰巨严重之工作。复兴民族，尤须举国民众，各自努力其本位，以培养国家生命之潜力。吾人所应自效于邦国者，非一时之冲动，非一时之愤慨，乃为永久奋斗努力报国之决心与毅力。

中央于整个外交方针，早已慎重决定，负责当局亦已一再宣示，政府对于国务之重要，华北之局势以及维护主权与领土之必要，尤已深切注意，且正在努力应付。对于应有的责任，决不推诿；对于应维护的权益，决不放弃。徒以民族积弱之深，致尚未能即时突破此艰难困苦之环境，此全国人民正应痛切自励，矢志真诚，贡其能力，本同舟共济之精神，誓为政府与国家之后盾，俾中央当局更能有效的应付此艰危之局者也。

本市学生请愿之意见，市府已为转呈中央。凡我青年，亦惟有动心忍性，一本沉着之精神，镇静之态度，以助中央之应付。勿乘一时之气愤，勿为虚浮之妄动，转分政府之心力，加重当局之困难。

铁城爱国，未敢后人。惟是历年救国运动，有一无可讳言之弱点，即在以表面误认为实际，以手段误认为目的。以致舍本逐末，妄用心力，成事不足，偾事堪虞，此实历年民族解放运动所以失败之症结。而中国民气之所以外强中干，未能为对外之助，甚至反为少数别怀不良动机之分子所利用者，此实厉阶。当1806年德国惨败之后，其爱国哲人费希德氏(Fichte)，尝开诚昭戒其国民日：“德国今日之败，乃我德国全部民众平时种种病态所酿成，今后的战争，为品性的战争，为道德的战争，为知识的战争。”我全市觉悟的青年乎，苟其毋忘德国复兴之先例，幸各记取此哲人之诤言，勿浮嚣，勿盲从，勿越轨，勿违法，勿游。行，勿罢课。宜各奋其精力，埋头切齿于“知识战争”之准备，以争取我民族最后的胜利，以确保并发扬我民族千秋万岁独立不憾之生命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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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十年赢天下

一

延安是一座小城，延安是—个时代的先锋，延安是孕育新中国的摇篮。

延安十年(1937～1947)，黄土地上，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革命从这里转危为安，毛泽东思想在这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从这里起步。

延安十年，延水河边，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成长的合理性、发展的突破性，从而赢得民心、赢得天下？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命题、一个深刻的学术课题，也是一个具有非常现实启发意义的社会话题。在21世纪后现代中国与全球化语境下，梳理延安生活，解析延安社会，重塑延安精神传统，可以激励人生，锻造团队，启发事业，昭示后鲲。

二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小城延安顿时成为充满朝气的年轻人的世界。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政治主张，众望所归。自1936年西安事变至1941年皖南事变前后，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一松一紧，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奔向延安。据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统计，1938年5月至8月，经该处介绍赴延安的知识青年有2288人；全年总计有1万多名青年从这里获准去延安。

另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抗战前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在校学生4．2922万人，至1940年减至3万余人。大约有1．2万学生流失，其中主要是奔赴延安。

“广招天下士，诚纳四海人。”“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天下。”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的主张变成了党的政策，促成了一个时代的先锋行动。1937～1942年间，延安先后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抗大)、陕北公学(陕公)、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中国女子大学(女大)、延安自然科学院、马列学院(中央研究院)、军事学院、农业学院、中国医科大学(医大)、俄语专科学校(俄专)等20多所院校，面向全国招生。南京、武汉、西安、重庆、太原、桂林、兰州、迪化(乌鲁木齐)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以及广州的八路军通讯处，千方百计将知识青年一批批送往延安。在物质条件非常艰苦的环境下，延安对所有教育基本实行免费。

处于战争环境下的延安社会，“公家人”全民皆兵，老百姓都被组织起来，闲散人员如“二流子”都被看管起来进行改造，所以社会清明，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人们，直到晚年还念念不忘这种境界。“我们住的窑洞的门，都是没有锁的，只有一个铁丝钩钩在里头。据说根本不用锁，只是怕夜里有狼进屋才钩住点。……人们外出时根本就用不着锁门，路上丢了东西也会有人送回来给你。”翻阅延安时期的《解放日报》，经常可以看到报眼或边角处刊登的拾物招领启事，小到钢笔，大到骡马。

