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蒂利编著的这本《为什么（中文修订版）》辨析了一个重要却鲜为研究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理由的给定。更为重要的是，它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微观社会互动如何促成宏观社会结构。

本书适合对社会和生活有观察、有思索的人，社会学爱好者，自我修养的读者、学者阅读。

查尔斯·蒂利编著的《为什么（中文修订版）》是一本关于我们所给定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如何给定的书。它考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给出的理由如何取决于社会关系，并反过来构建社会关系。本书以简易平实的风格探讨了人们如何通过不同的理由来确认、建立、协商、修复或终止与他人的关系。

代译序：《为什么？》的理由

作者序

第一章 为什么给理由？

第二章 惯例

第三章 故事

第四章 准则

第五章 专业表述

第六章 调和理由

参考文献

索引

布鲁瓦亚尔的书几乎彻底遗落在我的传记书架上，我这期间写了一本自己的书——和疾病无关，而是一部社会运动史——以此在淋巴癌治疗期间专注于生命与希望(Tilly 2004a)。我把它称为自己的癌症书。现在，淋巴瘤似乎已从我身体里消失，但顽固的、隐形的、转移性的前列腺癌细胞仍在体内某个没有前列腺的角落隐藏。现在重读布鲁瓦亚尔，我体会到了更强烈的喜悦、痛苦与慰藉，还有一丝内疚：他已不在人世，我却活了下来。在我经过疾病历练的眼中，布鲁瓦亚尔的故事是向死而生所激发的创造力巅峰。

从我的阴郁故事回到本章要点。故事具有社会职能。它们不仅帮助解释了令人困惑、出人意料、跌宕起伏、疑云密布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而且有助于确立、重新界定或挑战社会关系。故事的修辞元素——它总是将言者和听者联系起来——足以展现这一点。但故事对既有社会模式的依赖，对给予者和接收者关系的记号解读，以及它们在某些场合对自尊心的重大影响，更表明了这一点。不妨再举最后一个例子。为了写一本关于1980年代美国中产阶级下向流动(downward mobility)的书，人类学家兼社会学家凯瑟琳·纽曼对一百五十多位曾经的富人做了深度访谈，了解他们从丰衣足食到濒临贫困的历程。

在这本书的开篇，纽曼讲述了戴维·帕特森的故事（第一章曾提到过他），后者是一位不久前从加州调动到纽约的电子行业管理者。在遭受重创的公司关闭了他所领导的部门后，他也丢掉了自己的工作和就业前景。帕特森损失惨重：他在费城的一个蓝领工人云集的贫民窟长大，是家中第一个上大学的人，一直是全家人的骄傲和自豪，拥有一套大房子和两辆豪华轿车，老婆和两个孩子过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现在，他无法找到一份工作。

通过几个不同的故事，纽曼描述了帕特森的经历。在仍希望能找到一个新的管理职位时，他坚持一套说法：生意就是生意，市场逻辑是无情的，自己公司的问题是在一个不稳定的行业中必须承担的代价。但他的故事最终转变了侧重点：

但在连续数月工作无着落、心情郁闷和战战兢兢之后，个人问题的经济解释开始退居一旁。戴维现在满脑子都在想：我到底哪里不对？为什么没有人给我打电话？我做错了什么？他经常连续几个小时趴在桌子上，反复用手摩擦额头，终日吞云吐雾，审视自己的深层性格，纠结究竞是这个还是那个性格缺陷导致了自己的失败。人们能看出他的急躁吗？人们在街上对他避而不见，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他的绝望吗？他是否由于心情急切而冒犯了潜在的雇主？打击接踵而至，答案也变为“一定是我做错了什么”。计算机产业和国民经济的有起有落被彻底忘却。戴维的性格走上前台，成为他失败的罪魁祸首。(Newman 1988：6-7)

