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改革开放30年的经验教训。大体上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类视角。在精神文明的范畴里。价值观变迁显然是个核心话题。在改革开放30年的下半期。价值观的“混乱”或者“混战”是我国人文社科界关注的一个焦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迷失。是中国社会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统一的核心价值观能整合社会关系，阻止其恶化和分裂，反映社会生存的需求。缺少了社会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没了“主心骨”。针对30年来我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在2007年的夏秋之交，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举办了一次大型研讨会。来自海内外三十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多位学者参与了研讨。此书由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编辑而成，整体地体现了近30年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学者们在价值观问题上的真知灼见，颇具思想性和启发性。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一个时代条件下崭新的社会实践，总是强烈地吁求和催生着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而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知识和冀望。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创新的30年，是中国人民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民族智慧不断进发喷薄的30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创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30年。

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逢30年发展历程之际，组织出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正是为了深入反思、科学总结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宝贵经验，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努力提炼、概括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重要教益和启示，引导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这一学术工作，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更快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序言

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及重构

进步的观念与文化认同的危机——对中国人价值观变迁机制的探讨

当代中国社会价值观状况的背景分析

论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

天下之治

论社会核心价值观与价值观多元化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特征与社会成员共享的

核心价值观石秀印

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机制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道德和价值观演变中的经济体制因素

社会言论：正当性理据的变化

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与后现代价值观念的出现——中国与东亚各儒家社会的轨迹

西方社会中“自由”与“社会”价值生成与历史演进

中西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历程

政治的疏离与回归——近30年中国政治观的演变与动力

30年来我国政治价值观的演变及原因

当代中国青年国家民族意识的演变

报，还是不报？——近30年中国媒体新闻价值观的变迁

建构中国国际价值观：30年来的实践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价值取向变迁及现状研究——现状研究以山西农民为例

中国农村的伦理性危机与伦理重建——湖北农村调查

一条河，三瓶水，几度沧桑——从戏剧看社会价值观的变迁

第三次转型期的国家电影

认同危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解决以西方为模本的制度系统和地方性、民族性文化之间的冲突。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个问题是以全面怀疑儒家文化的价值而呈现出来的。

面对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近代有识之士以儒家传统中的“道器”范畴即通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中体西用”这样的口号，来强调儒家道德的优越性。而康有为等人则是更直接地思考制度变革中传统价值观的意义，首先是他意识到中国的制度变革的不可避免性，但他依然坚持要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资源中发掘这种变革的合理性。这也是他写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重要原因。

《新学伪经考》只是康有为维新理论基础的基础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发挥今文学的传统，写成以《礼运注》、《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为代表一系列著作，利用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提出系统的历史进化观念，构造了一个“托古改制”的理论体系。康有为之“托古改制”理论深刻地关注到制度变革的同时所必然带来的儒家思想的安顿问题。所以，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废除科举，推行西政、西学，但同时又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他总结考察西方的经验后得出的结论是：西方的教会制度是实施制度变革之后儒家最可能依托的制度性资源。1895年，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一种新的制度化的方式来保证儒家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力，以挽救“人心之坏”，抵御“异教”的诱惑。具体的举措包括所设孔庙，奖励去海外传播儒家“教义”的人。他甚至将“国”之存亡与“教”之存亡相关联，提出“保教”对于“保国”的优先性，明确提出应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定为“国教”。

辛亥革命之后，康有为认为完全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精神性资源将无法保证中国的安定，所以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强调儒家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康有为认为，任何一种政治设计如果脱离一个国家的文化和社会现实的政治设计都足以导致社会的崩溃。因此，他继续在实践上试图通过将孔教立为国教的方式来作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的依据。

但在制度化儒家解体之后，人们的知识来源已经多元化，而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口号的进化论思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信仰，新兴的留学生和新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人，儒学已经是历史的陈迹，虽然他们并非没有看见儒学所拥有的内在价值，但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们自然而然地推论出，为了迎接那个想象中的新的中国，他们必须与儒家告别，《新青年》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这种心理需要。

以《新青年》为代表的知识阶层，首先关注到了儒学和孔子与旧制度之间不可分割的关联。所以，在国会讨论孔教提案时，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于将孔教立为国教的议案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勋复辟失败后，陈独秀认定尊孔和复辟是“相依为命”的，“孔教和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此义愚屡言之。张、康亦知之，故其提倡孔教必掊共和，亦犹愚之信仰共和必排孔教”。现实的政治事件使陈独秀等人认为，如果不解决价值观的问题，任何制度的变革只能是表面的变革，而激进的思想方法则使他们选择了非此即彼的抛弃性立场，他们一方面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看做是绝对不同的两种体系，而且逐渐以进化论的立场强调，东西的差别不是多元化的表现，而是存在着“古今”、“新旧”的差别，即两种文化是不同时代的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不适应现代文明发展和中国走向独立富强的需要，是一种应该抛弃的文化。他认为，儒家文化和民主、科学的价值观之间没有妥协的余地。陈独秀不愿意给儒家留下任何回旋的余地，针对当时许多人将孔子和后儒相区分，展开关于“真孔子”和“假孔子”的争论，他认为毫无意义。启蒙运动的另一代表人物胡适也认为我们必须承认万事不如人。