1939年底，蔡若虹、夏蕾夫妇从上海出发，取道香港、越南、昆明、贵阳、重庆、西安等地，经过七个多月的辗转跋涉，终于来到憧憬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情不自禁地惊叹：“延安啊延安，你从艰苦中找得乐观，你从劳动中夺取幸福，你从战斗中获得安乐与发展！延安啊延安，我不能用别的名称叫你，我只能称呼你是个‘赤脚天堂’！”

延安马列学院被称为当时延安最高学府，张闻天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身份，再兼任马列学院院长，他主张自由辩论的教学方式。每次课程由教师主讲后，都安排学员讨论，鼓励大家联系实际，开拓思路。谁也不怕说错了话，彼此之间不扣帽子，更不记账。各班组各年级之间还经常举办辩论会，在平房门前，摆上一张桌子就讲演开了。有讲正面意见的，有讲反面话当“反派”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先后辩论的话题有：抗日战争是持久论还是速胜论；帝国主义是真老虎还是假老虎；统一战线能否长久不变；希特勒是真才能还是假才能；等等。据当时经历者回忆，争论得十分激烈，时而引起哄笑，问题愈辩愈明，把模糊的思想认识都摆出来解决。那种畅所欲言，敢于暴露思想，虚心探讨，相互学习，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给参与者终生难忘的印象。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在5月2日第一次会上发表讲话(即后来整理成文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序言部分)，引起与会代表或赞成或附和或反对的不同声音，以及在5月16日第二次会和23日第三次会上的激烈争论。毛泽东全程参加会议，认真听取代表们发言，包括批评和反对意见，到第三次会议下半场才一一作答，并且自称这次讲话是代表们出题目，让他来交答卷。

对别人的宽容，本质上是出自于对自己的自信。延安文艺座谈会前，毛泽东为了征询文艺界意见，先后拜访或约见很多文艺家谈话。时任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塞克，才大气粗，性格刚直，接到毛泽东约请通知后，竟然提出条件：“有拿枪的站岗我不去！”

在其他同志的劝导下，塞克还是应约去了。走到杨家岭，他发现沿路岗哨全撤了，很远就看见毛泽东已经站在窑洞外等候了。那天他们谈了四五个小时，毛泽东还留他一起共进午餐。后来，他感到惭愧，不该那么怪异嚣张。

整风运动后，这些专职作家、艺术家们纷纷离开窑洞，打起背包，深入乡村、工厂，组织开展群众性的革命秧歌运动，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新篇章。

三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是共产党在局部执政环境下，组织人民群众自己管理各级政权的有益尝试。

1940年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根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原则，在人员分配上，应规定为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这是一种政治策略，对内是为了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对外是为了对抗国民党政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既合作又斗争，争夺民心所向，从而获得政权存在的合法性。  1941年1月30日，边区中央局发出指示，要求在选举活动中彻底贯彻“三三制”原则，建立模范的新民主主义政权。并要求将“‘三三制’政策，不仅要实行于议会，还要实行于政府机关中”，“在这次选举活动中，应仔细的有步骤的大胆的选举非党进步人士到政府机关为行政人员，虽然在数量上不应机械的凑足三分之二，但过去某些党包办式的办法，必须坚决的纠正”。要用“三三制”民主政权主张来重新检验边区各项工作，来统领各种社会政策与立法。同时，成立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起草委员会，依据“三三制”政权精神，重新起草边区施政纲领，以作为共产党参加边区选举活动的施政纲领。

1941年春夏时节，整个边区都全力以赴开展基层民主选举运动，创造了丢豆豆、扎香洞、折纸条、画杠杠等多种多样的选举形式，别具民间特色。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有如吹遍边区每个村庄角落的春风，成为乡村里的节日。

