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叙述了清末思想家、政治家冯桂芬生平活动及主要学术思想，尤其对采纳西学、劝行赋税、被诬舞弊、乞师援沪、借师助剿等事件进行了详细的剖析。书中更以极大篇幅论述了“百年不刊之论”——《校邠庐抗议》成书过程、版本演变情况，分析了该书的内容、特点及社会影响等。本书为我们研究“以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袭来时，能否从容面对，能否见贤思齐，又能否与时俱进”这一问题，提供了巨大的思考空间。

冯桂芬之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其意义不单单只是“求西学、思变法”的一脉相承，而在于其率先提出了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中西、古今矛盾的方法，即“惟善是从”。本书作者在文中论述，冯桂芬“惟善是从”的思想根基于中国文化中的见贤思齐、刚健有为的传统，是从中国文化本土生长出来的、可以导致中国文化与时俱进的极其宝贵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生动体现。

冯桂芬是中国由传统向近代转换时代具有开拓意义的、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他主要以中国文化为思想资源，以开放、开明、健康、自信的态度对待外来文化，力主在多方面向西方学习，以唯善是从消解变法中的古今中西矛盾。他较早地提出全面系统变法思想，比较理智地兼顾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他既具有世界眼光，又了解中国历史与现实，批评时弊多切中要害，变法主张多切实可行。他也是有诸多事功实绩的实行家。经他多年奔走呼吁，江南重赋问题终于得以舒缓。经他鼓吹和擘画，上海同文馆得以创办。冯桂芬的思想上接林、魏，下启康、梁，著作写成传抄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部分刊行于七十年代，完整刊刻于八十年代，讨论签注于九十年代，其影响则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从未间断。本书依据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冯桂芬的著作手稿、未刊文稿、科举制艺、往来书信，叙述了冯桂芬生平活动，对采纳西学、劝行均赋、被诬舞弊、乞师援沪、借师助剿等问题剖析尤细；着重介绍了冯桂芬代表作《校邠庐抗议》的成书过程、抄本流传、版本演变情况，分析了此书的内容、特点、社会影响和思想地位。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第一章 导论

一、务实的思想家

二、研究动态

三、资料说明

第二章 家乡·家世·家庭

一、姑苏城外：家乡与家世

二、商人家庭

第三章 科举路上

一、聪颖少年

二、正谊书院高才生

三、屡败屡战

四、高中榜眼

五、八股文高手

六、游幕生涯

第四章 “有官五品勿卑小”

一、供职翰林院

二、修盐法志

三、劝捐与团练

四、呼吁均赋

五、被劾舞弊

六、浩然有归耕之想

七、避乱隐居山中

第五章 上海：借师·乞师

一、避地上海

二、力主“借师助剿”

三、赴皖乞师谋士

第六章 倡导西学

一、“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

二、创办上海同文馆

第七章 致力减赋

一、苏松太重赋由来

二、减赋努力与成功

第八章 苏州：晚岁余辉

一、修废举坠

二、主纂《苏州府志》

三、死备哀荣

第九章 治学与为人

一、渊博学问

二、恬淡人生

第十章 《校邠庐抗议》：稿本、抄本与版本

 一、稿本与抄本

 二、断续问世

第十一章 变革思想：政治·军事·外交

一、政治变革思想

二、军事变革思想

三、改善外交：善驭夷和重专对

第十二章 变革思想：经济·社会·教育

一、经济改革设想

二、社会改良思想

三、教育改革思想

第十三章 “百世不刊之论”

一、时人评议

二、戊戌维新期间的签注

附 录

附录一：冯桂芬著作目录

附录二：《校邠庐抗议》版本目录

附录三：主要征引文献目录

附录四：冯桂芬年谱

附录五：入名索引

附录六：文献索引

后 记

考中进士是冯桂芬人生一大转折点：从此以后，他告别了青灯黄卷、三年一考、屡败屡战的科举煎熬生活，踏上了仕途。

中进士之后，冯桂芬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自唐朝始设，以后历代沿置，职能大同小异。清代翰林院掌修史、撰文，凡撰祝文、册文、宝文、祭文、碑文，纂修实录、圣训、本纪、玉牒等，或直接承办，或派员参与，南书房侍直、上书房教习、进士朝考、乡试、会试诸事，咸与其事。设掌院学士满、汉各一员为长官，由大学士、尚书等重臣兼领。下设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等职。下属机构有庶常馆、起居注馆、国史馆等。翰林院实际上是高级官员储备机构，翰林官皆出身于进士中年纪较轻、品次较高者，职务闲散，礼遇甚优，升迁较快。冯桂芬实际任职是在这年秋天。两个月后，为母亲庆祝七十大寿，冯桂芬告假南归。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冯桂芬奉父母赴京任职。此后几年中，他主要在京师任职。

道光二十三年八月，朝廷举办翰林院、詹事府大考，由道光皇帝亲自评定等第。冯桂芬诗赋列二等，奉旨“遇缺提奏”。不久，被命为癸卯科顺天乡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地在京师，天下瞩目。这是冯桂芬考中进士以后，第一次担任比较实际的官职。以前是人考他，现在是他考人，他工作得格外精心。这次乡试，得士十四人。

道光二十四年春天，何绍基等人在京集资于京师城西建顾亭林祠，并举行公祭，名流学者二十余人参加，包括苗夔、汤鹏、张穆、陈庆镛等，冯桂芬也参与其事。时有春禊、秋禊二图，同人多有赋诗。

