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势使然：“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人只有按照这个规律去生活、去行动，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就会身败名裂。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便是相应的历史产物。

庙堂之高：“庙堂”是权力的核心，集中着权力机构的上层人物，也是通往上层最具优势的立足点。但这里并不是遍地锦绣，而是陷阱密布、是非丛生。只言固可以动君，片语也可以致祸。苏轼的“高处不胜寒”，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庙堂”的体验。

君臣相依：“君臣际遇”乃君臣关系融洽的写照，即君臣双方共同的政治理念、共同的政治目标和共同的追求，彼此相互信任，终于成就一番事业。君臣际遇之最佳者，当数齐桓公与管仲、刘备与诸葛亮。

实学通鉴系列丛书作者邹纪孟，自称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匠，授课之余，研读历史，学而思之，于古人治事、治人之法，悟今世从政者为人处世之道，乃成一家之言。

几千年来，于仕途一道跋涉者，何止千万？然而，命运万殊，有人春风得意，有人遍体鳞伤乃至粉身碎骨。

在邹纪孟先生看来，所谓命运，实是天时、地利、人和与性格的综合作用使然。于是，作者结合自己多年研读历史的心得，从这四个方面入手，援引诸多古代从政、致仕者宦海沉浮的案例近百则，不单有详尽的史实陈述，还都附有作者的评说，分析当事者的成败得失，力图揭开仕途命运的神秘面纱，为今日踏上仕途的人们，指点一条通达之路。

天时篇

第一章 时势使然

 各司其职的历史人物

 唯一的百家争鸣

 如果家有两顷地

 两个成都才子的不同遭遇

 前忠后乱司马懿

第二章 改朝换代

 历史转折关头的两难选择

 垂钓老人的奇迹

 时需英雄，使竖子成名

 身披袈裟的谋土

 钱谦益情有可原

第三章 太平年月

 功臣的末日

 曹参的独特贡献

 开元盛世第一相

 两位能臣，一对冤家

第四章 艰难时世

 善政少而乱俗多

 屹立的高峰

 唐德宗过河拆桥

 无力的劲草

第五章 关键时刻

 善于抓住历史机遇

 皇权易手之际

 后妃选立之时

 国家多事之秋

 帝王困危之中

第六章 生不逢时

 时代的牺牲者

 背时的圣人

 “超前”的才子

 远志何以成小草

 我是一粒铜豌豆

地利篇

第七章 朝秦暮楚

 人才流动的黄金岁月

 人才为何西行

 植根本土的巨匠

 流落异域的才子

第八章 龙兴之地

 亲不亲，家乡人

 萧何的先期投资

 小同乡免遭大祸

 功臣与贰臣

第九章 门第出身

 百丈松与径寸草

 一个私生子的发迹

 “王与马，共天下”

 “斯人不出，如苍生何？”

第十章 庙堂之高

 高处不胜寒

 一株扭曲的大树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

 鱼儿离开了水

第十一章 官闱之近

 不可或缺的蛀虫

 相声界的始祖

 不服丈夫胜妇人

 鸡倌成了宠儿

 又一个乳母

第十二章 江湖之远

 “何似在人间！”

 金陵王气黯然收

 得之江湖，失之庙堂

 失之庙堂，得之江湖

 失去权力便失去了一切

第十三章 山林之隐

 出发点，避风港，落脚地

 仕宦之捷径

 避祸的岩穴

 理想的家园

人和篇

第十四章 君臣相依

 谁也离不开谁

 立功以安君之国

 智谋以辅君之政

 忠贞以解君之危

 才智以得君之爱

 谏诤以成主之名

 恭顺以逞君之志

 合污以导君之非

 柔媚以博君之欢

第十五章 君臣相争

 上下一日百战

 政见的歧异

 道德的高下

 是非的不同

 好恶的差别

第十六章 君强臣弱

 君为刀俎，臣为鱼肉

 殷纣王和他的臣僚

 丞相府变成了养马圈

 “中兴之主”自毁长城

第十七章 君弱臣强

 龙为鱼，鼠变虎

 “是前日所杀天子也”

 “欲得我处，当早言”

第十八章 站队跟人

 宗派斗争和人身依附

 班固站错了队

 逼上贼船的蔡邕

 苏门四学士

性格篇

第十九章 忠

 绝对服从不是“忠”

 放逐天子的“忠臣”

 掩君之过的“忠臣”

 鞭君之尸的“忠臣”

第二十章 奸

 奸臣与宠臣

 祸败盛唐的元凶

 白铁铸就的佞臣

第二十一章 正

 “忠”不易，“正”更难

 唐朝的贾谊

 直言而未获罪

 少年得志晚景凄凉

第二十二章 邪

 贪小利而忘大义

 史学家不光彩的历史

 破坏变法的内奸

 参天大树的蛀虫

第二十三章 智

 主意多，思想少

 巧于应对的晏婴

 善于协调的李泌

 善于周旋的冯道

第二十四章 愚

 天才有时是蠢材

 利令智昏的理财名臣

 自命不凡的政治庸人

 食古不化的乱世宰相

第二十五章 庸

 中间地带的芸芸众生

 位高而无能

 位高而无骨

 位高而无功

后记

天时篇

所谓“天时”，重点在一个“时”字，即一个国家、社会的一定历史时期。对此，古人也有用“天”这个概念来表述的，如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中的“天”，指的就是“天时”。人离不开天时，就如同人离不开地球和地球上的春夏秋冬、寒暑冷暖一样。对于从政者来说，天时实在是决定其得失成败、荣辱祸福的第一要素。

