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分歧在1979年已经产生
问：首先祝贺你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当下颁发这个奖无疑是代表一种肯定，肯定当年包括你在内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作出的理论贡献。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比较独特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有很多旧东西要改掉，新东西要建立起来，社会好像很明显地处于转型期。现在看起来，改革最初是有共识的，比如20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的共识好像很容易达成，是这样吗？
答：今天我们的确面临着重建改革共识的问题。为什么重建？就是因为今天没共识了，或者说缺乏共识。我觉得关于改革，全国意见最一致的时候其实是1976年“四五运动”的时候。大家都反对极左，体制内外呼声一致，高干子弟还起了引领作用，那个时候的共识是最全面的共识。
但如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讲的改革最初就是有分歧的。1978年时，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是要变革，可是已经表现出意见的不一致。这种分歧是改革目标和路径上的分歧，焦点在于先搞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先搞经济体制改革。1979年的西单“民主墙”为以后埋下了分歧的种子。比如，在争论是要“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时候，分歧就已经形成了。
从要求的内容上看，后来的“八九”没有比“七九”提出更新、更体系化的东西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八九”是“七九”分歧的扩大化。20世纪80年代初要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举国上下的共识。但先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先政治体制改革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当然，经济改革本身，市场搞多大，开放走多远，也是在分歧中不断推进的。
问：可能也是因为经过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这30年，中国社会已经非常贫穷。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要搞“四个现代化”，其实都是为了解决经济上的问题。既然最主要是为了解决经济的问题，最直接的就是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经济体制改革比较容易，要动政治体制还是比较复杂，会很困难。是这样吗？
答：我觉得还不单单是因为太复杂，太困难。这里存在路径选择的问题。我们可以回过来看北边的俄罗斯。俄罗斯可以说就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俄罗斯当年是世界超级大国之一(虽然是一个比较弱的超级大国)，而现在几乎沦为二流国家。而中国经过这30年改革开放，从一个落后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举足轻重的大国，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过去30年选择的改革路径，我认为是比较适合中国的。而假设中国选择了俄罗斯那条路，我相信中国的情况比俄罗斯还要差很多。原因在于中国的发展阶段比当时俄罗斯要落后非常多。俄罗斯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大多数人是城市人口，发展阶段也领先于中国。文化程度和受教育程度上，不要说当时，就是今天中国人也比俄罗斯要差很多。而当时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城市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城乡之间非常隔绝，权利严重不平等。另一方面，历史上中国是皇权专制和分裂割据相交替，总是分分合合又不停地改朝换代，这些都是俄罗斯没有的。就是到了今天，应该说对中国的知识界而言，俄罗斯也不是他们的理想模式。我想这一点是很多人都认同的。所以就连普京最近在回答网民提问“如果他是当年的戈尔巴乔夫，他会怎么做”时说，他会选择先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而不是先让国家瓦解混乱。
二、1979、1989年搞政治改革时机并不成熟
问：现在有的人说邓小平当时决定走这条路，其实是犯了错误的。他没有在他的个人威望足够高时搞政治体制改革，这是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你认同这个判断吗？
答：我认为这个判断不对，而且有两点不对。第一，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要先认识1979年时中国的社会基础。在那样一种普遍贫困，大部分人口是农民，利益极度单一化的情况下，贸然搞政治体制改革，其前途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要搞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这个社会要出现利益分化，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发育成熟，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制衡。不要把政治理想化。民主制度是什么？民主制度就是不同的利益集团在为自己的利益博弈。它首先承认大家都是自私的，承认人的贪婪，谁得了权都不想丢，然后才在相互之间的斗争中形成制衡。而1979年，利益还没有分化，市场经济还没有发育，城市化还没起步，中产阶层、商人群体都还没有产生，社会是很简单很脆弱的，受大半个世纪激进的革命思潮影响，人们的新诉求仍然非常理想化。而只有在一个成熟社会才有文明博弈的可能。我觉得如果那个时候贸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可能会陷入循环清算的恶斗。假如在1979年，中国选择政治体制改革而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完成从落后的穷国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跨越，不可能在这30年间初步实现中国几百年来的振兴和强国梦。所以我认为邓小平当年选择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并以此逐渐带动其他改革是正确的选择。
