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克韦尔·肯特（1882—1971）是美国最负盛名的画家、版画复制家、插画家和作家，同时也是一位旅行冒险家和政治改革者。唐·罗伯茨编著的这本《肯特传（肯特与他的藏书票艺术）》集结160幅肯特设计的藏书票，论述肯特跨越半个世纪的藏书票设计思想和创作实践，向我们解开了多面手艺术家肯特不尽为人知的作为图版设计者的一面。每一件作品都呈现了他和书籍主人共同分享的对一本书的深情厚谊。肯特认为一张藏书票反射的必定是创作者的人生和灵感，因此对于每张藏书票的设计他都视之为“一件私人事务”。在他的手中，藏书票艺术变成了一种共感和移情的艺术。这本书讲述的不仅是肯特藏书票艺术的历史，还包括艺术家和书籍主人的交流的故事，并交织着罗克韦尔·肯特的传奇人生。

将近40年的时间里，罗克韦尔·肯特及他的艺术成就被严重忽略，直到21世纪初，人们再次关注起这位最具美国特色的艺术家，并推出一系列展览及全新的、令人振奋的学术活动，您手中唐·罗伯茨编著的这本《肯特传（肯特与他的藏书票艺术）》就是成果之一。从这本《肯特传（肯特与他的藏书票艺术）》中可以看到，他所设计的藏书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他作为版画家的艺术天赋。

序

前言

1882—1907 感性领域

1908—1919 极大的幸福

1919—1922 照进黑暗的一束光

1922—1928 摘星之志

1928—1929 个人的、精选的符号

1929—1936 好几千英里

1936—1939 一半的幸福

1940—1942 一只跃立的中国凤凰

1941—1948 结交许多朋友

商业藏书票 良好的意愿和勤奋的工作

1950—1960 伙伴啊！

1960—1971 单独一个人

附录Ⅰ 以作序之名：论符号

附录Ⅱ 再次：以作序之名

附录Ⅲ 罗克韦尔 肯特藏书票

参考书目

致谢

1922年，埃尔默·阿德勒来到纽约。凭着身边一位校对员、一名印刷工人和三台手动印刷机，他在市中心区一家车库上面开办起平森印刷工坊（Pynson Printers）。这位38岁的单身汉并无印刷从业经验，不过他收集了版画大师的几个世纪之久的作品，从中了解到这个行业的艺术技巧。别人从印刷文字的意义中获得灵感，他则是被每个字母的美感以及它们组成的单词在页面中的精巧的排列而打动。他从未学过排字或是操作印刷机，也不打算去学，但这并不影响他在公司简介里设定以下目标：

从1922年3月20日起，平森印刷工坊愿竭诚为您服务。我们的业务涵盖所有印刷策划、制作内容，我们将视质量为我们的首要考虑因素。我们创建本公司，秉持的信念是：印刷机构的首要身份是艺术家，职责是设计和创作，而非制作商。

本店配备了充足的印刷设备和精心挑选出的字体，后期还会不断扩充，并增加新设计。不过，我们始终以设备服务于我们设计师和创作者的身份来衡量其价值。为了进一步保证印刷品质，我们还储备了五个世纪的印刷杰作。

我们绝不为节省时间和缩减成本而牺牲质量。相反，我们将证明快速高效、经济实惠与高品质的工艺并不相矛盾；优秀的印刷作品取决于设计的精美和有效性以及精工细作，而非昂贵的材料或繁琐的流程。

我们认为，竞标这种模式只会导致合同更轻易地落入那些随时准备牺牲质量以求节省成本的投标人手里，因而，我们不会参与这样的体系。不过，应客户需要，我们愿随时待命，提供策划和布局方案，以满足具体的预算目标。我们尤其欢迎书本和宣传册业务。

阿德勒的雄心壮志是有根据的：20年代的乐观局面和繁荣景象促成读者人数的急剧增加，继而兴起收藏高价精品图书的热潮。这类图书以小规模发行，多为经典著作，相对于精致的插图、印刷版面式样、纸张和装订来说，文字是第二位的。市场上对限量版图书的需求为设计师、插图画家、印刷版面设计者以及印刷商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促使他们在创造性和可观性方面追求工艺水平的精益求精。

