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铃铃”二字的，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树下有白藓的石上，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迷漠的望着。在那眼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毕竟来了，铃铃期待的。
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人梦，穿着燕翅色的衣衫？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在她远嫁的前夕？
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仍是盛开时的红艳，仍带着春天的香气。
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
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读了碑上的名字，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说了温柔的“再会”才分别。
以后他的影子就踯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
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和她的性情，她的喜好，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她最爱着什么颜色的衣衫，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羞涩的低下头去。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
铃铃的侣伴们更会告诉他，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
“她会不会喜欢我？”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
“喜欢你。”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她似乎没有朋友？”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
“是的，除了我们。”
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这女郎。
“我有没有这样的荣幸，和你说几句话？”
他知道她羞涩的低垂的眼光是说着允许。
他们就并肩沿着小溪散步下去。他向她说他是多大的年龄就离开这儿，这儿是她的乡土也是他的乡土。向她说他到过许多地方，听过许多地方的风雨。向她说江南与河水一样平的堤岸，北国四季都是风吹着沙土。向她说骆驼的铃声，槐花的清芬，红墙黄瓦的宫阙，最后说：
“我们的乡土却这样美丽。”
“是的，这样美丽。”他听见轻声的回语。
“完全是崭新的发见。我不曾梦过这小小的地方有这多的宝藏，不尽的惊异，不尽的欢喜。我真有点儿骄傲这是我的乡土。——但要请求你很大的谅恕，我从前竟没有认识你。”
他看见她羞涩的头低下去。
他们散步到黄昏的深处，散步到夜的阴影里。夜是怎样一个荒唐的絮语的梦呵，但对这一双初认识的男女还是谨慎的劝告他们别去。
他们伸出告别的手来，他们温情的手约了明天的会晤。
有时，他们散步倦了，坐在石上休憩。
“给我讲一个故事，要比黄昏讲得更好。”
他就讲着《小女人鱼》的故事。讲着那最年青，最美丽的人鱼公主怎样爱上那王子，怎样忍受着痛苦，变成一个哑女到人世去。当他讲到王子和别的女子结婚的那夜，她竟如巫妇所预言的变成了浮沫，铃铃感动得伏到他怀里。
有时，她望着他的眼睛问：
“你在外面爱没有爱过谁？” “爱过……”他俯下吻她，怕她因为这两字生气。
“说。”
“但没有谁爱过我。我都只在心里偷偷的爱着。”
“谁呢？”
“一个穿白衫的玉立亭亭的；一个秋天里穿浅绿色的夹外衣的；一个在夏天的绿杨下穿红杏色的单衫的。”
“是怎样的女郎？”
“穿白衫的有你的身材；穿绿衫的有你的头发；穿红杏衫的有你的眼睛。”说完了，又俯下吻她。P3-6
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何其芳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位；他的作品，产量不丰，但是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何其芳，1912年2月出生于四川省万县的一个地主家庭。6岁入私塾，接受枯燥刻板的传统教育。14岁，怀着对新环境的渴慕，开始入县城读书。在万县一中，他接触新文学，阅读冰心，也阅读泰戈尔和安徒生。后来学校闹风潮，因遭到牵连而被开除。再后，又进重庆治平中学和上海中国公学，在此期间，广泛涉猎了中外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1931年，进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他本抱着了解欧洲文化的愿望而来，却不知教授的讲课竟如塾师一样乏味。然而，这个“偶然的错误”，却为他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安静的、充满着寂寞的欢欣的文学小天地，使他终日沉醉、留连于自己的白日梦里。他写诗，写散文，写一种“遗弃了人群而又感到被人群所遗弃的悲哀”。这些散文，便是后来成集的《画梦录》。
1935年北大毕业后，先后在天津、莱阳当中学教员。这时，他找到了“精神上的新大陆”，自觉“再也不能继续做着一些美丽温柔的梦，而且安静地用心地描画他们”，决心“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在莱阳任教期间，曾返四川一次，作《回乡杂记》。抗战开始后，回家乡县城教书，后到成都，自费创办刊物《工作》，开始写作并发表杂文。