第二点不对是这种说法对邓小平当年的个人力量存在着误判。事实上，他们高估了邓小平在当时的力量。邓小平一个人改变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不要说政治改革，即使是当时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颇费周折。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是在党内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某种程度上比当时的所有经济学家都要彻底。经济学家提到这个词还遮遮掩掩，邓小平跟外国人谈话直接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可是，他说了又能怎么样呢？当时党内包括高层的思想并不统一。他必须在当时体制内的各种势力中权衡并且做出妥协，同时他自己也必须掂量改革的风险。对于邓小平而言，改革最根本的目的是使这个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市场是为了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服务的。所以不能为了达到市场经济的理想信条而不顾一切，必须考虑到决策层的压力，也必须考虑到社会风险。
那么当时的改革有多大的阻力呢？举一个例子，比如最初的农村改革。现在倒回去看，所谓的农村改革不过是还给农民土地让他们自己管理经营，而且还仅仅是短期承包。但仅仅是这样的要求，在党内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很多老同志对于联产承包责任制很有意见。由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才使得党内反对改革的声音没有那么强硬。对沿海的改革开放也是如此，当时党内高层很多人持保留意见。1984年得以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进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付出了巨大努力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说“这次这些文件写了一些新话，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这话前几年提不出来，提出来也通不过”(大意)。这就充分说明，即使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要时机成熟才能产生，才能被党内接受，所以邓小平才说改革是走一步看一步，摸石头过河。后来他还有一句著名的话是，证券市场也可以试，不行关了就是了。可见他自己也是与时俱进，不是一开始就清楚自己要什么。但他明白自己不要什么，所以他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知道中国人要的是富裕。所以他不说“专制或威权不是社会主义”，那样他自己就得先把权交出去，后面国家演变成什么样他也管不了，那不是他想要的。
我个人觉得“八九”是“七九”矛盾的放大和重复。以致后来邓小平要争取到党内各方面的元老才能够稳定局面。他自己在市场经济上的公开提法也出现了倒退，开始谈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这当然也是妥协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那种说邓小平没有在起初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个人犯错误的说法并不成立。第一，种种客观因素告诉我们在当时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见得就是正确的选择，我个人也认为邓小平选择经济体制改革是选对了；第二，就政治体制改革的难度而言，不要高估邓小平的个人力量。一个有能力的人，当他与这个体系融为一体时，就会如鱼得水，显得异常强大。但他一旦脱离这个体系，无论位置再高，一旦被行政体系甩出去，也什么都不是。中国这几千年遗留下来的庞大的专制与官僚制度之强大，凭个人的能力很难得到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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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这本书本来不是我的近期计划。说起来这要感谢东方出版社的编辑。他们关注到我近年来的研究，诚恳来函表示愿意将这些文字编辑出版。出版社的许剑秋先生、徐玲女士还专程来访，表示会尊重我的选题和想法。我这些年来确实一直在做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体制的转型研究，虽然并无任何外部压力，但由于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挑战性题目接踵而至，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又都有限，往往是自己设定的一个课题压一个课题，几乎没有喘息的空间，故总是想把手中紧迫的题目做完告一段落，得闲再去整理成书。这样，出书的事情就年复一年地拖下来了。这次为出版社的诚意所动，回过头来一整理，发现能成书的文字确有不少。因此还要再次向东方出版社的编辑致谢，让我克服出书之惰性，方能有本书以及其他后续几本书的出版问世。
本书文章主要选人我这几年来关于中国社会整体改革和转型的一些研究，其中许多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的范围，但它确实反映了我个人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若干独立的思考。结尾部分选录了1988年我与张学军、罗小朋共同署名的《中国改革十年：反思与前景》部分，这不仅是因为这个报告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我们在改革30年之际又合作再写了同名文章，更是想让读者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理解中国社会整体转型的思想发展和脉络有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其中关于社会主义传统模式下的职权经济如何向重建产权的市场经济转变的整套分析框架，今天仍然不时被人使用。因此，我要感谢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合作的何家成、张学军、罗小朋、边勇壮等学友，他们的灵感和我们讨论辩论的火花给了我太多的思想营养。
我还要特别感谢妻子铁凝，正是她扶老携幼、主持家政，才使我能全身心地埋头于研究工作之中。而我们工作之余的愉悦交流从来都是我最好的滋补身体和心灵的鸡汤。
