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慈禧晚年生活，披露晚清政治风云，诠释宫廷生存法则！

《太后与我：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经典插图珍藏版）》的作者为清朝高级官吏裕庚的女儿德龄公主（1904年她被慈禧太后晋封为郡主），她写作此书是因为她有着特殊的经历。裕庚，满族正白旗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最进步的政府官员之一。

在这部书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女人——慈禧太后的所有规矩、习俗以及她宫廷中所特有的气氛，都以一位满族妇女亲聆目见的亲切性，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作者德龄公主为清朝高级官吏裕庚的女儿，20世纪初，她随家人归国，成为慈禧太后的第一宫廷命妇。《太后与我：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经典插图珍藏版）》是她在清宫生活的再现。

作者通过与慈禧太后两年的朝夕相处，对其服饰装扮、饮食起居、言行举止、兴趣爱好、习性品格和内心世界有着深度了解。在本书中她向我们展现了一个真实全面、有血有肉的慈禧太后。

《太后与我：德龄公主清宫回忆录（经典插图珍藏版）》还记录了宫廷的规矩与习俗、晚清的政治风云，对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冲突、光绪皇帝的真实处境、太监与宫女的生存状态也有所披露，极富阅读性，亦具历史价值。

前言

第一章 引子

第二章 初入颐和园

第三章 在颐和园里观戏

第四章 和太后共进午餐

第五章 陪太后接见外宾

第六章 做第一宫廷命妇

第七章 宫中琐事

第八章 宫廷命妇

第九章 光绪皇帝

第十章 皇后

第十一章 满族新衣

第十二章 太后与美国公使夫人

第十三章 太后的画像

第十四章 皇帝的生日

第十五章 中秋节

第十六章 颐和园

第十七章 太和殿

第十八章 春节

第十九章 西苑

第二十章 尾声

1903年1月2日，我的父亲和母亲，即裕庚和裕庚太太，带着全家，在一大群随从人员的陪同下到达上海。随行人员中除了第一秘书、第二秘书及其家属、仆人外，还有海军和陆军武官、其他官员及其家属和仆人等，总共五十五个人。我们是在父亲结束了他在法国的四年大使任期后，乘坐S.S.安南号远洋轮船从巴黎回到上海的。我们到达的那天，一点儿也说不上喜悦，因为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要让那么多的人离船上岸并安置好住宿的地方，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更别说还有那么多的大包小包等等数不清的行李了。从以往的经验，我们知道，旅行过程中，那些公使官员们或仆人们是一点儿也靠不住的，所以，对所有人与物的照管都不得不落到了我母亲的身上，而我母亲以她的行为也表明了她无疑是处理这一类事务的天才人选。

我们从远洋轮上下来，换乘一艘小游艇，在法租界外的码头上下了船，上海道台（上海最高长官）、上海地方长官和其他的官员都身着官服，来到码头迎接。道台告诉我父亲，说他已经安排了天后宫作为我们在上海的下榻之处。但我父亲拒绝了这一安排，说他已经从香港打了电话，在法租界的殖民旅馆订好了房间。1895年，我父亲被任命为驻日本的公使时，我们曾路过上海，可没少吃这个寺院的苦头，现在可不想再品尝第二次了。这个建筑很古老了，年久失修，很不方便。它最风光的时候无疑是美丽的，但现在只能任其颓败。按照官方的规矩，地方官理应为路过的朝廷命官安排好住的、吃的，拒绝他们的好意当然是不合适的，但我父亲一向很独立，礼貌地拒绝了所有的帮助和提议。

最后我们终于安全地到达殖民旅馆了。一到那儿，我父亲就发现有两封朝廷来的电报早就在那儿等着他了。这两封电报命令我父亲马上进京。当时天津港已经冻住了，从这条路进北京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我父亲当时已是重病之躯，事实上，他基本是在医生的监管之下，所以，另外一条唯一可行的路径，即从秦皇岛进京，这也是不可能的，这条路太长、太累了，超过了我父亲身体的承受能力。鉴于这些情况，我父亲向京城里打了一个电话，请求等渤海湾解冻之后再启程，届时，我们将乘上海发往天津的第一艘火轮到京。

