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洲编选的这本《2013中国小小说年选》精选2013年度公开发表、较具影响的优秀小小说结集出版,共收入小小说145篇。这些小小说作品大都是些充满生活厚重感的作品,无论是通过非现实题材发表的真知灼见(如余显斌的《佛在方寸》、许仙的《麻醉师酒吧》)或用现实题材的非现实笔法揭示的社会陋习,(像王蒙的《雄辩症》、刘会然的《办证》),抑或是真真切切的生活场景所传递的正能量(如王世虎的《情人节的三朵玫瑰》、汤雄的《涂口红的女老师》),都短小精悍却又意味深长,没有诗的诗情画意却多了几分可读之韵味,令读者在戛然而止的音乐指挥后仍“余味”无穷。
杨光洲编选的这本《2013中国小小说年选》从主编的确定到作品的选择都体现着创新:主编由从事小小说创作的作家担任,而非评论家;在网上公开征集作品,而不是由个人剪贴报刊闭门造车。自2013年3月在网上发出征稿启事后,共收到作家自荐稿3000余篇。主编在网上来稿中优中选优,又从国内刊载小小说的报刊上精选佳作,共同组成了《2013中国小小说年选》。入选作品为百里挑一,不为过也。选本共收入小小说145篇,作家们拾取生活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一枚小贝壳、一粒细沙,连缀成文,从小中窥见社会百态。富有戏剧性的真实,看似不着笔墨,隐义却深刻隽永,有着发人深思的社会意义及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荒诞的夜
王明新
我们县有个红三村,为了反抗地主老财的压迫剥削,这个村的很多小伙子都参加了八路军,因此村里人也遭到了地主还乡团最残酷的报复,留在村里的人大半被杀死。红三村的刘大娘多次被请到学校为我们做忆苦思甜报告,刘大娘对地主老财声泪俱下的控诉,每次都让会场上哭声一片,也激发起了我们对地主老财的无比仇恨。
破“四旧”的时候,我们专捡大户人家的坟挖,因为我们觉得大户人家肯定都是地主老财,只要看到这样的坟,我们个个奋勇争先,不一会巨大的坟头被铲平,黑漆或红漆的棺木很快也露了出来。我们将棺木撬开,有的棺木已经朽烂,有的棺木依然完好,把棺木撬开后,将骨殖随便扔在地上,再踩上几脚,然后我们就扬长而去,再去挖另一座坟。一次,有个高年级的学生将一个头盖骨从坟里铲了出来,然后用铁锹一拍,头盖骨立刻四分五裂,碎成了很多块。几个女同学看了,捂着嘴呕吐不止。这时候站在不远处看热闹的一对村民,突然跪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有个村民过来告诉我们,这两个人是坟主人的孙子和孙媳妇。听说有地主的后代,我们喊起口号来,在我们喊声震天的“革命”口号声中,那一对男女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邻居中有个王木匠,他有6个儿子,王木匠也把6个儿子都培养成了木匠,那些天王木匠家格外繁忙,家里一天到晚砰砰啪啪响声不断,很快他们家的院子里就摆满了柜子、箱子、桌椅、条几和各种各样的门窗,听说这些东西都是用棺木做的。大户人家的棺木都很厚,拆下来是做家具的好板材。
有一次,挖开一个坟墓,当我们把棺木撬开,我清清楚楚看见棺木里躺着个年轻妇女,这个妇女黑黑的头发,白白的面庞,红红的嘴唇,好像刚刚咽气。有人说这肯定是地主的姨太太,于是,一把把愤怒的铁锹铲向棺木,那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妇女顷刻间就面目全非了。之后,我们将棺木捣烂,看看太阳快落下去了,就各自散去回家了。
后来“复课闹革命”,我们又回到学校。新学期开学,学校组织了一次拉练,目的地就是红三村。红三村的群众热情接待了我们。中午,给我们蒸了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新地瓜,剁了“花里虎”卷子,所谓“花里虎”,就是一半白面,一半黑面,把两种面分开和好后,再放在一起做成花卷。那时候别说在农村,就是住在城里有国家商品粮供应的人,也吃不到这么好的饭食。
我穿了双布鞋,拉练的时候被后边的同学踩到鞋后跟,鞋被撕裂,下午参观红三村种的棉花和地瓜,我还勉强可以坚持,但如果不缝上,回去的时候就跟不上队伍了。给我们做过报告的刘大娘负责接待我们,吃过晚饭我找到刘大娘,让她帮我把鞋缝缝,刘大娘爽快地答应了。我跟刘大娘来到她家,刘大娘的儿媳给我缝好鞋,我就回我们借住的红三村小学了。
红三村小学在村外,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刚一出村就有个老大爷叫住我说有人找我,他像是在这里专门等我,我感到有点蹊跷,这个老大爷我根本不认识,这个村里的人除刘大娘外我更是一个人也不认识,怎么会有人找我呢?