我自知要驾驭中国整体改革和现代化转型这样的大题目，一己之能力深有不逮。但是，就如许多他人的思想启发和刺激了我的思考一样，如果本书能够为关注这个题目的读者也提供一些启示，我的努力也就得到了回报。
2012年7月30日凌晨于北京
代序 我们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符号
一、时代符号
二、只做“机制设计”一件事
前言 中国改革向何处去
一、经济改革的焦点在土地制度和国企改革
二、社会改革需要解决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和建立对权力的制约
三、政治改革的焦点不是主义或意识形态之争，而是主义与利益之争
四、改革的动力与空间
五、改革新征程的选项和路径
第一部分 政治改革
第一章 改革的基础与共识的可能
一、改革分歧在1979年已经产生
二、1979、1989年搞政治改革的时机并不成熟
三、中国的主体国有资产并没有被瓜分
四、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到了讨论和起步的时候
五、重建改革共识
六、政治体制改革不在于目标模式，而在于明确方向
七、民主的学习和训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八、改革符合党的长远利益
九、平等权利是政治改革的基础
十、不同人群的改革诉求不尽相同
十一、建立朝野共识比推动左右共识更加重要
十二、“我对改革持乐观态度”
第二章 党的建设与党的改革
一、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
二、从党的生命看党的组织建设的改革
三、从腐败问题看党政不分的干部管理制度的改革
四、从改革开放看党的思想建设的改革
第三章 微博议政
一、民主与选举
二、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
三、反腐败
四、动车事件
五、国企改革
第二部分 整体转型
第四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回顾、反思与前景
一、回顾中国奇迹的真正原因
二、反思中国道路的实质与挑战
三、前景中国改革的三个阶段
第五章 中国改革下一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
一、新中国成立头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应对
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主要矛盾演变
三、今后30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与挑战
四、以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改革为旗帜突破发展瓶颈
第六章 可以有但还没有的中国模式
一、目前中国模式尚未形成
二、中国模式需理清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
三、对中国模式的共识与分歧
四、中国尚未陷入权贵资本主义模式
第七章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
一、改革的锐气正在丧失
二、政府的边界不能简单画线
三、房地产问题的根子还是在制度安排失当
四、个税改革不能扩大收入差距
五、中国的希望在于民族的整体理性
第三部分 方法路径
第八章 改革必须凝聚共识
一、如何评价市场经济与价格改革
二、认识改革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改革
三、改革的成果、失误和偏差
四、经济学与经济学家的责任
第九章 改革需要整体配套
一、改革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经济行动
二、改革呼唤明确目标与总体规划
第十章 双轨制改革战略不应放弃
一、双轨战略是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双轨制的历史使命和现实意义
附录 中国改革十年：反思和前景反思
一、在表象背后
二、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三、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上)：传统模式中权利体系的构造
四、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下)：改革面临的危机前景
后记
我们只是扮演了一个时代符号
就像是历史与现代的“混搭”，这是一张会勾起你记忆的微面孔。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实行的“价格双轨制”帮助中国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华生等人的贡献在今天再次得到肯定，华生也是“国有资产管理系统”的始作俑者以及“股权分置改革”的推手。
这已被决策层采纳的三大建议，赋予华生“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同时，他还是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和当年被逼下海后成功的企业家。但对于这些身份，他一概淡化、抹去。
他轻描淡写道：“当时去经商很偶然，不具普遍性，我的本业还是经济学研究。”
好比开微博时间不过半年多，却成为中国微面孔之一，华生说，他挺意外。他坦言，微博平台有被放大与扭曲之嫌，但也许能推动体制改革大门的开启。
一、时代符号
“为什么选上我？我的微龄不过大半年而已。”华生说。他很喜欢《中国微面孔》的创意，却有些惶恐——怀疑自己“织围脖”的时间太短，恐入围资格不够。
微博上，他这样写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挑战和精彩：就像27年前莫干山会议时，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今天我们的政治体制还是自上而下的行政任命制。一个社会怎样从这里向自下而上的代表制和选举制过渡？这就和当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一样，是个艰巨的挑战，从而也更需要今天时代的智慧。”
答案已经滑到嘴边。华生试图通过微博传达他的思考，唤起共鸣，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已经足够了，这些积极向上的因子，正是促动中国经济社会前行的因素和力量。与此同时，总编辑约访函中“不在意粉丝量是否最多，而在意改变的促动者”之说法，亦给了他接受采访的理由。他被政府采纳的三大改革建议，无疑一一烙上了时代印记。
某种意义上，经济学家的价值既在于其理论的影响力，也在于其推进社会前行发挥的动力。