我们是在2月22日那天离开上海的，26日到达天津。按照规矩，天津的道台和众多官员也到码头迎接，与我们到上海时的情形一样。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礼仪，是所有回国的官员都必须履行的。一到达中国大陆，当地政府就应安排这些回国的朝廷命官与当地的总督或最高朝廷官员一起请圣安（即拜祭和平之神）。这种活动道台是不能做的，因为他们等级还不够。所以，我们一到达，袁世凯就派了一个官员来与我父亲商量举行这一仪式的时间和地点，他当时是驻天津的直隶省总督。这个仪式是很堂皇的。当一切安排好之后，我父亲和袁世凯便全套礼服披挂，他们穿一件绣有龙纹的长袍，外罩红黑色七分长的马褂，挂一串朝珠（琥珀的），头上是一顶插有孔雀翎的帽子，上面是红色珊瑚顶子，前呼后拥地去到万寿宫——这个宫殿是专为进行这类仪式而修建的。此时那儿已经聚集了许多下级官员专门迎候着。这个宫殿的后半部分有一张很长很窄的桌子，上面搁着皇帝和皇后的牌位，上面写着：“万岁，万岁，万万岁！”总督，这会儿可以说是袁世凯，和其他官员先行到达。袁世凯站在桌子的左侧，其他人员则从前桌角开始，依次往后，站成两行。过了一会儿，我父亲到了，他直接跪在桌子中央，说：“啊哈，请圣安！”做完这个仪式后，我父亲马上站起来，恭问皇上和太后身体是否安康。袁世凯回答：太后、皇上圣体安康。仪式便到此结束了。

我们在天津待了三天，于29号回到北京。经过这一路劳顿，我父亲的身体更差了，于是，他请了四个月的病假，这一请求被太后照准了。当时，我们家赴巴黎之前新修成的漂亮公寓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中被烧毁了——这一事件使我们家遭受了将近十多万两银子的损失，回来后，我们只好租了一所中国式的房子搬了进去。我们原来的老房子也并不全是新的，当时我们买下那块地方时，上面就有一座非常不错的中式宅院，它是一位爵爷的宫殿，我们仅做了部分的改造，就把它变成了一所非常漂亮的、带有西式风格的园子。老房子上所有美丽的硬木雕刻都利用在了这所新房子上。我这里之所以说是“西式风格”的，是指我们根本就没有全部拆毁原来的中式老房子，只是做了一些局部的修改，如将门啦、窗子呀、过道呀、装饰呀等等改了改，一所中国屋子就可以变得带有些洋味了，而房子的整个布局、庭院等等仍保留着中国原有的风格。我们这所房子像所有北京的中国宅邸一样，是那种蔓延的庭院式的，里面回回环环、曲曲折折，占了差不多十来公顷地。我们在离开北京去巴黎之前，刚刚完成对它的装修，搬进去住了不过四天，然后它就被烧毁了。失掉这样一所好房子对于我们全家来说是一桩伤心事，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功夫来修整它、装饰它，钱和时间都是可观的。然而，中国的朝廷命官一生中要遭遇很多的风险与损失，而这不过是许多需要他们忍受的人生考验中的一件。

北京大户人家的宅邸大都修得很开阔，占地甚广，我们的老房子也是这么个格局。它里面分有十六个小院落，房子都只有一层楼高，总共有一百七十五个房间。它们形成了一种四边形的格局，面对着院子，而院子则对整体起着一种协调补充的作用。这样安排整所住宅，你不用走出家门，仅通过廊道，就可以从一地走到另一地了。这些廊道都修在房间前面，用玻璃封闭起来了。读者们可能会奇怪，这么多的房子我们家用得过来吗？然而，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家是一个大家庭，有许许多多的随从，如秘书呀、中文书记呀、信使呀、仆人呀、马夫呀、小侍童呀等等，这么多的人用掉这么些房子还不是很困难的事。