别人的故事让我再次想起自己的经历。我父亲来自一个贫穷的德国移民家庭，高中还没读完，他的父亲就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拖拉机厂因工伤致残，他于是不得不退学养家。在从事底层工作的同时，父亲上了夜校，拿到了高中毕业文凭，继续学习会计，并来之不易地得到了一份低层白领工作。当大萧条在1929年爆发时，他是芝加哥一家大型照相机公司的助理信贷经理——迥异于戴维·帕特森的部门领导职位，但比他跛脚的农民兼工人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要富裕得多。随着公司裁员，父亲没多久就丢了工作。

我在几年之后才开始有清晰的记忆。但大萧条使我父亲——从而全家老小——长期工作无着，临时或兼职工作数不胜数，且多次变动住所，包括一次全家寄居在外公的地下室里。（我外公在1920年代和五个女儿及第二任妻子移民自因罢工而陷入瘫痪的威尔士煤矿，幸运地在经济崩盘之际保住了芝加哥地区阿华田工厂高级机械师的职位。我们在大萧条期间喝了不少阿华田。）

穷困、挫折和屈辱延伸到了孩子身上——总共五个子女——我们穿着缝缝补补的衣服，吃着政府补助的玉米糊，采摘蒲公英当沙拉吃，争抢任何能找到的兼职工作。我们五兄妹从来没有戴维·帕特森那种对市场理性的信任，但也没有像他那样彻底转向，把一切都归罪于自己。在意志坚定的父母的影响下，我们给自己讲了一个正派家庭遭遇艰难时世的故事。然而，我们同样要借助于故事来安排我们的生活，以及我们与其他生活的关系。

故事是一个伟大的人类发明，在自己的领域——社会关系的安排——可以和犁在农业中的地位相提并论。和犁一样，故事无需太费力就可以深人挖掘。从本质上看，故事无法让纯粹主义者(purists)满意：它们将复杂的生活浓缩成简单的情节，因果关系也被大大简化。它们强调普通生活的戏剧性、悲剧性、道德性、不道德性、胜利与挫折。尽管比惯例含有更多的实质性内容，故事对准则和专业表述不屑一顾，以至于准则和专业表述的职业给定者经常要把信息转换为故事。当大多数人认真对待理由时，这些理由是以故事的形式讲述的。

P88-90

人们为什么对自己做过的事、别人对他们做过的事或世上发生的事给出他们所给的理由？你对这个问题有过困惑吗？我有过，于是写了这本书。这本书的写作让我暂时中断了对革命和民主化等宏观政治过程的毕生分析。我主要出于两个考虑。

首先，我关注媒体、学生和社会科学界同行对复杂社会现象的解释已久，在此过程中产生了一个困惑：他们为什么几乎无一例外地侧重于少数关键行动者的决策制定过程，而忽略了意料之外的后果、增量效应以及社会互动的持续、微妙的协商过程。个人经历和对社会过程的专业研究都使我相信，人们很少分毫不差地实现他们自觉设定的目标，事情的进展经常出乎他们的预想。那么，人们对社会过程的描述和解释为什么几乎总是强调有意而为之呢？

其次，在我看来，大多数社会过程都类似于一场针锋相对的对话，而不是独白或象棋大师对棋局方案的构想，但很少有人接受我这一哀怨的主张。原因可能在于我的分析对象过于宏大。也可能我没有对如何使人理解和接受某种描述或解释做出周全的考虑。不管明智与否，我决定以一本书来接受这双重挑战。现在它要接受你的检验了。

理由的给定是一种社会活动，从而不同的社会情境需要不同的有效理由，这并不是我的发现。在本书中，我明确借鉴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诗学和修辞学思想。如果这是一部学术专著的话，我肯定会将自己的论点追溯至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乔治·赫伯特·米德(Teorge Herbert Mead)的美国实用主义。在这一谱系中，著名评论家暨哲学家肯尼思·伯克(Kenneth Burke)坚持认为，形容动因(motives)的词语描述的实则为场合(situations)，而非内在状态(inward states)。颇为无厘头的是，伯克甚至表示，这一主张同样适用于狗的身上：“一只光鲜的乡村梗犬具有迥异于肥胖的、娇惯的、暴食的城市贵宾犬的动因词汇表(vocabulary of motives)，后者的冒险活动仅限于糖果和硬路面上的散步”(Burke 1989：127)。在不同的场合中，不同种类的狗表现出不一样的理由。

