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龙之介,别号柳川隆之介、澄江堂主人等,是日本小说家。自幼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精通中国古典诗词与文章,具有较高的中文修养。1913年入东京大学就读英文系,阅读西方名著,接触西方文化,成为学贯东西的人才。一生创作小说148篇,题材以历史居多,《罗生门》为其代表之作,其中有十余篇取材于中国《聊斋志异》、《剪灯新话》等书,并赋予其全新的意义。由于体质孱弱,神经敏感,1927于家中服药自杀,享年35岁。
《中国游记》是其游历中国之后所写,书中以自其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各处的风景名胜、风俗习惯进行了描绘,其中夹杂着自己对当时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见解,笔触间还涉及了当时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
1921年3月至7月,芥川龙之介来到新旧文化交替之际的中国进行采访,先后游历了上海、苏杭、北京、天津等地。这位深爱着中国文化的日本作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对各处的风景名胜、风俗习惯进行了描绘,其中夹杂着自己对当时中国之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见解,笔触间还涉及了当时中日之间的紧张局势。在华其间,他拜见了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等文化名人,展现给大家一幅日本学者眼中的中国学者形象。《中国游记》作者对于当时中国积贫积弱之现状及国民麻木丑陋之面貌的刻画入木三分,犀利之文锋堪与鲁迅媲美。
《中国游记》共分为上海游记、江南游记等几部分内容。
从巴黎咖啡厅出来以后,在宽阔的马路上已经看不到几个人了,掏出怀表一看,才十一点。在大都会中,上海属于睡得格外早的。那些令人畏惧的黄包车夫却依旧在来回走动地拉着客人。我想他们看见我们后,肯定会上来搭话。所幸在白天我已经向村田君学了一句中文:“不要”。“不要”自然是用不着的意思。所以,每次我看见黄包车夫的时候,就像念咒语一样地连忙喊到。“不要,不要”。从我嘴里蹦出的“不要”这两个字,是我学会的第一句中文,很值得纪念。我欣然地将它们抛向黄包车夫,此中的乐趣,是那些没有学过外语之人所无法体会得到的。
我们在马路上静静地走着;皮鞋的咯吱声还在天空中回响着。时而有出现在马路两边那三四层高的砖瓦房挡住夜空闪耀的繁星;时而有路灯照到当铺的白墙上,突显出那刺眼的粗大繁体“当”字;再往前走,是人行道路边挂着的一块写有“某某女医生”字样的牌子;还有一个地方,在油漆已经慢慢剥落的墙上,贴着南洋烟草公司的广告牌子。我们走了很久,也没有走到我们要去的宾馆。可能是刚才喝的洋酒在作怪,此时我们觉得口渴得要命。
“嗨,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们喝点儿东西啊。我快要渴死了。”
“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咖啡店,你就再忍耐一会儿吧。”
五分钟以后,我们两个人已经坐在咖啡店的桌子边,享用冰凉可El的饮料了。
这家咖啡店,比起刚才的那个巴黎咖啡馆,档次好像低了很多。在桃红色的墙边,一位梳着寸头的中国少年坐在一架很大很漂亮的钢琴面前,弹奏着悦耳的乐曲。咖啡店正中央,三四名英国水兵和几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跳着舞蹈。在入口处的玻璃门旁边,一个卖花的老太太,在听了我喊出的“不要,不要”之后,怅然若失地看着水兵们跳舞。此时的我仿佛在欣赏着一幅海报上的大图画,这幅图的名字,不用说,自然叫——“上海”。
突然,门外一下拥进来五六个水兵模样的人,各个都喝得醉醺醺的,他们用力将大门推开,门口那位老人挽在手臂上的花篮被打翻在地。这些醉鬼们哪里会去管这位倒霉的老太婆,先进来的人早就和同伴们一起疯狂地跳起舞来。老人一边嘟嘟哝哝地嘀咕着什么,一边弯着腰捡那些散落在地板上的玫瑰。还未来得及将花全部捡起,后面人的大皮靴又从那些美丽的玫瑰花上踏过去。
“我们走吧。”琼斯站起身子,像躲避瘟疫一样快速离开。我也随即站起来走向门口,看着我们脚下散落着的一片片玫瑰花,我不禁想起了法国讽刺画家杜米埃的一幅画。
“人生啊人生!”我不禁感叹道。琼斯边向老人的篮子里扔硬币,边回过头对我说:“人生怎么了?”
我们走出咖啡店门口的时候,几个还在等客的黄包车夫争先恐后地从各个方向飞奔过来。对于黄包车,我自然会说“不要”。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跟随在黄包车夫之后还有一个累赘——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卖花的老太婆已来到了我们身边。她一边嘴里说着什么,一边像乞丐一样向我们伸着手。这位已经从我们这拿走了一枚硬币的老太婆,看来还想让我们再次慷慨解囊。我不禁对那一朵朵玫瑰花动了恻隐之心,那些漂亮的鲜花竟然在这样一个贪得无厌的老太婆手中被卖出。上海给我的第一印象,当然不仅仅是这个厚脸皮的老太婆和白天的马车车夫,但颇感遗憾的是,这些事确实影响了我对中国的最初印象。
在到达上海后的第二天我就病倒了,第三天我就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我得的好像是“干性肋膜炎”。我们计划的很多行程大概不得不因此被耽搁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中难免会有一些忐忑。我随即给大阪总社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我现在的状况。没过多久,总社的薄田先生就给我回了电报,叫我好好休养。收到薄田先生的电报,我先是觉得暂时松了一口气,但一考虑到《中国游记》的写作任务,又坐立不安起来。因为刚到中国就先住一两个月的院,等于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如此一来报社也会很为难的。
然而使我深感欣慰的是,在上海,我除了有村田君和友住君这些新闻社的同事外,还有琼斯和西村贞吉这些学生时代的朋友。这些朋友,虽然都工作繁忙,但也会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探望我。除此之外,还经常会有一些不相识的人送来鲜花水果之类的礼物,他们也许是冲着我“作家”这点儿虚名而来的。有一次我发现,罐头、饼干这些慰问品在我的枕边排成了长队,以至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置了,我只好请朋友们把它们带走。在我生病住院期间,无论是送我罐头、饼干那些不相识的朋友,还是帮我处理罐头、饼干那些熟识的朋友,都无一例外地让我备受感动。有几位我当时结识的朋友,还成为了我后来的莫逆之交。其中一位就是诗人四十起君,另一位是石黑政吉君,还有一位是上海东方通讯社的波多博君。P11-13
《中国游记》是一本充分体现我新闻记者才能的产物,这种才能既是上天的恩赐,也是天降的灾难。我接到大阪“每日新闻”社的任务,在从大正十年(1921)三月下旬到同年七月上旬的一百二十多天里,游历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回到日本以后,便开始执笔《上海游记》和《江南游记》,每天一节连载在《每日新闻》上。后来,接在《江南游记》之后的《长江游记》也是一样,每天一节的连载,只是没有写完而已。《北京日记抄》则不是按每天一节的进度完成的,这一章总共用了两天时间。《杂信一束》大致是抄录了旅途中记在明信片上的句子。从上述的几篇新闻通讯中,大家可以窥见我所具有的那种新闻记者的才能。那才能曾如电光——至少是舞台灯光——一般地闪耀过。
大正十四年(1925)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