在这种非此即彼的选择之下，中国传统的一切都在摒弃之列，家庭、姓名、文言文等，甚至是汉字也应该拼音化，原因很简单，这些结构和物质都与传统价值观不可分离。

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在此无须赘论。但是应当指出，启蒙思想家们简单地看待传统，进而企图以一种“主义”化的“科学”和“民主”作为一种普遍价值来作为解决现代化和文化认同的途径，显然是忽视了制度和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国人已经将儒家价值观作为无须证明的真理(天理)，因此以儒家的观念来判断是非已经成为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感觉提供给中国人以稳定和安全的感受。但新制度和文化惯习之间的冲突却需要新的合法性来化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忽视康有为建立孔教会的努力的意义。P3-5

展现改革开放30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历程

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至今已经走过了30年不平凡的历程。30年来，从南疆到北国，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在当代中国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我们的发展道路超迈前人。事实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理论支撑。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紧密结合起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改革发展”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经验日益吸引着世界的目光，当代中国以更加磅礴的发展态势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讲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任何一个时代条件下崭新的社会实践，总是强烈地吁求和催生着思想的变革和理论的创新。而任何真正符合科学精神的理论，总是深深地凝结和表征着人们在时代探索与实践活动中的思考知识和冀望。从这一意义上讲，改革开放新时期的30年，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理论创新的30年，是中国人民的理论思维水平和民族智慧不断进发喷薄的30年，也是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长创新，立足中国、面向世界、走向未来的30年。

只有正确地总结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我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正逢30年发展历程之际，组织出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正是为了深入反思、科学总结30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新的宝贵经验，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努力提炼、概括哲学社会科学中具有普遍性、规律性、指导性的重要教益和启示，引导和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进一步创新发展。这一学术工作，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好更快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源源不绝的智力支持、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具有以下三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这套丛书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创新、丰富、发展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深刻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最首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的紧密结合中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创新。马克思主义不是终结了其他学科探索世界的独特路径和选择，而是给其他学科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立场和方法；马克思主义没有穷尽世界的真理，而是为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世界和更加有效地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论武器。这就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为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智慧。另一方面，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勇于探索真理，勇于追求真理。这两个方面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体两面辩证统一的关系。看不到时代的变化，不能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故步自封，不思进取，本身就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的研究必须立足于时代条件的新变化，面向新问题，提出新见解，创制新理论。在当前新的时代境遇中，当代中国学人必须以紧迫的时代责任感和高度的理论自觉性，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对现实的解释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立足中国国情，把握时代变迁，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中，努力概括、提炼出新的学术理念、学术话语、研究范式和学科体系。

3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各个学科和各个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之所以能够呈现出敏锐的时代特色和鲜明的实践特征，之所以能够系统反映、深刻概括和努力指导当代中国包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理想等方面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就在于它们一方面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立场、方法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另一方面坚持不懈地从各个学科、各个领域、各个角度进行富有问题意识的研究，不断丰富、补充、完善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根本判断和科学理解。这套丛书有助于人们深刻领悟30年来中国的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发展之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之于中国文化在承传中创新的重要价值。

第二，这套丛书全面地展示了3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本脉络和丰富内容。

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也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30年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阔舞台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承接中华学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立足当代中国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的生活实践，放眼世界学术研究呈现出来的新问题域和新问题群，在学科建制、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学派形成、学术史梳理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长足进步。当前对于我们来说，全面而科学地展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来的发展历程，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整体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察其理据、审其现状、究其得失、明其路向，不仅是学术史回顾之必须，而且是学术进一步深化拓展之亟待。

事实上，任何一个时代的学术进步和理论创新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深刻地解决和回答前人所未能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所取得的。而当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还没有如此全面、如此系统、如此具有自觉意识地对我们30年来的发展历程和主要进展作出梳理。正是基于对这一现状的敏锐自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回顾梳理了3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成长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逻辑，分疏概括了各学科研究的基础研究、学术热点、前沿问题、重大理论突破、学术争论等，深人反思了各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站在学科制高点上展望了今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路向和路径择取。也正是由于上述理论自觉，这套丛书没有严格地依据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学科界限筹划撰写，而是突出问题意识，凸显理论创新，不仅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国哲学、中国宗教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学、世界史研究、文学等重要学科，而且还包括改革开放30年之经济发展、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中国新闻传媒、中美关系30年等重要问题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深邃的历史反思意识和深入的学术梳理以及强烈的现实关切，站在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节点上。在这套丛书中，我们也愿意深刻地贯穿和呈现我们的学术理念，这就是：只有深刻地把握住时代与学术的相互映照、现实与理论的交织互动、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我们才有可能破译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长密码，找到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据以安身立命、薪火承传的思想家园。

第三，这套丛书的作者编者均为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学术带头人，研究阵容强大，使丛书能够达到较高的学术质量和学术水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意义重大，为了顺利圆满地完成这一重大课题研究，我们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科研院所约请相关专家共襄盛举。这些专家学者均是目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主要学科的著名学术带头人，学术视野宽阔，理论功底扎实，在哲学社会科学界享有良好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力。其中，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多位学者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荣誉学部委员。

受邀参与撰写的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这套丛书的选题意义和学术价值，高度重视课题研究和写作任务。在近两年的研究中，这些专家学者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从各个不同领域不同学术主题和写作方式，展现了30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宏伟历程和思想景观。我们有理由这样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这套丛书承载的是一部精粹的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这就是这套丛书的基本学术价值之所在。因此，在这套丛书付梓出版之际，我们谨对这些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

同时，我们还要十分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同志对编辑出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所给予的指导和帮助，他在百忙中欣然为丛书作序。衷心感谢院科研局李汉林局长、王正副局长等同志所给予的鼎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