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对伯克所说的“动因词汇表”进行了讨论，阐明了它的社会性，并明确指出杜威对自己的影响。以一种比他对美国生活方式和国家政策的言辞激烈、影响深远的批判生硬得多的语气，米尔斯指出：

对动因的归咎和承认通常涉及：第一，有语言的物种的（外露）方案的社会行为，意即参照他人言行的方案与行动；第二，对动因的承认和归咎伴随着被称为“问题”的言语形式。问题背后的场合通常涉及不一样或意料之外的方案或行动，后者在分析层面上表示“危机”。问题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往往会引出另一场言语行动，而非运动反应(motor response)。问题是对话的一个元素。(Mills 1963：440)在这段佶屈聱牙的话中（以及同文后一部分），米尔斯基本上将对动xj因的承认与归因等同于理由的给定。他几乎是在说，这种承认和归因永远具有正当化、理性化和修补的社会职能。

除了有时会提到亚里士多德，本书对理论细节几乎只字不提，也没有考察它们的谱系，或纠结于我和其他理论家的异同之处。关于惯例的一章确实提到了观察人微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ring Goffman)的相近研究。另一个做了手脚的地方是，我在出现难点的地方悄悄引用了学术作品，包括我自己的研究。这样做是为了帮助那些有志于进一步钻研的学生以及想了解这些思想从何而来的专家。但我并不是要展示自己如何推进了已有的研究，对理解理由的给定做出了什么贡献，而是想帮助读者认识到理由在他们每时每刻所面临的社会场合中扮演什么角色。本书的宗旨不在于推进同一领域的相关研究。如果看完它的读者对自己和别人就“为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有了更透彻的认识，至少是不一样的认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安德鲁·阿博特(Andrew Abbott)、阿龙·西库雷尔(Aaron Cicourel)、林恩·伊登(Lynn Eden)、莫娜·古巴什(Mona El-Ghobashy)、杰克·卡茨(Jack Katz)、道格拉斯·米切尔(Douglas Mitchell)、凯瑟琳·纽曼(Katherine Newman)、戴维·罗斯曼(David Rothman)、罗伯特·考特尼·史密斯(Robert Courtney Smith)、劳拉·蒂利(Laura Tilly)、薇薇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以及两位匿名审稿人向我提出了不可或缺的意见、信息、建议和鼓励。在严刑拷打般的审稿过程中，蒂姆·沙利文(Tim Sullivan)对本书出版的热情大大振奋了我的精神。乔恩·芒克(Jon Munk)的文字加工是眼明手快的绝好体现。第一章的早期版本曾以“理由”(Reasons Why)为题载于《社会学理论》(Sociological Theory 22[20041，445-455)；重印于本书的相关内容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授权。

查尔斯·蒂利

本书辨析了一个重要却鲜为研究的现象：日常生活中理由的给定。更为重要的是，它令人信服地阐明了微观社会互动如何促成宏观社会结构。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书作者蒂利，以研究宏观历史变迁闻名于世，本书却显示出他洞悉微观的功力。

——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蒂利是过去20－30年间最有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

——唐世平（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

人是行动常常需要理由的动物——作者不仅提出了这一精彩的命题，并且做了出色的解答。

——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一本好的社会学著作，不仅应该做到于无声处听惊雷，在琐屑的生活细节中见微知著，而且应该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情不自禁地借助作者的方法去检验生活和理解社会，产生“原来如此”的恍然大悟感，乃至“何必当初”的痛彻心扉感。显然，蒂利的这本小书完美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周濂《上海书评》

各个阶层的人，也许需要把蒂利的书好好读一读，不管是谁，在自己问“为什么”或者回答别人“为什么”的时候，时时带有对社会效果的体察。或许这样一来，“多问几个为什么”的过程，也是让我们的社会变得更能相互理解、更加融洽的过程。

——刘淄川《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