在埃尔默·阿德勒的以平森印刷工坊为中心的世界里，粗心大意或急于求成是绝不被容许的。他的一位同事曾说他“爱煽风点火，爱刺激别人，从不接受不确定或第二……是我所认识的最不随和的人”。渐渐地，他的右边眉毛稍微抬起一下，他身边的人都要怕上三分，因为那意味着他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对某事的不屑，而那件事必是有悖于他对质量的完美要求和他的优秀鉴赏力的。他坚信，艺术和生命理应相互充实。幸好，一战后涌入纽约的年轻作家、画家和出版人大多跟他持同样的理想主义信念。正是在这一辈人的努力下，美国出版业步入黄金时期。

阿德勒轻而易举地将其本人、其印刷公司与同道中人联系起来，那些人不仅尊重他设定的难以企及的标准，也能接受这种高标准所伴随的高成本。很快，阿尔弗雷德·亚伯拉罕·诺普夫（AlfredA.Knopf）——致力于发行文笔优美、制作精良的图书的年轻有为的出版人，聘请阿德勒设计和印刷450份薇拉·凯瑟（Willa cather·）所著的《四月的微光及其他诗作》（April Twilight and Other Poems）。1924年，《纽约时报》总裁亚瑟·海斯·苏兹贝格（Arthur Gays Sulzberger）邀请平森印刷工坊入驻报社大厦附楼。在那里，阿德勒既可指导该报的印刷版面式样工作，又可放手经营自己的印刷公司。

苏兹贝格为阿德勒提供的套房包括办公空间、书房、展览区域以及小型印刷厂房。德国设计师卢西恩·伯恩哈德（Lucien Bernhard）监督装修工作，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可能想见的“最不具商业气息的印刷厂房”。尽管楼下的报纸印刷机在轰隆隆地作业，楼上都可以感觉到振动，但是在这个新的办公地点，阿德勒可以穿着惯常的商务装，经营每日的业务，每周某个晚上组织一次圆桌会议，讨论图书艺术，以及招待客户和朋友下午茶。他是纽约艺术圈和出版界的“稀奇的人”，生活简朴，纪律严明，不沾烟酒。酒禁期间，“茶”成为走私酒的代名词。后来，罗克韦尔形容平森印刷所为“纽约最后一个地方——据我所知，也是美国最后一个地方，说是喝茶，就是喝茶”。

肯特在火地岛待了7个月，有种种激动人心的冒险经历，但没有到达最终目的地，因为合恩角周围几英里的海域十分凶险：“我们不得不赶紧逃命。不过，我看到合恩岛（Horn Island）了。我见到了那个地方，见到了下沉的科迪勒拉山脉（Cordillera）那狂风肆虐、光秃秃的山峰，见到了‘水手墓地’，这就够了。”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找到一艘适于航海的船和一位具有钢铁般意志的船员。期间，他游览那里的冰川景观，把它们记录在油画和素描里。他的壮举后来成为新闻头条，为他的艺术家声名更添辉煌，也让他成为“现今活着的最疯狂的人”。一次接受采访时，他夸口道：“我是位超级自我主义者……我不会去做任何愚蠢的、无关紧要的事……我有摘星之志。”

肯特与埃尔默‘阿德勒是在1924年年末认识的，适逢平森印刷工坊推出在华道夫一阿斯多里亚酒店（Waldorf-Astoria）举行的第四届美国退伍军人年度胜利舞会（Founh Annual American Legion Victory Ball），由肯特担纲设计。这个时机十分完美。通过所做的木刻尝试，肯特意识到，要想在版画制作事业上取得成功，他需要与比他更了解纸墨和印刷品的人密切合作，如果可能的话，那个人对品质的要求最好比他还要高。肯特对于他与阿德勒的初次合作的方方面面极为满意，于是选择阿德勒为他的印刷商。他们两人一样地一丝不苟、挑剔，在与各自领域相关的所有问题上都直言不讳；另外，阿德勒的谨慎正可弥补肯特的随性。

P50-53

罗克韦尔·肯特曾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个人独自住在森林深处，附近村庄的村民对他一无所知，称呼他为“疯隐士”。一段时间后，他死了，身后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揭开他身世之谜的线索。连一本书都没有，因而人们也无从通过他阅读的书籍来推测他的身份。”

肯特的书房汗牛充栋。这些书反映了书主人的多面性：画家、作家、冒险家、插画家、和平运动积极分子、政治改革家、木匠、奶农……为了强调他与书的密切关系，他在每一本书上都小心地贴上他亲手设计的藏书票。