延安城里各机关单位也参加竞选活动，其中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八路军敌军工作干部学校和日本工农学校四个单位作为一个选区，竞选一个边区参议员代表。时任鲁艺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周扬，作为鲁艺推举的候选人，组织的竞选宣传最出彩。学生会组织学生们敲锣打鼓，扛着周扬的巨幅画像，到延安城里和南门外新市场，用演出街头剧的方式，宣传周扬。选举结果各种回忆录说法不同，或说周扬当选，或说郭化若当选。其实是边区政府将这几位候选人全部聘任为边区参议员，结果让大家都满意。

1941年11月，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召开，最被人称道的事，是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提案并被接受。李鼎铭以非党员身份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随后，李鼎铭乘坐毛泽东安排的当时延安唯一的一辆福特牌小轿车，荣归故里。他到处宣传共产党的“三三制”政策好，将自己在边区参议会上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在家乡停留约两个月后，年届花甲的李鼎铭先生返回延安之前，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裸捐给政府。

四

小米加步枪，是延安生活写照，是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象征。

革命不是为了吃饭，但吃饭是革命队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八路军最初编制4．5万人，每月军饷50万元；再加新四军军饷，每月共计60万元。这些军饷领取后，由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处)统筹安排，其中有一定数额戈0拨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断绝对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供应，并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经济封锁，致使延安物质生活非常困难。

财政经济困难，影响到边区群众的生活，表现为粮食紧缺和公粮缴纳负担过重。1941年6月3日下午，边区政府县长联席会议正在边区政府小礼堂举行。突然一声巨响，雷电穿入会议室内，击中廊柱，造成一死七伤的惨痛伤害。6月5日下午，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举行追悼会。孰料这次自然伤害事故传到边区老百姓口中，却成了转达发泄对政府、对共产党不满情绪的某种“天意”。当时有一位到延安南门外新市场赶集的农民听到噩耗，不但没有悲哀之意，反而借机发泄道：“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

边区农民负担最重的1941年，人均负担1斗4升8合，占年收获量的13．85％。当年边区农民人均粮食拥有量仅为1石1斗1升，缴纳公粮后，人均余粮不足1石，再扣除种子粮，农民实际粮食消费每天只有六七两。平均数如此，在平均线以下者的日子就非常艰难了。加之1940年、1941年陕北整体年景为平年，局部地区遭遇严重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导致部分群众生活发生极大的困难。甚至出现志丹县哄抢粮食，安塞县农民逃荒迁徙现象。

1942年中央号召开展全面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要求各级各类机关、学校、军队通过开垦荒地，多种经营，生产自救，逐步实现“耕三余一”、“耕二余一”的目标。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边区当年垦荒面积超过100万亩，其中军队承担20多万亩，约占22％以上。其他机关、学校承担近20％。同时，先后三次开展“精兵简政”，减少行政机关人员职数。多管齐下，减少和降低“公家人”对于公粮供给的依赖度，相应的，边区农民的负担得以减轻。

与此同时，在广大的边区农村轰轰烈烈地组织开展优待难民、善待外来务工者、开垦荒地、贷款给最贫穷的劳动者、改良种植技术、减租减息、鼓励劳动合作、奖励劳动模范等一系列活动，通过政策引导、政府扶持、技术支撑、典型示范等切实有效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初步改进了农业生产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劳动生产观念，从而推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比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生活温饱问题。

1943年11月26日至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暨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与第三届边区生产展览会，在延安南门外隆重举行。这在当时就被称颂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劳动英雄及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农民们自豪地说，生产劳动可以“中状元”，这是开天辟地以来所没有的新鲜事。会议期间，在185名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中，评选出25位特等劳动英雄，每人荣获奖金3万元，并得到毛泽东等领导的亲笔题字。中共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会，招待劳动英雄们。中央主要领导全部到会，向劳动英雄们表示祝贺。