我疑疑惑惑跟着老大爷向前走,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可能是阴天吧。我们来到一处坟地前,坟地里除了大大小小的坟头外,还有几棵稀疏的柳树,不知为什么我当时一点也没觉得害怕。我看见有十多个人坐在坟地的一棵老柳树下说话,他们一看见我就给我打招呼,让我在他们身边坐下。这时候那个带我来的老大爷不见了,当时我并没在意,以为他完成任务自己回去了。我打量着眼前这些人,虽然天很黑,我却能看清他们的模样,他们大都是很老的老人,有老头,也有老太太,但无一例外的都很陌生。只有一个人非常年轻,还是个女的,黑黑的头发,白白的皮肤,红红的嘴唇,我觉得有些眼熟,这时候我突然想起来,她就是我们挖坟的时候,挖出来的那个面容姣好的年轻妇女,其余的人当然就是曾被我们从坟墓里挖出来的地主老财了,只是当时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骨头。我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我想跑,腿却是软的,站都站不起来。有位老人看出了我的恐惧,安慰我说,小伙子你不用怕,我们找你也没什么事,就是想见个面,说说话。
我想对他们说,挖坟的事不是我带的头,我只是跟着别人做做样子罢了。这是实话,在班里我个子矮,体力弱,像挖坟这种体力活,根本轮不到我。但我什么都没说,不知道是不敢说还是想说开不了口,现在已经忘了。我就一直战战兢兢坐在那里,他们也不再理我,只管说自己的话。
一觉醒来,天蒙蒙亮了,我发现自己睡在红三村小学教室的地铺上。我睁着眼愣了一会,看看房顶,看看教室的窗户,都与我们住进来的时候没什么两样。对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是那样清楚,清楚得就像乘法口诀,或某类数学题的公式,开始我以为是在做梦,后来又觉得不是梦。但我是怎么从墓地回来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同学们还都在熟睡中,为了不打扰别的同学,我就一直睁着眼躺在那里,直到吹响起床号。
(选自《短篇小说》2013年1期)
P16-18
有言在先
杨光洲
佛家说,成事皆有缘。这个缘,若理解为辩证法所说的原因,倒也无妨。就此先说说这本书的缘起。
2012年晚秋,寒意渐起。作为一个爬格子的文字匠,能直抒自己胸臆的文章,因我的坦率、报刊的谨慎而不能全部如愿地发出,而泛滥于自己所编辑报纸上的,却又是连自己都不愿相信的文字。无奈、惆怅、孤寂,如秋风中的落叶,杂乱无章地飘落在我心头,文学式微、同道渐少、知音难觅的闲愁,不免潜滋暗长起来。然而,一个自两千多公里外打来的电话,偏又在这寒意日浓的季节里带给我温暖与希望。
电话中,一位声音略带羞涩的女士,问了我的名字后向我表示感谢,谢我多年对花城出版社年选系列书的支持。这让我意外。因为花城出版社连年选我的作品入年选,该说“谢谢”的是我。我的回答自然客气。然而,女士虽羞涩,却健谈,问我对花城年选系列书的意见,问年选在小小说作者心中的分量,问小小说江湖中的轶事,问读者对各家出版社年选的选择……循着她的提问,做了多年记者的我,竟成了她的访谈对象,默契地与她配合着,全在不知不觉中!她像一位老练的音乐指挥,把握着节奏,在结束时,不忘给我留下鲜明的印象:“杨老师,我是花城出版社的编辑欧阳蘅。以后可能还会打搅您,不要烦啊!”