同年，冯桂芬被任命为甲辰科广西乡试正考官。这年，以明年为皇太后七十寿辰，因此在秋天举行恩科乡试。冯桂芬奉命偕检讨、副主考官祁宿藻典试广西。他们六月初从京师出发，过通州，沿运河南下，日行夜宿，或水或陆，或舟或轿，八月初驰抵桂林。这次乡试，有二千四百多人参考，结果，得士四十五人，副榜九人。冯桂芬自称对于已荐未荐之卷，靡不披览，于制艺考其业，于诗律考其志，于策对验其识，务求因言观行，以文见人。其时，在广西做官的，有两广总督耆英，广西巡抚周之琦，布政使张祥河，按察使宝清等。

出差广西途中，冯桂芬顺道游览了祁阳浯溪。祁阳在湖南境内，湘江边上，为由衡阳进广西的必经之地。浯溪距祁阳五里，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地，唐代著名文学家元结任道州刺史时，在这里吟咏很多。冯桂芬第一次到那么远的地方做正考官，情绪很好，乘兴游览，并写了《游祁阳浯溪记》。记云：

湘水以西，石矶耸出江浒，壁立数仞，摩崖勒诗。渡石梁下为浯溪，水源出双井，甚清冽。环井三面为亭，西面高阜，隆然特起，怪石森列，俯瞰湘江，拱揖群山，境清而雄。

冯桂芬有感于石壁之上镌诗题名不可数计，而且今皆完好，安然无恙，然而试举其一二名字问游客那都是些什么人，大家则面面相觑，谁都不知道，他深有感慨地说：“士则贵自立而已，文章功业无所表见于世，而妄思附青云以自显，庸讵可得耶？”言词之间，流露出冯桂芬在文章功业方面要有一番作为的雄心壮志。

出差广西途中，有一件事情让冯桂芬永志难忘。冯桂芬路过湖南，一位在那里当官的江浙朋友，告诉他一件耒阳民众抗官的事情：道光二十三年，未阳人段拔萃因为两次到京师控告当地赋税，结果反被州政府以诬告罪关进监狱，耒阳乡人聚众劫狱，将段救走。自此，耒阳县民拒不纳赋税。州政府采取强硬措施，带兵强迫百姓缴纳赋税。但是，压力稍轻，人民复反，有诸生领头，倡众敛钱，造兵械，募乡勇，习战射，受词讼，筑险隘，俨然一个政府，自我管理，国家奈何不得。第二年五月二十七日，耒阳县城也被他们攻克。后来被州政府调官兵镇压。冯桂芬听说此事以后，觉得很不寻常，遂记载下来，题为《耒阳纪闻》。后来，文为江苏巡抚李星沅看见，李为湖南人，深知其地民情，他对冯桂芬说：所记与事实不符，“此事罪在官，不在民”，你们吴人那么温和驯良，州县尚且那么凶狠，你这么记载，心能平吗？他劝冯桂芬删除此文。冯桂芬转念一想，觉得李星沅说的完全在理，感到这些年来，积习已重，“官与民相诟，而官诬民尤甚”。冯桂芬深为自己轻信官言、不察实情而自责，所以，他把《耒阳纪闻》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而在文末记了自己思想变化的过程。

冯桂芬从广西回到京城已是冬天，去礼部复差后，仍回翰林院供职。

道光二十五年，冯桂芬任国史馆协修、教习庶吉士等，参与编纂《实录》。十月二十六日，母谢氏病逝于京邸。冯桂芬极度悲伤，哀毁骨立。翌年夏，乞假扶母榇由潞河南归，其父冯智懋同行。此后两年间，守制在籍。

P63-66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作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我们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实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二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点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象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耄耋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1990年10月7日

冯桂芬是晚清著名思想家，他眼光远大，内涵丰富，思辨深邃，很值得深入研究。我以前在研究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时，接触过他的政治变革思想；在研究晚清上海史时，接触过他的教育变革思想，涉猎过他在引进西学方面的贡献，了解到他在中外会防中的关键作用。先师陈旭麓先生对冯桂芬评价很高，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冯桂芬生平、思想做过相当多的拓荒工作。所有这些，都激发了我对冯桂芬的研究兴趣。

相当巧合的是，我所在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有冯桂芬著作草稿，非常珍贵，有十四册之多。所以，茅家琦老师推荐我承担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中的《冯桂芬评传》，我感到十分荣幸，也很有研究的冲动。

我深感惭愧的是，任务接下来以后，由于自己的懈怠，研究工作时断时续，完稿时间一拖再拖。这次非典肆虐期间，会议少了，杂务少了，总算有了一段可以集中精力清还旧账的时间。

本书得以写成，首先要感谢茅家琦老师热情推荐，蒋广学老师有效督促。蒋老师催稿极有艺术，每次电话中他那热情、爽朗的笑声，在我听来，都是“加油i加油！”的鞭策。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很多友人的帮助：苏州市木渎镇文化站的周菊坤先生，向我提供了冯氏族谱，我每次去木渎了解冯桂芬史迹，他都热情相助。他的著作《冯桂芬传》给我以许多启发。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冯凯博士，在冯桂芬研究方面下了很深的功夫，给我提供了许多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信息。傅德华、王国平、王建华、李嘉球、承载、周武、沈志明、马学强、马军、王敏、汪幼海、褚晓琦等学界同仁，或提供资料，或相与讨论，帮我释疑解惑。谨向上述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

熊月之

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2003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