从饥饿到温饱，从逃荒避难到开荒移民，边区政府一系列政策措施，扶持鼓励农业生产，引导农民发家致富，农民们很快就从咒骂毛泽东转而歌颂毛泽东。

五

1942年底，毛泽东在接见西北局高干会表彰的劳动模范时，询问他们生活中还有什么困难。来自农村的劳动英雄代表说：现在我们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很好，就是婆姨生娃娃活不了，财旺人不旺，请毛主席想想办法。毛泽东回答：要做好群众卫生工作，做到人财两旺。并指示中央卫生处协同边区政府，组织巡回医疗队下乡，开展群众性卫生救治防疫工作。同时，号召延安各大医院、各级各类机关单位卫生所，敞开大门，负责所在地农村群众的卫生工作，划定区域，分片包干。“群众的卫生工作是每个医院、医务所的重要业务之一。医务干部做群众工作，是每一医务战线的共产党员革命者应有的品质。”这是将群众卫生工作上升到党性原则的高度来对待的。“今后无条件的为老百姓看病，及办理乡村卫生，是每一个卫生单位的任务。”

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属于中央军委系统的军队医疗机构，主要为中央军委所属单位和驻延安地区各部队，以及从前线转送到延安的伤病员服务。该院积极响应中央号召，在继续服务军队的同时，增加对边区群众服务。1944年1～6月，为周边群众门诊、出诊病人1096人次。当时门诊和住院都不收费，药品、检验、手术都免费。住院交不起饭费时，也是免费。被救治好了的病人及其家属，春节期间纷纷来到医院，给医生护士们拜年，军民之间极为亲热。

如果说战争环境下，军队医疗救治急需不得不大量采用中药制品，那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延安，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环境下，为了改善民生，发展生产，争取民心，动员民力，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面临着一个更大更复杂的问题是如何解决边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财旺人不旺”，即保障全边区150万人口的生命健康。庞大的人口医疗需求，有限的现代西医条件，执政者不得不打破条条框框，协调组织所有医疗资源，倡导中西医团结合作。这些创造性的举措，预示着用科学改造传统，用中国特色对待西方思想理论的现代革命文化价值取向。

六

延安是时尚的，延安是开放的。

中国现代革命引起世界普遍关注，始于延安。在国民党军事“围剿”、新闻封锁的形势下，偏居一隅的陕北延安，能打开通向全中国、通向世界的信息通道，是远道而来的国际友人的功劳。

延安时期，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朝、日、印度、新西兰等十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学者、作家、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社会活动家等。就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其个人命运浮沉来说，最富传奇性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和作家；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职的援华医生；规格最高，能量最大，对历史格局形成最有影响的是美军观察组及美国政府要员。

史沫特莱不仅把交际舞带给延安，而且还在革命队伍里发起节育运动、捕鼠运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泽东，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豪言壮志传播给世界。白求恩从加拿大来到延安，坚持在抗战前线为八路军和根据地群众义务服务，把志愿者精神发挥到极致。朝鲜青年郑律成用自己的艺术才思，谱写了《八路军进行曲》，后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中共中央计划撤离延安。斯特朗请求自己能被留下来，同延安人民一道撤离，过游击生活。这个请求被婉言拒绝时，58岁的她禁不住哭了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急切盼望着到中国来。途经苏联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国政府刁难。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中国。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归宿融入了心灵最温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孑然一身，在英国牛津大学医院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一封“遗嘱”般的信件，其中交代：“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初与斯诺最早进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火化后，骨灰一部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最早把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传播到世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又先后三次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内瓦留下遗言：“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人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同年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两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国故土。

延安，中国，用自己的血性和情怀，吸引着天下的朋友，安顿着一代同样有血性的国际友人。

七

民心有待，天下可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其抗日主张、以其清明政治，还吸引了梁漱溟、李公朴、陈嘉庚、黄炎培等当时诸多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前往考察。他们从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梁漱溟两赴延安，与毛泽东彻夜长谈，交流对于国内形势的观点，在与中共领导人的辩论中和事实面前逐渐折服；陈嘉庚通过细节观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所在；黄炎培为中共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和领导才能所打动。