我们家的这所宅邸环绕整座房子的花园是按中国式格局布置的。园中开挖了一些小小的湖泊，湖里放养着金鱼，湖中盛开着美丽的莲花。湖与湖之间用桥连接，湖的四围有轻拂漫扬的垂柳。湖边陆地上是穿梭往来的小径，小径两旁则是一些造型别致的花圃，花圃里生长着各式各样的鲜花。1899年我们启程前往巴黎的时候，正是六月，花园里到处姹紫嫣红，树木也青翠欲滴，这一片风景真是谁见了谁爱。

现在我们在北京没有了自己的家，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所以，还在天津的时候，我父亲就打电话给他的一个朋友，要他帮忙找一个住处。费了一些周折之后，房子终于找着了，说是一处名宅，后来我们发现那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那是义和团起义被中外势力联合镇压之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外国代表团签订条约的地方，也是他撒手人寰的所在。我们是李鸿章死后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家，因为中国人很迷信，他们害怕在那儿居住，会遇到鬼之类的什么东西。我们很快地将自己安顿好了。虽然在我们决定搬进去住时，许多要好的朋友都劝告我们不要搬进去住，会出事的，但是在我们居住期间，根本没有发生过任何闹鬼的事。当然，鉴于我们已经在战火中失去了自己的家，我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害怕是情有可原的。

房子烧毁使我家蒙受了不小的损失，而这损失我们从没有得到过补偿，因为我父亲作为朝廷的命官，除了要承受丢官卸职的风险外，如果还想将所受到的钱财方面的损失补偿回去，结局将会是很坏的。所以，一个朝廷官员一旦服务于他的国家，就不能考虑他本人或他的家庭，在这之中所遭受的任何个人损失都要毫无怨言地承受。

P3-5

——德龄公主简介

本书的作者为清朝高级官吏裕庚的女儿德龄公主（1904年她被慈禧太后晋封为郡主），她写作此书是因为她有着特殊的经历。裕庚，满族正白旗人，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称得上是最进步的政府官员之一。裕庚很小就进了军队，曾参加过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和中法战争。1895年，他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担任一个副职，战后又以公使身份出使日本，1898年回国，任总理衙门（全名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外交部）总理一职。1899年，他被任命为驻法公使前往法国，在这一职位上待了四年。在此期间，中国政府极端保守和反动，裕庚不遗余力地致力于中国的改革事业。他帮助确立了邮政服务在中国现代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却在对税制进行改革、对军队和海军进行现代化改造时遭遇了失败，这些活动都太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了。他于1905年去世。

裕庚的进步思想还表现在他对子女的教育上。众所周知，他让自己的女儿们接受了外国教育，这在当时的满族官员中几乎是前所未闻的，因此遭到了一些人的弹劾，说他倾向外国、拥护革命。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却步，他让自己的孩子在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早期教育，后来又让女儿们前往法国，进修女学院学习。本书的作者德龄公主就是在那里完成学业并从那儿进入社会的。回到中国后，德龄成了慈禧太后的第一宫廷命妇，这本书就是以她在此期间的经历写成的。她的这一身份使她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使她能够对这位统治了中国将近半个世纪的举世皆知的女人做出独特的观察与评价，因而使我们得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到这位近代中国最不平凡的女性。

后来，她因父亲病重而离开皇宫，到上海服侍生命垂危的父亲，期间，与一位美国人塔多斯·C·怀特订婚，从而结束了她与清宫的所有职责和关系。她于1907年5月21日与怀特结婚。由于与宫中的朋友们在骤然之间失掉了联系，她只好满足于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文字，这部回忆录，就是在这一情形下的产物。在这部书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最著名的女人——慈禧太后的所有规矩、习俗以及她宫廷中所特有的气氛，都以一位满族妇女亲聆目见的亲切性，一一展现在我们面前。

托马斯·F·米拉德

1911年7月24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