华生回忆说，27年前的双轨制理论并非完美无缺，但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提供了改革路径，且没有引起社会震动。另外，20世纪80年代，提出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即国企按照国有资产的道路改革，包括今天国资委体系的构建最初都源自华生的建议。“那时，是当面向领导汇报建议，而股权分置改革的推动，是靠写文章，最终影响决策层。，’
实际上，2011年11月26日，因“价格双轨制理论”获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的华生在获奖之后，便在微博上解释，看重此奖，因其首次由经济学界自己组织民主投票产生。中国太多知识分子的问题是，他们向权势者争民主，但只要有自己的小领地，就不民主且独断专行。中国民主道路艰难之处正在此。
华生在微博上表示，价格双轨制实行的1985～1992年间，中国还没富豪和私营企业，当年的“官倒”基本是公有制企业，他们把计划内倒成计划外，从而瓦解和转化了计划经济，使从来被视为最难的价改无险过关。推动庞大中国转型并非靠激进口号，而是要引入激励兼容又不可逆的过渡机制。今天政治体制改革正需设计这样的机制。
不过，一位网友回应称，说当时价格无险过关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价格改革自有其风险，这就是1988年失败了的价格闯关。这也是导致1989年大震荡的重要原因。
华生回复这位网友说，闯关恰好是反对双轨制的产物，当时想抛弃渐进过渡，毕其功于一役，结果闯失败了，才又退回到双轨过渡。但那时失败的深刻教训几乎还没有被总结。不难看出，上述微语言透露出华生的中国观察与担忧，其举一反三的思索亦可见一斑。
这位被称为中国最有钱的经济学家，但又自嘲是最懒的企业家的人物一再强调：“价格双轨制真正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几个人只是正好在那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时代的符号。”而获奖者中除华生、何家成、蒋跃、高梁、张少杰这个团队，田源、张维迎也是主要贡献人。
二、只做“机制设计"一件事
伊始，华生比较排斥微博，他害怕太过零碎，反而打搅了思路与思考，影响学术研究。
那是在2011年三四月间，微博相关负责人登门拜访，希望华生能够“开博”。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华生开始通过微博表述自己的想法，而且很快就有网友的反馈，这激发了华生的兴致。
“以前，想法不成熟时，总是自己独立思考或与周围的朋友讨论，深思熟虑形成文章之后才会抛出来；现在，有了与网友的互动，可以从不同角度与层面去看待问题，”华生说，“一方面不要怕别人反对，作为学者不能随波逐流，另一方面，既然多数人有不同观点，亦帮助自己反思观点。这样在写文章时更加全面，更有针对性。”
就像个人所得税问题上，多数人反对华生的观点，这促使他更加深入地去思考，在形成文章之前，视角更为丰富。
在华生的办公桌上就摆着几组已经成稿的文章，诸如《土地财政的歧路与土地权利的症结》等。华生说，他会通过一定方式向决策层递交思考成熟的报告。换言之，直接或间接影响舆论和决策层，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
“当前关于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争论并未抓住问题本质。”华生认为，“现在矛盾和冲突的焦点不在农地农用，而在农地非农用的权利归属，这就是过去长期被忽略的土地开发权问题。”
不知是个性使然，还是曾经进出中南海的经历所致，参与和见证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华生看问题的角度有些与众不同。现在的他重拾旧日激情，做经济、政治和社会转型研究。
华生说，客观地讲，政治体制改革，言论民意缺乏渠道，其表达愿望被抑制，正如“议事机构不议事，遂使微博成名”，从此意义上，微博作用被放大了，亦呈现出扭曲的表现形式。
不过，既然微博已成为影响社会的强大力量，像保障房政策的完善等就不乏其推动，但因其局限性，微博难免有些扭曲，那么，“如果用好微博，反过来又可以推动体制改革大门的打开。”华生说。
准备做转型研究的华生还发现，近来媒体上谈调结构全是在讲发展新兴产业。他认为理解有偏差。通过微博，他直言，新兴产业是企业家和市场的事。城乡二元结构，贫富悬殊结构，这些是中国今天最大的结构失衡。而且市场调不了，正是政府职责所在。搞错了调结构的内容和方向，恐怕是多年来谈调结构，结构却越来越失衡的原因。
其实，“不管是价格双轨制，还是建立国有资产管理系统，或股权分置改革的建议，我只做一件事——机制设计，接下来要做的转型研究也不例外。”华生说。他解释，指责、抱怨政府乃至社会的人不少，但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给出可行性方案才有价值。光知道道路的曲折和有幸福的彼岸不够，还需要找到抵达的路径才行。
新的政经周期，中国改革向何处去？在《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中，华生从产权、民权、政权三者关系的历史纵深出发，以改革亲历者的身份，回顾、反思了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在此基础上，《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作者华生，指出改革下一步，应重拾求真务实的改革开放精神，继续坚持双轨战略，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并就党的建设、土地制度、城乡统筹等关乎改革成败的核心问题，给出了具体的思路与方案。
《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作者华生，是影响我国经济改革进程的三项重要变革，即价格双轨制、资产经营责任制、股权分置改革的提出者和推动者，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首批“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等学界最高荣誉。本书是华生“中国改革系列”的开篇之作，主要包括华生对中国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反思、对现状的理性判断以及改革下一步，如何以社会改革带动全面改革的路径设计。华生的文章，处处彰显他的睿智、雄辩、务实与理性，正如媒体对其评价：“不是坐而论道的经济学家”。
28年前，华生因力主价格双轨制改革而一举成名，中国历史轨迹由此而变。今天，这本凝聚华生心血的《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所讲的不仅是经济改革，而是包括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在内的改革全局；不仅直陈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困境，而且明确指出改革的动力与路径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