关于天时对从政者的重要，古人早就有着十分深刻的认识。《易传·系辞下》说：“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荀子?宥坐篇》也说：“今有其人，不遇于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

即使有再大的本事（即“藏器于身”）、再高的德行（即“虽贤”），也要“待时而动”、“以俟其时”，这样才能取得成功；否则将一事无成。这个意思，还有一种人所共知的说法—时势造英雄。其实，时势不光是造英雄，也造坏蛋、造庸人，任何政治人物都是时势的产物。与此同时，这些政治人物也在造就着时势。

第一章 时势使然

各司其职的历史人物

人和历史，大致表现为以下三种关系：一是人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二是人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三是人逆历史的潮流而动。

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任何人只有按照这个规律去生活、去行动，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就会身败名裂。有一句话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里所谓的“世界潮流”，其实就是历史潮流，只不过是从纵向来说罢了。可见，能否顺应历史潮流，不仅关系到能否建功立业，还关系到生死存亡。所谓“历史潮流”，指的当是这种规律吧！

可是，这种规律究竟是什么样的，恐怕谁也说不清楚。历史不是道路设计师手下的蓝图，起点在哪里、途经哪几个车站、止于何处，可以规定得一目了然。历史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指挥，它有自己的走向和路径。苏轼在论及文章的做法时，有一句名言：“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历史的发展大约也是这样：它并没有固定的目标，但却不断地在发展着，“行于所当行”；一旦它的发展受到遏制，也会“止于所不可不止”，出现暂时的停顿甚至倒退；但它绝不会就此不前，它最终会以“砰崖转石万壑雷”的巨大力量，冲破一切障碍，寻找新的出路。

那么，历史的发展是盲目的吗？不，它虽然没有固定的目标，却有明确的走向。“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句人所共知的俗语，前半句“人往高处走”，便道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这也可以算是规律吧！

求生存，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础；求发展，则是人类社会得以进步的动力。向什么方向发展？“往高处”。吃不要“瓜菜代”，要有米有面，有鱼有肉，不仅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吃得精；穿不应止于遮体防寒，还要穿得舒适，穿得美；住不应止于遮风避雨，还要住得宽敞明亮，环境优美；行不应止于跋山涉水，还要有马有车，有自行车、小汽车、飞机……这还只是物质生活方面的。精神方面，不应止于歌呼“杭育杭育”派的下里巴人，还要高山流水样的阳春白雪。科技方面，不再使用结绳、甲骨、竹简记事，而要使用计算机。思想意识方面，不安于行尸走肉，还要做一个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安于做供人驱使的牛马，要做自己的主人……

如果说到规律、潮流，我看首先源自于民心，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民心就是潮流。对于这个规律、潮流，真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任何人，无论你是政治家、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只有顺应这个潮流，才能够建功立业，否则就会一事无成，就会身败名裂，甚至自取灭亡。

英雄可以创造时势，就是由于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建立了丰功伟绩，但有些人的行为却未必同潮流合拍，甚至有时逆历史的潮流而动，也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足迹，如昏君奸臣。其实这也并不奇怪，所谓潮流云云，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们的高论，置身其中的人，当时大多是浑然无知的。人们投身政治，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动机，有的是为形势所迫，有的是由于身份所致，有的是为了建功立业，有的是为了升官发财，有的就是为了混碗饭吃……当然，也有一些优秀人物，有着出国家于水火、救百姓于涂炭的明确目的。这些人汇集到一起，相互撞击，就形成了历史。除了那些优秀者外，绝大多数人未必了解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但由于他们在历史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历史也就不能将他们抹去。

如果将历史真的比成一座大舞台，这座舞台上不能只有一种人，而是应该生、旦、净、末、丑各司其职，每种角色都不可缺少。除了英雄和奸邪，在这两者之间，还有一片极其广阔的地带，众多的历史人物便是在这片地带中大显身手，对历史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P1-P5