在以后的日子里,又通了几次电话,聊文学史话,侃图书市场。她又忽然抛出话题:“有的出版社既出微型小说年选,又出小小说年选。花城出版社却只有微型小说年选,若也出小小说年选,作者、读者是否认可?”“别的出版社的年选,有的就是杂志的合订本,由杂志社编辑选编;有的向社会征集稿子,由文化经营者选编。花城出版社若出版小小说年选,由小小说作家选编如何?”对这些为小小说作家和读者着想的善念,我的回答当然是赞许。然而,羞涩谦和的欧阳编辑忽然“得寸进尺”起来:“由杨老师您来主编花城出版社小小说年选如何?”我诚惶诚恐地推托:“水平低。”“工作忙,没时间。”“别人也许更合适。”此时的欧阳编辑一改聊天的口气,郑重地说:“你一定能胜任。多年来,花城出版社的年选中,你既有小说入选,又有杂文入选。我们了解你的水平。你做花城小小说年选的主编,我已向出版社领导汇报过了。”至此我才明白,欧阳编辑的闲聊其实不“闲”,而我却浑然不觉!花城出版社做事的审慎与别出心裁,其编辑的敬业与对作家的尊重,让我生出士为知己者用的豪情,虽然明知是赶鸭子上架,我也乐意受驱遣。因为我明白,花城是在用信任和坚守,在凋敝与寒冷中,为作家和读者燃起精神的篝火。
说了缘起,自然得讲讲缘聚。从辩证法的角度理解,缘聚就是组成一件事物各种要素的集合。花城的牌子和真诚磁力般吸引着作家们。小小说作家们的鼎力相助,又组成了花城出版社小小说年选得以精益求精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受命为花城出版社主编小小说年选后,我在网上发出了征稿启事,响应者云集。我想,这当中自然有同道中人对我这个老朋友的信任与支持,更有广大作家对“花城”这块牌子的认可与信赖。不到8个月的时间,征稿邮箱中的应选作品已逾3000篇。您手中的这本花城出版社的小小说年选,就是从3000多篇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若再加上我挑选过的报刊上的稿子,几近百里挑一!
最后再作些说明。目前市场上的小小说年选或微型小说年选,有的有序言,有的没有序言。有序言者,或努力将全年创作情况作以概括,间或点评几篇作品以印证自己的概括;或干脆用自己在其他场合的讲稿作代序。这些做法当然都无可厚非。但是,我却不愿在年选前写序言,更不会对某篇作品作特别的点评,理由有二:
1.年选质量如何,最终只能由年选中的作品和读者自己说了算。
以一篇序言的短小篇幅概括中国全年的小小说创作,只能是徒劳。读者花钱买年选,为的是读作品,而不是读主编的“高论”。进入年选的作品,其思想性、艺术性都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固化在书中。编选者的取向也通过对作品的选择体现在书中。对这些,读者自会有判断,我无须多言。我若多嘴,对全年小小说创作“指点江山”,或对某几篇作品品头论足一番,可能会画蛇添足,讨人嫌。批评家的评论,与丰富多彩的文学现象相比,往往是抽象、单调、苍白且枯燥的。 2.自己编书,自己轻易下结论,往往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可能还会沦为笑柄或落下骂名。
今人惹不起,就说说古人吧。历史上有两位编作品选的大“主编”,一个是孔子,一个是乾隆。此二人自我感觉都良好。孔子整理过《诗经》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日:思无邪!”这位老先生自认为做了件功德无量的事,殊不知,在保存中华民族古老诗歌的同时,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在他整理前,诗应不仅仅有311篇(有题目有内容的305篇。有题目无内容的6篇,称为笙诗),数量上应多于311篇,而经他编选后,仅剩下这311篇了,那些与“思无邪”主旋律不合拍者,被剔除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让后人无从查找,遗恨千古。这位老先生本应汗颜,有负罪感,却还在豪迈地“一言以蔽之”,可谓大言不惭矣,岂能不被后世讥笑?(也有学者认为孔子未做删诗的事。但是,若孔子整理前就有311篇,整理后还是311篇,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工作呢?简单地做些修修补补,是无法让本来就来自民间的丰富多彩的诗歌,变成整齐划一、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我相信孔子删诗说。)比孔子更不谦虚的是乾隆。他给自己组织编修的丛书冠以“全”字:《四库全书》。有集天下大成之意。其实,这部丛书不仅说不上“全”,而且还把一些珍贵的书籍消灭了,引起了一场文化浩劫和对文人的屠杀。在编修《四库全书》时,销毁的对满清不利的书籍就达13600卷,构陷的文字狱层出不穷。这部被乾隆标榜为“全书”的丛书,同时也是他毁灭图书、摧残文化的见证。为此,他落下了骂名。
我才不及孔子,权不如乾隆,所以,头脑可能也比这二位冷静些,既不敢作序为自己编选的书吹牛,也不敢以寥寥几行的序言对2013年度中国小小说创作“一言以蔽之”。我在本书中呈现给读者的,只是2013年度中国小小说创作的剪影——当然,是我认为有代表性的。
本已说过不作序,却哕嗦了这么多,可见我不能免俗。声明一下:
这些话不是序,只是我以后编年选时不再作序的理由。写在书前,叫做有言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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