1938年8月，与沙汀一起动身前往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随贺龙部队到晋西北前线和冀中根据地，从事宣传工作。1939年，返回延安，担任鲁艺文学系主任。在延安时期，他写作大量杂文和报告文学，后来收入《星火集》中。1944年春和1945年秋，曾两度派往重庆，担任《新华日报》副社长和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开展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这时，他积极从事文艺批评，还写了不少杂文，杂文便成了《星火集》的续篇。1947年春撤回延安，同年10月，在西柏坡中央工委工作，以后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北京马列学院当教员。1953年2月调至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工作；研究所后改属中国科学院，即长期担任所长，并主编《文学评论》。1977年7月，病故于北京。
早期，何其芳有意通过《画梦录》的创作，在散文艺术领域中自创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他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部门中，散文的生长不能说很荒芜，很孱弱，但除去那些说理的，讽刺的，或者说偏重智慧的之外，抒情的多半流入身边杂事的叙述和感伤的个人遭遇的告白。我愿意以微薄的努力来证明每篇散文应该是一种独立的创作，不是一段未完成的小说，也不是一首短诗的放大。”《画梦录》中的每一篇，都是一座“小小的建筑”。他从来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中去寻找它的形体，对于文字，迷恋的却是意义之外的一些色彩，一些图案，一些镜花水月的东西。在散文中，他总是试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是叙述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传递着某种哲思的情感的波动，努力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的确，这些梦中的篇什太精致了，他自己后来则不太满意于其中过分的雕饰，神秘和晦涩。但是，应该承认，作者的散文语言是极富于表现力的，何况这种近于唯美主义的倾向，也未曾掩饰那真实存在着的旧时代一个少年人的矛盾和苦闷，被压抑的深深的热情。
《回乡杂记》时代是作者散文创作的一个转折阶段，或者可以说是过渡阶段。结束大学生活以后，他从“美丽的辽远的梦”中回到了现实的土地。正如他所说，“我从流散着污秽与腐臭的都市走到乡下，旷野和清洁的空气和鞭子一样打在我身上的事实使我长得强壮起来，我再也不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或者墙壁做梦。现在我最关心的是人间的事情”；“我的情感粗起来了”。在《回乡杂记》中，他记录着平常人的故事，真实的故事。但是，看得出来，他仍然是带着怀旧的忧郁的眼光看着身边的这一切的；在语言上，写法上，虽然开始走向朴实、洁净、自然，却也着意保留了不少属于个人情调的东西。
到了延安以后，他的散文才出现了彻底的变化。如果说他没有因为“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而抛弃“梦”的话，那么，现今的梦，已经是“从那种比较特殊的，少数人才会有的梦渐渐地变得接近了大多数的中国人的梦”了。于是，他一边“做着关于未来的黄金的梦”，一边生活着，工作着，歌唱着。《我歌唱延安》是散文创作的一个新的起点。他说，“呼吸着这里的空气我只感到快活……我就像生活在我那种想象里了。”快乐是他所真切感受到的延安生活的基调，自然也就构成了他的散文创作的基调。他尽情地赞美延安的人，延安的“翻天覆地的大变动”。他写了许多报告文学，这些文字，可以看作为他在新时期的散文的扩演。与前期迥异者，全都不事雕琢，平实无华。
50年代，当他为自己的《散文选集》作序时写道：“一个人的生命过去了很多，工作的成绩却很少，这已经足够不快活的事情了；但更使我抑郁的还是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我的所谓散文或杂文却好像在艺术上并没有什么进步，而且有时甚至还有些退步的样子。”他认为，“应该作的不是隐瞒这种事实和感情，而是给它们以恰当的解释，并从其中得到可以得出的教训。”
这种对于艺术的永不满足的追求，是令人感动的。
至于面对作者本人提出的“这样一个事实”，如何作出“恰当的解释”，则当然地成了文学史家的有意味的课题。
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何其芳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位。早期，他有意在散文艺术领域中自创一种独立的抒情文体，试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是叙述一个可以引起许多想象的小故事，有时是一阵传递着某种哲思的情感的波动，努力追求着“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其后的创作，则从“美丽的辽远的梦”中回到现实的土地，更直面人生，文风也趋于朴实、洁净、自然。《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精选何其芳散文小品近五十篇。
《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何其芳，我国著名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红学”理论家。他的作品虽产量不丰，但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及艺术价值，文字创造出一种“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近乎唯美主义倾向。
在中国现代散文作家中，何其芳是最具个人特色的一位；他的作品，产量不丰，但是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梦中道路(何其芳散文)》精选何其芳散文小品近五十篇。