对于政治人物的生存和活动空间，有各种比喻性的称呼，如政坛、政治舞台、官场、宦海、仕途等，写书人取了最后一个喻义。几千年来在这条路途上前仆后继的跋涉者，何止千万！有的人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步一个台阶，顺利到达终点，但这样的幸运儿为数极少；更多的人则历经坎坷，大起大伏，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满身伤痕；还有不少人，虽尽力挣扎，却终于跌入陷阱，摔下悬崖，落得个粉身碎骨。以写书人比较熟悉的中国古代作家为例：屈原自沉汨罗；司马迁身体被残；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死后多年也未能翻案；曹雪芹更是终生布衣，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凄凉境况中消磨岁月……而另一些人，如李林甫、秦桧之流，虽志行贪鄙、心地险恶、祸国殃民，却一辈子高官显贵、大红大紫，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古希腊一位哲人有句名言：“性格就是命运。”这句话有道理，但不全面，难道真如一位现代诗人所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难道卓越人物的悲剧命运竟然是性格注定或咎由自取？不，这既不符合现实，更不公平，它完全否认了客观的、外在的因素对命运的巨大作用，这会为悲剧制造者逃脱责任提供借口。一粒优良的种子，如果没有适合的光照、土壤、水分、肥料和精心的培育，未必能结出鲜美的果实。相比之下，倒是马克思的认识更为深刻—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命运，当然也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这里所说的“一切社会关系”，其覆盖面相当广泛。写书人通过对众多历史和现实人物生平遭际的考察、剖析，深切地意识到，决定人物命运的除了性格外，天时、地利、人和是几种最为重要的因素，从而得出了这样一个公式：天时＋地利＋人和＋性格＝命运。至于各因素的具体含义，则因人物社会角色性质的不同而各有差异。

仕途时而坦坦荡荡，时而险象环生。本书所展现的，便是跋涉在这条路途上的人的不同命运及造成这种命运的主客观原因。

邹纪孟

2008年6月

写书人原来是一名站讲台、磨粉笔，以讲授古代诗词曲赋为业的教书人，既不曾研究过古代的历史，与现实的政界也绝少接触，甚至连结识“七品”以上官员的荣幸都很少有。那么，为什么竟干起这种“纸上谈官”的营生呢？

究其初衷，还是和教书有点关系。徜徉于古代文学那辉煌瑰丽的殿堂之际，有一个问题一直令写书人大惑不解：为什么许许多多创作了精美绝伦锦绣文章的作者，仕途生涯却多是黯淡无光，甚至是一片黑暗呢？忠贞高洁如屈原，自沉汨罗；博大精深如司马迁，身体被残，才华卓越如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死后多年也未能翻案；参透人生如曹雪芹，更是终身布衣，在“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凄凉境况中消磨岁月……杜甫在一篇忆李白的诗中曾沉痛地写道：“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难道文章竟是造成他们不幸命运的原因？岂止文学家如此，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孔子被称为中国儒家思想之父，一生却颠沛流离；商鞅的变法使秦国崛起为战国七雄之首，最后却惨遭车裂；岳飞收复了故土，却冤死风波亭；张居正起颓振衰，给暮气沉沉的大明王朝带来一线生机，身后却被鞭尸抄家；袁崇焕保卫了北京，却被寸磔菜市口……这样的名单，我们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大串。而另一些人，如李林甫、秦桧之流，一辈子却高官显贵，大红大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授课之余，写书人开始研读历史。随着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浏览过去，一幅幅多姿多彩、万象纷呈的政坛百态图便展现在眼前。写书人深深感到，文坛和政坛，著书立说、吟诗为文与从政为官，完全是不同的两门学问。

刘邦当了皇帝后，陆贾向他推荐《诗》、《书》，刘邦骂道：“老子马上得天下，要这些玩意儿做什么？”陆贾反驳说：“马上得到的，难道能在马上治理吗？”据说刘邦惭愧了，便让陆贾将秦败汉胜的道理写出来。陆贾写了十二篇，刘邦很是赏识，可也没见后来的继承人按陆贾的主张治国。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学问够大的了，可他却斗不过投机分子公孙弘。汉元帝多才艺，善史书，好儒术，可汉朝的衰败也是从他这一朝开始的。传说宋朝的宰相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当时能将整部《论语》倒背如流的大有人在，为什么都当不了宰相，治不了天下？

虽然说，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多都能将“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写起文章来能将圣贤之道说得头头是道，也不乏文采。可面对着繁纷复杂的政治舞台，许多人茫然失措，有的磕碰得鼻青脸肿，有的摔得头破血流，还有的粉身碎骨……“他们不明白，这里需要的，不是学富五车，而是胸有天下；不是才华横溢，而是智谋超群；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身体力行；不是本本主义，而是机智权变；不是温良恭俭让，而是敢为人先，该出手时就出手……

写书人所从教的学校，原来主要是为政界培养人才。学生们对古人政治生活有着较为浓厚的兴趣，每当谈起古代政治人物的生平遭际、成败得失，不免感叹欷歔。当然，他们生活在一个新的时代，一种新的政治环境之中，但政治母体中的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完全中断，它们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或正或反，还会影响着后来人。了解一些古人古事，让遗传基因中的健康细胞在新的躯体内成长壮大，预防和消灭那些可能恶变的细胞，这对新一代从政者也许不是多余的吧！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知识分子除了投身仕途便别无其他出路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新一代的人，有着广阔的人生道路，多样的选择。但是，即便不从政，古人在政治生活中所坚守的人生理念、表现出的处事智慧，对我们是不是也有借鉴作用呢？因此，写书人不避简陋，将在教书和读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整理成这么一套书，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