这些爱国民主人士，通过自己的切身体会，心悦诚服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1949年后选择留在大陆，参与建设新中国。

这部书稿写作共计5个年头，我进入延安社会历史文化研究也已近20个春秋。

我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从职业的角度来说，我读书治学属于业余兴趣爱好；从精神生命的角度来说，我恰恰是把工作生活中遭遇的绕不过去、化解不开的因缘情结，转化为学术思考的动力机制，促使我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往返穿越，衔泥叼枝，不断构筑可以寄托生灵的鸟巢。好在，我可以毋须去考虑拿学术去评聘职称、申报课题项目，大体上可以信马由缰地凭借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查询历史资料，寻访历史当事人，揣摩历史表象背后的动机意图。每当我从文献档案中读出了当事人的笑脸或苦楚，尴尬或诡计，破释历史的玄机往往能帮助我对现实社会的人情世故有一种了然于胸的理解、谅解与化解。

延安的丰富与复杂，辉煌与残酷，伟大与艰苦，是远远超出一般人想象的，也是远远超出已有一般教科书所描述的。如何把一个完整的丰富多彩的延安呈现给今天的读者，选择什么样的叙述方式，是我一直深思熟虑的问题。从社会文明进程的角度，努力客观地讲述曾经发生在延安的生动故事，发掘共产党人十年赢得天下的艰苦卓绝和创造智慧，是我最后确定的目标路径。为此，我不敢轻易放过对任何一个历史细节的求证、印证和考证，不敢虚掷一词，不敢浪抛一语。为了查证徐佛观（徐复观）所写延安观察报告，我不仅将上海图书馆所藏徐复观全部图书翻阅一遍，而且拜托正在台湾讲学的胡晓明先生，多方联络帮助咨询徐复观著作编辑者，核对文献。华北《人民日报》是极其罕见的历史文献，承蒙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刘莸君，从有关文献资料库查找出来，并提供我所需要的其中报道延安的多篇文章，弥补缺失，非常难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周坚君，托自己的朋友从日本旧书市场专门购置我所需要的野坂参三的晚年回忆录，并从日本快递过来，解我求索之急。许丽华君帮助寻找到《梁漱溟全集》，让我感念多多。谨此表示衷心感谢！  初稿完成之后，陕西人民出版社专门来沪，召开专家咨询会，听取修改意见。我的业师王晓明先生，以及荣跃明先生、赵南荣先生、张炼红君、毛尖君、唐小兵君等都赐予十分宝贵意见，对拙稿进一步修改完善具有提神点睛作用。念兹在兹，不胜感激！

住在上海，总有做不完的事，而且是赶着去做。越是忙忙碌碌，我越是心里空虚。我始终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r那就是这样的现代化绝非我的理想生活。我本农家子弟，从农村到城市，难道不是我的理想追求吗？那么，我们生活的城市缺了什么，多了什么？我们生存的时代缺了什么，多了什么？这样的城市生活从哪里来，载着我们到哪里去？带着这些问题，我乐此不疲地读书治学，尤其是为了这部书稿的写作，我几乎把所有的休息时间和节假日都交付出来。很多时候，我深深地沉浸在延安的精神世界里，像春天里孵蛋的老母鸡，一往情深地享受着痴情发呆的境界滋味。感谢家人按时唤我吃饭，偶尔有个长假，他们出游了，我一个人闭关在家，早晨煮一锅稀饭，以备一日三餐。吃过晚饭，想起来应当出去散步啦，看时间，乖乖，竟然子夜已过。

幼子九歌，牙牙学语，我把很多本来应该陪他玩耍的时间，用到写作上，感谢夫人许晓东女士鼎力相助，承担了大量哺育教养事务，感谢梅春荣阿姨的帮助，全心全意地呵护着一个活力四射的童年。

特别感谢我供职的单位领导和同事们，感谢他们对我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朱鸿召

2011年12月23日凌晨

初稿完毕

2012年2月23日凌晨

二稿改毕

2013年3月18日凌晨

三稿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