藏书票艺术是一门标注藏书者身份的艺术。自约翰尼斯·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将酒榨机改装成为印刷机以来，书籍得以大量印制，小偷们纷纷干起了“窃书”的行当。之后不久，藏书票应运而生。16世纪的藏书票上画着绞架，写着“此书主人你已知，劝君莫要窃此书。如若一意孤行，顷刻头颅搬家。”最终，拉丁文“ex libris”（属于…的藏书）成为藏书票上的固定符号。从那以后，私人书房就被视为鲜活的生命体，丢失任何一本书就如同断失手足。在维多利亚时代，藏书票是标注书本所有者的唯一正确方式，正如一位美国作家所言：“能够狠心在书本扉页写字的人犯下谋杀罪也不足为奇。”到了1900年，藏书票艺术家恐怕跟“杀人凶手”的数量不相上下。

世界级版画大师们都曾制作过藏书票，包括：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urer）、威廉·贺加斯（William Hogarth）、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奥布雷·比尔兹利（Aubrey Beardsley）、凯特·格林纳韦（Kate Greenaway）、摩里茨·科奈里斯·埃歇尔（M.C. Escher）、马克·夏加尔（Marc Chagall） 。但大师们头顶上的光环掩盖了藏书票的本质，他们的名气比他们所做的书票更能被后人记住。藏书票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无法将其设计者扬名四方，因为说到底，它不过是一张精美的纸片，存在的意义便是夹在书页间，平常不怎么看见，有时永远丢失不见。藏书票艺术就是一门默默无闻的艺术。

虽然罗克韦尔·肯特最初自认为他是位油画家，但作为一名版画家，但是他此后不断问世的作品无疑是美国艺术界的宝贵遗产和巨大贡献。肯特的藏书票虽然谈不上有创新，但代表了他从第一张木版版画到之后的大师级插图作品在其微型版画创作中不断进取的历程。

肯特认为一个书架上的书，“承载的是生命”，隐藏着书主人身份的各种线索。那些粘贴于扉页上的书票应该是主人的微观缩影，至少也应是一个炫耀自我的标志。1912年至1968年，他设计了160多张藏书票，其中，早期设计的作为礼物送给了他的亲人挚友。藏书票设计得以成为肯特的一门事业要归功于画廊经理卡尔·齐格罗瑟（Carl Zigrosser）和印刷工坊老板埃尔默·阿德勒（Elmer Adler），是他们敦促肯特为素未谋面的人制作藏书票。不过，设计过程仍是肯特与客户之间的“私事”。无论是面对普利策家族大把的钞票，还是穷学生银行账户中仅存的95美元，肯特总能从书票的本性中激发出无穷的创作灵感。

20世纪40年代，一位企业家提议文具店向顾客提供藏书票设计服务。肯特诙谐地回答道：“那么文具店需要取得顾客想法的全部信息，可能的话，最好对顾客进行心理分析，然后把完整的心理医生的报告寄给我。”事实上，为客户设计藏书票时，他通过与客户的信件往来收集一些基本信息：“你的人生故事，你的喜好，你的志向。”

肯特的个人生活是一篇热爱与渴念交织的故事。他尝试着成为故事中的孤寂英雄，他既是鲁宾逊·克鲁索（Crusoe），也是卡萨诺瓦（Casanova） ，还是唐·吉诃德（Quixote）。“我不会去做任何愚蠢的、无关紧要的事。”他说，“我……有摘星之志。”他在藏书票中频频使用一个通用的表达对梦想的追求的画面一只手伸向夜空，这个画面更多地出现在肯特艺术创作中的藏书票作品，。

藏书票是一帧精致而弱不禁风的小纸，肯特称之为上天的恩赐。用他的话说：“偷书行为与其说是盗窃，不如说是谋杀。书籍不是物件，而是集合了人类智慧之大成。……拥有书籍不仅充实了精神世界，而且在某种程度满足了所有者的成就感。” 肯特所设计的藏书票表现出的是作者和票主二人对书籍的执著热爱。在肯特股掌之间，藏书票成为一门可以互通，产生共鸣的艺术。

肯特是一位个性极其独立，具有丰富思想性，凡事缠身但不失凡人天性的天才艺术家，他为美国书籍插画艺术所做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纽约时报》将近40年的时间里，罗克韦尔肯特及他的艺术成就被严重忽略，直到21世纪初，人们再次关注起这位最具美国特色的艺术家，并推出一系列展览及全新的、令人振奋的学术活动，您手中的这本书就是成果之一。

——威尔`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